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礼仪的起源和发展

有一种观点认为，礼仪起源于祭祀。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礼”字的解释是这样的：“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意思是：实践约定的事情，用来给神灵看，以求得赐福。“礼”字是会意字，“示”指神从中可以分析出。“礼”字与古代祭祀神灵的仪式有关。古时的祭祀活动不是随意地进行的，它是严格地按照一定的程序、一定的方式进行的。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指出：“大概礼之起，起于祀神，其后扩展而为人，更其后而为吉、凶、军、宾、嘉等多种礼制。”这里讲到了礼仪的起源，以及礼仪的发展过程。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礼仪起源于风俗习惯。人是不能离开社会和群体的，人与人在长期的交往活动中，渐渐地产生了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久而久之，这些习惯成为了人与人交际的规范，当这些交往习惯以文字的形式被记录并同时被人们自觉地遵守后，就逐渐成为人们交际交往固定的礼仪。遵守礼仪，不仅使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变得有序，变得有章可循，同时也能使人与人在交往中更具有亲和力。1922年《西方礼仪集萃》一书问世，开篇中这样写道：“表面上礼仪有无数的清规戒律，但其根本目的在于使世界成为一个充满生活乐趣的地方，使人变得平易近人。”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礼仪是为表达自身感情而存在的，在没有礼仪存在的时候，人们祭祀天地根本无法表达心中的敬畏，后来就出现了礼仪，如同语言一般，因为需要才产生的。后来拓展出晚辈向长辈行礼来表达自己的敬意，渐渐地礼又有了礼节的含义。

从礼仪的起源可以看出，礼仪是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为了维护一种稳定的秩序，为了保持一种交际的和谐而应运产生的。一直到今天，礼仪依然体现着这种本质特点与独特的功能。

礼仪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时期和强化时期。

一、礼仪的萌芽时期

裸体怀孕妇女陶塑像

从我国的考古资料来看，在辽宁喀左的东北红山文化遗址中先后发现了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000年的“女神庙”、积石冢和玉猪龙，发现了举行大规模祭祀活动的场所，其中的裸体怀孕妇女陶塑像可能是先民膜拜的生育女神。更早的仰韶文化彩陶上的人面虫身像、墓葬中死者头颅西向而卧，均透露出远古时代礼仪制度的信息。这种崇拜的仪式便是最早礼仪的萌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发表了《文明发端，玉龙故乡》等文章，称红山文化为中华文明、中华古国的“序曲”与“曙光”，并且画龙点睛式地指出了红山文化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独特意义。这一阶段大致相当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

人面虫身像

二、礼仪的形成时期

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礼逐渐成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古代礼仪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政治体制、朝廷法典、天地鬼神祭祀、水旱灾害祈祷、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个人的言行举止等。

到了西周时期便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礼学专著。“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是我国最早的“礼仪学”专著。其中保存了许多周代的礼仪，在汉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它们一直是国家制定礼仪制度的经典著作，被称为“礼经”。如《荀子·大略》中所言“言语之美，穆穆皇皇”，即是说“语言之美在于谦恭、和气、文雅”；《礼记·表记》中还特别规定了人际交往应“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这在我国“礼”的教育中一直受到重视。

西周时期还形成了一整套的礼制。著名的“五礼”包括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涉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具体礼仪规范和行为准则。如吉礼乃五礼之冠，主要是指对天神、地祇、人鬼的祭祀典礼，历代礼书以“吉礼”最繁。“嘉礼”是和合人际关系、沟通联络感情的礼仪，其主要内容有饮食之礼、婚冠之礼、宾射之礼、飧燕之礼和贺庆之礼等。

周礼使三代以来的传统之礼得到了极大程度的理论提升，为中华民族成为“礼仪之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礼仪的发展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时期。在此期间，相继涌现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巨人，发展和革新了以往的礼仪理论。

1.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

孔子像

孔子（“子”为尊敬的称呼）名丘，字仲尼。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者，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奠基者之一，也是具有深远影响的世界级文化名人。由他的学生记录整理的《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材料。

孔子出生并主要生活在以周朝礼仪制度保存得比较完整的鲁国，可当时正值春秋末期，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危机。孔子对此忧心忡忡，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他一生学习周礼，传播周礼，且以恢复周礼作为自己的志向，并极力主张进行道德教育和伦理建设，克己复礼，实现和谐的社会生活。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论语》中“仁”字涉及58章，共计出现109处，集中体现了孔子如何做人的思想。“仁”的基本含义有两个：其第一层含义是爱人。孔子的弟子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爱人”。《说文》有个解释：“仁，亲也，从二人”，甚合孔子思想。仁，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要友善相亲，相互帮助。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在其看来，对父母长辈是否有敬爱之情是人与犬马等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这种亲亲之情还应向外推开，孔子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由此可见，一个人在家里做到孝与悌，对别人也会给予爱与仁，从爱父母兄弟到爱天下大众，仁爱由此获得了普遍意义。

“仁”的第二层含义是克己复礼。在回答弟子颜渊什么是“仁”的问题时，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克己”是自觉地约束自己。“复礼”是一切言行要纳于礼。这里强调的是人的道德自律和自觉。人们通过克制自己，达到自觉守礼的境界，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视、听、言、动都合于礼，这也就是仁的境界。显然，在孔子看来，克己和复礼是不可分割的，既要严格修身，又要以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正确地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人之为仁，既要在现实生活中反复自省修身，又要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自觉地恪守伦理原则，严格地以道德原则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时时处处衡量自己的言行。

孔子在礼的践行方面注重言传身教，他的弟子称赞其“夫子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地待人处事。礼也是孔子教学生的六门功课（“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之一。孔子教儿子学礼的故事，见于《论语·季氏》，历来传为美谈。据说有一次，孔子独自站在庭院中，儿子孔鲤迈着小步恭敬地走过时，被孔子叫住了，问孔鲤学过《诗经》没有，孔鲤回答说没有。孔子就教育他的儿子说，不学习《诗经》是无法同人交谈的（“不学诗，无以言”）。于是，孔鲤就退回去认真地学习《诗经》。隔了一段时间，孔鲤从庭院里经过时又被孔子叫住了，问他学习《礼记》了没有，孔鲤说还没有。孔子又教育他说，不学习礼是难以立身做人的（“不学礼，无以立”）。孔子教子学诗学礼的这个故事后来被称为“诗礼传家”。明朝弘治年间，朝廷在孔子故宅内建诗礼堂纪念孔子，清康熙、乾隆皇帝还亲自题写了“则古称先”的匾额和“绍绪仰斯文识大识小”“趋庭传至教学礼学诗”的对联，刻制后悬挂在堂内。

2.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

孟子像

孟子，名轲，字子舆，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自觉以学习和传播孔子创建的儒学为己任，确证了人的“本性”的道德性，明确主张“性善论”。孟子的性善论的重要根据就是“四端说”。“四端”是指：“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仁义礼智即来自这四种情感，故称四端。

孟子非常重视礼学，他说：“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孟子·离娄下》）还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他还将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与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均遵循一定的原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由此可见，孟子发展了孔子的礼学思想。

3.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

荀子像

荀子名况，字卿，是战国末期的大思想家。荀子提出了“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性”和“伪”两部分，性（本性）是恶的动物本能，伪（人为）是善的礼乐教化，从而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

荀子深入地探讨了礼的起源：“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荀子认为，礼是人与自然对立的产物，它产生于人类的生存需要；人生不能无欲，而欲望的满足往往受物质条件的制约；为了不使满足欲望的追求损害人类的根本利益，先王制定礼义，既适当满足人的欲望，又把它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可见，在荀子这里，礼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脱离、超越自然状态的标志，同时，礼也是自然秩序的体现。

荀子还认为礼之本源有三，即“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此处的三本即天地、先祖与君师。天地指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依天地而生存绵延，故人应尊奉天地；先祖指人的血缘系统，祖先乃血缘之始，有血缘才有人类绵延，故人应尊奉祖先；君师为政治教化之本源，社会的安宁，人民的安居乐业，要靠君师的教育感化，故人应尊奉君师。

荀子还主张“隆礼”“重法”。不过，他认为礼义先于法度而产生，“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恶》）荀子强调礼法并重，他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荀子·大略》）“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也。”（《荀子·不苟》）由此可见，到了荀子时代，儒家的礼学思想得以系统化，且达到了先秦时期的最高峰。

四、礼仪的强化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始皇在全国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秦朝制定的集权制度，成为后来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体制的基础。

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提出了“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天人感应”之说。（《汉书·董仲舒传》）他把儒家礼仪具体概况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礼教成为定制。“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到了明代，交友之礼更加完善。忠、孝、节、义等名目日趋繁多。满族入关后，逐渐接受了汉族的礼制，并使其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