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经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

马克思、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发生思想和理论的纠葛并不是从《神圣家族》的写作才开始的。相反，在思想起源时，他们都曾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后来他们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从深受其影响到融入其间，从发生歧见到反叛出来，直至彻底地与其思想剥离开来，这一历程虽短暂但又曲折、多变。在《神圣家族》之前，他们曾经通过《莱茵报》《德法年鉴》等零星地或者就某一方面表达了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见，1843年在沙洛顿堡发行的由布鲁诺·鲍威尔主编、集中反映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和观点的德文月刊《文学总汇报》，又为马克思、恩格斯提供了彻底清算他们自己与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关系、把他们的“新哲学”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全面剥离开来的契机。因此，讨论马克思、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复杂关系还得追溯到他们同黑格尔哲学的渊源。让我们从他们各自的思想起源谈起！

1836年10月，马克思遵从父亲的意愿由波恩大学转学到柏林大学。与坐落在莱茵河畔的波恩大学相比，处在普鲁士首都的柏林大学规模要大得多、学习的环境和氛围也好得多。这次转学在马克思生活和思想发展中具有“转折”的意义——“它好像是表示过去时光结束的界标，但同时又明确地指出生活的新方向”^[1]。

当时的柏林，政治上处在国王的宫廷势力和普鲁士军人的强权的双重统治之下；在经济领域，资本主义工业已经发端，新的、作为资本的庞大财富堆积起来。同时，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普遍的贫困，无产者作为一个崭新的阶层已然形成。因此，在政治领域，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以推翻封建统治，是时代赋予的迫切任务；而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德国资产阶级还不够成熟与强大，在政治上不足以击败封建统治，但伴随着这一历史进程，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所掀起的哲学革命却相当引人注目。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就已经为资产阶级革命在理论上做好了准备。包括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内的德国古典哲学最杰出的代表都曾以批判的武器指向愚昧的封建阶级，从而为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道路。

当马克思来到柏林大学学习时，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虽然都已去世，但他们的思想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在德国知识界中仍属于主流。黑格尔于1818年至1831年在柏林大学讲学，到了19世纪30年代中期，许多讲座仍由他的门生主持，柏林大学成了当时围绕着黑格尔哲学进行思想交汇、辩驳的中心。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马克思不仅完成了规定的法律专业的学习任务，而且广泛阅读了很多法学和其他领域的著作。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感悟到，借用哲学的帮助是洞悉和解决各种问题的有效途径。1837年11月10日，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必须攻读法学，而且首先渴望专攻哲学”^[2]。在第一学期，他特别听了曾经是黑格尔的学生的爱德华·甘斯关于黑格尔历史发展的理性思想的讲座，其中特别强调的意志自由以及其对社会问题的重要性的观点给马克思以很大启发。由此，马克思决定跨学科发展，法学研习与哲学思考并行，并把法律和哲学联系在一起，尝试建立一个法哲学体系。

就马克思所受教育的背景来看，他的哲学观点既深受康德和费希特的影响，也深为法国启蒙主义者伏尔泰和卢梭的思想所感染。起初他用自己所熟悉的这些思想方法写了300页涉及法哲学的内容，后来他在写作过程中发现，现实的东西和由理论生成的应有的东西之间总是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而被自己理所当然地称之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不过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而已。例如，在探讨作为实体的私法时，他认识到：“在实体的私法的结尾部分，我看到了整体的虚假，这个整体的基本纲目接近于康德的纲目，而阐述起来却大相径庭。这再次使我明白，没有哲学就无法深入。于是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重新投入哲学的怀抱，并写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基本体系，但在该体系的结尾处我又一次不得不认识到它和我以前的全部努力都是错误的。”^[3]

如此的认识意味着，马克思这位康德和费希特的追随者、曾认为最高的存在是脱离尘世生活的浪漫主义的主观主义者，不得不放弃康德、费希特的哲学方法了。那么，什么样的哲学才是马克思所需要的呢？之后不久，他在给父亲的信里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比较明确的认识：“在生动的思想领域的具体表现方面，例如，在法、国家、自然、全部哲学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而决不允许任意划分；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中求得自己的统一。”^[4]可以看出，黑格尔观念性的理性主义此时成了马克思解决精神危机的一剂良方。

因此，纵使马克思曾公开表示过他不喜欢黑格尔哲学“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纵使马克思激烈地批判黑格尔、指责他的唯心主义，并尽力使他的辩证法“用双脚”立地，黑格尔关于历史有其内在联系和必然发展过程的致思路向，关于存在一种“客观的”、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精神作为世界的起源的思想出发点，特别是关于绝对精神在永恒不断的过程中向前发展并推动和促进历史前进、在人类历史中得到实现的辩证法，却都对马克思产生了强烈的、显而易见的吸引和影响。为了澄清自己的思想，马克思写了一篇长达24页的题为《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的对话。马克思在写给他父亲的信中说：“我最后的命题是黑格尔体系的开端，而为了写这部著作我对自然科学、谢林、历史有了某种程度的了解，它令我费尽了脑筋，结果写得条理井然（因为它本该是一部新逻辑学），连我自己现在都很难再产生那样的思路了；这个在月光下抚养长大的我最可爱的孩子，就像狡猾的海妖，把我诱入敌人的怀抱。”^[5]在这里，马克思毫不避讳地展示了自己在哲学方法上从康德、费希特、谢林向黑格尔的转变。

众所周知，黑格尔学说本身存在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导致在19世纪30年代末期黑格尔的追随者们发展成两个彼此对立的派别——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老年黑格尔派站在黑格尔所谓普鲁士国家就是“绝对观念”的体现这一立场上，思想上无创新，政治上更保守；而青年黑格尔派则把黑格尔的辩证方法看成重要的、反封建的意识形态工具，敢于激烈地批判宗教和当时的政治现实。马克思在一开始就在内心里倾向于青年黑格尔派，继而公开承认了自己的主张。

当然，立场观点和理论派别的确立与真正转向青年黑格尔派之间还有一段艰难的路程。对于马克思来讲，这段路程是痛苦的，也是极为根本的。他经由两种方式完成了这一转变：一方面，他从头到尾阅读了黑格尔的著作及其大部分弟子的著作，并做了比较详细的摘录，从而掌握了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理论；另一方面，他加入了柏林青年黑格尔派成员聚集的“博士俱乐部”，在这里，马克思接触到了一些思想敏锐、喜爱辩论、志趣相投并信奉黑格尔哲学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定期集会，饮酒、喧闹、大声朗读并互相评判各自创作的诗歌和文章，更多的则是致力于对黑格尔哲学及其辩证法的深入探讨。直到1841年结束大学生活之前，马克思始终是“博士俱乐部”的成员，而且成长为其中一名颇为活跃的中心人物。在无数次的交流和争辩中，他逐步领略到了黑格尔哲学内部隐藏着的革命内容，走上了青年黑格尔主义的发展道路。

与马克思不同，恩格斯从小接受的是“彻头彻尾基督教的、普鲁士的家庭”教育，在高中毕业考试的前一年，父亲就让他退学去商行学习商业事务。天性认真而又对理论知识充满兴趣的恩格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之余，密切关注德国的文学创作，了解当时各种进步思想，并由此逐步深入到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探索。此外，恩格斯还研习语言和历史，也热衷于音乐和体育。到18岁时，恩格斯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已经站在进步思想这一边，并在行动上开始执笔作文来反对各种保守势力了。

1841年9月底，21岁的恩格斯到柏林服兵役。不久后的11月15日，他来到柏林大学。在著名的第六教室，他开始听弗里德里希·威廉·冯·谢林讲授“启示哲学”。谢林是当时的“官方哲学家”，为普鲁士制度的论证和辩护成为其那一阶段思想的主导。恩格斯对此很不以为然，4个星期之后，他发表了反驳谢林的文章《谢林论黑格尔》，并在1842年春天出版了《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的哲学家》两本小册子，集中揭露了谢林使哲学倒退到烦琐哲学和神秘主义、企图把哲学再度降低为神学的奴婢的症结。由于恩格斯的观点与青年黑格尔派反对哲学同宗教搞调和、否定宗教自命为绝对真理的主张不谋而合，因此他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热烈欢迎，在柏林哲学界受到特别的关注。

这样，在柏林期间，除了专心写作或去戏院听音乐会以外，恩格斯的闲暇时间大多是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小团体里度过的。只要有可能他就去听黑格尔学派的课程，听神学、哲学、文学的专业课。同时，他更加勤奋地致力于研究哲学，特别是研读黑格尔的著作，并详细地考察了宗教批判的状况及其最新研究成果。可以说，那时的恩格斯如同马克思一样也已经成为青年黑格尔派中的重要人物了。——他们是真正的“殊途同归”，这奠定了以后他们合作的基础。

[1]［德］马克思.致亨利希·马克思（1837年11月10—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

[2]［德］马克思.致亨利希·马克思（1837年11月10—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

[3]［德］马克思.致亨利希·马克思（1837年11月10—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1.

[4]［德］马克思.致亨利希·马克思（1837年11月10—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

[5]［德］马克思.致亨利希·马克思（1837年11月10—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