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俸禄与赏赐
一、俸禄
如第二章所述，明代外戚之家通常能获得一定级别的官职乃至爵位，这是他们最基本的政治待遇。与之对应，按其所授官职的级别或爵位的高低从朝廷领取数量不等的俸禄，正是外戚最基本的经济待遇，也是其最基本的收入来源。
明代外戚的禄制与其他文武官员一样，并非自明初以至明末始终不变。其中位列公、侯、伯爵者的禄米支给之制前后变化如下：明初，勋戚之臣皆赐官田以代常禄，其支给，“令量其原定官粮私租之数，依主佃分数收租”[2]。意即由勋戚自己派人管理赐田并按元代税率收取田租以抵俸禄。[3]洪武二十五年（1392），令公侯伯皆给禄米，论功定数，旧赐田还官，其禄米全支本色，即全支米。永乐二年（1404），令公侯驸马伯禄米照文武官例，米钞兼支，五千石至三千五百石者支米二千石，二千五百石者支米一千五百石，二千石者支米一千石，一千五百石至一千一百石者支米八百石，一千石者支米七百石，九百石者支米六百石，八百石者支米五百石，四百石者支米二百五十石，其余折钞。二百石以下全支米。永乐二十二年（1424），令公侯驸马伯禄米折钞俱于南京支麦。洪熙元年（1425），令公侯驸马伯折钞禄米，米麦兼支。宣德六年（1431），令以承运库生绢准折公侯伯禄米一半，每匹折米二石。正统三年（1438），令仍旧米麦兼支；十一年（1446），令公侯伯愿以南京该支三分本色照在京军职折支绢者听。景泰元年（1450），令公侯伯禄米仍米钞兼支；六年（1455），令以龙江盐仓盐照文武官例准支南京公侯驸马伯禄米；七年（1456），令以太仓库折草银准支公侯驸马伯折色钞，每银一两准钞七百贯。成化十九年（1483），令公侯伯禄米本色折色之数，子孙承袭之时俱照旧例由部奏请，取自上裁。弘治元年（1488），令公侯驸马伯本色禄米仍折支银；五年（1492）奏准，公侯伯妄自比例奏讨禄米者，科道官参奏拿问；十年（1497）令两京公侯驸马伯本色禄米自后每石折银七钱。嘉靖二年（1523）题准，公侯伯岁首全支禄米者，傥有事故，准作袭爵子孙次年应支之数，不许乞恩免还；十三年（1534）题准，行南京户部，每年终将公侯驸马伯该食禄米，分别见支、未支并罚俸、住俸、病故扣除年月日期、银两数目，造册送部稽考，若有情弊，听南京户部查参；十七年（1538），令公侯驸马伯禄米于户部关支，见任南京并各处镇守者照旧南京支给。又，凡公侯伯奉特恩加禄者，子孙袭爵之日住支。[4]
以上为《明会典》所载相关诏令，主要针对因功封爵者及其袭爵子孙而定，明初的勋而兼戚者自是包括于其中，而仁宣以后恩泽封爵的外戚在禄米支给制度上也基本与功臣无异，即照以上历年诏令执行。此外，据崇祯年间户部尚书毕自严所辑《度支奏议》，天启、崇祯年间外戚新城侯王昇禄米支给时，其本色仍旧每石折银七钱，折色则“照例不支”[5]。此折色不支之例不知始于何年，暂系于此。
需要指出的是，明代公侯伯禄米最初是“论功定数”，但自永乐间米钞兼支后，其本色与折色（最初只是折钞）的比例多少，却无定额，“皆请自上裁”。明代官俸折钞的米钞当量几经调整后，基本维持在每石米折钞十贯的标准。[6]而由于明代钞法至洪武末年即已“益坏不行”，至正统年间更至除官俸用钞外，“宝钞”基本退出流通领域[7]，禄米折钞部分的实际价值自然大大缩水，甚至几近于无。虽然明廷几次变换公侯伯禄米折色支给方式，直至成化年间折银，但每银一两折钞七百贯的兑换率也已使各爵禄米的折色部分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这大概也正是后来公侯伯禄米折色部分干脆“照例不支”的原因。由此也可见，公侯伯禄米折色所占比例越大就意味着实际支取的俸禄越少。据万历间刊行的《明会典》所载，当时各爵（基本是袭爵子孙）禄米大多是本、折参半，或折多于本，很少本色多于折色。不过对于恩封外戚公侯伯的禄米额数及本、折比例，《明会典》以其“非典制”而“例不载”。[8]从《明实录》的记载来看，仁宣之后恩封外戚侯伯的禄米支给之例，基本上是初封伯者禄米一千石，支本色七分、折色三分（正与永乐二年勋臣例合）；进封加禄者酌量加给本色、折色；加官给禄以及特恩加禄均支给本色禄米；袭封者有依其父、祖之例支给的，也有量为裁减禄米总数或减少本色比例的，额数等差完全“取自上裁”，实则也就是取决于外戚之家与皇帝关系的亲疏远近和受宠程度。
除因功或恩泽封为公、侯、伯者外，其余外戚俸禄俱按其品级支给。由于明代外戚推恩授官大都授以带俸武职府卫官，故其官俸也从武职支俸之例。从本书附表3可以看出，外戚授职从最低的从六品所镇抚到最高的正一品左都督，几乎涵盖了明代武职序列的所有品级。而按照洪武二十五年（1392）更定的百官禄制（自后为永制），武职正一品月支禄米八十七石，岁该一千零四十四石；从一品月支禄米七十四石，岁该八百八十八石；正二品月支禄米六十一石，岁该七百三十二石；从二品月支禄米四十八石，岁该五百七十六石；正三品月支禄米三十五石，岁该四百二十石；从三品月支禄米二十六石，岁该三百一十二石；正四品月支禄米二十四石，岁该二百八十八石；从四品月支禄米二十一石，岁该二百五十二石；正五品月支禄米一十六石，岁该一百九十二石；从五品月支禄米一十四石，岁该一百六十八石；正六品月支禄米一十石，岁该一百二十石；从六品月支禄米八石，岁该九十六石。[9]又，自成祖即位，即命文武官俸米钞兼支。其时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官卑者支米十之六八；唯九品、杂职、吏、典、知印、总小旗、军，并全支米。至成、弘以后，演变为正一品者本色仅十之三，递增至从九品，本色乃十之七。其本色有三：曰月米，曰折绢米，曰折银米。月米，不问官大小，皆一石。折绢，绢一匹当银六钱。折银，文官六钱五分当米一石，武职府卫官则米每石仅折二钱五分。其折色，或折钞，或折绢布，比之公侯伯，所值更薄。故《明史》史臣不禁慨叹：“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10]
崇祯元年（1628）九月，礼妃田氏（即后之田贵妃）父锦衣卫田弘遇上言，称自己“月俸不足五两，至今犹未开支，家口嗷嗷”。故此，“不得不援例以乞新恩”，奏请加升官职并赐给“赡田”。[11]按，其时田弘遇官锦衣卫都指挥同知，为从二品，月该禄米四十八石，支本色十分之四，即十九石二斗，若以每石折银二钱五分计，则应折银四两八钱，确如其言“月俸不足五两”。田弘遇家原是世居扬州的陕西富商，其所谓月俸不支以致“家口嗷嗷”之说当然是有意夸张之辞，其目的不过是乞要恩赏。但他的这一奏乞却也说明，对于贵戚们来说，仅靠朝廷支给的俸禄根本不足以支持他们过上奢华的贵族生活。事实上，在上层外戚（或称贵戚）的经济来源中，爵禄和官俸早已成为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他们的收入更多是来自所谓的钦赐“赡田”和其他各类恩赏，以及他们利用特权侵占田地和经营商业获取的财富。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虽然明中期以后外戚多授武职虚衔，带俸而不任实事，却也依管事实职之例配给校尉、军伴、皂隶等。由于诸戚本无军政事务需要打理，这些官为支俸或给价的军士、皂隶实际就成了外戚的私人力役，为之管理庄田、经商营利，也可视之为外戚不以禄米或折钞、折银形式支给的一项常禄。为此，朝中大臣屡次建议裁革带俸皇亲的军伴、校尉，却屡遭皇帝否决，故而这项制度最终维持到了明朝灭亡。其间最为突出的事例是在成化年间，万贵妃兄弟万喜、万达二人先因带俸锦衣卫而按例配给校尉二十人，后升授都督佥事、都督同知等府职，又循例奏请增拨军伴二十人相随，而其原给校尉竟得特旨转给了分任锦衣卫副千户、百户的万祥、万安。[12]这种待遇即使是管事的实授武官也无缘享受。
二、赏赐
明代外戚于常禄之外，还能或多或少地从皇帝那里获得一些其他的实物或金钱赏赐，这也是外戚的一项经济收入，对于部分外戚而言，还是比俸禄更为重要的经济来源。
毫无疑问，在明代外戚所得的恩赏当中，最为丰厚也最能引起人们关注的当然是大片的庄田。因为关于外戚庄田的话题下文将做专门讨论，故在此暂且略过。
庄田之外，明代皇帝经常给予外戚的另一项大宗的赏赐就是宅第。明代“皇亲房屋不载《会典》，累朝赐给系出特恩”[13]。据此，各家外戚是否赐宅，宅第规模几何，并没有一定之制，全部取决于皇帝的旨意。若皇帝颁旨要赐给某位外戚第宅，则由工部具体负责督造新第或拨给现房（多为抄没的文武大臣、内外官员宅第），又或支给房价银。
从现有史料的记载来看，明初外戚本身多为勋臣，他们通常都在京师赐给官邸，洪武十八年（1385）还特赐公侯每人钞一万锭，让他们回乡（基本都在凤阳）兴建第宅。[14]明中期以后，累朝皇后、皇太后外家也大都赐给宅第。例如正统七年（1442），都指挥佥事钱贵之女被选为英宗皇后，随即“赐第宅，车驾亲迎”[15]。弘治初年，孝宗追思生母，派人从广西寻来号称其母纪氏从兄弟的纪父贵、纪祖旺，二人遂以太后外戚的身份得赐第于京师。[16]后来父贵兄弟因冒充皇亲事发遣戍，赐第当然也就收回了。至于孝宗皇后父张峦的赐第则是“砻石镂木”“帖翠涂朱”“功必延于累年，费必止于巨万”，大兴土木，经年方成。[17]武宗夏皇后父夏儒同样也于京师拥有赐第，并终老其间。[18]此宅由工部营造于正德初年，当时为拓展其址，所居之旁“百年以来安土居民”都不得不迁徙他处。[19]嘉靖三年（1524），宪宗王皇后兄太傅瑞安侯王源亦“卒于京师之赐第”[20]，只是未知此第是哪位皇帝所赐。不过，嘉靖年间明世宗几位皇后的外家都是赐有宅第的。其中元配陈皇后之父陈万言先是赐第于黄华坊，万言却以其靠教坊司太近请辞，世宗就命改赐西华门新第一所并增修扩建之。[21]隆庆年间，穆宗元配李皇后父德平伯李铭得赐故都督陆炳旧居，继配陈皇后父固安伯陈景行则获赐陆炳宅十五区，而穆宗生母杜太后侄庆都伯杜继宗也获赐陆炳故宅十区。[22]万历年间神宗大婚之后，皇后王氏之父王伟虽然没有得到现成的宅第，却获房价银一万五千两，由其自行置备。[23]后来王伟又奏请没官第宅一区为子娶妇，终以“陈情已多”不许。[24]天启初熹宗完婚后，其皇后之父都督张国纪也依王伟之例获赐房价银一万五千两。[25]崇祯帝则甫一即位，就特命赐给嫡母光宗郭皇后之母博平侯太夫人匡氏第宅一区。[26]而对其皇后之父周奎家，则不仅于京师赐第，还特意又在其故里苏州的葑门另赐宅第一所。[27]
由此可见，虽然《明会典》未载，但皇后、皇太后家赐第京师却已似乎成为“历朝旧例”。故而崇祯帝即位之初，没有得到赐第的光宗生母孝靖皇太后之侄永宁侯王天瑞就据此援例奏乞，称：“查勋戚封爵，例给第宅，历朝旧例，或工部折价盖造，或拨给没官屋。臣虽叨封爵，未蒙赐第。伏乞俯念懿亲原同一体，遵照前例给赐。”后经有司覆奏，崇祯帝命依其所请，“准给第一区”[28]。
不仅累朝皇后、皇太后的外家大都钦赐宅第于京师，其余诸朝妃嫔外家赐给住宅或房价银的也有不少。例如成化年间，万贵妃父万贵、兄万喜等人就都曾赐有房产。[29]又如隆庆初年，明穆宗即位不久，李贵妃父锦衣卫带俸指挥佥事李伟即疏乞房价，但因工部官员反对而暂未得允，于是李伟再请，终于得赐故指挥孙纲之宅，并给其修葺银一百两。[30]然而贵妃与皇后、皇太后之间毕竟有着严格的等级差距，明代住宅规制又是表明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志，故按制贵妃外家的赐第等级也必然低于皇后、皇太后外家。因此，等神宗即位，李伟的身份升为皇帝外父，骤封伯爵，他的赐第房屋数量、规格等级也随之提高。不过李伟仍以“房屋旧敝”为由奏讨修理房屋工价，工部认为李伟赐第“先次所给栋宇焕然，安居岁久，后次所给爽垲闳邃，间数甚多”，不宜再给，但因为神宗坚持，李伟最终还是拿到了四千两的修理价银。[31]就神宗自己的众妃外家而言，与王皇后同时进入内廷，当时所谓东、西二宫的昭妃、宜妃之父刘应节、杨臣二人也与皇后父王伟同时获赐房价银，每人各得五千两。[32]虽然远逊于王伟所得，却也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此外，郑贵妃兄郑国泰、周端妃父周清、李德嫔父李时亮、魏慎嫔父魏承志、邵敬嫔父邵名等外戚也都在京城鸣玉坊等处赐有宅第。[33]天启朝东、西二宫良妃、纯妃之父王学、段黄彝也依万历朝昭妃、宜妃外戚之例分别得赐房价银五千两。[34]崇祯年间，田贵妃父田弘遇赐第就在西安门，原是天启朝大太监王体乾的外宅，门前还有一对故元贵族家留下的铁狮，气派非凡。[35]
不过，明代以住宅赏赐妃嫔外家最频繁的还是嘉靖中后期，但所赐大多并非现成的房屋，而是房价银。从《明实录》的记载来看，当时众妃嫔无论生封、追封，外家大多都能得到一定数量的房价银，其标准大致是：官指挥佥事以上者，给房价银二千七百六十两，官千户、副千户、百户者给房价银一千二百两，若官千户以下者已给房价后升授指挥佥事等职，不再重给。[36]这些房价银对于各家外戚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而对明廷来说更是一笔巨额的开支。明朝外戚赐第，工部不拨给现房或负责建造而直接折给房价银的做法也正是始于嘉靖时期。
除了田宅，当宠的外戚之家还能不时得到皇帝或皇后、皇太后的其他各类赏赐，包括布帛、缎匹、衣物、银钱、珠宝以及各种日用器物等。如永乐年间成祖陈丽妃方才入宫，其父母宁阳侯陈懋夫妇就得“赏赉甚厚”，其后数年之间“宠赐尤蕃”[37]。宣德年间，会昌伯夫人董氏，也即宣宗孙皇后母也是“数召入宫，赐赉弗绝”[38]。景泰年间，唐贵妃父都督唐兴也以其女受宠于景帝而“得赏赐无筭”[39]。成化年间，万贵妃得宠，其父兄弟侄亦得“赉赐金珠宝玉无筭”[40]。弘治年间，张皇后之父张峦不仅封伯进侯，且“其他恩赉之盛先后戚畹莫与为比”[41]。嘉靖年间，“清宁宫、仁寿宫、未央宫每有多余分馈戚里”[42]，世宗生母蒋太后兄玉田伯蒋轮更是“宠赉日优”[43]。万历年间，神宗笃孝生母，故慈圣李太后外家不仅其父母“赏赐殊多”[44]，“先后蒙被恩泽，所赐第宅、庄田、金币、宝镪之类，种种羡溢”[45]，就连从兄弟李文松等人也常有“非时赉予”[46]。各家外戚所得的这类不时之赏均出自内帑，按制都会一一著籍于册[47]，虽然因史料中失于记载，目前已无法得知其具体数目，但必定也是所值不菲。
此外，每年正旦、万寿圣节等重大节日，以及遇到新帝即位、册立太子等重大庆典，各位外戚也都能依官品高低按例得到一定的赐钞、赐物。这种普天同庆、一体均沾的恩典，通常每位外戚所得数量并不很多，但对于朝廷财政而言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总之，明代外戚常禄之外的赏赐除了节令、庆典的例行恩赏，其他赏赐大都没有一定之制（外戚庄田的规制也是直到隆庆年间才确定），而只凭皇帝临时恩典，有无、多少完全取自上裁。一般来说后妃得宠，其家族所得赏赐就多，后妃不得宠，这类常例之外的赏赐就少，甚至没有，与后妃名号的等级高低并不完全对应。因此，外戚们常常互相攀比、乞请频繁，甚至为得到更多的恩赏而向皇帝哭穷诉苦、讨价还价。不唯“怙恩负乘者”如此，所谓“谦谦有儒者风”的外戚也大多难免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