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20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成效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和国家在干部和青年学生中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花了很大功夫，地方和部队高等院校都把马列主义课作为重要课程。这是因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仍然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是不容置疑的。只有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群众，才能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然而，由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产生过“左”的错误，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曲折，毛泽东在这段时间提出的某些理论观点又有偏颇之处，因此，对那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如何认识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究竟哪些方面是应当肯定的，哪些方面是需要否定的？有什么经验教训？有的同志提出，在那些年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否做到了“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是否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传授给干部群众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还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干部和青年学生中的作用如何，效果怎样，培养的人才素质有哪些优势又有哪些不足？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也曾做过一些思考，但觉得问题复杂，难以说清。在这里，仅根据自己的体会谈一些看法。
总体来讲，对于五六十年代干部和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成效和作用，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有的肯定多于否定，有的否定多于肯定。一般说来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基本上还是肯定的。不少老同志认为，正是那个时期的理论教育为他们的世界观和理想信念打下了基础。年轻的同志没有那个时期的实际体验，也缺少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听说过“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情况，读到过批评那段时间政治生活的文章，并从现实生活中看到了党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上的错误所造成的影响和后遗症，故对那段时间的政治理论教育给予了较多的否定。有的同志认为五六十年代的理论教育“假、大、空” 。有的称之为“教条主义”的教育、“奴隶主义”的教育、“实用主义”的教育。所谓“教条主义”的教育，是说那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照搬经典作家的词句，照搬苏联的理论，让人们学的是名词概念和空洞的道理，叫人信仰的是政治教条；那时的社会主义理论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是中国化的农业社会主义理论；那时的共产主义理想不是科学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是空想社会主义理想；那时的马克思主义实际被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学说，所生成的社会思想观念是僵化的、封闭的思想观念，是一切都讲阶级斗争的观念；所培养的人才是缺乏创造精神，只知照抄书本、机械执行上级指示的“人才” 。所谓“奴隶主义”的教育，是教育人们盲从、绝对服从，提倡至高无上的偶像崇拜，维护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不知何谓独立思考、何谓民主精神，一切唯命是从，当唯唯诺诺的驯服工具。所谓“实用主义”的教育，是说那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敢坚持真理，不敢批判已为实践所证明的错误路线；不敢针砭时弊，不敢维护实事求是的原则，唯上是从，随波逐流，屈服于政治权势，培养的是分不清是非、辨不明真理与谬误的人。
我认为上述看法是失之偏颇的。
批评那时的理论教育存在教条主义倾向是对的，但不能归结为教条主义。从教学内容看，主要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其科学性是不能否定的，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无论现在还是今后它都应是理论教育的重要内容，例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系列理论观点，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一系列论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原本本地教授给学生，不能叫教条主义。从教学方法看，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病，但也并非完全是理论脱离实际的。如联系干部的工作、思想还是比较好的，是严肃认真的，也确实起到了教育作用。至于所谓“奴隶主义”“实用主义”的教育，这种说法更不切合实际。在那个时期有些干部唯上唯书，有些干部缺乏独立思考和创造精神，有的干部奉行实用主义，这些都是事实，但不能把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弊端和干部中出现的问题，完全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而且不能否认，当时的党风、民风、社会风气是比较好的，干部中也有大量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创新，敢于同错误做斗争的人，这不能不说是同当时重视马列主义教育有关。至于“驯服工具”问题，我以为亦应做具体分析。
总之，不能由于当时党在指导思想上存在某些错误，就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成绩和作用。就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部分来说，情况也不尽相同。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我们的盲目性多一些，宣传教育中不科学的内容和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东西多一些，但我们也有不少创造性的探索。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些卓越的理论家在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取得的成果也是数不胜数的。若以“左”的影响而论，不同战线上的情况也有所区别，有的影响大一些，有的影响则小一些。
我还认为“路线决定一切”的观点也过于武断。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当然重要，它的正确与否必然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路线是要通过人去理解和贯彻的。正确路线有人不去贯彻，错误路线有人坚决抵制，这类事情经常发生。因为人是有头脑、有思想的，真正的革命者认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任何时候，包括像“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也有不少干部群众能够辨清方向，为真理而斗争。这就说明，人的品格、素质、觉悟不同，必然在实际工作中、在执行一定的路线政策中会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作为。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人也是如此。就我所接触的政治理论课教师来看，绝大多数都是努力工作，诚心诚意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从主观愿望讲，也是力图克服教条主义式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的，相当一部分教师受到学生欢迎。教学中当然会存在某些问题，但大家都比较重视总结经验，改进教学。尽管有的教师理论水平不高，实践经验缺乏，甚至对工作没有责任感和事业心，但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的主流。
考察20世纪50-6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效果作用，我认为还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当时的历史条件。新中国成立伊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处于初始阶段，许多高等院校都是新开设这方面的课程，青年学生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也并不了解。广大干部中绝大多数人也是初次接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三四十年代参加革命的干部在战争环境中也很少读这方面的书，他们具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但主要是在实践中获得的，一般都缺乏系统性。因此，当时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从面上看，着重于初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学习中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也不可能很高，不可能要求一般干部和青年学生深入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用以正确分析和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只能根据不同对象提出有针对性的要求。如对青年学生主要是通过教育使他们初步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是指导我们事业的思想理论基础，帮助他们逐步树立社会主义信念和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对一般干部的要求也主要是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为做好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至于对马克思主义重大问题的研究、党内路线斗争中的重大问题的研究，那是研究机构和决策部门的任务。考察5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效果和作用时，不能脱离当时的实际，不能把要求定得太高。
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功能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在考察它的效果和作用时要用全面的观点，不能因其某一方面的效果不佳而否定其他方面。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功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知识性功能，即懂得一些基本知识；二是解释性功能，即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一定深度的理解；三是认识性功能，即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主客观世界的一些问题；四是研究性功能，即利用所掌握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社会生活和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某些重要问题；五是实践性功能，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改造世界的活动，包括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活动。此外，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国家占主流的意识形态，因此它还具有凝聚人心的功能，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精神支柱。这一功能是上述功能的综合体现。
如果从上述几方面的功能来看，5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作用和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第一，在全党干部和全国人民中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普及工作，为在全党和全国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为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马列主义系统传到中国是在20世纪20年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宣传，马列主义在中国得到传播，并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得到了发展，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个结合的过程就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革命在艰难曲折中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过程。然而，就全国范围而言，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是不多的。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需要有一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共同思想、共同信念来凝聚、鼓舞、感召全国人民进行新的伟大事业，这个共同的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二，教育全体党员和干部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党的优良作风。50年代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勤勤恳恳，忠于党，忠于人民，密切联系群众，与人民同甘共苦，廉洁奉公，甘为人民公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这种精神至今广为传播。这种精神实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
第三，激发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崇高的革命精神。50年代，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各条战线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那种艰苦卓绝、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也是今天的人们应当继承和发扬的。
第四，5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指引着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立志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我们这一代人和比我们稍晚出生的人，能够走上革命道路，能够在革命的征途上经受风吹雨打，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前进，能够不遗余力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奉献，是同5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分不开的，是那时的教育为我们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使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
此外，在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我认为那段时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对宣传党的正确路线、提高广大干部执行正确路线的自觉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出现失误时，也曾为其进行宣传和论证，产生了消极作用。例如，宣传反右、反右倾，夸大阶级斗争形势，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等等。尤其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非科学的东西日益增多，“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突出政治的思想更加明显。这当然不能归咎于马克思主义本身，但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严重教训。
以上仅是从个人体会的角度简要说明50-6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作用，涉及的内容虽然不够全面，但从中也可看出，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仍是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主流。就以我曾经工作过的单位的情况而论，所培养的大批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都具有较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这个结论虽不是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和全面统计而得出的，但也并非毫无根据。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曾四次回到南京通信兵学院和武汉通信指挥学院，接触过编写校史的同志，访问过当时学院的教员和学员。他们对于张家口高级通信学校和沈阳通信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都是予以肯定的。
此外，1961-1965年，我先后撰写了多篇理论文章，内容涉及学习宣传毛泽东的著作、爱国主义和党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意识形态斗争、思想战线的得失等方面。其中，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文章占了多数。1963年，我还十分荣幸地成为《八一杂志》 《解放军报》的特约作者。通过宣传哲学、撰写理论文章，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立场、观点、方法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从这整个时期来看，我一直在努力实现一个目标，即真学、真信、真教、真用马克思主义。当然，这绝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一个青年逐步树立并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在60年代，我在思想上也渐渐产生了一些困惑。哲学成了为政治做注释的工具，自己虽然想努力跟上形势，但总是力不从心。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真是分不清楚了。
1966年5月，我服从组织决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17年的军旅生涯在无限留恋中结束了。之前，通信兵学院党委决定我转业并找我谈话时，我只提了一个要求，到地方后继续在学校当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联系了几所大学都未成功，我最后被分配到云南第一工业学校。当然，以后的日子也并不如意。在云南第一工业学校的几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坦率地讲，对于当时的许多“新事物” ，我是无力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对所谓的“斗争的大方向”和“文化大革命”将何去何从，我是无力辨析的；对当时人们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斗争哲学，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为阶级斗争服务” ，以及当时所谓的“不斗则修”“不斗则垮” ，我是持怀疑甚至是否定态度的。但是，我始终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红旗绝不会倒，科学社会主义所指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不会改变。
1969年6月，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到云南省思茅（今普洱市）第四“五七”干校搞“斗、批、改” 。其间自然少不了挨批斗。但是，在“五七”干校一年多时间里，体力劳动使我的心情稍有放松，并有了时间进一步思考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共产党内有那么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是不是客观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能不能归结为“造反有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不能说就是只讲斗争的“斗争哲学” ？总之，许许多多的问题萦绕脑际，有时也同比较接近的同志议论一番。这些问题，我在当时仍然没有想清楚，但是却萌生了一个念头，必须进一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们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观察事物的望远镜、显微镜吗？我们还没有真正掌握这个工具，只有重新学习，才可能明白一些道理。在等待回昆明的日子里，我与另一位政治教师组织大家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 《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每天上午，大家坐在一起，边读原著边讨论，切切实实地谈体会，无拘无束地讨论问题，并引发出许多新的思考，激发了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情。我觉得，参加“五七”干校有两大收获：一是通过反思更加坚定了对真理的追求，二是通过劳动锻炼了身体。
1971年，云南大学同云南省重工业厅联合举办了“六本书”读书班，学习《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国家与革命》《实践论》《矛盾论》 。这个读书班名实相符，主要是讲原著、读原著，了解原著的时代背景、基本思想、主要内容，不着力于联系实际。学习期间，读书班的领导云南大学政治系党总支书记沈振寰知道我在部队院校担任过哲学教员，让我讲《反杜林论》的部分章节和《矛盾论》 ，我就讲了几次课。这次学习我也有两个收获：一是聆听了云南大学教师的讲课，重新阅读了上述原著，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二是认识了云南大学的教师沈振寰、马啸原、郭文卿、董继美、徐学铣、申有龙等。此后，同他们多有接触，曾经同他们一起写文章、编教材、讲哲学，结下了友谊。其间，他们曾动员我到云南大学工作，云南大学也发了商调函，但单位领导不同意，未能成事。
1974年，我所在的云南第一工业学校与第三工业学校、农业机械化学校合并，成立了云南工业学院。1976年10月，在一大批老同志的支持下，党中央执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是时，云南工业学院的建设也开始走上正轨，我也开始了坚定不移地献身马克思主义教育事业的新的开端。1994年，云南工业学院与其他三个大专合并成立云南工业大学，1999年云南工业大学与昆明理工大学合并成立新的昆明理工大学。我在此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至今。
在云南工作的50多年中，我行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道路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同人民军队对我的教育培养分不开的。17年的军校生活始终铭记在我的心中。
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7．
[2]同[1]819．
[3]同[1]802．
[4]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60．
[5]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62．
[8]同[5]163．
[9]周恩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26．
[1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