第四节 1853年到1856年的战局
一、太平军东战场的战局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占领南京以后，军事攻势并没有停顿下来。3月31日罗大纲、吴如孝等率军占领镇江，4月1日李开芳、林凤翔、曾立昌率军占领扬州。太平军正在乘胜东进的时候，清方的钦差大臣向荣率军三万余从上游追踪而至，扎营于天京东南钟山至七桥瓮一线，称为江南大营，并分遣提督邓绍良驻营镇江城外，接着另一钦差大臣琦善也进驻扬州城外，称为江北大营。江南大营的任务是攻打天京、镇江，保护清朝粮赋所出的苏常杭湖地区，截断太平军的东进道路；江北大营的任务是攻打扬州，屏蔽苏北皖北，截断太平军的北上道路。这两个大营是当时清王朝与太平军对抗的主力。
太平军鉴于清军主力集中东线，于是就利用清方攻复天京和屏蔽东南的迫切心理，在东线收缩兵力，坚守天京和镇江、扬州三城，以牵制清军主力。另外于5月间分遣李开芳、林凤翔、吉文元率两万人北伐，赖汉英、曾天养率两万人西征。太平军在东线的守势依靠着两个优越的条件：第一是掌握着长江水面的绝对优势，清军虽然阻塞了天京、镇江和扬州三城之间的陆路交通，但太平军在长江上往来自如，不仅三城之间可以相互救援，而且可和上游的西征军相互策应，采取守势的太平军毫无兵单粮竭的顾虑；第二是天京、镇江、扬州，城大墙坚，很难进攻，就像向荣所说：“攻城之法，城小可以合围，城大只宜声东击西，乘其不备。至于低有地道，高有云梯，或束藁以填壕沟，或囊沙以作阶级，此其大较也。今则九十六里之城，合围既力有不逮，其余各法，自五月以来，先后屡用，虽有小获，终未能破城大创。”[1]
清军面对着守城太平军这两个优越条件，简直是束手无策。而更主要的是清军本身有几个难以克服的困难：
第一是军纪腐败，士气不振，特别是江北大营，更是丑声四布。倪在田称江北大营“皆文吏，无将策，日夕招募，厚食以致之（勇一人月食逾五金有奇），乃皆枭、教、痞、丐、盗、贼、无赖，不足用（彼且曰：‘吾辈月饷几六金，层递剥吸，月得才二百余钱，乌能死战乎？’）……官军衄后，惟轰大炮，按操期，捕间谍，应故事”，“军士屯壁者再岁矣，嗜鸦片，饰边幅，战气益失，而勇丁猥集，横杀私斗，错不可问”[2]。江南大营的名声也不见得好多少，像马寿龄《金陵城外新乐府三十首》，完全是讽刺江南大营的，其中所举大营兵将们的行为，栽花、种树、叠石、养鸟、蓄犬、抽鸦片、玩古董、看春宫、狎娈童、做买卖、聚赌、抢劫、烧房、佞佛作斋、抢粮、械斗，竟是无所不为。其中吸鸦片一首是“小兵草草灯一盏，对眠吐纳语声软；大帅岩岩灯两碗，左左右右免展转。吸烟未了又熬烟，烟鬼满营烟满天，翻羡贼人法令严，手乍持枪头已悬”[3]。这种纪律腐败的军队当然不可能打败太平军。
第二个困难是粮饷的供应不足，因为太平天国发展规模极广大，被太平天国占领的地区，清朝是无法收税的，而且清朝处处设防，时时增兵，军需本已浩大，加上将领的克扣，尽管清朝铸大钱、抽厘金、开捐输，拼命搜刮，也填塞不了这个无底洞。试看向荣的奏折，1853年秋说：“维时已交十月，各营官兵纷纷请饷……当此攻剿吃紧之际，又届冬令严寒，该兵勇等食薄衣单，断难枵腹从事，臣等焦灼万状，实无筹办之法”[4]；1853年底奏：“兵丁有一百余人……辄到臣营盘请领口粮银两，并以食物昂贵，备诉饥寒情状……并闻尚有兵丁在粮台索领，臣等恐其滋闹生事，当饬粮台将所存饷银，尽数提至大营合凑支放，将十月上半月兵勇口粮发给，其各营官弁盐粮，仍行停止”[5]；1854年秋称：“刻下事机紧急，兵饷已两月未放，又无款可支，万一贼复窜突，安能使枵腹兵勇，戮力戎行”[6]。情况简直像是在天天过年关，加上将领们贪污克饷、分配不均，哗饷兵变的事经常发生，所以马寿龄的“抢粮台”诗说：“异乡瘠、同乡肥，粮饷不发难忍饥。轮囷白镪束高阁，戟手入夺缠腰归。红巾众虏不独食，作贼犹解无偏私。淑人君子正四国，可曾读过’鸠诗。”
第三个困难是由于江南大营的战略任务是既要攻打天京，又要保障苏、常，这样就产生了合兵和分兵的矛盾。为了攻打天京，就要求集中兵力于天京城下，但当太平军分兵四出，威胁苏、常，江南大营也就不得不分兵去堵御，太平军往往作一个佯攻姿态，就要累得清军奔走几百里。
太平军就是利用这种条件，以少数兵力坚守三城，牵制了清方十万兵力。清朝看到自己主力部队被拖住的情况，当然也万分焦急，咸丰帝一再催促，甚至对向荣说：“若能迅克金陵，则汝功最大，前罪都无，若仍吃紧时巧为尝试，则汝之罪难宽，朕必杀汝，懔之。”[7]当向荣要求江北兵会攻天京，咸丰回答他：“一派铺张，并非真能得手。汝自广西追贼至江南，徒费多兵，未见有寸尺之功，尚何面目拨江北之兵，断不准行。汝必要江北兵，可将汝首送来。”[8]可怜向荣碰尽了这个青年暴君的大钉子，还是无法攻破天京。特别是1853年秋后上海小刀会起义，北战场和西战场的形势紧张，南北两大营的军队陆续调往上海、庐州、江西、河北、徐州、芜湖、东坝，兵力更少。镇江邓绍良又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混在天京内做内应奸细的张继庚也被太平军查获杀死，攻破天京的指望更渺茫了。太平军却趁机更收缩兵力，主动放弃扬州，改守与镇江隔江对峙的瓜洲，而把从扬州撤出的军队作为北伐援军，支援在北战场受挫的李开芳等。
一直到1854年夏，向荣把唯一希望指靠在广东红单船上，这是向荣在1853年奏调的船只，经过一年多才磨磨蹭蹭地调进长江。这种船只据说“大者可安炮三十余位，小者亦可安炮二十位，左右船头，三面轮放，周流不息”[9]。红单船虽然使太平军水上交通受到一些威胁，但并不能真正解除向荣的窘境，因为红单船一共只调来50艘，船身笨重，驾驶不灵，太平天国则拥有一万条小船，统率红单船的总兵吴全美“每次禀报，总以两梁山贼船过多为虑”。向荣命令他上驶太平，以断太平军粮道，吴全美“亦不禀请示遵，遽即带船折回浦口，经臣专弁严行檄斥，始以待解粮饷子药为词，继又以帆缆霉脆，应须更换，为推延之计”[10]。所以，一直到1855年，太平军坚守天京、镇江、瓜洲，仍然是屹立不摇。
1855年，天京的形势才开始有些紧张起来。因为一方面上海小刀会起义被镇压，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的大军从上海抽调到镇江；另一方面，曾国藩的水师出境作战，在1854年底的田家镇一役，太平军水师损失大半，水上的优势开始易手。太平军屡次欲从太平、高淳出东坝，援救镇江，兼向苏常挺进，均被清军击退。这时镇江、瓜洲太平军所受压力最大，有合围被歼的危险，天京以南的雨花台要塞亦失守，太平、芜湖处在剧烈的争夺中，镇江、瓜洲、天京的水陆交通都已断绝。1856年2月太平军调动了西战场的军队，由燕王秦日纲率领冬官丞相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春官丞相涂镇兴、夏官副丞相陈仕章、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等出天京，东援镇江，清军吉尔杭阿和提督余万清、张国梁于龙潭、下蜀、高资间连营三十里，激战十余日。一身是胆的青年将领陈玉成坐小舟舍死冲破层层阻拦的清军炮船，进入被困的镇江城内。4月1日陈玉成又与镇江的吴如孝军合力冲出镇江城，东西夹击，冲破清军的阻挡而与李秀成等会师，立即由镇江渡江，4月3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攻围困瓜洲的江北大营。首先是驻在运河以西的“诸屯毕溃，炮械旗帐遗脱万计，托明阿夜以数十骑走（按：钦差大臣琦善已于1854年死，托明阿继其任）”[11]。接着，太平军又“攻河以东垒，金绶（指江北大营帮办大臣陈金绶）大溃，走沙头。以（指江北大营帮办大臣雷以）渡霍家河走杭家集仙女庙，所部勇卒列伍肩枪走殆尽”[12]。江北大营一败涂地，太平军乘胜再克扬州，连下仪征、江浦，进逼六合。向荣急忙派遣张国梁渡江援救六合。太平军于5月底仍折回瓜洲，渡江扑攻吉尔杭阿大营，大战于高资，张国梁回救不及，吉尔杭阿被困自杀，清军营“七八十座，军中无主自乱，不战自走”[13]，太平军得胜返京。
当太平军攻破江北大营之际，主持西线军事的翼王石达开已得知东线的紧张形势，率三万人回援天京，5月初军锋直指皖南，6月初进克大胜关、秣陵关、溧水等地，江南大营处于被包围形势中。6 月17日，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会合石达开、张遂谋、曾锦谦攻打紫金山、七桥瓮的江南大营，激战四昼夜，江南大营溃败，向荣退驻丹阳，又气又急，一命呜呼，由和春继任钦差大臣。太平军本来可以乘胜击溃江南大营的残余部队，可惜由于武昌军事形势紧张，石达开赴援武昌，加以内部矛盾尖锐化，韦昌辉等密谋刺杀杨秀清，因此没有能利用胜利形势，进占苏、常，而让江南大营有了死灰复燃的机会。
二、上海和福建的小刀会起义
应该指出：太平军的斗争不是孤立无援的，当它定都南京以后，从四面八方掀起了许多人民起义，这些人民起义显然是受太平军的影响和鼓舞而发动起来的，而当这些人民起义发动起来以后，它们又从各个方面配合和支持着太平军的革命斗争。
离太平军东战场不远的上海就发生了坚持18个月之久的小刀会起义。
上海自从开辟为通商口岸以后，19世纪50年代初，已经成为商务发达、人口众多的城市，居民之中除上海的土著之外，以广东、福建、宁波人为最多。据说当时“粤人之旅居上海者有八万、闽人五万”[14]，这些人大多是“居无恒产”的手工业工人、水手，或是“出无执业”的裁遣兵勇和流氓分子。这些城市中的贫苦人民为了对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患难时团结互助，组成了秘密团体，有青巾会、编钱会、鸟党、百龙党、小刀会等，其中以小刀会的势力为最大。
当太平军起义后，清朝命令各地方办理团练，小刀会群众纷纷参加上海团勇，巧妙地利用了团练的形式来取得合法活动的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1853年9月初，以周立春为首的青浦人民，在抗粮号召下攻克了嘉定，小刀会和周立春取得联系后，随即于9月8日孔子诞辰举行祀典的时候发动起义，杀死上海知县袁祖德，捉获上海道台吴健彰（后来吴在两个美国流氓的保护下逃入租界）。没有几天，小刀会分军四出，攻克宝山、南汇、川沙、青浦等地，参加的群众将近两万人。
小刀会起义军保持着良好的纪律，起义发动之后，“驰按街市，使各安业，禁抢夺及奸淫”[15]，“中下户一无缠绕，城门出进无难”[16]，除杀死一个知县以外，只杀了一个守北门的人，其他一无所伤。其领袖刘丽川以“大明国统理正教招讨大元帅”的名义发布安民告示，并向太平天国报告起义经过，请求“早命差官莅任”[17]。
小刀会起义之后，清朝就令江苏巡抚许乃钊率领从江南大营调拨来的军队向小刀会进攻。9月底，宝山、南汇、川沙、青浦、嘉定相继被清军夺占，小刀会被困于上海一城。
小刀会在上海外围的战斗虽然失利，但在保卫上海城的战斗中表现了坚韧不拔的英勇精神。10月初，清军大举扑攻上海城，被小刀会击退，清军的攻势从此受挫；又派奸细入城诱降，小刀会杀死奸细，表示与清朝决不妥协。从1854年2月到5月，清军又重新部署兵力，展开进攻，烧毁附郭民房，挖掘地道轰城，在小刀会的反击下清军仍旧不能取胜。由于战事不利，江苏巡抚许乃钊被撤职，吉尔杭阿接替了他的职务。
小刀会坚守上海城将近一年，危机开始发生了。一方面，小刀会内部发生分化，广东帮和福建帮彼此不和，外国侵略分子晏玛太很早就说：“粤闽两帮人各怀妒心，意见不同，内部将有纠纷发生”[18]。不幸这种纠纷果然发展起来，1854年7月小刀会的福建帮领袖林阿福率部出走，接着参加小刀会起义的一些商人也动摇了，如李少卿、谢应龙、徐紫珊等都投降了清军。
小刀会起义的另一个危机是来自外国侵略者的公开干涉。当小刀会初起时，外国侵略者虚伪地装出“中立”姿态，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分子罗孝全欺骗刘丽川：太平军奉基督教为军律，并表示自己“愿意照样施教于其部下之广东人”[19]，这分明是要牵住小刀会的鼻子跟自己走，刘丽川委婉地拒绝了这个要求。当小刀会被困在上海城内，外国侵略者看到干涉的时机已到，便撕毁“中立”面具而露出狰狞的面貌。首先是法国领事爱棠（Eden）荒谬地要求小刀会撤离上海，接着法、英、美三国公使和吉尔杭阿等商妥，在上海城和租界之间，筑造围墙，以切断小刀会的给养。小刀会为自卫计，也在城外开掘一条壕沟。法国方面却说这条壕沟威胁了法租界，“不由分说，立雇工人百名，挑土填平壕沟，并调武装，保护工人做工”[20]，由此双方冲突起来，法国侵略军二百余人竟无理地攀登城墙，攻击小刀会，小刀会毫不示弱地给以还击，“当场有法军十三人阵亡，另有三十余人受伤”[21]。从此法国军队调动了许多军舰大炮配合清军作战，英国、美国也和法国采取一致行动，帮助清朝。
小刀会陷入了困守无援的境地，城中粮食、弹药日见缺少，“罗雀掘鼠及草根，悉无所得，不得已取死骸食之”[22]。这时太平天国的西征、北伐战事也在紧张关头，没有力量来援救上海。1855年2月16日，清军和法国干涉军联合攻破上海城，刘丽川等牺牲，小刀会的残部在潘金珠率领下转战到达天京，参加了太平军，坚持18个月之久的上海小刀会起义结束。
外国侵略者在镇压小刀会起义中充当了刽子手，清朝统治者自然要给以优厚的酬谢。首先是当小刀会起义时，上海的海关被焚，上海道吴健彰逃入租界，企图在黄浦江边照旧设卡收关税，外国侵略分子却想趁火打劫，把上海改为不收进出口税的自由港，禁止清官吏收税。经过长期交涉，清朝政府急于获得税收，以充军费，便不惜引狼入室，允许外国侵略势力参加管理上海的海关。1854年6月，英、美、法三国领事和吴健彰签订关于上海江海关组织的协定，其中最重要的规定是：“引用外邦人才于海关，由关道选择任用，授予权柄，以行使其职权”。从此殖民地式的海关管理制度开始实行，英、美、法各推委员一人主持上海海关税收，后因各委员离职，英国侵略分子李泰国（H﹒N﹒Lay）担任海关税务司，大权归于英国侵略者手中。
外国侵略者除了乘机窃夺上海海关管理权之外，又于1854年7月间非法地公布地皮新章程，在租界内设立自治的市政机关——工部局，严重地侵犯中国的主权，永久占领租界内的土地。这个地皮新章程经过英、法、美三国领事签字后，根本没有和清朝政府商议，就通知上海道照章办理。接着，完全由外国侵略分子组成的工部局董事会成立起来，设立巡捕房，向中国居民征税，租界内中国居民的民、刑诉讼，也全由工部局处理，租界从此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王国”。
除了上海以外，福建也有小刀会的大规模起义，起义时间为1853年5月，比上海约早半年。
福建的会党组织本来就很活跃，其中以同安县黄得美、黄位所领导的小刀会和永春县林俊所领导的红钱会，实力最为强大。1853年，福建大批兵勇外调去对付太平军，内部空虚，小刀会和红钱会趁机而起。5月13日，黄得美、黄位率领两千人占领海澄，击毙漳州兵备道文秀、总兵曹三祝，连克石码、长泰、漳州、厦门、同安、安溪、漳浦、云霄。同时林俊也揭竿而起，攻克德化、永春、大田、尤溪等城市。此外台湾也有会众起义，围攻嘉义。几天之内，使得“山河变色、全闽震动”。
统治阶级手忙脚乱，赶紧动员当地的地主阶级，组织团练武装。一面又从广东调来红单船和潮勇，起用世袭壮烈伯李廷钰（李长庚之子）指挥战事。经过两个多月的部署，清军展开反攻，用水师进攻厦门。起义军声势虽然不小，但是他们内部不能够很好地团结，而且领导者缺乏远见。当时有一个名叫洪甲的人向黄位建议，一是“速采大木，赶造船只，以资水战”；二是太平军“已据有东南诸省，宜亟遣使赉表，遥结声援……乞一旅之劲，由浙温处袭闽”；三是“粮糈之供，毋取乎巷捐户派，倾李林二姓（两个大地主）家资，足经年食矣”[23]。这三个建议不失为当前最急要之策，可惜黄位不听，反而“唾其面逐之”。黄位自己不举不动，给清军腾出了准备反攻的时间，正不啻是坐以待毙。
清军从1853年7月底反攻厦门，起义军奋勇抵抗，激战两个多月，至10月中旬，厦门城内地主阶级开城做内应，厦门失守。黄得美退至龙溪，被团练俘获；黄位退到海上，仍坚持海上斗争五年之久，至1858年被镇压。
当厦门被陷，红钱会领袖林俊仍率领部众在闽南山区与清军相周旋，曾经大败清军总兵吕大升，先后曾占领仙游、德化、安溪等十余个城池。林俊和当地人民群众的联系十分密切，因此他的兵力虽少，但忽东忽西，神出鬼没，弄得清军异常头痛。1855年初，闽浙总督王懿德称：“匪首林俊，叠剿被脱，恨深切齿……分头捕拿数月之久，穷乡僻壤，均无踪迹。”[24]甚至王懿德捏称“林俊实已烧毙”，可是到了年底，林俊的大名又出现了，在南安一带大败清军，王懿德又老着脸皮说：“匪首林俊，仍无实在下落。现饬该管营县，认真购拿。”林俊的活动确是神出鬼没，他所以能够如此，完全是依靠了群众的掩护。
但是林俊的队伍也有弱点，“俊诸将，陈湖最健，每克敌陷阵多得其力，未几以细故与俊党忿争，为所杀。俊大哭如失左右臂，自是势稍衰……俊所部至数万，然其下多起群盗，少远略……由是屡为官军及乡勇所摧挫。所陷城以数十计，然旋得旋失，鲜据之逾周年者”[25]。内部分裂、缺乏政治措施和没有建立根据地，这是林俊起义军没有能进一步发展的原因。
林俊起义军一直坚持到1858年，当时太平天国石达开、杨辅清路过福建，林俊北上与太平军会师，行至光泽，不幸为团练截击，中弹牺牲。
三、太平军的北伐
太平军攻克南京，把江南江北大营的兵力吸引在天京、镇江、扬州，随即分兵北伐和西征。5月初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天官副丞相林凤翔、春官副丞相吉文元、殿左三指挥朱锡琨、殿右十六指挥黄益芸分起率军北伐。李、林由扬州出发西趋仪征、六合，5月16日克安徽滁州，朱锡琨、黄益芸率部经六合时，碰到六合知县温绍源的顽抗，半夜，太平军军营起火，牺牲极大，朱等人随即率部追及北伐军大队。5月底北伐军克凤阳、临淮关，会合吉文元所率军队。6月初北伐军避开宿州、徐州一带清军集中之地，沿淮河西走，克怀远、蒙城、亳州，入河南境。这一带正是捻军最活跃的地区，太平军依靠捻军的向导和配合，迅速攻取各城，捻军则依靠太平军的声威，积极活动起来，这两种交织起来的力量，使皖北的清军顾东失西，束手无策。
6月中旬太平军进入河南境，击败河南巡抚陆应谷的军队，杀伤清兵3 000人，得火药2万斤，占领归德府。太平军渡河北上的心理非常迫切，想在归德觅取船只渡河，可是船只缺乏，只得顺黄河西走，经睢县、杞县、陈留，6月21日围攻开封。太平军当时有足够的力量夺取开封，因为“省城防兵，通计不过二千余名，乡勇二千余名，城大兵单，万难支持，今日之汴梁，危在旦夕”[26]，但是太平军围攻开封时，“是夜忽大雷雨，风雨交注，太平庄等处十株大木皆拔，贼营火药尽湿，城外壕水深至数丈”[27]，太平军是打流动性的野战的，火药被淋湿，再加被壕水所阻，不能立即打破开封。接着从江北大营派来的江宁将军托明阿、提督善禄、都统西凌阿等率军至开封，周天爵的军队也从安徽蹑踪而至。太平军想在开封渡黄河，又找不到船只，只得折回朱仙镇屯驻二日，补充军实，仍沿黄河西北走，寻觅适当的渡口，接连攻克中牟、巩县、汜水，开始渡河。无奈船少人多，刚刚有一万数千人渡过了黄河，清军托明阿、西凌阿等追袭而至，于是未渡河的约数千人就南走密县、长葛、许昌、临颍、郾城、西平、确山、罗山而入湖北之麻城，和太平天国的西征军相会合。北伐军未能全师北渡，约三分之一的兵力被迫南走，因而削弱了北伐军的战斗力量，而南下的军队人少势寡，沿途遭到清军和团练的截杀，和西征军会合时剩下的人数已经很少了。
北伐大军渡河后，克温县、武陟，进围怀庆，而清朝追兵阻于大河不得渡越，清朝政府十分着急，一面催理藩院尚书恩华说：“贼匪渡河，直隶山陕，随处震动。各路援兵惟该尚书相距最近，著即不分雨夜，飞速前进，即使锅帐未齐，马匹未到，亦须一面飞催，一面启程，万不可片刻耽延，此时贼匪初过黄河，势尚不大，乘此扑灭，当易得手，若有迟延，事势将不可问”[28]；一面任命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总统黄河南北各路清军，救援怀庆，沁河两岸成为主要战场。怀庆地绾燕晋，物产殷实，且多火药兵器，太平军为了补充给养，志在必得。怀庆知府余炳焘凭高临坚，固守待援，太平军屡次挖地道轰塌城墙，但是守军顽抗，未能入城。来援的清军号称“北直劲旅六万”[29]又包围了攻城的太平军，但是这班“劲旅”“不过于距贼二百步外，以枪炮轰击，迨贼炮一发，贼旗一动，遂多不敢前冲”[30]，所以太平军以一万多的兵力，内攻坚城，外御强援，从7月初到9月初，相持两个月，最后太平军粮弹不继，撤围西走，进入太行山内。清廷以怀庆解围，正在庆功颁赏的时候，太平军抄太行山小路，进入山西，连克垣曲、绛县、曲沃、平阳、洪洞，军锋逼近太原。这时太平军躲在山区活动，清军摸不着太平军的行踪，好像瞎子扑人一般，到处乱抓乱摸。山西巡抚哈芬以“调度乖方，畏葸无能”，“于贼情茫无闻知”[31]革职拿问；钦差大臣讷尔经额一直只管保全自己的直隶省，对邻省漠不关心，被免去钦差大臣职；被皇帝誉为“战功屡著，跟踪追剿，行走迅速，独能绕出贼前，杜贼北窜”的内阁学士胜保，被破格提拔为钦差大臣，并御赐神雀刀。其实胜保的伎俩也着实可怜，他顶多只像向荣一样，跟在太平军后面奔跑。《粤匪北犯纪略诗》注中说：“胜帅以兵寡不敢逼贼，常在后十余里安营”，“贼常刊本书胜保免送字”，这正是对于钦差大臣和御赐神雀刀的极大嘲讽。9月下旬，太平军从洪洞东走沁源、屯留、潞城、黎城，经河南之涉县、武安，出太行山区，9月底直趋直隶之军事重镇临洺关。太平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越过临洺关北进，昏昏然如在梦中的讷尔经额一点也没有发觉，从怀庆慢吞吞地回防直隶，“督凯旋之军万余人、次临洺关……次临洺之日，贼众麇至，官军仓皇失措。车驰卒奔，万余人溃散略尽，讷相以数十人走入广平府城，尽失其关防、令箭、军资、军书等物，幕友吏仆皆星散……讷相奉旨革职拿问，贼焰由此大张”[32]。太平军大获全胜之后，进克沙河、任县、隆平、柏乡、赵州、栾城，北京大为震动。清廷尽可能地把老家底都搬出来，以皇叔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统率驻京的健锐营、火器营、两翼前锋营、八旗护军营、巡捕五营、察哈尔兵、蒙古三盟的马队以及盛京、黑龙江、吉林官兵，严防保定、涿州一带，并且恐怕“北京快要失陷，已诏谕各省巡抚将皇帝的收入送到其老祖宗的封地和现时的行宫所在地热河”[33]，预先做了逃跑的准备。京城里的居民有3万户迁出北京，户口素称繁盛的北城，平日有1万户，这时只剩下8 000户，北京陷在一片兵荒马乱之中。
太平天国北伐军虽然作战勇敢，行动迅捷，可惜人数太少，而且粮食弹药缺乏，没有可能突破和击败云集于保定南线的清军。北伐军在滹沱河边转而向东，乘虚蹈隙，克藁城、晋州、深州、献县、交河、沧州，复循运河北上，10月29日克静海、独流，前锋进抵天津西南数十里之杨柳青。当时胜保的军队跟追未至，僧格林沁的军队尚在固安一带，“津兵先已调赴大营，惟大沽兵数百名”[34]，形势十分紧迫。天津的地主富商们却大卖力气，在天津知县谢子澄的策划下组织起团练4 000人，招募天津市内号称“混混”的流氓无赖，释放狱囚，诱骗白洋淀上以打雁为生的船户，组成一支防守队伍。大盐商张锦雯捐输巨资6 000万文，供应军饷。他们丧心昧良地掘开运河堤岸，使“运河之水大至，环城数里，地洼下，皆成巨浸”[35]，用这种恶毒办法来阻挡北伐军的进攻。北伐军用木筏渡水，也被团练和雁户船打退。这时僧格林沁和胜保的军队赶到，太平军退守静海、独流，扎木垒守御。清军在各方面都居于有利地位，在人数上“各路大兵已有两万余众，逆党仅余数千”[36]；在装备上清军有几千斤的大炮、众多的船只马群、充裕的粮秣弹药，太平军则“贼粮已尽，断不能久持”[37]，再加上缺乏棉衣，“时值冬腊，天严寒，冻毙者尸枕藉”[38]。太平军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坚守静海、独流三个月。1854年2月初，太平军突围西南走，占领河间东面的束城镇，又坚守一个月，3月初又退守阜城，在阜城战斗中吉文元中流矢牺牲，北伐军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坚守阜城两个月，等待天京派来的援军。
当北伐军在天津受挫的消息传到天京，天京方面就积极抽调兵力，组织援军。当时恰好上海小刀会起义，江南大营分兵赴沪，太平军就主动收缩东线战场，放弃扬州，以扬州撤出的军队为主干（约数千人），派遣夏官正丞相黄生才[39]、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冬官又副丞相许宗扬、丞相陈仕保等统率这支军队北上。但是这支队伍兵力比较薄弱，太平天国当时又没有更多的部队可资调遣，不得已采取大量扩军的办法，在皖北招集大批捻党、饥民、盐工、溃勇，经过桐城、舒城、六安、蒙城、正阳关，联合皖北捻军领袖张洛行、李三闹等，进入河南之永城，复折入江苏、山东交界，1854年3月10日，在丰工抢渡黄河，入山东境。北伐援军所走过的这一地区，由于连年水灾和兵差支应，“流离转徙，饿殍满路……且凤、颍一带，盐枭、红胡，所在多有，乘此饥岁，使有桀黠者倡之，为乱尤易”[40]，北伐援军又努力扩充队伍，因此进入山东境内，声势大盛。当时山东防军都集中在北部防御李开芳、林凤翔的南撤，所以南部毫无防备。山东巡抚张亮基、提督善禄等从直隶交界撤下来，往南堵截，可是北伐援军的行动很快，十多天内接连攻克丰县、金乡、巨野、郓城、张秋镇、阳谷、莘县、冠县，3月底兵锋已及临清州，就像咸丰上谕所说：这支援军“剽疾异常，渡黄后连陷金乡等处，豕突狼奔，意图北窜，自到山东，所过州县，毫无阻滞，如入无人之境”[41]。
临清州为“漕运咽喉……帆樯络绎，货贿盈街衢……民居市肆，栉比鳞次”，“城中米谷可给年余，仓库暨商民财物以亿万计”[42]，清廷方面集中山东的全部兵力，并调胜保的军队来守卫州城。但是这班军队战斗力差、纪律糟糕，提督善禄的军队“沿路劫掠，营城北，邻村皆被其害”[43]，“胜大臣兵亦由北至，抢劫与善兵同”[44]。当时有人写诗讥刺这些军队说：“兵贼浑难辨，纷纷遍四乡，登门呼酒食，入室劫囊箱”[45]，更有意思的是“胜大臣拨川勇四百，入城防守，每与贼作乡谈，是夜倒戈，人疑贼已登城，仓皇四窜，城遂陷”[46]。北伐援军就这样轻易地攻克了号称有一万多清军守护的临清州。
北伐援军攻克临清以后，应该使整个北伐战场的形势大大改观了，因为不仅北伐援军获得了这个坚固而粮药充足的重要据点，而且由于直隶清军的南下，李开芳、林凤翔所受的压力减轻了，从临清到李、林坚守的直隶阜城，只有200华里，两军的会师已经是计日可待。清朝统治者是尝够了李、林军队的厉害的，而北伐援军的数量这时更大大超过李、林的北伐军，“统计新旧裹胁者共五六万人”[47]。清朝统治者面对这种局势，又惊慌又悲观，用咸丰帝的话来说是“将毙之虎，又添双翼”[48]。一般士大夫则认为北伐援军“锋焰逼人，势难制其北上”[49]。
可惜北伐援军没有能够利用这个有利的形势，因为北伐援军中除几千名受过训练的太平军战士外，其他都是临时招募来的，没有经过整顿训练，组织散漫、纪律松弛。在攻打临清的时候，很多人只是站在旁边观望，所谓“时贼众甚多，攻城者仅十之二”[50]。攻破临清之后，在旁边观望的人却出来大肆抢掠，受过训练的太平军则“在外扎营，不能禁止，遂传令将城中妇女放出”[51]。抢掠得多了，“新裹郓、巨一带捻幅及各路土匪，每人腰缠金银，不愿随贼接仗，彼此暗约，千百成群，乘间陆续潜逃，贼众往追，转为所伤”[52]。原来从表面上看是浩浩荡荡的北伐援军，实际上是未受训练的乌合之众，他们目光短浅，不顾大局，没有组织纪律的约束，打了一个胜仗、得了一些钱财就不想干了，这是多么可痛心的教训啊！从这里可以看到太平天国初起以及至天京后，一再整顿队伍，严申军纪，并用拜上帝会宗教组织来约束部众是多么的必要，假使没有这些英明的措施，要领导这个巨大革命运动，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北伐援军在军心涣散、指挥不灵的情况下，不得已撤出临清。腐朽的清军还没有发觉，“二十二、三日木城中渐不见贼……二十四、五日村民有胆者渐入木城掠物，见守者特草人，每城不过潜伏数贼，遇掠物者亦不甚喝阻。官兵令掠物者入城，始知贼全伙南窜，侦知无贼，然后入城”[53]。4月底太平军撤退到清水镇，“因有四贼目误传号令，以行作止，黄陈许曾命将四贼目斩首，众伪司马求情不准，各喧嚷欲散，贼恐众离心，遂置不问，由此号令不行，众司马亦不甚管束，任听裹胁者潜逃”[54]。北伐援军虽然在这样不利的局面下，但仍拥有两万余人。胜保等追到清水镇，太平军趁清军无备，于黑夜中携带火球，袭击清营，“火随风烈，各营盘顷刻延烧，官兵奔避，声如山裂”[55]，“顷刻烟焰塞空，官军不戒而溃”[56]。北伐援军取得胜利后，曾立昌提议“趁此追杀，不难将官兵一网打尽，从此返辙往北，直抵阜城，绝无阻滞，乃转败为胜之机也”[57]，可是许宗扬、陈仕保不顾大局，迁就散漫无纪群众的心理，认为“众心欲南趋，北行恐多逃亡，我则深入，不如南行，明旦迅发，官军未能追也”[58]，结果逃跑的路线占了上风。4月底北伐援军退至冠县，由于大家逃跑心急，行列不整，指挥不灵，被冠县团练所败，曾立昌怨恨群众不听号令，既不乘胜进攻，又不整队撤退，主张整顿军纪，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北伐援军这时已经蜕变成一支乌合之众，反而引起“众哗噪，剚刃立昌”[59]。曾立昌愤而自杀，余部由陈仕保、许宗扬率领南撤，这时候的纪律更不成样子了，“各头目擅自分股，每人或带千余人，或数百人，分路四窜”[60]。分散活动的结果是更便于被清军和团练各个击破，仅山东之观城、莘县、阳谷、寿张、东平、郓城各州县团练俘虏杀伤的零散太平军即达五六千。退到汶上以南，已经变成“南行五六百人为大股，外此多则百余，少仅一二十，有匿废寺庐屋，有伏麦陇林麓”[61]的溃散部队。后来陈仕保退至凤台牺牲，许宗扬逃回天京，论罪禁锢于东牢中，北伐援军完全失败了。
北伐援军败退后，太平天国再次以罗大纲为主将，组织北伐援军，但是，那时候太平军已经无兵可派，而且西战场形势逐渐紧张，清朝在安徽的防御也加强了，所以罗大纲始终和清军相持于庐州一带，没有能离开安徽北上。李开芳、林凤翔的北伐军完全成为一支困守无援的孤军。
当北伐援军从临清撤退的消息传来，李开芳、林凤翔等知道坚守阜城无益，乃于5月初突围，走直隶东光之东西连镇，跨运河为营，立木栅，掘深壕，为固守计。5月底，李开芳又分兵向南突围，入山东，踞守高唐州，希望和已经南撤的北伐援军会合，可惜当时北伐援军已经败溃，退出了山东。从此林凤翔坚守连镇11个月，与僧格林沁相持，李开芳坚守高唐州一年多，与胜保相持。他们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表现了崇高坚贞的革命气概。僧格林沁围连镇，“筑短垣周四十里，极坚厚，外浚深壕……复引某河水灌之，亘长百余里，贼无可栖止，粮又绝……牛马食尽，掘被杀之死尸以为餐”[62]。1855年3月林凤翔率余部突围，不幸被流箭所伤，被俘，后被寸磔于北京，临刑时“刀所及处，眼光犹直视之，终未尝出一声”[63]。僧格林沁在攻破连镇以后，进攻高唐州（时胜保因师久无功、逮京治罪），李开芳率残部800人突围至茌平县的冯官屯。僧格林沁的骑兵一万多人把冯官屯层层包围，却仍旧不敢冲进去，最后还是采用老办法，筑围墙，掘长壕，引运河水灌冯官屯，太平军“粮草火药尽失……柴米渐乏”[64]，势不能再守。李开芳等企图用诈降计，在清军受降的时候突围逃走，但是老奸巨猾的僧格林沁没有上当，他在受降时作了严密布置，李开芳等88人被俘，李开芳被俘后也表现出“仰面四顾，毫无惧色……笑语如常，旁若无人”[65]的镇定从容气概。1855年5月，李开芳与部将等8人被害于北京，临刑时，其部将黄懿端还把敌人踢死两个、踢伤两个。
到此为止，太平天国北伐军全部牺牲。北伐是太平天国历史上悲壮慷慨、可歌可泣的一页，北伐军经历了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直隶、山东六省，在没有根据地、没有援军和缺乏粮食军火的情况下，转战几千里，不仅吸引了清朝的许多兵力，给长江流域太平军的活动造成有利的条件，而且连克府、州、县数十个，给清朝统治以严重的打击和威胁。最后，北伐军以极微薄的兵力，坚守孤城达一年之久，清朝方面集合了北方各省武装的全部精锐，才勉强获得到了胜利。这段北伐战争的历史表现了革命农民顽强旺盛的战斗意志和不屈不挠的高贵品质，为整个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太平天国北伐战争史上也包括沉痛的教训，可以看出，北伐军和北伐援军的失败原因是极不相同的。据说北伐军在出发时，接受了洪秀全、杨秀清的指示：“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毋贪攻城糜时日”[66]，北伐军基本上是按着这个原则来活动的，一路上采取流寇主义的进军方式，克复城市，随即抛弃，尽量避免作损耗实力的攻坚战，没有建立系统的政治工作，不注意发动和联络北方起义军，也不打算建立根据地。这种作战方式虽然迅捷夭矫，使敌人防不胜防，但缺点是兵力愈打愈少，粮食军火供应不上，所以北伐军完全失败于军队的减员和粮食的缺乏。北伐援军虽然也采用流寇主义的进军方式，但它在组织上一开始就无限制地扩大队伍，接受了皖北大批饥民、游民参加，这是和北伐军不同的。据说当时有人劝告北伐援军的主将曾立昌：“新附者素质不良，心志不一，不足以言战，且新附之众，多于旧军，尾大不掉，倘一旦违令，将安从以善其后乎”，可惜曾立昌没有听从这个忠告。这支貌似强大的北伐援军，节节胜利，攻克了临清，可是在紧要的关头大家想回家了，军令和纪律约束不住他们，结果是不战自溃。
北伐军和北伐援军的失败，暴露了农民革命中的一个重大矛盾，那就是一方面要扩大革命队伍，要保持与群众血肉般的联系，要吸收新的力量来补充和增强革命队伍；另一方面又要保持队伍的纯洁，保持严格的组织纪律，不断提高革命队伍的政治认识和战斗意志。农民们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重大的矛盾，因为他们难于把政治和军事巩固地适当地结合起来。北伐军缺乏一个把军队和群众联系起来的纲领，缺乏一个做政治工作的据点；而北伐援军则控制不住队伍中落后、狭隘的意识，使自己的活动逐渐离开了一定的政治目的，真正变成了一簇“乌合之众”。北伐军和北伐援军的失败，包含着意味深长而值得深思的教训。
四、捻军的兴起
当太平军举行北伐时，起来响应和支持北伐军的有皖北的捻军。
皖北的“捻”，早在19世纪初就开始活动，最初是几十人或一二百人集成一队，谓之“成捻”，对地主富户强行乞讨，逐渐发展到“明火执仗，公肆抢劫”。“所居筑圩堡自卫，举豪猾主其事，谓之寨主，群寨互相雄长，其尤桀黠者为捻酋。每秋获农暇，捻酋招集乡里无赖，部署为兵，谓之装旗；所至，先以游骑四出放火，谓之边马，劫掠行旅，攻村堡城邑，归分其资，岁以为常，然无名号相统摄，恣为剽盗而已”[67]。咸丰初年，捻众愈来愈多，著名的领袖有蒙、亳一带的张乐行，寿州的陆遐龄，颍州的陈学曾、纪黑壮，太和的龚得树，以及河南固始、息县、商城一带的李士林、任二皮、刘疙瘩等。此外，在江苏、山东边境则有失业的运河水手“恒以匹布分幅帕头，私相雄长，阴有部曲”[68]，别称为“幅”军。
为什么咸丰初年，结捻结幅的人越来越多呢？
首先，这和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情况有关。由于黄、淮屡决，清朝赋税、兵差的苛重，造成了大批游民、饥民，如记载所称：“三年春，江南被兵，南漕改折或海运，纤夫游民数十万，无可仰食，丰北黄河连岁溃决，饥民亦数万，弱者转沟壑，壮者沦而为匪，剽劫益炽”[69]，“浮收之数有数倍于正额者、且有私收抑价至十数倍者”[70]，“大河南北，地瘠民贫……兼之频年河决，吏不恤民，遂至蜂聚”[71]，“皖南北皆陆沉，戎马蹂躏，千里无人烟，田畴荒秽，民无所得食，从捻者日益众”[72]。这种记载说明捻军的兴起和当时当地的经济状况有密切关系，捻军的活动是人民渴望摆脱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企图解除灾害威胁的表现。
其次，太平军的活动给捻军的兴起以极大影响，太平天国的北伐军和北伐援军都在皖北与捻军合作，捻军在这支强有力队伍的影响下纷纷发动。而此后太平军在安庆、庐州一带吸引了清军的全部兵力，清军在皖北的统治力削弱，这些都给捻军的发展以极有利的条件。
当捻军逐渐活跃的时候，清廷派退职在籍的前广西巡抚周天爵办理皖北防务，周天爵虽然镇压了几小股捻军，但是他所能调动的兵力极有限，再加上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正在皖北横冲直撞，周天爵的薄弱兵力要担负不可能胜任的监视北伐军的任务，弄得他疲于奔命，计穷力竭，所以对捻军的活动无力兼顾。1853年秋，周天爵病死，兵科给事中袁甲三代替周的职位，并起用败将牛鉴、徐广缙办理皖豫交界的防务，这时太平天国的西征军已经夺取安庆，舒城、桐城紧张，安徽的清军全力倾注于舒、桐一带，于是蒙、亳捻众进一步活跃起来，捻军领袖张茂称西怀王，另有五十八捻、四大天王等名目。皖豫交界的捻军领袖李士林、任二皮、刘疙瘩也活跃于固始、项城一带相互呼应。袁甲三勉强把张茂打败，太平军已经围攻庐州，北伐援军也在皖西活动，袁甲三回驻宿州应援，太和捻军领袖张捷三的势力又发展起来，称太平顺王，其下有都督、将军、太保等官号。同时，霍丘的捻军领袖李昭寿攻破河南的商城，淮河两岸的捻军大起。这时的捻军分散性很严重，而且刚刚起来，势力弱小，还容易各个击破，所以不久张捷三败死，李土林降于湖广总督杨霈，李昭寿降于道员何桂珍。各股捻军深感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因此越来越有联合一致的趋势。1854年秋，捻军首领张乐行与苏天福等联合，出没于皖、豫边界，其时安徽清军因皖南紧急，大部调到皖南，袁甲三也罢职离皖，安徽官吏请求河南“拨兵会剿”，河南官吏则主张“苏豫皖三省疆臣，各清各界”。张乐行等利用清朝官吏之间的矛盾，大举活动，“伙党蔓延颍、宿数百里，渐及徐、宋，皖之英、霍以北，江之萧、砀，豫之永、夏、商丘，几于民贼不分”[73]。驻防河南归德的徐广缙和当地的团练首领祝垲“各持意见，剿办不力”[74]，清廷撤走徐、祝，派道员张维瀚接替。1855年秋，张乐行与张维瀚战于泥台店，张维瀚全军覆没，乐行军威大振，“引军涉颍而南，辇金帛如山，饥黎啸集，旬日数十万”[75]，遂以雉河集为据点。各路捻军都奉张乐行为盟主，张称为大汉明命王，其下分五色旗，张自领黄旗，龚得树领白旗，侯世维领红旗，苏天福领黑旗，韩万领蓝旗。此外又有五个边旗，由孙葵心、姜台凌等率领，每股“小者数千，大者数万”[76]。捻军自从这次大联合以后，战斗力大大提高，开始了大规模的攻坚战。1855年10月，张乐行分兵四出，克蒙城，围亳州，清朝派湖南提督武隆额到归德，代替张维瀚的职位，并派河南按察使余炳焘率军进攻雉河集，谋解亳州之围。张乐行趁河南空虚，返兵袭永城，击败武隆额军，其时“永、宿同时被围，三省无从呼应”，“商丘、夏邑、虞城、永城，上下数百里，焚掠一空，皖豫界上无行迹，井泉堙塞，蒙亳遍地皆贼，自豫至江淮，驿路梗阻，各路到防队仅三千，武隆额所部大半伤亡溃散；直隶大名兵尤不得力，江皖防兵粮饷久缺，其余征调兵未至，所在土匪蜂起”[77]。同年11月李昭寿第三次在英山起义，于是安庆以北，几乎全部燃点起农民战争的火焰。
应该指出，初期的捻军反映着在封建的农业经济条件下，地方势力对中央政权的一种反抗，这种地方势力包括该地区的农民，也包括该地区的不少地主在内。因为像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某些地区受到严重的水旱灾荒，而当时的中央政权又处在腐朽没落的阶段，在财政上不但不能蠲免赋税，相反还要加紧勒索，在军事和政治上也无能加强其统治控制力。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不引起地方势力和中央政权之间的抵触和矛盾。初期的捻军就是这样起来的。由于这个特点，初期的捻军里不仅有大批农民参加，而且也有不少地主参加，例如周天爵称：“梁园西北七十里有谢家大户，族中不下千余户，聚集匪人，招纳亡命，联络十余村庄，以谢四老虎为首，抢劫焚杀之案，不可胜数”[78]，又称：“阜阳之西南，捻匪与蠹役合而为一，其匪首多系大族，平时恃役护庇，捕之极难”[79]；袁甲三称：“定远附近大族，如雍张朱单等姓，现请具结改过，立功赎罪，而恶习既深，现难遽信”[80]。初期捻军领袖如张乐行“席沃产数百亩……即后汉书所谓豪家屯聚宗贼者也”[81]，李昭寿家是个没落地主，李士林和知县有交情，赵廷群是知县的换帖兄弟，孙葵心是衙役出身。这种由地主和农民联合起来的反抗运动，有的是抗粮抗赋，结寨自保，如所谓“民筑土为圩，备枪械以自卫，嗣且甃以砖石，增以雉堞，棋列星罗，坚如城郭。于是各圩自立圩主，违抗钱粮，擅操生杀，州县官除一城外，禁令不行”[82]；也有的以团练为名，不听节制，如所谓“假联庄以聚众，托减粮以要官”[83]。当然，初期捻军的基本群众还是农民，这个运动的农民革命的本质是完全应该肯定的，如所谓“结捻多系无赖穷黎……聚则为匪，散则为民”[84]，“寻常安业农民亦往往十数成群，拦阻短抢”[85]。但是由于初期捻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支反抗清朝的地方势力以及许多地主的参加在内，这就使它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带着很特殊的色彩。在组织上，初期捻军不像太平军那样利用宗教为组织形式，也不像天地会那样以帮会、山堂相互维系着。初期捻军很多是按照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组织起来的，每一股捻军往往是某族或某村的领袖率其亲戚、同乡组成。如张乐行就是雉河集的大族，他的一族全都参加革命，他的哥哥张敏行号称闯王，他的儿子张闹、张喜和胞侄张瑨、张琛、张瑷和张琢都是战死的，他的族侄张宗禹是后来西捻军领袖，他的族戚张玉明、张振江、张从寻、张拴、张易、张从俭都是捻军领袖，所以他的雉河大营别称为张家大营。其他以某个族名称呼圩、寨、集、庄的更不可胜计。所以当时有“一庄有捻一庄安，一族有捻一族幸”[86]之说。这种以血缘、地缘关系相结合的团体，组织上是很散漫的，如所谓“捻首虽多，并无为众所推服者，往往勾结聚集，勒索得赃”[87]，即各星散，“贼党战罢则各自归田，拒官兵则号召立至”[88]，毛昶熙说得更具体：捻“各处各圩，无事之时，不惟此股与彼股未尝聚处，即一股之中，其股首与小头目亦各散居，故其势常分，其出窜也，故必先装旗；其装旗也，必先演戏，纠约各圩匪目及外股捻首，议定每圩出人若干名，马若干匹，约会于某日至某处聚齐，然后分股肆扰，故常十余日始能出窜”[89]。忽合忽分，时聚时散，没有固定的经常的组织，这是初期捻军的一个重要特点。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它在政治上也就缺乏一个明确的目标，在饥寒交迫下，他们偏重于抢掠财货，如所谓“方捻寇之初起也，不过饥穷乌合之徒，所至遮略剽杀，过城寨不攻，遇大军则走”[90]，“捻之出掠而归，货财车挽担负，牲畜逐群而驱，半入捻首，半为众分，有掌捻者职其事，分必均，牲畜烹之，恣意大啖。族邻垂涎已久，更出则执械以从”[91]，“恒于春秋二时，援旗麾众，焚掠自近及远，负载而归，饱食歌呼，粮尽再出，有如贸易者”[92]。这些记载虽然包含着统治阶级的诬蔑在内，但可以看出，初期捻军不像太平军那样严禁私财，注意群众纪律，把群众的力量集中于冲击清朝统治的远大政治目标上。初期的捻军带有极严重的自发性、分散性、政治上的模糊性以及地方习气、宗族色彩。
当然，捻军在斗争过程中是经常在发展变化的，1855年张乐行的联络各股捻军，表明他们在政治上组织上前进了一大步。清王朝鉴于捻军声势日张，派河南巡抚英桂和袁甲三专门镇压捻军，并调拨镇压过太平天国北伐军的骑兵助战。1856年春、夏，清军和捻军展开了争夺雉河集的激烈战斗，捻军的战斗经验和能力终究还差，再加上清朝调来了大批骑兵，所以是年6月雉河集被清军占领，但是捻军在战败的形势下却能够巧妙地保存了有生力量，向南撤退，联络蒙城、霍丘捻众，“时褚家湖至蒙城数十里，捻匪号称三十八股，数逾万人，张乐行并为死党，势复张”[93]。7月中旬捻军迅速地占领三河尖，作为活动的根据地，其地“水陆冲要，商贾辐辏，贼掳其人众，势复大炽”[94]。接着捻军又乘胜反攻雉河集，当时清朝以雉河集为捻军的老根据地，派河北镇总兵崇安驻守该地，崇安采行惨无人道的高压政策，“谓捻匪横恣，蒙亳人士实纵容之，于是杀亳绅张继唐，屠杨园子，所过之地，凡绅耆之迎师者皆诬以通匪，草剃而禽狝之，所杀凡数千百人”[95]，这样就激起了当地人民和部分地主对清兵的反抗。张乐行在这种形势下，于8月底再克雉河集，大败西凌阿和崇安的军队，于是“灵壁、凤阳戒严，怀远、寿州、宿州、阜阳、太和、颍上、霍丘、亳州，遍地捻踪”[96]。英桂、袁甲三再度纠集兵力，猛攻雉河集，1856年底，清军复占雉河集，张乐行虽然又失去老根据地，但势力并未削弱，“亳州南至颍郡数百里，所在皆贼羽翼，邓家圩、孙村店诸处，各有逆党筑围死守，牵制我军，沙河北岸复屯聚大股，拒南追之师”[97]，并且新得的根据地三河尖地势扼要，防御巩固。那时霍丘捻军首领李昭寿已经参加了太平天国的李秀成军，太平天国这时处在内部分化以后，急欲联络其他起义军，以图再振，遂通过李昭寿的关系，“特通文报与张乐行来投”[98]。捻军经过雉河集的争夺战以后，也深感有联络强援、共同对抗清军的必要。从1857年初开始，捻军和太平军就进入了联合作战的时期。
五、太平军的西征
太平天国在派遣北伐军的同时，开始举行西征。1853年5月中旬，夏官副丞相赖汉英以及殿左一检点曾天养、殿右八指挥林启容、十二指挥白晖怀等，乘船沿江西上。西征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巩固天京，解决粮饷的供应；另一方面是为了要切断清王朝和长江以南各省的联系，以造成席卷南中国的形势。这个战略计划可惜由于湘军的兴起而遭受到挫折。
1853年6月初，太平天国西征军再占安庆，沿鄱阳湖岸挺进，6月底，开始围攻南昌。清朝方面对于太平军的行踪和战略意图茫然无知，如蒙鼓中，向荣称这批西征军是“胁从思散”、“分帮逃逸”，“未便以精锐将士，徒事穷追，转致大营兵单，缓于攻城”[99]，正是等于梦呓。西征军一路无阻到了江西的时候，清朝才着了慌，从四面八方调集军队增援南昌，时新升按察使江忠源率楚勇3 000人“凡三昼夜，行五百里”[100]，先于太平军赶到南昌，协助江西巡抚张芾守御南昌，接着江南大营派遣的总兵音德布所率援军1 000人，湖北派来的都司戴文兰军2 000人，贵州派来的援军2 000人，以及湖南曾国藩派来的湘军罗泽南、郭嵩焘、夏廷樾、朱孙诒、江忠淑等5 000人，先后到达江西。太平军方面也派遣石祥贞、韦俊等由天京增援南昌，双方都集中了很大力量来争夺南昌。在太平军的影响下，赣南天地会纷纷起义，其中邹恩隆一支攻克泰和，并围攻吉安，整个江西省处在鼎沸的局势中，咸丰帝对当时战局十分悲观，上谕说：“现踞三城（指天京、镇江、扬州）之贼，未见有减于前，而各处分窜，几于策应不及，不知以后之局若何。唯有恳祈天鉴，速赦民劫而已。掩败为胜，军营通病，每获小胜，极力铺张，不知胜报到来，朕必降旨，独不虑及为贼所笑耶？”[101]从这些话里可见清朝皇帝对战局悲观沮丧到了极点。
从1853年6月中旬到9月中旬，太平军围攻南昌整整有三个月，轰塌城墙三次，由于清军的全力抢救，没有达到破城的目的。劳师糜饷，顿兵坚城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征军的攻势，所以太平天国撤换了西征前线主将赖汉英，而以石祥贞代之，并派翼王石达开驻扎安庆，指挥西征的全部战局。
太平军虽然没有打下南昌，但仍保持着主动的进攻态势。在围攻南昌的同时，号称“飞将军”的曾天养率领一支偏师，神出鬼没地占领丰城、瑞州，与湘军江忠淑遭遇，湘军大败，接着又东占饶州、乐平、景德镇、浮梁。石祥贞等也大败罗泽南、郭嵩焘等，使第一次出省作战的湘军受到沉重的打击。9月下旬，石祥贞等自南昌撤围，与曾天养合力攻克九江，在石达开的安排下，太平军开始大力经营九江，把九江建成一个屏障长江下游的据点和进兵江西、湖北的基地。
1853年10月初，石祥贞、韦俊等自九江坐船西上，进逼湖北田家镇。湖北的清军水师是临时招募拼凑成的，由唐树义统率，战船“笨大不如法，其子母炮过长，船上不能安顿”[102]，特别在水师中大多是和太平军有联系的广勇、潮勇。当时，有的知识分子就说：“广勇最不可靠，食口粮即为勇，贼至即为贼，久已勇贼不分，而潮勇桀骜为尤甚”[103]。当然这样的腐朽战船、这样的“靠不住”的水师是不可能抵抗太平军劲旅的，果然太平军刚至，“潮勇倒戈相向”[104]，“水陆交讧，师遂溃”[105]，太平军乘胜攻克蕲州、黄州、汉口、汉阳，清军退守武昌城内，惊慌失措，各路清军又疲于奔命地增援武昌。
但是太平军从战争全局观点着眼，这时已经把注意力放在安徽的争夺上，所以暂时停止对武昌的攻势。这时太平军所以全力争夺安徽是由于如下的原因：第一，太平军虽然占领了安庆，并以安庆作为天京和西征前线之间的枢纽，但是在安庆以北的几十里外，都被清军控制着，安庆这个重要据点处在极大的威胁下，假使安庆被夺取，那么天京和西征军的联系被切断，战局便会出现很不利的形势。为了要巩固安庆，维护天京至九江之间水道的畅通，所以太平军宁可把进入汉口、汉阳的太平军暂时撤到黄州，在鄂皖边界采取防御姿态，而集中兵力以经营安徽。第二，这时太平军正在抽调和组织北伐援军，争夺安徽，就是为这支远征军打通北上的道路。第三，皖北的捻军，这时已经活跃起来，清军应付捻军已是计穷力竭，太平军在安徽活动，可以得到捻军的配合，取胜是较有把握的。基于上述的原因，太平军开始了经营安徽的军事活动。
1853年10月中旬，太平军占领安庆以北的集贤关，10月中旬克复桐城，11月底克复舒城，击毙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威胁安庆的清军全部溃散。12月初太平军胡以晃、曾天养等围攻安徽的临时省城庐州（即合肥）。
皖北紧张，清军又风尘仆仆地从四面八方向庐州增援，第一个赶到庐州的就是给清朝卖力最多的江忠源。江忠源是一个顽固地反对革命的汉族官吏，他在追逐太平军的战斗中屡立“功绩”，深受清王朝的赏识。清朝统治在哪里危急，就把他派到哪里。在短短的两年间，他已从七品知县升为安徽巡抚，打破了清朝官吏升迁历史的惯例，可见清王朝对他的器重。但是这一次江忠源却要碰壁了，他只率领数百人进入庐州，而庐州城内却是“糗粮军火，一无所有，守城兵仅元炜（指庐州知府胡元炜，胡元炜事先已密通太平军）腹心徐淮所募勇，及公所募六安勇，各数百人，皆新集不足恃，庐州城大而圯，兵勇人数，不敷一门之守”[106]。江忠源纠集团练，拼命抗拒太平军的进攻，太平军围城一个多月，清军各路援师，鉴于太平军的强大，不敢前进，“时陕甘总督舒兴阿，援师万五千人，驻冈子集，屡败不前。总兵音德布自六安驰援，亦败于枣林，公弟忠濬及今直隶总督刘公长佑，自湖南募勇至，营西平门外五里墩，贼众，勇止千，力战不得入，城益孤，贼攻益急”[107]。城内从徐淮募集来的勇丁，和太平军素有联系，1854年1月中旬乘太平军轰塌城墙的机会，放火做内应，太平军遂克庐州，江忠源投水死。
太平军攻克庐州之后，随即把军队调到湖北。这时恰好清朝方面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和湖北巡抚崇纶大闹矛盾，崇纶弹劾吴文镕“安坐衙斋，闭城株守”，吴交镕被迫率领万人东驻堵城，2月中旬堵城大营遭太平军前后夹击，吴文镕败死。太平军经过庐州、堵城的两次大胜，击溃了清朝在鄂、皖两省的主力军，军威大张，第三次进占汉口、汉阳。
太平军在攻破庐州和击溃堵城大营后，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以为清军在西战场的防御已经瓦解，对敌情估计不足，特别是对于龟缩在湘南的曾国藩的湘军缺乏戒心。2月下旬太平军采取分兵掠地的战略，一支由韦俊等率领，攻打处在包围中的武昌；一支由曾天养率领，向西北荆州、襄阳推进；一支由石祥贞、林绍璋率领，南入湖南。同时，分兵出没于兴国、大冶、咸宁、蒲圻、崇阳、通山一带，这些地区阶级矛盾极尖锐，人民纷纷起来响应太平军。[108]
经营西北路的曾天养军于4月中旬进克云梦、孝感、德安、应城、应山，4月下旬，折而西向，进占汉水旁的重要城市安陆，兵锋北逼襄阳，南及荆州，清朝在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可资抵抗的兵力，所以太平军所至，势如破竹。5月初，曾天养进克荆门，5月中旬占领长江上游的宜昌，开始与荆州将军官文对垒。可惜南路进入湖南的太平军和湘军作战失利，曾天养不得不撤出宜昌南援岳州，清朝才侥幸保持了长江、汉水上游的荆、襄两个据点。
韦俊、韦以德、石凤魁、黄再兴等负责围攻武昌城，围攻将近三个月，旧任的湖北巡抚崇纶和新任巡抚青麟又闹矛盾，“百端龃龉，求弁兵以护卫不与，请银两以制械不与，或军务不使闻知，或经旬不得相见”[109]。6月下旬，武昌人民开城欢迎太平军，崇纶、青麟都逃跑出城，太平军第二次攻克武昌。
太平军分兵三路后，两路都获得胜利，只有南路军进入湖南，占领岳州后，随即就碰到了凶恶的敌人曾国藩。
六、湘军的兴起及其出省作战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1838年考中进士。他是一个深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士大夫，特别崇尚理学，鸦片战争以前，他在北京就和唐鉴、倭仁、吴廷栋等一般道学先生研讨宋学。在前面我们已经说明，乾嘉时代是汉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汉学在它发展过程中逐渐走入了一条与世隔绝的死胡同，只把研究对象局限于古代典籍的章句训诂之间，对现实生活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在清朝统治隆盛时期，这种学术派别极得朝廷的欣赏和支持，因为这种学派诱导知识分子脱离现实，粉饰太平，窒杀任何反清思想的滋长，对清朝统治者是很有利的。但是在这种学术思想和社会风气的支配下，也造成了大批昏聩无能、缺乏应付突然事变能力的书呆子。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大力支持这个学派并提倡这种风气，引诱知识分子走上一条脱离现实的道路上去，想不到却在另一个方面削弱了自己的统治能力，它为自己培养起了大批因循苟且的官僚。当白莲教大起义时，清朝已经发现所谓“善谋刚强”的人才十分缺乏，并因而导致行政、军事机构的瘫痪无力。很显然，在阶级斗争最剧烈的时候，这种“书呆子哲学”就不能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封建统治要求产生出一种可以指导残酷斗争的学说，需要一种“刽子手哲学”以便应付人民的革命洪流。道光年间，讲究理学的风气就是适应这个需求而产生的，而曾国藩就是这种“刽子手哲学”的代表人物。这种哲学的特点，不仅在于阶级立场的十分鲜明，而且在于镇压农民起义的细密审慎和阴险毒辣，曾国藩给他朋友的信中经常表露这种态度，如说：“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110]，“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姁步，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气，盖已痛恨刺骨。今年承乏团务，见一二当轴者，自藩弥善，深闭固拒，若惟恐人之攘臂而与其间也者，欲固执谦德，则于事无济，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俎，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复以相关白”[111]。曾国藩要求黑白分明，痛痒相关，换句话说是要求政治立场的坚定和对时局的关心，这就是“刽子手哲学”和“书呆子哲学”的基本区别之点。曾国藩经常以“忠”、“诚”来号召知识界，他在《湘乡昭忠祠记》中写道：“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112]很显然，所谓“忠”就是对封建秩序的忠心耿耿，所谓“诚”就是执行封建统治的埋头苦干、细密审慎。他这种口号，都是针对当时清朝行政和军事方面的弱点而提出的。
当太平军于1852年由广西进入湖南的时候，曾国藩已经升到侍郎，恰好丁忧回籍，清朝责成他办理湖南团练。什么叫做团练呢？所谓团练是乡团和练勇的合称，乡团又有两种。据曾国藩的说法：“并村结寨，筑墙建碉，多制器械，广延教师，招募壮士，常操技艺”[113]，这是乡团的一种办法，这种办法花钱比较多。乡团另一种花钱较少的办法是“居虽星散，闻声相救，不制旗帜，不募勇士，农夫牧竖，皆为健卒，耰锄竹木，皆为兵器”[114]。所谓练勇是“于省城设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收一月之效”[115]。起初曾国藩着重办乡团，在乡团渐有成效的基础上才扩大练勇，创立湘军。
曾国藩创办团练的方针是，倚靠和组织地方性的封建势力。因为曾国藩认识到，当时清朝官吏不仅昏聩腐朽，而且已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指靠这些官僚和清朝军队不可能把革命运动镇压下去，只有地方士绅中间还潜存着一种抵拒革命潮流的实力，所以他主张加强地方士绅的权力，提出“用一方之良，锄一方之莠”的口号。他说：“保甲之法，不经书役之手，必须责成绅耆办理，当切实商访绅耆中之公正而肯任事者，令其认真举行一二处，行之有效，则他处皆取则矣。”[116]为了动员地方封建势力起来反对革命，他不仅对地主们反复进行封建说教，而且主张“奖之以好言，优之以廪给。见一善者则痛誉之，见一不善者，则浑藏而不露一字，久久，善者劝，而不善者亦潜移默化矣”[117]。要知道，湖南一直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地区，当地的清朝军队已经被太平军打垮，无力维系这个地区的封建秩序，自从太平军离开湖南后，人民纷纷起义。如曾国藩所说：“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粤逆入楚，凡入添弟会者，大半附之以去，然尚有余孽未尽。此外又有所谓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往往成群结党，啸聚山谷，如东南之衡永郴桂，西南之宝庆靖州，万山丛薄，尤为匪徒卵育之区。”[118]1853年春、夏之间的数月内，“四属匪徒，屡次滋扰，如常宁有白沙堡之案，衡山有草市之案，永兴有狮子寨之案，安仁有焚烧衙署之案，桂东有县城失守戕害把总之案，宜章临武有广东匪徒滋扰之案，永明江华有广西匪徒窜入戕害千总之案……七月二十七日又有广东土匪窜入兴宁县城……此外，四属中聚众倡乱，抢劫拒捕，为案甚多，未及一一上渎圣聪，皆由上年粤匪经过衡永郴桂一带，裹胁最众，或久受伪职，或饱掠潜归，以致莠民构煽，甘心从逆，动辄贴粤匪之伪示，张太平之逆旗，甚至乞儿偷盗，三五成群，亦敢倡言谋乱，毫无忌惮”[119]。在这种情况下，湖南的地主阶级迫切需要一种力量来保护自己，曾国藩所创办的团练不仅打着清王朝的招牌，更重要的是他重视一向未被清朝重视的汉族地方性封建势力的作用，扩大和加强汉族地方地主的权力，把各地的封建势力联络在一起，因而这种团练形成一支有深厚基础的最凶恶的封建武装。
曾国藩虽然抱着极大的野心，但他初办团练的时候，自知权轻位卑，势力不足，因此只把自己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镇压湖南本地的零散的人民起义中，希望在镇压小规模起义中获得成效，吸收经验，扩大队伍并提高战斗力。所以整个1853年他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对付湖南的地方性起义上。他一方面在长沙设立会审局，大批地捉人杀人，“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120]，弄得湖南合省怨声载道，湖南人民把曾国藩称作“曾剃头”，连曾国藩自己也自认“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121]。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把刚建立的湘军派到湖南各地，镇压当地的起义。1853年初，曾国藩派罗泽南率湘军会同江忠源等镇压了浏阳天地会征义堂周国虞的起义军，3月派王鑫率湘军镇压了常宁何六吴的起义军，4月又派罗、王镇压了衡山刘积厚的起义军。1853年夏，湘军更分路四出，在安化、桂东、宜章、临武、安仁、永明、江华、蓝山、零陵、永桂、酃州一带滥杀平民。1853年秋，除一部分湘军留在湖南和道州天地会何贱苟起义军作战以外，大部分赴援南昌，这次出省作战的对手是太平军的主力部队，不是地方性的起义队伍。湘军初遇劲敌，一败涂地，这次失败使曾国藩等不敢轻视太平军的实力，一心一意扩大和训练军队，造船购炮，添募水师，积聚力量，为和太平军进行决死战斗而进行准备，不敢再谈出省作战。1853年底湖北危急，清王朝一再谕令曾国藩出兵援助，曾国藩总是借故推诿，这倒不是曾国藩有意要放弃自己的镇压农民革命事业，恰恰相反，正因为他抱有极大的野心，要和太平军一决胜负，当自己的准备不足、力量未充时，他不敢轻易地去触撞强大的太平军。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此次募勇成军以出，要须卧薪尝胆，勤操苦练，养成艰难百战之卒，预为东征不归之计，若草率从事，驱不教之士，执蛊脆之器，行三千里之远，以当虎狼百万之贼，未与交锋，而军士之气固已馁矣……故鄙意欲竭此两月之力，昼夜训练，凡局中窳苦之器，概与讲求而别为制造，庶几与此剧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122]。这是曾国藩的一片苦心所在。1854年2月太平军击溃堵城大营，占领汉阳、汉口，包围武昌，石祥贞、林绍璋偏师进占岳州，形势已经不允许曾国藩再拖延下去了，于是曾国藩率领刚刚训练成的1﹒7万名湘军，分水陆两路进兵，同时发布“讨粤匪檄”，对太平天国大肆诬蔑，利用知识分子和群众对孔、孟、关、岳、仙佛、鬼神的封建迷信心理，煽惑起一个声讨农民革命的巨大逆流。檄文中说：太平天国革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象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从檄文中反映出当时汉族地主阶级的这种心理，当面临着农民革命大风暴的威胁，面临着封建制度生死存亡的关头，汉族地主平日与满洲贵族、官僚的矛盾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汉族地主们为了挽救整个封建制度的命运，宁肯暂时丢开平日的纠纷，和满洲贵族合作，共同来镇压革命。
1854年4月，湘军和太平军开始在洞庭湖边交锋。
和清王朝的常备兵比较起来，这支由汉族地方封建势力所建立的湘军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湘军的将领大多是知识分子和地方绅士，其士兵大多是落后闭塞的农民，如曾国藩所说“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醇正”[123]，所谓“朴实少心窍之人”一方面是指未受革命思想熏陶的人，另一方面是指未受官场和营伍习气沾染的人。他认识到当时营伍中恇怯畏葸、妒功忌能的风气，以为“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自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驱驰中原，渐望澄清”[124]，所以湘军的将领几乎完全是从乡绅和知识分子中选拔出来的，并且利用封建的学统关系和亲族关系、同乡关系纠集在一起。例如初创湘军的罗泽南就是一个“假馆四方，穷年汲汲，与其徒讲论濂洛关闽之绪”[125]的失意知识分子，罗泽南的学生王鑫、李续宾、李续宜等后来都是湘军大将，罗、王、二李和曾国藩又都是湖南湘乡人，他们又各自利用自己的关系招罗亲戚、族党、同学、同乡、亲信，组成一支武装部队，所以这支武装具有一种为各种封建关系维系着的固结不解的精神。
第二，湘军在编制上采用一种完全不同于清朝常备兵的组织体系。王定安对清朝常备兵的组织体系和弱点说得很清楚：“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岁糜二千万金，遇寇发，征调四出，率用本辖营弁统之，其部卒众寡不齐，少或百人，多至千余人，绾以提督镇将，而皆隶于专征之钦差、将军、都统、督抚，其由提督膺钦差者，他提督均听节度，本辖营弁或伤死退黜，则用他将兼领，将不必由帅选，一营士卒视调发多少无定额，二百年来，行之久矣。自洪杨倡乱，大吏久不习兵，绿营訾窳骄惰，闻羽檄征调则举室惊号，以为趋死地无生还理，比至前敌，秦越楚燕之士，杂糅并进，将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胜则相妒，败不相救，钦差疆帅，复时相龃龉，号令歧出，偏裨各分畛域，征兵日繁，迄不得一兵之用”[126]。曾国藩认为这种“天涯一百，海角五十”所调来的杂牌兵，“断无以制此贼之死命”[127]。曾国藩知道这种军队不能作战，所以他从军队成员、训练方法以及组织方法几方面入手，从事改革。王定安说：“迨曾国藩以儒臣治军长沙，罗泽南、王鑫皆起诸生，讲学敦气谊，乃选士人，领山农，滑弁游卒及市井无赖摈斥不用。初立三百六十人为一营，已而改五百人为一营，营分四哨，哨官四人，统以营官，自两营迄十营数十营，视材之大小而设统领焉，统领径隶大帅，故营哨官所辖有定额，统领所辖无定数。钦差督抚，皆大帅也，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128]。这种组织体系的特点是“一营之中，指臂相连，弁勇视营哨，营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129]。王定安的这番话，当然带有汉族地主们的自我吹嘘，但实行这种新的编制体系，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地主武装的内部矛盾，从而提高了战斗力。
第三，湘军的另一重大特点是重视水师，这是从战争中得来的教训。太平军在长江中作战，拥有一万多艘小船，“行则帆如叠雪，住则樯若丛芦，炮声遥震，沿江州邑，无兵无船，莫不望风披靡”，“贼仗船多惊我，所向无前，乘风急驶，飘忽靡常，一日行数十里，处处使我猝不及防。所欲城池，不战即得，遍地金帛粮米，恣意掳掠，任其载运，声势炫赫，我兵单薄，每不敢遽近。及其窜也，我无船只，不能追剿，是比年贼之蹂躏沿江，几无御之之法”[130]。这种情况，清朝方面早就看到了，所以向荣要求调广东红单船到天京助战，曾国藩比向荣看得更远，他要自造战船，自募水师，而不愿把希望寄托在他省的水师。他在衡州设立了造船厂，造了几百艘战船，都是仿照两广的长龙式、快蟹式、三板式制成的，并搜购洋炮，招募水手，建立了一支5 000人的水师并逐步扩充。后来的战争证明曾国藩的眼光看得相当准，劲悍的湘军水师屡次打败太平军的水师，逐渐夺得了长江水面的控制权。太平军由于水师优势的丧失而处于严重的被动地位，以致军事形势急转直下。湘军水师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的确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所以清朝方面最后论功行赏，“以国藩创立舟师为首”[131]。
当湘军出兵的时候，石祥贞、林绍璋所率领的太平军已经占领岳州，并沿洞庭湖南进，集结于靖港。为了对长沙实行大规模的包抄，林绍璋率军从宁乡进占湘潭，包抄长沙的南路。1854年4、5月间太平军在靖港、湘潭两地同时和湘军展开了激烈战斗。
靖港的战斗证明湘军这时还是羽毛未丰的，湘军一战而败，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4 000人，急得曾国藩要投河自杀。可惜的是进入湖南的太平军兵力太少，而且分兵到湘潭，没有集中力量把这支新起的封建武装一举歼灭，特别是湘潭的林绍璋军内部发生了矛盾，“老贼恶新贼之不为尽力，新贼疑老贼之暗泄军情……在潭城分党哄斗，自相屠戮”[132]，这样就给湘军以可乘之机，结果湘军败后复振，进攻湘潭。湘潭失守，林绍璋军溃败。因此太平军在靖港胜利以后也不可能乘胜追击，为了等待援军，反而退守岳州。曾国藩利用将近三个月的休战时间，重修战船，再募士兵，积极准备。
7月底，当湘军力量重新恢复，就对岳州发动了进攻。太平军主动退出岳州，扼守岳州以北的城陵矶要隘，这时，太平军为对付湘军，放弃了攻取荆、襄的计划，把曾天养的军队调到城陵矶。1854 年7月底到8月底，曾天养六次反攻岳州，屡次打败湘军水师，但是在一次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曾天养不幸牺牲。曾天养是太平军中最勇敢的老将（死时年62岁），敌人极害怕他，曾国藩说他“威令素行于贼中，善用兵者自杨秀清外，曾天养为最”，“去年破田家镇、破庐州，今年破黄州、堵城，破岳常澧等属，皆曾天养为一军之主”[133]，在他阵亡之后，太平军“无所倚恃，窜败频仍”[134]，只好退出湖南。
1854年10月，湘军从湖南入湖北，经崇阳、蒲圻、通城，逼武汉之南，新任湖广总督杨霈和荆州将军官文也配合反攻，从安陆、京山，逼武汉之北。武汉的太平军约有两万人，本可据城坚守，以待援军，但守将石凤魁、黄再兴等胆小无能，畏惧敌军势大，开城逃跑，特别严重的是当时尚有4 000艘太平军战船在汉水中活动，石凤魁、黄再兴在逃跑的时候没有通知这些战船撤出汉水，因此湘军夺占武汉之后，4 000艘太平军战船完全被封锁在狭窄的汉水中，既无陆军支援，又无撤退道路，被湘军层层包围，施用火攻，大肆焚烧，火光隔着大别山，照耀得长江中波浪尽赤，4 000艘战船付之一炬。这都是石凤魁、黄再兴不战而走的罪恶。他们逃到天京，杨秀清立即把石、黄两人判处死刑。
1854年10月底，曾国藩等分三路向下游进兵，南路由提督塔齐布、道员罗泽南率领，北路由杨霈率领，水师由曾国藩和道员李孟群、参将杨载福、同知彭玉麟率领，其中南路进军尤速，连占大冶、兴国。其时，太平天国的秦日纲、韦俊、石镇仑、韦以德、陈玉成等已在田家镇布防，在北岸田家镇和南岸半壁山之间安置拦江铁锁。1854年11月到12月，一场猛烈的战斗展开了。湘军首先夺占半壁山，破坏铁锁，杨载福、彭玉麟等率水师冲过铁锁，放火焚烧太平军战船，恰逢东南风大作，太平军战船不能下行，3 000艘战船俱被焚毁，“百里内外，火光烛天”[135]。石镇仑、韦以德也在战斗中牺牲。太平军水师经过汉阳、田家镇两次大败，损失惨重，清朝方面开始在长江水战中掌握优势，太平军永远不能再夺回水上控制权了。
太平军在田家镇失利以后，北岸军队退守宿松、太湖，南岸军队退守九江、湖口。12月湘军水师肃清九江江面，陆师包围九江、梅家州、湖口，杨霈的军队也进驻广济、黄梅。同时驻在英山的何桂珍、臧纡青等清军也进逼桐城，抚安庆之背，太平军处在危急的关头。曾国藩甚至得意忘形地宣称：“长江之险，我已扼其上游，金陵贼巢所需米石油煤等物各路多已断绝，逆船有减无增，东南大局，似有转机……臣等一军以肃清江面、直捣金陵为主”，甚至他狂妄地预计到太平军可能放弃天京，“请旨饬下诸路带兵大臣及各省督抚，择要堵御，预防流贼之患”[136]。反动派高兴得太早了一点，太平军的实力还没有削弱到这种程度，不但九江的防务十分坚固，而且石达开、胡以晃、罗大纲等从下游率领大军赶来支援。首先是1855年1 月5日太平军黄玉崑部击败了围攻桐城的臧纡青军，臧纡青被打死，安庆的威胁解除了。接着1月29日，湘军萧捷三等率轻舟百余冲入鄱阳湖内，被太平军在湖口设卡筑垒断其归路，把湘军水师截成外江和内湖两段。2月11日太平军乘湘军被截成两段的机会，于黑夜焚烧湘军的外江水师，烧毁战船百余号，曾国藩急得几乎投水自杀，逃走到罗泽南营中。2月16日，拥有一万余人的杨霈大营被秦日纲等千余人所击破，杨霈大营中收罗很多捻军在内，捻军起来响应太平军，以至“一溃再溃，直奔八百里而后止”[137]。到此时为止，清军的攻势全部被瓦解。秦日纲、陈玉成乘胜克复广济、蕲州、黄州，2月底进占汉阳，直逼武昌；韦俊则从田家镇渡江，循长江南岸克兴国、通山、崇阳、咸宁等地。湘军苦战几个月所争夺到的土地，复归太平军控制，围攻九江的湘军反而处在被包围的形势中。由于武昌紧急，胡林翼、罗泽南率领的陆师和李孟群、彭玉麟率领的水师不得不回援武昌，4月初走到武昌城外又被击败，太平军第三次占领了武昌，曾国藩也不得不率领孤立的内湖水师逃奔南昌，他的胜利幻梦完全破灭。
1855年4月以后，清军改变了自己的战略部署。屡次溃败的湖广总督杨霈被革职，新授官文为湖广总督、胡林翼为湖北巡抚，在湖北战场采取攻势。胡林翼围攻武昌、官文围攻汉阳，还调集了曾经镇压过太平天国北伐军的骑兵部队到湖北助战。太平军在湖北战场转取守势，利用武昌的险要形势婴城固守，使凶悍的湘军水陆师顿兵坚城之下，劳师无功，正像曾国藩所说：“武汉之贼，坚守不出，我军攻城不与贼兵斗，但与炮子斗，伤亡甚多，攻坚良苦”[138]。但太平军在江西战场上却展开了攻势。1855年5、6月间，太平军范汝杰出入赣东、皖南，何名标活动于赣鄂边境，都以削除江西清军枝叶、孤立南昌为主要目的。1855年秋，广东天地会因围攻广州失败而陆续走入湖南边境，和太平军的西战场军队遥相呼应。9月韦俊在金口、汉阳、奓山一带大破湘军水陆师，曾国藩从南昌调遣罗泽南军西援武昌，清军在江西的防御力量更加削弱。趁着这个时机，石达开自武昌出发，去迎接南来的天地会起义军，沿途击败罗泽南军的阻拦，进入江西，和天地会起义军会师。从此江西战场就发生了极有利的变化。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个变化，应该把当时广东天地会起义和进入江西的情况插入叙述。
七、两广天地会起义及石达开经营江西
天地会在两广传布已是由来已久的事情，据曾望颜说：“溯自道光初年，已有三合会名目，其时仅暗相勾引，迹犹未彰著也。”[139]鸦片战争以后，广东兵备废弛的情况彻底暴露，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组织起来，人民不仅痛恨侵略者，而且对于清朝统治者的腐朽无能也极为愤慨。这样，反对侵略的结果又转而触发了反封建斗争的高涨，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天地会势力大大发展起来。
参加天地会组织的都是下层人民，所谓“无知穷民，贪其小利，因被诬惑”[140]，其中有手工业工人（如佛山镇的铁工）、城市小商贩、乞丐（统治者称红巾多“卖菜丐食之流”）、伶人（如起义军领袖李文茂为广州著名伶人）、兵勇、僧道，但也有相当多的绅士、举人、秀才参加。[141]应该指出：广东一带商业是比较繁盛的，麇集在城镇的游民、商贩特别多，他们沾染城市奢靡风气很深，这种风气带进了天地会中，给天地会后来的发展以极不利的影响。
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革命风潮，鼓荡日烈，“不特外府州县，勾结拜会者不可胜数，即省城白云山，近在咫尺，亦无时无匪拜会”[142]。1854年，酝酿已久的大起义终于爆发了。首先在5月底，东莞天地会何禄等3万人，占领了东莞县城。接着在6月11日陈开等占领佛山镇，以佛山作为根据地，和清军对抗。李文茂、陈显良等也率众响应，击败清军并开始围攻广州。此后，广东各州县天地会纷纷起义，形成燎原之势。其中较大的有7月中旬肇庆府天地会领袖陈荣，联络水师兵勇起义，占领府城；同时梁培友等起义军占领德庆州。此后陈、梁联合作战，进入广西。7月底又有天地会陈金刚占领清远，连州勇目温佑占领三江、阳山。10月博罗天地会翟火姑占领县城。其他如鹤山、增城、从化、花县、英德、乐昌、乳源、甬源等城市俱被起义军所占，起义军此发彼应，声势极为浩大，自广州至湖南边境，“各州县市镇，处处有贼屯聚，商贾绝迹，文报不通”[143]。起义军分立洪胜、洪义、洪顺等堂，彼此不相统属。其中以佛山镇陈开、李文茂一支为最强大，从1854年7月即以全力围攻广州。广州官僚士绅率兵勇团练，拼命堵御，又得到外国侵略者从小吕宋、新加坡、印度运来粮米接济，勉强守住了广州。而起义军则因“粮草空乏，贼魁难以号令其众”，因而发生了“互相争竞，各怀二心”[144]的现象，围攻广州10个月的陈开、李文茂起义军遂撤围西走，进占广西浔州，建立大成国。广州以北的天地会也纷纷北走湖南，企图与太平军会合，而长期活动于广西的朱洪英、胡有禄起义军亦应其旧日同伴罗大纲的邀请，从广西灌阳奔湖南境。1855年，两广天地会大批军队进入湖南南部，“民间喧传广东官军有剿洗村庄之说，山谷愚民，亦多结队奔赴湖南，逆贼何禄等裹其壮丁，胁其从逆，以故人数更增”[145]。6月朱洪英、胡有禄自广西灌阳进占湖南东安，葛耀明、邓象自广东乐昌进占湖南宜章，何禄、陈荣、陈金刚、周春自广东韶州、乳源进占湖南郴州、桂阳州。湖南当地的天地会又群起响应，据骆秉章说：从广东进入湖南的天地会军共有二十多支，每支人数一两千，“合计不下数万，声言由湖北、江西与金陵逆贼会合”；此外湖南天地会起兵响应的有郴州天地会首领王大才、女首领许月桂（洪大全之妻）、兴宁焦玉晶（洪大全之弟），以及桂阳州的李石保、永兴县的李华芝，“亦不下十余起，郴桂一带，乱民本多，又自楚粤道梗以来，商贩不通，小民失业无聊，以饥寒而流为盗贼者，亦复不少，故郴宜迭陷之后，从乱如归，官军前后擒斩，亦不止数千之多，而贼势蔓延，剿不胜剿，路径纷杂，防不胜防”[146]。9月葛耀明、周春、陈荣等又进占茶陵州，东走江西，石达开也率领大军自武昌沿湘赣边界南下，迎接天地会军。假使具有强韧战斗力的太平军和声势浩大的天地会全部会师，这对清朝说来将是一个致命的威胁。
可惜天地会起义军并未能全部与太平军会师。9月底西路的朱洪英、胡有禄被湘军王鑫击败于邵阳之四明山中，胡有禄被俘牺牲，朱洪英折回广西。王鑫又移军攻击郴州、桂阳州，这时东路的广东天地会和湖南天地会又发生矛盾，“称元帅者十余，皆相持不下，粤贼欲取道江西，土匪欲取道长沙，又以此不相和协，既无统驭之人，又有猜疑之意”[147]，造成了所谓“土匪与粤贼互相猜疑，颇有连鸡不能俱飞之势”[148]。革命内部的矛盾给清军以有利的机会。1855年底，王鑫破郴州，何禄败走临武，受伤牺牲，其余部由陈金刚率领，折返广东。因此东西两路天地会，仅有东路的一部分进入江西，在新昌和石达开会师。
即使只有一小部分天地会和石达开会师，这对太平军说来仍是极大的支援力量，而指挥全军的石达开的政治、军事才干都是第一流的，曾国藩说他“于诸贼之中最为凶悍”[149]；左宗棠说他“谋次杨逆而勇比萧朝贵，涤公上年湖口之败，实遭此贼毒手，若除此贼，则由江西而安徽江南，势如破竹矣”[150]；骆秉章是吃够了石达开的苦头，他说得更具体：“石逆在诸贼中能以狡黠收拾人心，又能以凶威钤制其众。每战辄选各部悍贼，厚其供给，录为死党，多至数千。其临阵也，以他部前驱，而以死党监督其后，层层设伏待之，遇败，则麾之赴援，类能转败为胜，胜则尽锐冲压，官军每为所乘。其止也，乍东乍西，倏隐倏现，冀乱吾之谋。其行也，忽驰忽骤，或合或分，冀伺吾之隙。验之所窜地方，历历不爽”[151]。1855年底至1856年初，江西太平军和天地会在石达开的指挥下，连续攻克袁州、瑞州、临江、新喻、万载、吉安、永丰、抚州，清军在江西的防务很薄弱，罗泽南已经调到武昌，在武昌被炮子击毙，塔齐布在九江病死，周凤山接统塔齐布军，在樟树镇全军覆没，只剩下曾国藩一个光杆司令，靠着一支由亲身护卫扩充成的“平江营”（李元度统率）困守南昌。当时，石达开在江西的军队约有10万，“自陷瑞州、临江后，传檄远近，江西士民，望风而靡，千余里间，皆沦于贼，贼因兵因粮，附从日众，石逆抚其桀黠之民以钤制其士夫，迫之从逆，江西全局岌岌，涤公（即曾国藩）急呼罗山（即罗泽南，时曾国藩不知罗泽南已死）解鄂围以援江西，书寸纸畀健卒，置之伞柄中，昼伏夜行，二十日始得达，其艰如此。盖自章门（指南昌）数十里外，东抵吾乡（指湖南），北抵鄂，皆贼踪也”[152]，“江西事恐不可为，以民心全变，大势已去也”[153]。封建统治者的这些言词，不仅说明太平军几乎已奄有江西全省的城乡，而且说明石达开在这里实施了许多深入人心的措施，全省人民都卷入了反封建的斗争，曾国藩在南昌正是成了瓮中之鳖。
可惜石达开刚刚克复了大片土地，曾国藩在南昌正处在“道途久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的时候，包围天京、武汉和庐州的清军发动了猛烈攻势，天京、武昌和庐州三地同时危急。1856年4月石达开不得不暂时搁下曾国藩，回援天京，与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会合，大破江南大营，随即又上援武昌，在武昌与胡林翼军展开血战。石达开离江西后，黄玉崑和北王韦昌辉先后代替石达开主持江西军务。由于湘军头子处在危境，湖南湘军纷纷出援，刘长佑自萍乡进攻袁州，曾国华自新昌、上高攻瑞州，王鑫则进兵赣南，李元度也自南昌出攻抚州。石达开在江西经营的根据地是相当巩固的，各路封建武装长期被黏持在袁州、瑞州、抚州、吉安一带，没有多大进展。一直到天京内讧之后，斗争形势剧变，江西太平军处境日艰，其中原属于天地会的部队经受不住艰苦斗争的考验，有的溃散，有的退却，有的甚至叛降敌人，清军才陆续夺取了各个城市。
1856年秋，正当石达开与胡林翼激战于武昌、江西太平军与湘军相持于赣西、皖北太平军从庐州撤退的时候，天京却发生了韦昌辉刺杀杨秀清的事件，这个政治上的不幸事件极大地影响了战局，使太平军的各战场接连失利，太平军开始丧失了军事主动权，而陷入被动的局面。
注释
[1]《向荣奏稿》，卷三，《累攻金陵及镇江接仗折》。
[2]倪在田：《扬州御寇录》，卷上。
[3]马寿龄：《金陵城外新乐府三十首》。
[4]《向荣奏稿》，卷五，《军饷告匮折》。
[5]同上书，卷五，《筹饷无方请交部议处片》。
[6]同上书，卷八，《请饬广东江西督抚速解饷项片》。
[7]同上书，卷三，《饬令总兵崔腾龙带兵驰往河南山东一带协剿折》所附朱批。
[8]同上书，卷五，《请饬琦善派队渡江攻剿折》所附朱批。
[9]《向荣奏稿》，卷六，《肃清东坝收复高淳折》。
[10]同上书，卷七，《迭攻贼营获胜亟筹合围并督催师船上驶折》。
[13]《李秀成自述》。
[14]晏玛太：《太平军纪事》。
[15]黄本铨：《枭林小史》。
[16]曹晟：《觉梦录》。
[17]刘丽川上天王洪秀全文。
[18]晏玛太：《小刀会占据上海目击记》。
[19]罗孝全：《小刀会首领刘丽川访记问》。
[20]晏玛太：《太平军纪事》。
[21]晏玛太：《太平军纪事》。
[22]黄本铨：《枭林小史》。
[23]沈储：《舌击编》。
[24]《王文毅公年谱》。
[25]《永春县志》，卷三，《大事志》。
[26]陆应谷奏，转引自谢兴尧：《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
[27]姚宪之：《粤匪南北滋扰纪略》。
[28]《东华录》，咸丰朝，卷二一。
[29]陈善钧：《癸丑中州罹兵纪略》。
[30]《钦定剿平粤匪方略》，胜保奏。
[31]《东华录》，咸丰朝，卷二二。
[32]薛福成：《庸庵笔记》，《讷相临洺关之败》。
[33]马克思：《列强侵略与中国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162页。
[34]《畿辅通志》，卷一三二，《前事略》。
[35]侯桢：《天津谢公庙碑》，见《续碑传集》，卷五七。
[36]《东华录》，咸丰朝，卷二四。关于北伐军的人数，众说纷纭，暂从《东华录》之说，此数目估计较低；《山东军兴纪略》称北伐军攻天津时有万余人，突围南走时为五六千人。
[37]《东华录》，咸丰朝，卷二四。
[38]姚宪之：《粤匪南北滋扰纪略》。
[39]一般书籍中均以黄生才为北伐援军之主将，罗尔纲则称黄生才系李开芳部下的普通将领，非北伐援军主将。未知孰是，暂从旧说。
[40]《李文清公遗书》，卷二。
[41]《东华录》，咸丰朝，卷二六。
[45]《粤匪北犯纪略诗》。
[48]《东华录》，咸丰朝，卷二五。
[51][52][54][55][57]姚宪之：《粤匪南北滋扰纪略》。
[53]马振文：《粤匪陷临清纪略》。
[60]姚宪之：《粤匪南北滋扰纪略》。
[64][65]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一，《科尔沁郡王擒获林凤翔李开芳》。
[66]罗惇衍：《太平天国战纪》。
[67]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一一。
[70]《续碑传集》，卷二七。
[71]葛士达：《剿捻十议》。
[72]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一。
[75][76]张瑞墀：《两淮戡乱纪》，《张洛行叛迹本末》。
[77]尹耕云：《豫军纪略》，卷六。
[80]同上书，卷六。
[81]《涡阳县志》，卷一六，《兵事》。
[82]《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二八〇，唐训方奏。
[83]尹耕云：《豫军纪略》，卷二。
[85]同上书，卷五，袁甲三奏。
[86]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卷三。
[88]徐宗干：《斯未信斋文编》。
[89]《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一二七。
[90]薛福成：《庸庵外编》，卷二，《治捻寇》。
[91]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卷三。
[92]《山东军兴纪略》，卷二。
[97]尹耕云：《豫军纪略》，卷七。
[98]《李秀成自述》。
[99]《向荣奏稿》，卷三，《遣散船只沿江并未焚掠折》。
[100]李元度：《江忠烈公别传》。
[101]《东华录》，咸丰朝，卷二三。
[104]《东华录》，咸丰朝，卷二三。
[105]李元度：《江忠烈公别传》。
[106]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一，《江忠烈公殉难庐州》。
[107]黄彭年：《江忠烈公墓表》。
[108]据汪士铎《悔翁笔记》称：“癸丑、甲寅间，贼目曾天养至武昌、通城、蒲圻、大冶、嘉鱼、咸宁，旧钟人杰之余党十余万人来投降”。
[109]《清史稿》，列传一八四。
[110]《曾国藩全集》，书札，卷三，《与刘孟蓉》。
[111]同上书，书札，卷三，《与龙翰臣书》。
[112]同上书，文集，卷二，《湘乡昭忠祠记》。
[113][114]《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二，《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
[115]同上书，奏稿，卷一，《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
[116]同上书，批牍。
[117]转引自蒋星德：《曾国藩之生平及事业》，第七章。
[118][121]《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二，《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
[119]同上书，奏稿，卷二，《移驻衡州折》。
[120]同上书，书札，卷二，《复欧阳晓岑》。
[122]《曾国藩全集》，书札，卷三，《复夏(亭》。
[123]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二三。
[124]《曾国藩全集》，书札，卷二，《与王璞山》。
[125]曾国藩：《罗忠节公神道碑铭》。
[126][128][129]王定安：《湘军记》，卷二〇，《水陆营制篇》。
[127]《曾国藩全集》，书札，卷二，《与文任吾》。
[130]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五。
[131]王定安：《湘军记》，卷二〇，《水陆营制篇》。
[132]《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二，《会奏湘潭靖港水陆胜负情形折》。
[133]《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三，《查明贼目歼毙状及贼中各情片》。
[134]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
[135]《曾国藩全集》，奏稿，卷四，《官军攻破田家镇烧尽逆船复收蕲州折》。
[136]同上书，奏稿，卷四，《请饬各路带兵大臣督抚择要防堵片》。
[137]《胡林翼全集》，书牍，卷九，《致郑小珊少卿》。
[138]《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七，《调罗泽南回援江西片》。
[139][140]曾望颜：《沥陈广东祸乱之由奏稿》，见北京大学等编：《太平天国史料》，523页。
[141]赵沅英《红兵记事》载新会天地会情况：该地天地会首领张龙“家万金”，“亦有举人秀士甘为贼腹心者”，“举人李式金为匪会师长，诱诸生入议守御事，尽劫之拜会”，“潮连一带孝廉茂才尽入洪门”。
[142]曾望颜：《沥陈广东祸乱之由奏稿》。
[143]《骆秉章奏议》，湘中稿，卷二，《两广匪徒滋扰南界筹防情形折》。
[144]《遐迩贯珍》所载有关太平天国史料、会党消息，见北京大学等编：《太平天国史料》，515页。
[145]《骆秉章奏议》，湘中稿，卷三，《广东贼陷郴宜、广西贼陷东安、衡阳武冈土匪响应剿办情形折》。
[146]同上书，湘中稿，卷四，《永兴茶陵失守分路剿办情形折》。
[147][148]《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二，《与王璞山》。
[149]《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九，《江西近日军情据实复陈折》。
[150][152]《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二，《与王璞山》。
[151]《骆秉章奏议》，湘中稿，卷一二，《筹议分军援浙折》。
[153]同上书，书牍，卷三，《答署鄂抚胡润之中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