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事一体化视角的确立
犯罪学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吸引了大批研究者，形成了一种相当混乱的理论格局。我国学者王牧指出：在犯罪学研究中，产生了许多理论和学说，如犯罪人类学、犯罪生物学、犯罪心理学、犯罪社会学等理论。这些理论，都曾经把自己的学说视为犯罪学的完整理论体系。在犯罪产生的具体原因上，更是理论学说林立，不计其数。这种情况使犯罪学理论出现了非常杂乱的局面，纷繁复杂的各种理论、学说并存，对犯罪见仁见智，具体看来，它们似乎无可挑剔。但是，却因此使人们对犯罪学缺乏正确而深刻的共识，失去了理论的说服力和魅力。注141这个分析可谓切中时弊、一针见血。多视角地研究犯罪，对于犯罪学来说当然是一种幸事。但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立足点，则难免造成混乱。美国学者指出：当代犯罪学的多元化，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反映了犯罪研究者的理论背景和现实背景的差别，而且反映了他们研究犯罪的直接、具体目的的差别。犯罪学主题的选择、理论观点的发展和独特研究方法的确定，取决于犯罪研究者对某个研究对象的目的。所以，犯罪学的研究就像盲人摸象一样，各有所好地去看大象，以各自的方法摸到大象的不同部分。因此，对于犯罪现象也可以用许多方法进行研究。为此，美国学者把犯罪学构想为一门由一系列与犯罪有关的研究领域构成的学科。这些领域可以容纳多元化的理论观点或构成一个综合性的理论体系。注142这种综合性的理论体系的构成，确实使犯罪学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推动犯罪学的发展。但是，如果缺乏对犯罪学的基本定位，这种综合性的理论体系就会成为一个各种理论观点的大杂烩，从而严重地影响犯罪学研究的科学性。
为使犯罪学研究正常发展，我认为应该引入刑事一体化的视角，使犯罪学回归刑事法学，使犯罪学在刑事法理论中找到安身立命的根基。随着刑事法的学科分化，作为刑事法本体学科的刑法学，越来越演变成为一门规范学科，从而与作为经验(事实)学科的犯罪学分道扬镳，日益疏远。正是有鉴于这种现状，德国著名学者李斯特提出了全体刑法学的概念。李斯特主张把刑事的各个部门综合成为全体刑法学，意即真正的整体的刑法学，内容包括犯罪学、刑事政策学、刑罚学、行刑学等。全体刑法学概念的确立，不仅使刑法学这门学科得以充实与膨胀，使之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注释刑法学的狭窄学术樊篱，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刑事法的一体化研究格局，将与刑事相关的学科纳入刑事法的研究视野。我国学者储槐植教授提出建立刑事一体化思想，指出：刑事一体化的内涵是刑法和刑法运行处于内外协调，即刑法内部结构合理(横向协调)与刑法运行前后制约(纵向协调)。实现刑法最佳效益是刑事一体化的目的。注143这里的刑事一体化当然是以刑法为本位而展开的，但同时涉及刑法与相关学科的协调。我认为，只有在刑事一体化思想的指导下，才能使刑事法各学科得以整合。犯罪学作为刑事法的一个基础学科，只有在刑事法的学科系统内准确地定位，其学术功能与学术价值才能得以正常发挥。
刑事法学是一门以刑事为其内容的理论学科，这里的刑事注144，指的就是犯罪。由此可见，刑事法学是以犯罪为中心展开其理论体系的。在刑事法学中，刑法学又居于核心地位，其次包括刑事政策学、犯罪学、行刑学、刑事诉讼法学等。在刑事法学的理论中，犯罪学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从刑事法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先有刑法学，后有犯罪学。换言之，犯罪学是从刑法学中独立出来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确实，刑法学与犯罪学，虽然都以犯罪作为研究对象，但两者又存在重大差别。我认为，两者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对研究对象——犯罪的理解以及研究方法上。作为刑法学的研究对象，犯罪是一种法律现象，是法律所规定的犯罪。而作为犯罪学的研究对象，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上客观存在的犯罪。正因为存在着上述研究对象上的差别，两者采取的研究方法是各不相同的，刑法学主要采取的是规范分析的方法，而犯罪学主要采取的是事实分析的方法。规范分析的方法，是法学中广泛采用的一种研究方法，主要是围绕着法律规定进行注释，因而规范分析离不开注释，并且这种注释是以法律规范为对象而展开的。在刑法学中，通过建构犯罪构成要件，使法律关于犯罪的规定实体化，从而为认定犯罪提供理论根据。而事实分析，是将犯罪作为一种社会与人的现象，采取各种分析方法阐明犯罪存在的性质、功能和原因。例如，法国著名学者迪尔凯姆在阐述社会学研究方法时，就曾经以犯罪为例加以说明。迪尔凯姆认为，社会现象是存在于人们身体以外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同时通过一种强制力，施予每个人。这些现象不同于有机体的现象，后者是通过某些形态和动作表现而存在的。它们也不同于心理的现象，心理现象只存在于个人意识之中和通过个人意识表现出来。总而言之，这些现象具有一种新的性质，只有用“社会的”一词可以表明这种性质和它的含义。注145在迪尔凯姆看来，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虽然表现为对社会规范的违反，但它又不是单纯地由社会规范所规定的，而是与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相关联的，可以说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甚至有着积极的社会作用。这种对犯罪的社会学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能从犯罪的规范分析中得到的，从而使我们大大地加深了对犯罪这种社会现象的理解。
菲利也采用社会学方法对犯罪现象作为分析，并力图建立一种犯罪社会学。显然，这种犯罪的社会学分析，是一种超规范的分析。当然，菲利在注重犯罪的事实分析的同时，对犯罪的规范分析大加鞭挞，这表现了其理论上的偏颇。例如菲利指责古典学派把犯罪看成法律问题，集中注意犯罪的名称、定义以及进行法律分析，把罪犯在一定背景下形成的人格抛在一边。菲利指出，除实证派犯罪学外，迄今为止没有科学的标准，也没有对事实做有条理的搜集，更缺乏各种观察和引出结论。只有实证派犯罪学才试图解决每一犯罪的自然根源以及促使犯罪行为产生的原因和条件问题。注146在此，菲利把刑法学的规范分析与犯罪学的事实分析对立起来。实际上，这两者在两个不同学科中是可以并存的，并且不可互相替代。
瑞士学者皮亚杰在分析人文科学的性质时，把正题法则科学与法律科学加以区分。皮亚杰提出：我们把那些探求“规律”的学科称为“正题法则”科学。这里所谓的“规律”是以日常语言或以多少是形式化的语言(逻辑等)来表达的。它的意义有时是指能以函数的形式来表达的相对常量关系，但也指一般事实或序数关系、结构分析等等。而法律科学则与此不同。这是因为法律是一个规范体系。而规范(normes)在原则上同正题法则科学所寻求的称为“规律”(lois)的、多少带有一般性的关系是有区别的。诚然，规范不是对存在着的关系的简单确认，而是来自另外一个范畴，即“应该是”(sollen)的范畴。因此规范的特点在于规定一定数量的义务与权利，这些义务与权利即使在权力主体违反或不使用时仍然是有效的。而自然规律则建立在因果决定论或随机分配之上，它的真实价值完全在于它与事实的相一致。注147皮亚杰的上述区分，对于我们理解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说，犯罪学大体上属于上述正题法则科学，而刑法学则属于法律科学，两者的学科性质有所不同，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我们过于强调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区别，而没有看到两者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样也是片面的。法国学者斯特法尼曾经对刑法学与犯罪学的关系作了以下十分精辟的论述：不论是有“犯罪学”还是仅仅有“犯罪科学”，刑法与人类认识的这一新领域的关系是紧密的，没有刑法科学的帮助，犯罪学就不可能得到发展，因为，犯罪学家不可能归结出一个有关犯罪的“犯罪学概念”，只能采用法律有关犯罪的概念，所以，为犯罪学提供“犯罪定义”的始终是刑法。所不同的是，如同犯罪学家皮纳特尔先生所说，犯罪学家认为，从犯罪中主要应当看到的并不是由刑法规定的法律实体，而是应当看到这一实体所掩盖的“人的现象”与“社会现象”。斯特法尼同时指出，尤其应当强调的是，犯罪学的发展对于丰富刑法的内容所产生的影响。面对犯罪学经过长期研究所得到的结果，法学家仅仅付之一笑的时代已经过去，犯罪学的成果已是有目共睹，人们再也不可能拒绝承认其对法律的影响。注148
由于犯罪学与刑法学都以犯罪为研究对象，尽管研究的方法与目的不同，但这两门科学之间的血缘关系是不可切断的。对于犯罪学来说，尤其应当强调它的研究成果对刑法产生的影响，包括对立法与司法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犯罪学可以作为刑法的“辅助学科”。斯特法尼指出：这一被犯罪学家认为有贬义的名称也许并不可取，因为，这一名称仅仅赋予这些科学次要的与第二位的作用。注149但我认为，“辅助学科”这一名称仅仅表明犯罪学的存在是以刑法为前提的，并且从其功效上来说，也主要是为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服务的。这一名称并不否认犯罪学对于刑法学研究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正如斯特法尼指出：刑法，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规范性学科，它只能从研究犯罪的各种观察性学科中获得裨益，或者广泛地说，刑法只是有从各种研究人在社会环境中行为表现的各种反应的观察性学科中获得裨益。注150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将犯罪学定位为刑法的辅助学科的同时，应当充分关注犯罪学的独立性。以犯罪概念为例，刑法学的犯罪概念与犯罪学的犯罪概念的关系始终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例如，上面引述的法国学者斯特法尼的论述，他就强调刑法学的犯罪概念对于犯罪学的重要性，认为犯罪学不可能存在刑法之外的犯罪概念。此外，按照埃德蒙德·梅茨格(1951年)的观点，刑法学决定犯罪学的犯罪概念，于是犯罪学变成了刑法的辅助科学。对此，德国学者施奈德指出：这种观点严重的缺点是作为“刑法辅助科学”的犯罪学不可能调查刑法的形成、运用及其效果，而必须作为刑法的“仆从”，把已经确立的刑法规范作为起点，从刑法科学的手中接受研究对象。于是犯罪学就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既不能批判地分析一种邪恶制度(例如纳粹主义)下的刑法立法和适用，也不能调查在民主法治国家里刑法立法和适用对犯罪监督所起的作用。注151应该说，施奈德的这一认识是十分深刻的，尤其对于犯罪学的社会批判功能的强调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完全脱离刑法中的犯罪概念，不满足于刑法辅助学科的地位，犯罪学的研究就会失去法律意义。
为了正确地解决刑法学的犯罪概念与犯罪学的犯罪概念之争，我认为有必要引入瑞士学者皮亚杰提出的“规范性事实”这一概念。皮亚杰认为，在纯法律科学与其他科学之间，还存在着一系列的边缘地区。因此，就规范与事实，皮亚杰提出一种二元性的观点，即对于过去或现在的主体来说是规范的东西，对于观察者来说是事实，在一门纯粹是正题法则的，但把法律行为作为社会事实来研究的学科中更为显著：这就是法律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目标与法律学不同，它根本不是研究规范有效性的条件，而是分析与某些规范的构成和作用有关的社会事实。因此，这一学科的专家们，引入了“规范性事实”这一丰富而普遍的概念。其目的正是为了表示，这种对于主体来说是规范，而同时对于把这一主体承认的规范作为事实来研究的观察者来说是分析对象的东西。简言之，如果说法学属于规范性质，那么就像在其他一切规范学科领域里一样，就有可能做事实的研究对与所考察规范相关的个人或社会行为的因果分析，而这些研究就必然具有正题法则科学的特征。注152如果说，刑法学是将犯罪视作一种法律现象，即规范加以研究的，那么，犯罪学就是把犯罪作为一种规范性事实加以考察的。犯罪作为一种规范性事实，它不同于其他社会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规范的制约与限定。但犯罪学又不是以研究作为规范的犯罪为目标的，因而其研究必然又超越刑法的规定。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犯罪学研究对象的犯罪概念是动态的，具有开放性的特征。正如施奈德所指出：犯罪学特别对犯罪行为与越轨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感兴趣。通过犯罪化(刑事立法)从社会越轨行为中产生犯罪行为，而犯罪行为又可能通过立法者(非犯罪化)降格为越轨行为。犯罪行为在个人犯罪化和非犯罪化过程中产生和消失。注153无论是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都离不开刑法学的犯罪概念。但犯罪学又不拘泥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通过对犯罪的实质性的事实分析，为刑法中的犯罪概念的合理化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在刑事一体化的视野中，犯罪学作为一门学科，是辅助性与独立性的统一。犯罪学的辅助性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犯罪学家并不是为了研究犯罪而研究犯罪，犯罪学不能成为经院哲学。因此，犯罪学研究是为刑事科学服务的，只有将犯罪学研究成果通过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转化为刑事规范及其适用的理论资源，犯罪学的社会功效才能最终实现。如果说，犯罪学是“解释世界”，那么，刑事科学就是“改造世界”，两者具有密切的依存关系，但前者又不能不服务、服从于后者。犯罪学的成果转化，首先表现在通过对犯罪现象的研究，揭示犯罪演变的态势与规律，从而为刑事政策提供理论根据。我国学者甘雨沛曾经生动地把犯罪学与刑事政策学之间的关系比喻为“体用关系”——前者是“体”，后者是“用”，指出：犯罪学是事实学，它的任务主要是指向关于犯罪人、犯罪行为以及犯罪诸现象的事实的“存在”的确定。而这个经验的实证的“存在”的真实，是刑事政策学的价值判断的客观基础，无此基础，刑事政策学则成为空中楼阁，不能成为现实的、合目的性、合理性的价值判断。注154因此，犯罪学家应自觉地担当起提供犯罪事实之真实存在的分析材料，从而保证作为价值判断的刑事政策的决策的科学性。犯罪学科的辅助性丝毫也不否定犯罪学家的主观能动作用。德国学者施奈德曾经把犯罪学家称为“超前思想家”，表明犯罪学对于刑事政策的科学化与刑事立法的合理化的重要意义。施奈德指出：犯罪学不仅研究犯罪行为和罪犯，而且还把犯罪行为的受害者、社会监督机构以及对犯罪行为和累犯的反应作为它的研究对象。犯罪学不再从刑法科学那里接受它的研究对象，而刑法学则又转过来从刑事立法者那里通盘接受其研究题材。犯罪学更着重研究社会前提条件，刑法的立法过程以及刑法的作用。一项刑法的立法是否公正，取决于一种应该被解释成犯罪行为是否危害到社会的重要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利益。注155因此，一种犯罪现象在社会上出现，总是首先进入犯罪学家的视野，只有经过犯罪学的研究，这种犯罪现象才能在刑事立法中得到确认，成为法定化的犯罪。例如，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是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出现的一种犯罪现象。如果没有对黑社会性质的犯罪进行犯罪学的描述与分析，揭示其存在的社会基础与活动的内部机制，就不能制定出科学的反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刑事政策，更不可能在刑法中对黑社会性质犯罪加以科学的规定。因此，犯罪学科的辅助性，只有在刑事法理论中的分工不同而已。这种分工恰恰是由犯罪学这门学科的特点所决定的。当然，在肯定犯罪学的辅助性的同时，丝毫也不能否认犯罪学科的独立性。在刑事法学中，犯罪学无论是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别于其他刑事学科。因此，在犯罪学的研究中，我们应当坚持犯罪学的独立品格。这种独立品格的获得，有赖于犯罪学家的主体意识与学术使命的建立。在犯罪学研究中，应当抱着一种科学的态度，在“价值无涉”的原则下，对社会上的犯罪现象作出客观的、理性的、独立的分析与评判。唯有如此，犯罪学研究才具有生命力，其结论才具有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