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需要克服前所未有的困难
随着改革日益向纵深发展，任务更加艰巨，情况更加复杂，攻坚、破冰将成为主旋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改革经过三十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段话高度概括了改革遇到的突出困难。要想顺利地推进改革，获得良好的成效，必须对改革可能遭遇的困难有清醒的认识。对当前的改革事业进行更近距离的端详和更加具体的分析，发现我国当前改革需要克服的困难涉及方方面面，其中有些还根深蒂固，天然地具有复杂性、艰巨性。
困难之一：“老虎吃天”
老百姓常说“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说的是纵然老虎这样的百兽之王，在面对抽象无形的对手时也会束手无策。当前的改革正遭遇这样的困难。对现状大家都不满，觉得这也该改、那也该改，但真正要动手的时候，却一时间显得有些茫然，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如何才能获取实效。出现这一状况，主要是因为我们当前的改革与此前30多年的改革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别。
在此前的改革中，改革对象是大体清晰的，即高度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也是大体清晰的，即市场化。在农村，我们逐步废除了不合理的人民公社制度，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给农民以生产生活的自主权。1984年，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入集镇落户。在城市，我们进行国有企业改革，从“给厂长一块钱奖金的权力”，到推广河北马胜利的承包制，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再到后来抓大放小和下岗分流。在市场主体上，从最初严格禁止私营经济，如温州的“八大王”事件温州是我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之一[1]，到鼓励个体户发展、承认民营企业合法地位，到“民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有益补充”，再到“民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流通领域，从废除布票、粮票，到价格双轨制，再到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相应地，在金融、土地、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也发生转变。30多年间，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虽然有急有缓，也曾有过反复，但改革对象和脉络一直是清晰的。
当前的改革则与此很不相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并且经过较长时期的完善，待改革的问题不像以前那样突出，改革红利也不像以前那样显而易见和回报丰厚，这就造成改革对象选择上的困难。虽然有待改革的问题和领域仍然众多，如发展不可持续问题突出，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问题较多，看起来似乎满眼是问题，但“乱花渐欲迷人眼”，解决思路明确、具有核心地位、可以立竿见影的改革对象却很难看到。尤其是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以前比较简单，主要是坚持好市场化的方向，而现在整体上的市场化已经比较充分,甚至有些领域还出现了过度市场化的迹象，方向一时难以辨清。于是，就出现了“老虎吃天”的困难局面。
尤其是，现在有些改革对象是无形的，改起来就更难。如政府行政权力改革，其中有些权力是有形的，如审批权，这个改起来相对容易一些。2014年长沙大力减少行政审批权，原有行政审批事项485项和其他行政职权9 221项，经清理后分别减少至219项和3 393项[2]，效果显著。但还有些权力是无形的，改起来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特别是在基层，权力无处不在，不需要什么明文的规定，“这里拿不住你总有拿住你的地方”。这种无形的权力，说它有，它没有具体的形式，说它没有，它却实际存在且威力巨大。面对这样的改革对象，就像挥拳打空气，有劲无处使，很难找到有效的入手点。
困难之二：利益格局刚性
改革本身是对不同人群利益格局的调整，虽然改革对利益格局调整力度比不上革命（革命是暴力性重新排列，而改革是协商性合理调整）。但不管怎样，改革总是要调整利益格局的，或大或小地，有些人群相对受损，而有些人群相对受益。如果丝毫不调整，那就只是粉饰而非改革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利益格局能被轻易调整吗？尤其是那些利益受损的群体，能接受吗？答案是可以，但难度非常大。
多数情况下，改革所进行的利益格局调整，并不是歧视或剥夺哪个群体的利益，而更多的是要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前你占有的利益太多，现在减少一些，让大家更公平些。然而，一旦改到自己头上，有些人还是会跳起来激烈反对。2013年，北京发生了部分家长反对高考改革的事件，因传闻要放开非京籍考生在北京高考，一些家长到北京市教委、国家教育部上访抗议。深层次看，这根本不是什么在这里考还是在那里考的问题，而是部分北京家长不愿意失去自己优厚的教育福利。长期以来，京津沪三市在高等教育招生上享有超优厚的待遇，如2014年高考北京考生一本录取率达到24.8%，而省区中最低的四川只有5.5%。[3]如果放开非京籍考生在北京高考，实现平等竞争，可能会有大量外地考生涌入，从而“摊薄奶酪”，让一些北京考生考不上大学或者只能考上较差的大学，所以部分北京家长为捍卫自己的福利而战。
2014年，中石油大庆油田试图改变职工子女大学毕业后直接进油田工作的制度，也遭到了激烈反对。在往年，只要是油田职工子女，大学毕业后就可以进入油田工作，这被称为“世袭就业”。2014年，大概是为了降低薪酬成本、提升员工素质，油田拟对就业制度进行改革，规定二本非油田主干专业毕业生、三本毕业生不能直接包分配，而是委托大庆技师学院对这部分毕业生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后，择优录用，同时必须通过英语四级考试。这一政策合法合理，而且从操作上已经尽量采取人性化过渡，通过英语四级的要求也不算过分。然而，此政策仍然激起强烈反对，据报道，“数千名大庆油田职工及其亲属到大庆油田公司门前聚集”，一些员工表示将“去北京和中石油总公司和国资委讨说法”。 [4]
还有另一种比较隐形的利益格局，可以称之为“圈子”、“小集团”，虽然只存在于个别部门和个别地区，但对改革的阻碍作用却很大。结成“圈子”之后，它的利益是全方位的，说不定哪里就会触碰到，因此在改革中常会遇到切利益蛋糕时无从下刀的局面。在个别地区，有时一些很好的政策执行不下去，或者执行起来“走样”，原因就是受到“圈子”的阻挠。
困难之三：大有大的难处
《红楼梦》里王熙凤对刘姥姥说：“殊不知大有大的艰难去处，说与人也未必信。”一句“大有大的难处”，内涵极其丰富，常被人咀嚼回味。套用到国家上，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国是世界大国，领土960万平方公里，世界第三；人口1368亿数据出自国家统计局，2014年末人口数。，世界第一。国家大固然有其优势，如资源丰富、国内市场广阔及利于产业聚集、更容易保持整体稳定等，但就改革来说，却会遇到更大的阻力。船大，固然会更稳当，但转弯会更困难。
首先是国内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掣肘。一位国外驻华大使回本国述职时曾这样评价：“中国，一半是欧洲，一半是非洲。”我们有些地方已经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有些地方还是刀耕火种看天吃饭；2014年，一位北京市人大代表建议将“女性产假延长至3年”，与此同时，我国很多女性农民工几乎享受不到一天的产假；一些城市居民已经在为狗争取权利，而一些贫困农村地区连人的权利尚未得到很好的保障。各地区在经济发展、社会管理、观念意识上水平差异很大，对改革的诉求差异也就很大，而国家层面的改革必须照顾到落后地区的稳定和发展，选取各地区的最小交集，按照相对较低的标准来施行。我们时常羡慕日本餐馆的卫生，哪怕一个很小的面馆，看起来也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但如果我们的卫生条例也要求得这么严、这么细，很多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餐馆恐怕都得关门。同样，还有教育、环保、城市管理……于是，我们经常听到“低水平广覆盖”、“稳妥”、“逐步”这样的政策语言，改革的内容和步伐都受到牵制。
其次是在国际上容易受到排挤倾轧。小国和大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不一样的，小国因为谁也碍不着，不容易招人忌恨，面临的国际环境相对宽松[5]，一些小国和地区还借机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苏格兰认为做小国挺好的，看来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然而，对大国来说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大国的发展会直接影响到国际话语权、领导权和资源控制权，特别是由于经济体量巨大，还有可能影响到他国公民的“饭碗”，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排挤甚至倾轧。1991年，在苏联改革最困难的时期，总统戈尔巴乔夫曾向西方国家请求援助，他按照西方要求推行“民主化”改革、在内政外交上作出大量原则性让步、不惜牺牲民族尊严请求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希望获得雪中送炭的援助。然而，令他失望的是，西方国家并未承诺和兑现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援助款项。戈尔巴乔夫太天真了，西方大国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并不会因为你“民主”了就会放弃对你的压制。西方还曾向戈尔巴乔夫郑重保证“北约绝不会东扩1厘米”，而现在，北约已经将封锁线扩展到了乌克兰。
中国是一个大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非常迅速。2007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1年，中国又超越日本，上升到第二位。有预测说，中国将在2020年以前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6]而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已经在2012年成为世界第一。中国这样的发展势头，不可能不受到单极化的西方大国的格外“关照”。于是乎，不知从何时起，“中国威胁论”开始甚嚣尘上，针对中国的反倾销也越来越频繁，甚至还出现了“新月形包围圈”，个别西方国家还不断挑唆怂恿周边国家给中国制造麻烦。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改革的方式手段不可能不受到制约。全面深化改革固然需要市场化、国际化，但我们不可能不要自己的银行和国有企业，不可能不要自己的民族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也不可能将经济命脉的控制权拱手让与他人，更不能一卖了之。如此一来，改革的选择余地就小了，包袱也加重了。
困难之四：体制复归力量强大
我小时候曾有一次很感慨的赶牛车经历。那是在春节前后，牛歇了大半个冬天，不情愿地被牵出来、套上车出门上路。结果，见到一个路口，牛就试图拐弯、掉头，下一个路口还是如此，还差点弄翻了车。我这才明白这牛是闲惯了，它并不知道你要它去哪里，但它一直惦记着回到暖融融的牛栏里吃草、歇息，于是总是想掉头回转。明白了这一点，再过路口时，我只能提前下车，紧紧牵住牛鼻子，才得以一路向前。当然，回程的时候就不用这么费劲了，它自动走得很快。
有些领域的改革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取得全面进展，然而在原体制的核心部分——政府机构、国有企业等领域，一直推进得非常艰难。这些领域也在积极响应改革，从未说过一次“不”字，但总是有自己的惯性模式，有时候改着改着就又回到原样去了。比如我们曾经几度精简政府机构，然而有的部门却似乎难以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近些年严格控制住了编制，但编外人员却增长迅速，借调、辅警、协管、临时工等大量出现。再比如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也是如此，废除劳教制度，个别地方就建立“非正常上访训诫教育中心”，甚至提出“无期训诫”；变审批制为备案制，个别地方就搞前置性、强制性备案；八项规定严格公务接待，个别地方就将饭店搬到机关大院里，甚至连服务员也连带一起招来；规定事业单位招聘必须公开，个别地方就搞“萝卜招聘”、“定制招聘”。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地方和部门改来改去，总想着回到自己原有的老路上去。
现状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长期积淀的结果，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通过外力去推动和改变它，会格外艰难。更难的是成果不易保持，一旦外力消失或者减弱，它就会迅速恢复原样。越到基层，这种情况就越明显。前几年，我曾在某个县计生局调研时发现这样一种情况：这个局里，享受国家财政拨款的、有正式编制的员工只占三分之一，其他都是编外。为什么这么多编外？原因有三：一是管理工作越来越细，建大厅、搞服务，乡乡有计生专干、村村有计生信息员，所需的人手增加；二是“人能进不能出”，一些股长接近50岁、升迁无望时干活积极性就不高了，或者常年请病假，或者来了也基本不出力，但一般情况下难以把这些人清退掉；三是这是个农业县，就业空间狭窄，在政府工作稳定、体面，大家托着门路往里挤，于是机关就不可避免地扩大规模。规模扩大之后直接就遇到如何养人的问题，于是就得增加收费，以前叫做超生罚款，现在叫做超生人口社会抚养费。所以，这里的计生工作不能太松，但也不能管得太死。久而久之，变成了“管理就是收费”，万变难离其宗。这种局面历经日积月累而形成，具有很高的稳态，改变它，难，改变后要想保持住成果，更难。
困难之五：不配套难奏效
生活中，穿正式西装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纵然我们可以不理会什么“曲臂时衬衣袖口应露出西装袖口1厘米”之类的严苛标准，也不必像外企白领那样纠结于“西装裤子里能否穿秋裤”，但最起码的，西装、领带、衬衣、袜子、皮鞋必不可少，如果缺了一两样，或者配得实在是不搭调，比如西装里面配T恤，脚穿一双肥大的旅游鞋，或者脚踝处露出雪白的袜子，就会立即成为笑柄，其效果还不如穿日常便装。这充分说明，配套是非常重要的。
改革也是如此。大家非常关心户籍制度改革，都说要放开户籍，但户籍并不是一张户籍卡那么简单，如果仅仅是一张纸，那么多印一些就好了。事实上，附着在户口上的权利一度高达几十项。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在90年代中期以前，户籍里面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粮油关系”，如果没有户口，城镇里就没有你的粮油，理论上来说你在城镇只能慢慢饿死，电影《天浴》里的文秀就是因为这个而无法回城。后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粮油关系”慢慢消亡了。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附着在户口上的社会福利仍然部分存在，最简单的如教育，你有户口，城镇里就必须保障你家孩子在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位置。如果放开户口管控，而教育资源扩充跟不上，就会引发矛盾，甚至可能出现“打群架”的现象，类似的可能还有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越是大城市，户口的含金量就越高，放开户口需要的社会公共资源配套也就越多。
配套不仅意味着多花钱，还意味着组织难度的加大。仍以户籍制度改革来说，户籍固然是公安部门在管，但公安部门管的这一块仅仅是人口登记和治安管理功能，在户籍功能里只是一小部分，要推进户籍改革，还必须得到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国土等部门的协同合作。多部门合作，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不容易。如果缺乏有效的协调，非常容易出现责任不清、互相推诿的情况。很多改革浅尝辄止，或者遁于无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然而可惜的是，改革走到今天，可以单独推进的改革“孤岛”已经几乎没有，剩下的大多需要配套。户籍改革如此，其他许多领域的改革也是这样。
配套难，难配套。不过，也不能就此泄气，实际上我们改革中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例子，如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2008年，国家已经加大对农村寄宿生的生活补助力度，但只发钱没有用，因为有些贫困地区学校没有食堂，发的钱很大程度上给了家长，对改善学生营养意义不大。于是，国家在2011年开展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给每个学生每天提供3元的午餐，并且要求“把‘三元钱’吃进学生肚子里”。可是，供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买菜买米，还需要锅碗瓢盆酱油醋，需要水电柴火，需要雇工友做饭，没有食堂的学校还要装修食堂、平整地面并贴瓷砖。如果再考虑孩子普遍比较小，吃饭必须由老师组织，老师中午没法回家做饭，这又不是一天两天，老师只能一起跟着吃，于是又出现陪餐费用的问题。因此，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看似只是孩子吃饭问题，但也需要精心组织，更需要国家、省和县之间对费用的合理分担。令人欣喜的是，这件事做成了。可见，“有志者事竟成”，只要有足够的决心，配套问题虽然复杂，但不是不能解决的。
困难之六：共识程度不够
近年来，改革成为非常时髦的一个字眼，政府讲、学者说、公众谈、网友评，大家都为改革鼓与呼，莫不以推进改革为己任。改革，简简单单两个字，横看竖看都是它，然而，人们各自心里的改革，差异可能就大了。别说是对改什么，就是在同一问题怎么改上，想法都未必一致。那么，会不会出现“小马、天鹅和螃蟹拉车的故事”[7]呢？
当前，决策层对改革的认识是深刻的，决心是坚定的，方向是正确的，方法是科学的。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个“市民化”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提出了符合客观规律和历史潮流的解决办法。然而，各相关主体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却难说已经到位。以城镇政府来说，一些城镇的管理者仍然有些“嫌贫爱富”，欢迎投资入户、高学历入户，而对广义上的“农业转移人口”却另眼看待，明里提出欢迎“新市民”，暗里把好门口禁止进入。以城镇居民来说，一些城镇居民对此严重缺乏心理准备，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乡下亲戚”竟还能赖着不走了，还要和自己争抢公共资源，本来他们对一起挤公交已经忍了很久了，现在又要面对一起抢好学校、一起抢好工作、摊薄福利待遇，难免有些不痛快。对农民工来说，由于城乡二元制度已经维持近60年，他们生下来就是这样，甚至上一代就已经是这样，多数农民工早就适应了这种角色，只会抱怨自己出生的地方不好和没有文化，对自己的历史命运和平等权利懵懂无知，整体上仍停留在“挣一笔钱回家”的层面，甚至有些还会本能地嘲讽、反对试图帮助他们的政策。各方对问题的认识差距如此之大，必然会影响到政策施行的进度和效果。
还有一些问题在理论上尚未完全争论清楚。比如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问题，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土地迅猛增值，原来种粮食一亩地价值可能也就几万元，现在用于盖房子一亩地价值500万元，涨价归谁？有人认为应该归农民，可是，涨价是因为城镇发展，不是因为他的辛勤劳动，此外，如果涨价都给了农民，城市还怎么规划建设？所以也有人认为应该“涨价归公”，也就是归市政府。再比如区域平衡问题，对如何调节区域发展差异存在两种对立的思路，一种是资源倾斜，将经济增长所需的要素更多地投放在落后地区，抑强扶弱；另一种是人口流动，允许落后地区的人口向发达地区流动，流出的人口通过职业转换实现富裕，留下的人口通过人均资源占有状况的改善实现致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呢？总有一个是对的，总有一种是最优的解决办法，但是必须让大家认同才行。
共识并不等于所有的人一致赞同和折服，也并不具有表决的效力，但它是制定决策时不能忽略的因素。一项政策，要想让它切实有效地发挥作用，各相关群体达成大致的共识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从现有很多改革措施来看，共识的程度还很不够，尚有较长的路要走。
困难之七：改革环境堪忧
“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说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种现象，有的人一方面享受改革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对改革横加指责。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一所国企中学的教工食堂里，我经常听到教师们的抱怨，无非是物价涨得太快——一个白面馒头的价格居然从4分涨到6分，某某因为囤积水泥发了财，一些个体户“花10块就跟我们花5毛似的”之类的话。尽管他们的工资从30多元涨到200元，家里纷纷有了电视机（挤在学校公共电视厅里的人越来越少），但大家仍然颇为不满。改革者对这些“骂娘”似乎可以不理，嘴长在人家身上，“给差评”是人家的权利，如果肚量再大一些，完全可以装作听不到。然而，如果“骂娘”变成上街，还能如此镇定自若吗？
外部环境不好是目前很多改革者的共同感受。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我们的改革环境更加复杂，如在社会的心态上，不少人对改革期待高、承受力差，而且缺乏积极的参与意识。社会上一些非理性情绪大行其道，特别是随着信息网络等的普及，社会舆论的扩散速度和影响程度远非当年可比，甚至网络上充斥着一股“戾气”，仇官、仇富、仇医、仇银行、仇城管、仇房地产开发商、仇地域[8]…… 有时候甚至是划根火柴就可以点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难免投鼠忌器、瞻前顾后，避免碰到“雷区”，改革方式、改革力度都受到限制。[9]最近还出现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有些人“逢政府必反”，只要是政府提出的政策，会本能地恶意揣测、做有罪推定，到这种程度，改革还如何开展呢？改革需要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但现在，这个环境只能靠改革者自己去改善和营造。
社会各主要阶层都会从改革中获利，然而，获利的多少却注定是有差距的，也许别人得到20元，你却只能得到10元；或者你期望得到10元，结果只给你5元。拿得多的固然欢欣鼓舞，拿得少的却不干了。改革要想推进，只能依靠各阶层间的协商和妥协，如果互不退让，就有可能“谈崩”，到头来改革受阻，大家都受损。然而，实际上常见的情况是，一些群体非常容易陷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惯性思维。以征地拆迁为例，这是城镇化送来的大礼包，我们看到的情况往往是“不是买地的太黑，就是卖地的太狠”，有的开发商拿走农民的良田，每亩补偿不足3万，也有农民在房屋被拆迁时漫天要价，一小块宅基地索价1个亿，于是经常谈崩，有时只能靠暴力解决，断水断电、砸玻璃、放毒蛇、封门断路等等时有出现，极端时甚至还出现过群殴、自焚等。如此顶牛不相让，对政府的调节、调解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近年来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它揭示了一个以前一直被大家忽视的规律：当一个旧的制度开始改革的时候，反倒是它更加危险的时候。[10]人民对改革的期望过高，就会与改革自身的逐步性、有限性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改革须与革命赛跑。
以上是改革遭遇的突出困难。为了使读者看得更清晰，我们将这些困难分为七个维度，彼此之间尽量做到不交叉重合。这是为了大家理解的方便，相当于“技术分解动作”，而现实改革更类似于“连贯动作”，比这复杂得多。一项改革措施，往往包含了多个方面的困难，比如城镇化，它既要求达成更广泛的社会共识，也要大量配套，还要大幅改变利益格局，同时还受到国家太大、各地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掣肘，往往是多种困难交织在一起，因此困难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毫不夸张地说，当前改革遇到的困难是空前的。
[1]温州是我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之一，1982年初，随着全国范围内“严厉打击投机倒把”，温州八个最大的私营业者遭到全国通缉和判刑入狱。虽然他们先后被放出，但事业及士气大受影响，到今天有的仅靠开小杂货店度日。像“八大王”这样的第一代私营业者，全国还有很多，他们以非凡的勇气和创造力，成为中国改革的开拓者和铺路石。
[2]“长沙晒政府权力清单，将权力关进‘制度铁笼’”，见人民网湖南频道：http://hnpeoplecomcn/n/2014/1112/c33765122888540html。
[3]见http://edu.people.com.cn/BIG5/n/2015/0310/C1053.26669221.html。
[4]见http://finance.people.com.cn/B1G5/n/2014/0430/C1004-24960365.html。
[5]这方面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列支敦士登拒绝遣返苏联伪军的事例。列支敦士登是个欧洲小国，小到没有军队，只有11名警察。但就是这么个小国，竟接受了约500名苏联伪军士兵的避难。当时苏联的影响力正如日中天，连美国和英国都将“苏奸”遣返了苏联，而这个袖珍小国竟敢对斯大林说“不”。由于列支敦士登实在太小了，没有谁会把它视为潜在威胁，而且如果和列支敦士登争执不休，也将有损苏联的大国形象，苏联领导人权衡利弊后，对此事不了了之。
[6]澳媒：“中国仍将会在2020年底前超过美国经济”，见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3/25/c_12631176.htm。
[7]这是一则古老的寓言，说的是湖边停了一辆货车，小马、天鹅和螃蟹都来拉车。小马使劲拉车往路上走，天鹅使劲拽着车往天上飞，螃蟹呢，则是一心想把车拉到路边的水沟里去。大家都很使劲地拉车，累得满头大汗，但是车就是原地不动。
[8]仇地域是最无厘头的。通常见于网络的新闻评论，如果新闻中出现了某个地名，会引发地域攻击，如果对某个新闻评论不满，会对该评论IP显示的地域进行攻击，还有的时候，无论哪一方面都和地域扯不上关系，毫无缘由也会进行地域攻击。香港和内地一小撮愤青网民的骂战是其中的典型。地域攻击往往是群起群攻，语言粗俗下流，不堪入耳，它既是地域的歧视，更是人群负面情绪的恣意宣泄。
[9]不但是难以改革，就连原来制度里的一些棱角都被磨平了。都说中小学生体质下降，需要加强体质锻炼。可是，学校里但凡出现学生伤亡等意外事故，不管学校有无责任，一些家长都要闹，动辄向学校索取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赔偿。为防止意外，很多中小学撤掉了单杠、双杠等户外器材，就连体育课都上得少了。
[10]大家还由此关注到晚清的历史，清朝在最后的10年里一直在改革，废除科举，开放报禁，仿照德日进行君主立宪，在各省选举成立咨议局，在它的最后一年里，还筹办了清华学堂，成功扑灭了东北的鼠疫大爆发。然而，它改革得越多，招致的不满就越多，直到曲终人散。此后国家秩序大乱，“离乱人不如太平犬”，人民遭受了更多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