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酷爱陶渊明
诗歌是中国的伟大传统，有人把中国称为诗国，这是很有道理的。在中国古代几乎每一个文化人都会写诗，在出游、宴饮、丧娶和谈话等场合，中国人往往是用诗歌来说话的。与此相关，喜爱诗歌之风在中国更是颇为兴盛，一首好诗往往能够不胫而走，甚至能使洛阳纸贵。难怪林语堂认为，在西方有宗教信仰，而在中国诗歌已代替了宗教的作用，因为诗歌以其灵感和神秘教会了中国人生活的观念。林语堂本人就是一个从诗歌中深受教益的“诗迷”，有不少中国古代诗人都给了他深刻的影响，但最令他感动、佩服、受益和喜爱的恐怕没有几人能超过陶渊明。
陶渊明是公元四五世纪的人物，离现在已有一千五六百年的历史间隔，然而，林语堂却能跨越悠久广大的时空，直接感受陶渊明的诗歌及其思想，这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在中国现代作家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来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要做到这一点更是不易！当许多现代人都将陶渊明说成是一个消极避世的懦夫时，林语堂却提出：“陶渊明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上最和谐的产物，不期然地浮上我的心头。”“在那些较渺小的诗人和作家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爱好人生者：陶渊明》）用如此多的“最”来进行评价，足见林语堂对陶渊明的钦佩和热爱。
陶渊明也曾做过官，虽然只是个彭泽令，但他也尝到了为官之屈膝和不自由，为保住自己的气节，不为五斗米折腰，于是他挂印归里，回到田园，与农民一样过逍遥自在、优哉游哉的闲适生活。因为他渴慕这种纯朴自然、宁静安详、闲云野鹤、无拘无束的生活状态，所以陶渊明竟写出了那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桃花源记》。这篇文章是一种人生理想，它感动了多少代中国作家，林语堂也不例外。在《个人的梦》里，林语堂就直接提出“到一世外桃源，暂做葛天遗民”的梦想；北京的四合院也是林语堂“桃源梦”的寄所；《京华烟云》和《红牡丹》主人公姚木兰和红牡丹的生活理想也是“桃花源”式的；最有代表性的是林语堂通过小说《奇岛》完成的“世外桃源”设计，那简直是陶渊明“世外桃源”的仿制和发展。“世外桃源”不仅仅是一个梦想，它也是作者文化选择的现实对照物，因为现代的人类变得越来越功利化、世俗化、焦虑化、速度化，而失了自然、纯朴、饱满、和谐和快乐的生活情调。换言之，“世外桃源”并不是消极避世的代名词，它是人类寻回本真不被异化的积极人生观。对此，林语堂坚决反对流行的观念，提出陶渊明不仅不是避世，而且是更为热爱人生的表示。他在《爱好人生者：陶渊明》中说：“他是今日真正爱好人生者的模范，因为他心中虽有反抗尘世的欲望，但并不沦于彻底逃避人世，而反使他和七情生活协调起来。”所以，陶渊明是逃避政治，但不逃避社会，尤其不逃避人生，他是一个从生活和人生中体会和享受快乐的人。
对比别的诗人，林语堂最赞赏陶渊明冲淡和谐的境界和人格精神。要知道，身处中国古代专制主义政治之下，加之伦理道德无边的束缚，对人生和世界的苦索，精神和心灵的苦闷与痛苦有时是难以避免的。屈原在痛苦绝望中投身江水以自杀，阮籍和嵇康以嬉笑怒骂而解嘲，就连快乐的苏东坡也往往悲从中来，为表妹之死而痛心疾首；然而，陶渊明却能从人生的所有烦恼和苦闷中解脱出来，以与万事人人谐和为一的心情宁静守一，无忧无虑，心地坦白，谦逊简朴，快快乐乐，于是成为一个真正毫无芥蒂、智慧而快乐的老人。用林语堂的话说陶渊明就是：“我们看出一种造成那和谐生活的情感和天才；这种和谐的生活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没有一个人能比他更卓越。”（《爱好人生者：陶渊明》）对于天地自然，陶渊明完全将自己融入其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是这样，“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兮辞》）是这样，“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归去来兮辞》）是这样，“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也是这样。在乡村的生活也令陶渊明自得其乐，完全没有受苦之感，也没有克服困难，以求摆脱的心情，他是自觉归去来到田园的，他说：“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归去来兮辞》）因为陶渊明“性本爱丘山”，他摆脱束缚，回归自然，就如同鸟归故林，鱼入池渊是一样的，那样怎么还会有苦恼呢？就是在喧闹的市井，陶渊明也不感到烦忧，而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其五》）。这就是身在闹地而心却清静自然。一句话，陶渊明能够将一切化为自己的自得和快乐，既不受制于自然、社会，更不受制于自己，就如同天地自然的和煦阳光，它能使万物滋荣生长，也能使坚冰化释为水，还能照明黑暗，驱除人心的烦忧。我们甚至可以想象，陶渊明总是面带笑容、快乐而幸福的天真样子，那是醇厚成熟之美，是一种瓜熟蒂落之美。林语堂深得陶渊明的这一精神境界和旨趣，虽然他远远不能与陶渊明相提并论，但其中却有着意味深长的理解和认同。我们首先可在林语堂的天真烂漫的笑意中，体会到陶渊明式的快乐自得，那是一种对生活、对人生甘之如饴，充满无限渴望的感受。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花一虫，社会生活的一人一事，都会在作家心中焕发出生命的热爱与美好的趣味。在林语堂笔下的自然景物、人与事及其都市往往不是外在化的，而是内化的，有着血脉关联的，具有灵魂的融会。如《秋天的况味》、《乐享余年》、《动人的北平》、《苏东坡传·序》等，那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抒情，还是一种与自然万物合而为一，和谐共处的人生感受。而且，这些作品笔调闲淡、醇熟、从容而快乐，极得陶渊明美好人生观的情致，读之常常有春风化雨之感，给人以满面春风之意。在《文章五味》中，林语堂极力推崇清醇文字，因为其味隽永，读来有甘美之妙；相反，却非常反对那些过于酸苦，缺乏醇美之文。从中也可看出林语堂深得陶渊明的趣味。另外，在不事权贵，讲究个性自由这些方面，林语堂也与陶渊明有共通之处。林语堂还谈到陶渊明成熟的幽默，如经常抚无弦之琴，又如酒喝多了，他就让客人自便，而他自己则离席睡觉去了。这种不酸腐、无辣味的幽默是真正理解了生命悲剧和快乐人生后的必然结果。
有一次，陶渊明告诉他的儿子要善待仆人，他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林语堂非常赞赏这句话，认为这是合情之举，是“一句极平易而极伟大的话”，并说：“这便是陶渊明的温情。大概他已经到了仁者存心相忘于道的境地，所以能这样伟大。”（《温情主义》）陶渊明的这一观点一直影响着林语堂对仆人的态度，也影响着他的近情思想。比如，林语堂一向对家里的仆人帮工很友好，让汽车司机之女叫他外公，对厨师、洗衣工都有说有笑，和蔼可亲，对电工也引以为知己，常常对他的聪明才干大加赞赏。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林语堂夫妻外出，他们提前告诉仆人不回家过夜了，但因为有事突然回来，令他们吃惊的是，厨师和洗衣娘姨在他们的床上睡觉。这使妻子廖翠凤大为恼火，坚决要赶他们俩离开林家，但林语堂还是网开一面，辞了洗衣娘姨，将厨师留了下来。后来，林语堂还将厨师住在农村的老婆接过来，让她洗衣服。林语堂女儿林太乙说：“父亲的人生哲学是近人情的。他说：‘人在世上只能求做个合情理、和气、平易近人的人，而不能希望做个美德的典型。’”（《翠凤拉住了轻气球》）林语堂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来谈论近情：有一个人的女儿从外地写来一信，她请求父亲让她继续升学。父亲马上否定了女儿的想法，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支付女儿的学费，结果在信中父亲力陈何以不能让女儿继续上学，有理有据，不容置疑。林语堂认为此时女孩的父亲是个合理的人。但当要将信封口之时，父亲又将写好的信拿出来，在信末加上了这样的话：好了，女儿还是准备继续升学吧，至于学费一事我自己来想法子就是了。林语堂说此时的父亲是个近情的人。正因为父亲近情，他才显得可爱，有人情味，尽管不合道理。
总之，陶渊明主要是一个和谐者，而不是一个叛逆者。他的一生都是与世界人生融化为一体的快乐主义者，人们很少看到他内心的冲突。在这一点上，林语堂虽然深得陶渊明的思想精神，但却没有达到陶渊明那样纯粹的境界，他与鲁迅、与赛珍珠以及与许多人的矛盾可以说明这一点；他对功、名、利、欲的强调和重视是这样；他对女儿之死，对晚年生命的叹息亦可做如是观。如果说，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得道诗人，那么，林语堂还未能修炼成功。也是在此意义上说，林语堂将陶渊明推崇为和谐生活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认为没有任何人比他更卓越。这也是林语堂酷爱陶渊明的前提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