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大都市的兴起

“十一五”期间，随着“省直管县”改革在全国的试点，旨在调整国家行政架构中纵向府际财政关系的试点在引起社会关注的同时，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策略选择也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而城市化将对横向府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根据布伦纳关于西欧二战以来“再城市化”所创设的管理城市空间的四阶段模型，第四阶段也是迄今为止最后阶段的划定，是以非常大且相互协调的基于竞争性区域主义的“全球本土化”的形成为标志的。在有效调动资源、产生协同效应、提高效率和发挥所有生产要素全球化配置的优势而努力的过程中，典型国家塑造了特大城市和规模庞大的都市群（圈)。这种过程目前正渐次清晰，2005年至今，已有12个地区通过了引人注目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中央层面的审批，毋庸置疑，中国也在逐渐过渡到布伦纳概括的城市化的第四个阶段。

为了获得实施如此巨大的试验项目的授权，已有的12个具有竞争力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所在的地方政府需要数月甚至几年来制定规划、修订方案、实地调查、座谈讨论、评估论证，直至正式获得中央审核通过。2005年，浦东新区作为第一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上海批准成立。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获得批准。2007年中央批准把重庆和成都建设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同年，中央批准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注：参见陈振明、李德国:《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实践探索与发展趋势》，载《中国行政管理》，2008(11)。） 此后，越来越多的以大城市为依托的综合协调区域应运而生。事实上，2010年6月，李克强同志在《求是》撰文指出，把建设城市群作为未来城市发展的主要模式，并在这个过程中借鉴国际经验有重要价值，提出应使用最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和信息网络，将中小城市和城镇有效联结在一起，并使规模大不相同的城市串联起来，谋求共同合作与发展。（注：参见李克强:《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载《求是》，2010(11)。）

无独有偶，2010年9月，在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发言中，胡锦涛同志首次用“包容性增长”（注：“包容性增长”是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本质上，它是指以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为目标，在合理平等的基础上，使所有人都能参与并且共享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成果。参见胡锦涛:《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的致辞》，见新华网，2010-09-16。） 这个措辞来描绘未来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即在全国范围内，追求更加平衡的增长模式，以产生更令人满意的均衡分配水平。这番表态，反映出国家领导人正在积极地寻求从制度和条件的限制、社会政策的失误中学习经验，不仅包括自己的经验，还有其他国家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如由布伦纳这样的著名经济地理学家所描述的西欧经验。众所周知，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分化一直是各国城市化进程中要努力解决的问题。如果像布伦纳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目前基于竞争性地区主义的“全球本地化”治理架构仍有很多问题，或者说，“后凯恩斯主义”在重构城乡秩序所做的努力过程中也存在这些问题。有迹象表明，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有意识地在实现“包容性增长”方面做出种种努力和进行管理创新。具体而言，就是把基于竞争性地区主义的全国统筹的中国版本与“精简化和扁平化”的城乡行政机构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城乡分治的政治治理结构，旨在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并保证社会利益更有效地进行再分配。

当前，在全球经济显现衰退迹象的背景下，竞争性地区主义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的“城乡分治”思路，在实现“包容性增长”方面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功仍有待观察，但可以相信，在不同区域开展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在接下来史诗般的中国城市进程中将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鉴于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政策扩散效应”非常明显，现在似乎就可以下此结论。至少，无论从生产关系变革的角度，还是从内生制度创新的角度设想正在进行的转型，从不断发展的地方行政体系来讲，这些新的行政改革试验所带来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