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的认识
20世纪5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无不与知识分子相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围绕知识分子问题而展开的。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有老专家，有旧社会过来的一般知识分子，更有为数众多的青年学生。据有关部门统计，有四五百万人。文化艺术战线、宣传理论战线、经济工作部门、学校都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有不少知识分子还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知识分子无疑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理所当然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中央领导人在这方面有很多论述。但是，从我的亲身体会看，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并不是一以贯之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也出现过一些失误。
20世纪50-60年代，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政策走过一条弯曲的路，知识分子则在荆棘丛生的泥泞路上艰难跋涉，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感情并没有因此而磨灭。许多知识分子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批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投身革命队伍，有的不顾家庭的挽留、反对，有的中断、放弃大学学业，有的舍去自己热爱的专业，有的离开优越的生活环境……，踊跃参军参干，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可以说是一颗红心、一片深情。党对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熔炉热烈欢迎、关怀备至，诚心诚意地培养教育，充分发挥其作用，肯定其业绩；党团组织和老同志帮助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培养和吸收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入团、入党。据我所知，到部队的知识分子都安排了能够发挥作用的工作岗位和职务，对工作成绩显著的给予评功奖励，使人们真正感觉到进入了革命的大熔炉、革命的大家庭。1952年部队定级时，参军不到两年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成了干部，有的还当了基层领导。
1954-1955年这段时间，情况有了一些变化，对知识分子提出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其中特别强调改造。在实践中，又形成了批判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思想的潮流，甚至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许多知识分子干部在“肃反”运动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有的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在批判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往往无限上纲，动辄扣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帽子” ，出现了简单、粗暴的现象。对此，不少知识分子干部是心有疑虑的，这也挫伤了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我于1956年3月发表在《学习》杂志上的文章中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要防止简单化、庸俗化倾向”的观点，也内含我对上述情况的思考。我认为对知识分子及其世界观要做具体分析，在党的教育下和几年的革命实践锻炼中，广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变，不少人初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献身的理想和信念，尽管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影响在不少知识分子的思想中还或多或少地存在，但他们都在自觉地改造自己，自觉地克服这种影响。知识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是明显的，工作上是努力的，各条战线的伟大成就是同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分不开的。把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统统冠以资产阶级世界观，既不符合客观实际，同时也否定了我们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成绩。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是马列主义理论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成绩最显著的时期之一。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几十年后回顾当年的思想改造时，都有共同的体会：正是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了我们，正是马列主义武装了我们，我们才能够有比较坚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才能够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百折不回，才能够具有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精神。
在对待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政策上出现的问题，党中央注意到了，加之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开始，知识分子问题更受到重视。1955年初，毛泽东提醒要重视这方面的工作。1955年11 月23日毛主席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召开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1956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做报告，毛主席做了重要讲话。会后根据会议精神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 。
这次会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第一，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的命，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把中国建设得更好。周总理说，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4]。第二，正确表述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周总理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5]。第三，指出了“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6]，“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7]。同时，也指出了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弱点：“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同他们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变化并不是完全相适应的。许多进步分子也还有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更不要说中间分子了。[8]党要加强领导，促进他们的改变，并且要看到他们的改变。第四，对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原则性的解决方法。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发挥其专长；充分了解知识分子，给予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为知识分子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重视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成果；政治上、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积极吸收符合条件的知识分子入党，调整工资，修改制定合理的升级制度，以及学位、学术、荣誉称号，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
这次会议意义深远，时间越久，越显出它的思想光辉。会议精神传达后，在知识界以至全国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我所在部队的党委在传达会议精神后，组织我们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深入各部门听取意见，开座谈会。无论是年长的知识分子还是年轻的知识分子都无比激动，认为毛主席的讲话、周总理的报告说出了知识分子的心里话，指明了应当遵循的方向，表示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改造思想，积极进行科学技术和理论研究，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同时，大家也对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阶级属性、世界观状况以及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许多知识分子干部还制订了学习、研究计划和改造思想计划。我根据座谈、讨论的情况和学习体会，写了《关于党对知识分子的几点认识》 ，文章发表在解放军总政治部主办的《八一杂志》上。
我主要谈了三个问题：一是讲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说明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新中国的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需要知识分子去掌握和运用。党和国家要把知识分子作为依靠力量，知识分子则应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积极响应党关于“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学习苏联和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当时，苏联帮助我们搞建设，派来了许多军事技术专家，我们学校也有苏联专家。文中也提到了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问题。二是讲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方针的认识。我认为三者应统一起来，不能分割，不能强调教育、改造而忽视团结，也不能强调团结而忽视教育和改造。团结是基础，教育、改造是手段，其目的在于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文中也谈了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变问题，肯定了广大知识分子是有树立科学世界观的迫切愿望和自觉性的。只有承认这种自觉性才能满腔热情地去帮助他们、教育他们，而不是只把他们当作改造和批判的对象，使他们处于被动状态。我谈这些观点当时是有思想斗争的，怕说得不妥又挨批判，因为“肃反”运动刚结束不久，心有余悸。但通过学习文件和讲话，反复思考，还是写了出来。文章发表后，学校的副政委还称赞写得不错。三是讲对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意见，主要讲了坚定、全面、实效三层意思，即思想要坚定，态度要坚定；全面理解，全面贯彻；讲究实在，务求实效。
这次会议在我们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遗憾的是，会议提出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中央根据会议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1957年春夏之交，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改变了党和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又把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推向了阶级斗争的浪尖上。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中，讲知识分子的地方有十来处，有些话讲得很重。他说，右派只有极少数，北京大学学生中，只有1 %～3 %；教授、副教授中大概有10 %的右派，“左”派也有10 %左右，中间派占80 %左右。这实际上给知识分子划了“左” 、中、右，而且做了数量规定。抓右派也主要是在知识分子中抓。他还说：“中间派的特点就是动摇，不然为什么叫中间派？这一头是无产阶级，那一头是资产阶级，还有许多中间派，两头小中间大。但是，中间派归根结底是好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这种分析，实际上改变了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还多次批评知识分子：“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所谓五张“皮”是指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小生产所有制。现在那五张“皮”没有了，有些知识分子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成了“梁上君子” 。“我们现在就是劝他们觉悟过来。经过这一场大批判，我看他们多少会觉悟的。那些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应当觉悟，尾巴不要翘得太高，你那个知识是有限的。……现在不去讲那些右派知识分子，那是反动派。中间派知识分子犯的错误就是动摇，看不清楚方向，一个时候迷失方向。你那么多的知识，为什么犯错误呀？你那么厉害，尾巴翘得那么高，为什么动摇呀？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可见你知识不太多。在这个方面，知识多的是工人，是农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毛泽东的这些话是有一些道理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比，确有许多弱点。但在当时大举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条件下，把知识分子当作斗争对象，许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受到了批判，这严重地伤害了知识分子，给我们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反右派斗争后，除了那些所谓的“右派”知识分子被踢出革命队伍外，还有一些“中右”被列入另册，“内控”使用，有些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人被下放到新疆、北大荒等地去劳动，或从部队复员、转业到原籍。我虽被留在部队，但心情是抑郁的。许多知识分子在此之后都提心吊胆，不知今后命运如何，只有谨小慎微，夹着尾巴做人，唯恐又一次“割知识分子的尾巴” 。有的人私下讲，“割尾巴倒问题不大，搞不好割了脑袋就全完了” 。
1958年以后，大树“三面红旗” 、大放“卫星”浮夸风阵阵刮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受到了破坏，一向敢于提意见的知识分子也缄口不言。与此同时，在知识文化界和科技界又开展了“红”与“专”问题的大讨论，提倡又红又专，批判“白专”道路。从积极方面看，这场讨论对知识分子关心政治、重视思想改造是有好处的。但其主要倾向是强调“红” ，把那些认真钻研业务，努力学习技术并取得良好成绩的知识分子，批判为走“白专”道路、“红”“白”不分、是非混淆，挫伤了知识分子求知识、钻业务的积极性。总之，从反右派运动开始到60年代初，党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上是有严重失误的。
60年代初期，我们党在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同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进行了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同制定科研、高教、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结合在一起的。在制定这些工作条例的过程中，中央检讨和批评了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偏差和失误。一是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五子（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登科”的不良风气，重申要认真执行“双百”方针，营造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二是批评了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片面认识和简单粗暴现象，强调要团结使用好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要落实政策，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三是批评了强调“红”而忽视“专” 、把“红”与“专”对立起来、混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错误观点和做法。周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重新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承认了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并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9]由于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先后为30多万人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其中主要是知识分子。同时从生活上对重点保护的知识分子给予照顾。
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重新得到了发挥。当时，我国正处于困难时期，很多人的身体状况很不好，但广大知识分子同全国人民一道克服困难，一心扑在教学、科研、文艺等工作上。但是，应当承认，这个时期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主要是对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一些“左”的观点和错误认识，没有从根本上加以清理，没有从根本上拨乱反正，因而对这些领域发生的错误纠正得并不彻底，而且不久又出现了反复。“文化大革命”十年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和摧残已是众所周知的，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知识分子才又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
我在这几十年中，亲身经历了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我认为在这方面的主要问题和主要教训是：
第一，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的时期内，我们没有把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提到“安邦治国”的高度来认识。轻视知识、轻视人才的观念始终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方面是封建社会的影响所致，另一方面又同中国革命是工农打天下这一事实相关联。我国没有经过工业革命，科学技术比较落后，人们对知识和科学技术的作用体会不深。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方面的领导骨干多是从战场上下来的工农干部，他们有战功，有实际锻炼，也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但他们文化水平不高，科学知识缺乏，对知识分子不熟悉、不了解，影响了对知识、人才的重要性的认识，武断地认为“工农可以打天下，也完全可以坐天下”“外行可以领导内行” ，殊不知“天下可以马背上得之，不可以马背上治之” ，在取得政权之后，巩固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不依靠知识，不发展科学技术，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是绝对不行的。
第二，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阶级属性认识有偏颇，对知识分子在革命实践中的进步性认识不足。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下，走过十分艰难的道路，一般都是具有爱国心、正义感的，有追求真理、追求民主自由、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精神，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还具有不同程度的革命性，倾向于革命。抗日战争前后大批知识分子奔向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地区，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不畏艰险，不惜牺牲宝贵的生命，为争取自由、民主和民族的解放而英勇斗争；1949年新中国成立，上百万知识分子积极参军、参干，在各地的军政大学、革命大学以及其他学校培训学习，接受马列主义教育、军事教育和革命历史、革命传统教育，其思想觉悟迅速提高，世界观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完全可以从当时广大知识分子对革命工作的态度，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对处理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的态度中得到证明。但是，到了50年代中期还把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待，还把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看作资产阶级世界观，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不仅说明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左”的思想，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表示出宗派主义的倾向。即使如此，大批知识分子在受到批判斗争甚至残酷斗争之后，仍然没有割舍对党的感情，没有背弃对党的信赖，仍然兢兢业业地做着革命工作。那些被错划为“右派” ，错打成“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在历经20多年磨难之后，党才为他们落实了政策，平反昭雪，他们仍然无怨无悔，在有生之年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这些难道不能说明中国知识分子之可贵吗？当然，这绝不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弱点和缺点，问题在于如何客观地、全面地看待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是否定他们的主流，还是承认他们的主流；是信任他们、帮助教育他们，还是歧视他们、打击他们；是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还是轻视或限制他们的作用。这个问题在今天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第三，在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上思路太窄。薄一波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们过去往往总是习惯于按‘发展党员、选拔干部’的思路去培养和使用知识分子。显然这是不全面的。然而长期跳不出这个‘模式’的束缚，几乎成为一个痼疾。那么多的知识分子，情况各异，专业不同，怎么可能都按这样的‘模式’去套呢？其实，知识分子只要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就应充分信任他们，大胆地放手使用他们。”[10]这个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是从知识分子的实际出发的。回想50年代，在我们部队，许多知识分子有才华、有能力、有专业技术，也热爱党、热爱人民军队，但因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得不到充分发挥作用的机会，有的还被复员。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对政治活动不甚关心，潜心于自己的专业技术，并在本职工作中取得了突出成绩。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本应鼓励和支持，他们有多大本事、多大才能，就应放到与之相适应的岗位上，充分发挥他们的本事和才能。但当时这样的人，往往被视为走“白专”道路，受到批判。这种做法使许多知识分子的报国热忱和工作积极性受到很大挫伤。
第四，知识分子工作的失误，是与我们党在一段时间内缺乏民主精神、在学术领域没有贯彻“双百”方针相关联的。我们党本来具有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作风，但在一段时间专断之风盛行，一听到某人对党有批评意见，就认为其不听党的话，同党不是一条心。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素有忧国忧民之心、疾恶如仇之情，喜欢针砭时弊，爱提意见，有时意见也难免有偏颇之处。而在执政岗位上的一些人却喜欢听奉承的话，听不得不同意见，忘记了古人所云：“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在很长时期内，“双百”方针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毁掉了，学术问题也被视为政治问题，首当其冲的当然又是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在自然科学领域工作的知识分子所受的冲击要小些，而在社会科学、文学艺术领域工作的知识分子所受的冲击就大多了，损失也更为严重些。我是在社会科学战线工作的，对此有深切体会。我认为，一切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否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知识分子、正确对待知识分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重申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任务。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工作都有很大改善。广大知识分子也感到精神振奋、大有作为，并在各条战线上勤奋工作。但是也要看到，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等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我们要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面向新世纪知识经济的滚滚浪潮，把知识分子工作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