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道家文化的崇信者
“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新文学一直不遗余力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而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是批判者最集中的两个箭垛，因为在这些先驱者看来，只有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老根和祖坟刨掉，用西方先进的思想来启蒙，中国才会有希望。比如对道家文化，陈独秀、鲁迅等人都认为它是消极避世的，是偏于迷信的，是不利于中国发展的。一般意义上讲这是对的，因为他们确实指出了道家文化的缺憾方面，但也存在着以偏概全和误解误读的情况，尤其未能赋予道家文化以现代的新解释。与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先驱对道家文化的猛烈批判态度形成鲜明对照，林语堂对它更多是褒扬的，有时是赞不绝口的，尤其对它的创始人老子和庄子更是如此。他甚至将道家看成自己的宗教信仰来崇信，他说：“倘若强迫我在移民区指出我的宗教信仰，我可能会不假思索地对当地从未听过这种字眼的人，说出‘道家’二字。”（《中国的神仙哲学》）这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很少见的。
现代科技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农业文明传统转化为都市文化景观，于是作家、农民由乡村向都市迁移，而田园风光渐渐被工业化吞掉，继之而起的是都市的高楼大厦。这种情景令长期在美国生活的林语堂非常担忧，他认为人类一旦过于追求都市的发展而将乡村田园毁了，那将是一种可怕的异化。而中国的道家文化是提倡回归自然的，是关于天地自然的哲学。林语堂说：“实际上，道家自始至终是浪漫主义的。首先，它宣传返归自然，浪漫地逃避尘世，反对孔教文化中的做作与责任感。其次，它代表着人生、艺术和文学中的田园理想，代表着对原始质朴的崇尚。”（《道教》）
道家文化关于天地自然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广大幽深的思想，它是以天地之道为依据而得出的一种哲学精神。如果说儒家文化重视的是社会的政治秩序、伦理道德和思想品性，那么道家文化则致力于天地之道的研究，同时反观人类社会文化的缺陷。如大自然的水虽是柔弱的、趋下的，但它无孔不入，无坚不摧，所以也就最有力量，也最长久，几近于道。所以老子总结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第八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第七十八章）也是在此基础上，道家文化反对竞争，更反对武力征服。于是，林语堂幽默地提出，假若希特勒是老子，他绝不会做出那样无知的举动。还有老子告诫天下人，“不可为天下先”，这显然与恺撒的要做第一人不同，因为出名是一件危险的事，更何况“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那么谁又能说自己真正是天下老子第一呢？如果那样，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也必然对天地自然失了敬畏之心，自我欲望就会无限度地膨胀起来，也就难免导致失败。因此，老子让人们“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老子》，第四十五章）。老子还倡导“知足常乐”的简朴人生观，希望人们能将功名利禄看得淡一些。他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四十四章）这对那些贪婪成性的人无疑是一记耳光。天地自然是我们的母体，人类不可不从中悟“道”，不可轻易脱离它，也不可背离它，更不可与自然作对，因为那样是愚蠢的，也是最终要失败的。
林语堂一生服膺道家的自然观，一方面接受老子和庄子的诸多思想，如“不敢为天下先”、“柔弱胜刚强”、“大智若愚”、“赤子之德”、“守其雌”、“知足”、“无为”和“反的原则”等，另一方面又将这些思想用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并进而化为自己的血液，成为自己的生活准则和生活方式。如他曾写过一首概括道家思想的诗自勉：“愚者有智慧，缓者有雅致，钝者有机巧，隐者有益处。”在这里，林语堂捻出了“愚”、“缓”、“钝”和“隐”四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这与现代人追求聪明、快速、尖锐和显露正好相反。从这一角度我们就能够理解林语堂的内在世界及其文化选择。当谈到《红楼梦》的林黛玉时，林语堂赞赏她的率意而为、聪明透彻，但又认为她太聪明，结果不得不死，所以她还不如傻一点为好。因为林语堂相信老子的话：愚者得福，因为他们是世上最快乐的人。（参见《玩世、愚钝、潜隐：老子》）林语堂倡导的闲适，既是生活上的，又是文学上的，这与老子的“缓”亦是联系在一起的，“缓”不仅可以让人们有“心”和有“时间”来思想，使自己的精神丰盈饱满，它还是一种风度和美，代表着一种自信、平和、宁静和优雅。林语堂小说里有两个女性形象，一个是姚木兰而另一个是红牡丹，她们都是林语堂心目中的理想人物，然而她们二人最后都放弃了豪华富裕的都市生活，而选择了简朴自然的田园生活（当然是离都市不远的田园），这也很能说明道家的隐逸与知足等对林语堂的深刻影响。还有写世外桃源的小说《奇岛》和林语堂自己晚年对阳明山的选择也都说明这一点。可以说，天地自然是人类之母，不管文化发展到何种程度，人类都不能忽略从其中理解“道”，理解使人类更健康、更和平、更充实也是更美满的生活方式。如果失去自然，那人类就会失去根本，失去方向，失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林语堂认为道家文化对天地自然之感悟和理解，一个极其重要的收获是那种神秘的悲剧感。他说：“在奥妙的知识领域里，对于宇宙的神秘和美丽、生与死的意义、内在灵魂的震撼以及不知足的悲感，究竟能体会多少？或许没有人能说出他确切的感受；但在《道德经》里，却把这些感受都泄露出来了。”（《中国的神仙哲学》）只有当人类对宇宙的博大、丰富和神秘感到茫然，对他自身的生命和能力感到短暂和无奈时，人类才会有一种强烈的悲剧感。这种悲剧感又使人类能够有自知之明，顺应天地宇宙的规律变化，而不是相反。现代技术文化之下的人们往往深陷于人本主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因而道路越走越窄，思想也越来越困惑。他们往往以人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姿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从而在乐观主义的盲目里失去了理性与智慧，最后变成了自大狂、无所畏惧者、悲观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比如，对自然资源无止境的掠夺是这样；没有任何畏惧和悲悯之心而任意残杀动物、植物和人类是这样；过于相信科学的力量而去研制“克隆人”是这样；为了富上加富，最后进入世界富豪之列而无所不用其极，但却如高老头那样悭吝也是这样；在思想的枷锁下成为思想的痛苦的奴隶也是这样。真正体会了人生的本质悲剧性，才能使人生获得真正生活的“支点”，而不至于堕落下去。林语堂曾说过，既然人生的本质是悲剧性的，既然在死亡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那么，我们就不能更加悲观下去，而是应该在无意义的人生中创造出有意义的人生来，以博爱、自由、知足、快乐和审美的方式来消解人生的苦难。这就是道家文化的逍遥精神，那种不附着于任何人与事，也包括不附着于自己的生活哲学。所以，林语堂说孔子的哲学更多的是关于礼仪和理性的哲学，没有道家哲学的幻想飞升和灵性飞扬，从而失了不少美妙与神奇。林语堂很赞赏庄子那句话：“思之无涯，言之滑稽，心灵无羁绊。”正因为精神和心灵的自由，所以庄子才能写出那样挥洒自如而又伟大的《逍遥游》和《庖丁解牛》。林语堂的生活方式和文章风格总令人想到庄子的逍遥精神和庖丁解牛的无拘无碍，那是一种出神入化的自由状态，那是一种行云流水、与自然天地同化的境界。当林语堂笔下的姚木兰不能和自己的所爱结为夫妻，她没有像中国现代许多作家笔下的女性那样与命运抗争，更没有使心灵受到摧残，而是以超然的态度应之，既能欣然地生活、快乐地体会属于自己的非常现实的幸福时光，又能在美妙的想象中回味曾经拥有的宝贵的爱情。林语堂自己也是如此，虽然他不能与自己的至爱陈锦端结为伉俪，但与廖翠凤先结婚后恋爱同样也能得到幸福，即便在夜深人静、在写作之时勾起对往昔爱情的回忆，那也是在痛楚中洋溢着无尽的甜蜜和幸福之感。在林语堂看来，人生就如同一条小溪，在他的生命行程中不可能没有阻碍物和一贯而下，问题是要将“障碍”看成是正常的，也不要将受阻之水激起的浪花看成是不平的哀鸣，而应该将之看成是潺潺流淌的欢乐之歌。如此人生，哪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化不开的死结呢？林语堂文体之性灵、通达、潇洒、闲适与自由也与此直接相关，只有思想通透了，文章才能进入没有羁绊的自由状态。
在对庄子的评价中，林语堂非常赞赏他的散文，他说：“道家文学及学者所以受人欢迎，主要原因便是庄子散文的魅力；就吸引人的标准和思想形态来说，庄子不愧是古典时期的散文泰斗。”（《中国的神仙哲学》）就老子的文章来说，隽语妙言随处可见，就如同撒落满地的粉碎宝石，而庄子则如同满天的花树，浪漫而惹眼，令人起一种超然于外的桃源仙气。就林语堂来说，他从老子那里更多地学习了深刻的思想、反语的方式、箴言的表达、直觉的感受和深含的微笑；他从庄子那里则学到了主观而深奥的哲理、浪漫的情思、汹涌澎湃的气势、动人的比拟、绚烂的语词、聪慧的悟性和狂放的笔调及心灵的张扬。如果再进一步说，林语堂从老子身上更多地领会了其思想内涵，而从庄子那里更多地吸收了其文学风骨。如《悼鲁迅》便是这样，文中的生命悲感是老子式的，但那狂放萧散的文学表达则是庄子式的。
如果说孔子之于林语堂主要是可爱的世俗生活人物，告诉林语堂一些生活常识，也告诉他一些为人的法则，那么，老、庄之于林语堂则主要是超凡脱俗的神仙人物，他们告诉林语堂脱离世俗人烟获得自由的可能性及其途径。换言之，孔子儒家哲学让林语堂扎根于社会人生，体会一种现实化的世界；而老庄哲学则让林语堂逍遥起来，具有诗化的梦想世界。这也是林语堂自己说的：他行为尊孔孟，思想崇老庄。为人须规矩，而为文可放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