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毛泽东的诗词与人生
【日】武田泰淳 竹内实 著
第一章 序论
1.诗人毛泽东的出现
很多人读了《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都觉得毛泽东的诗兴非凡。那些文章虽说都是政论文，但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枯燥无味，他运用生动的比喻和形容，有力地展现了文章的逻辑性。我们不仅从措词和举例，还能从作者那独具风格的文体中散发出来的味道，发现毛泽东在文学上的才华和在中国典籍方面的深厚造诣。毛泽东在陕北同美国的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1905年生，1928年以后在中国生活了12年）讲述过自己的经历。他说，26岁去北京，当看到北海公园里的冬天景色时，不禁想起唐朝诗人岑参（约715—770）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青年毛泽东对诗的兴趣和他的审美观由此可见一斑。［1］在上海共产党成立大会结束以后，毛泽东回到长沙，有人亲眼见到在他的桌子上摆放着李清照（1084—约1151）的词集。［2］据1963年冬来日本访问的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湖北人，1915年生）讲，在1942年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时候，毛泽东曾把年轻的作家朋友叫到他的房间里座谈，在他的桌子上堆放有《太平广记》。李清照是宋代女词人，为避兵乱，背井离乡，后丈夫又病死，每日在他乡痛苦地煎熬着。其所作词多写男女间的爱情、流浪生活的感伤和思乡之情，说起来带有一种唯美主义的倾向。《太平广记》［3］则是汉朝至五代的传奇小说和民间故事的一部全集，一座古代奇异故事的宝库。延安洞窟式的住所，叫做窑洞，那是在干燥的黄土层上挖出的洞穴，外面安上木制门窗，据说是个冬暖夏凉的好住处。不过，想象一下在那种没有装饰的房间里借助煤油灯光对千奇百怪的故事读得入迷的作者，总觉得很有意思。
毛泽东写诗词，很早就为人们所了解。对于在从幼年时代就接受古典典籍的熏陶并被要求背诵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代人另当别论），把随时的感怀用传统的格律诗表达出来，是一种十分常见的高雅的业余消遣。不要说鲁迅（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1881—1936）、郭沫若（四川人，中国科学院院长，1892年生）这些著名的文学家，就是朱德（四川人，中共中央副主席，1886年生）和陈毅（四川人，副总理，外交部长，1901年生）这样的军人也写诗，毛泽东写作诗词并非不合情理。
《沁园春·雪》这首词很有名。在这首词公开发表之前，只知道他有赞扬长征的《七律》。后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有这两首在流传。《沁园春·雪》出名，是1945年10月毛泽东为协商战后中国的重建问题从延安飞到重庆同蒋介石会见时候的事。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开始关注以前待在与世隔绝的延安几乎传说化了的毛泽东之时，重庆的中立派报纸《新民晚报》［4］刊登了这首词。据说这张《新民晚报》卖得很好。这首词是毛泽东书赠友人柳亚子的，报纸给转载了。如果想公开发表的话，恐怕在重庆合法出版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刊登这首词最为合适吧。
1946年，访问延安的罗伯特·佩恩（诗人，传记作家，1911年生于英国，后来移居美国）把尽可能多地收集毛泽东的诗词作品作为主要目的，但他除了《沁园春·雪》之外，只得到《清平乐·六盘山》和《七律·长征》。佩恩听说有收录70篇毛泽东诗词的《风沙集》，他到处寻找，最后连书的封面是什么样都不知道。有人讲，毛泽东在开会时经常随手写些诗，会后便扔在床上，人们竞相去捡。不过，这些纸片是很难弄到手的。见到毛泽东时，毛只是说：“那都是些马马虎虎的东西。”［5］佩恩离开延安时尽了最后的努力，他向到机场送行的毛泽东死乞白赖地索要诗词，却被毛用诙谐的话给轻松岔开了。
佩恩未能达到目的，而比他早约九年访问延安的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出生在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的一个贫农家里，她写了一些关于中国革命的优秀报告文学，1892—1950）以一种略微圆滑的方式看到了作为“诗人”的毛泽东的真实面貌。
有一次，他问我是否爱过什么男人，为什么爱，以及我对爱作何理解。有时，他引述中国古代诗人的诗句或者他自己的诗词。有一首是怀念他第一个妻子的，她因为是他的妻子而已经被国民党杀害。［6］
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了诗人萧三（湖南人，1896年生）写的毛泽东传，书中收入的《沁园春·长沙》广为流传。不过，它与后来正式发表的在文字上略有不同，那也许是在传抄过程中出现的错误。［7］
说正式也好，说公开也罢，发表毛泽东的韵文作品是在1957年。那年1月创刊的专业杂志《诗刊》（主编臧克家，山东人，1905年生）编辑部收集了以前在民间传抄的八首诗词，交给作者征求同意刊载。而毛泽东又附上了十首，并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它们以《旧体诗词十八首》为题刊载在《诗刊》上。据查，当时《人民文学》和《文艺报》都没有专门刊登评论文章，但地方的文学杂志和以教师为对象的语言教学杂志发表过数种注释文章。后来，又出版了帮助阅读和理解的辅导书。由臧克家讲解、周振甫（历史学家、中国文学研究家）注释的《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也是在这一年。可这只是注释书的出版，并非诗集的面世。这些作品的写作年代是1925年至1956年间，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居多。接着，翌年1月发表了《蝶恋花·答李淑一》，10月又发表了《七律·送瘟神》。此后，北京的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传统线装大字本《毛主席诗词二十一首》。［8］
1962年，应文学杂志《人民文学》的请求，毛泽东又公开发表了六首诗词。除《蝶恋花》等三首是近作外，其余都是1929年至1931年的旧作，也就是说，都是反映以江西井冈山为中心的斗争情况的作品。
1964年1月，北京等各大城市出售包括未发表的十首在内的《毛主席诗词》单行本。1月4日，《人民日报》等报纸，《红旗》、《诗刊》等杂志在1月号刊登毛泽东的十首诗词。据说，《毛主席诗词》在中国国内受到了热烈欢迎，第一版的印数为50万册，很快就销售一空，又加印30万册。在海外，也由于诗集增加了对中苏论战的兴趣而引人注目。新发表的十首是1949年至1963年间的作品，事实上，它们不仅是写中苏论战，也有对国内政治上的重要动向抒发感慨的。《毛主席诗词》以七种装帧出版，其中，精装本的字体是从在中国受到推崇的宋朝版本《玫瑰先生文集》中选用的，很美观。将该书的字体照相后制成铅字，没有相应的文字时则利用偏旁组合成字来代替。装帧也采用中国古书那种十分讲究的线装本形式，完全采用古典诗集的样式。从这种出版的做法看来，似乎毛泽东诗词的发表要告一段落了。
然而，诗集里缺少1937年至1948年这十余年间的作品，就是说，缺少在延安的窑洞里同日本作战以及后来离开窑洞与蒋介石作战时期写的诗词，不知为什么一首也没有。据说，佩恩听说的毛泽东诗集《风沙集》共收录70篇。大概没有发表的作品还深藏在书箱底下吧。从以前公开发表的方式来看，与其说作者不急于发表，倒不如说作者不肯拿出来更为合适。七种版本同时出版，一齐销售，或许有人会认为是夸耀权力和个人崇拜的征兆。不过，要是意图只是这样的话，那么以前发表的做法则显得过于谨慎了。
从诗集底页的出版年月来看，毛泽东诗集出版的时间是1963年12月。如果想到这个月的26日是作者70周岁生日的话，那么出版诗集不是也有祝贺生日的意思吗？对可以说是中国革命象征的毛泽东来说，人们不是搞群众集会来祝贺其生日，而是通过出版诗集而且利用传统形式的创作和古朴典雅的装帧来祝寿，他可能希望以此同群众交流。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文化里流淌着强烈的“传统”力量。
也许作者把出版诗集当成纯粹个人的事情，但由于当时的地位和立场，加上周围的希望，才能以这种规模出版。不过，这种情况也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里“传统”的根深蒂固。我似乎觉得，不仅“传统”作用于文化上的力量强大，而且参与创造文化的人想主动融合到“传统”中去的冲动也是十分强烈的。
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做准备，并同社会运动相互支援而发展起来的五四文化革命，曾高喊过打倒“孔家店”，抨击封建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即便有人认为其意味着全盘否定的倾向，那也是以前的解释。话虽如此，战胜了封建思想的革命，竟以这种形式来恢复文化“传统”，也不会不给人以一丝意外的感觉。然而，如果站在思想或意识形态的内容与传统形式相互区别的立场上来理解，毛泽东诗集的装帧和用字的问题并非不可思议。在对京剧等文化遗产的政策中体现的思想，从此事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而且，毕竟其作品的形式不是现代的自由诗。尽管如此，把与“传统”针锋相对的革命以“传统”的形式来吟咏，并编成传统形式的书，这不是宣告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一个时代在这里结束了吗？
所谓诗的世界，恐怕是读者根据各自的观察和体验深入钻研，独自在其中感受其意味的。而读诗，首先要在创作的同一氛围中理解作者的语言，所以词语的翻译和对时代背景的说明需要在这一氛围中进行。毛泽东的一生与中国革命的发展相互重叠，他吐露的诗情既是个人内心世界对革命的憧憬，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在精神层面的反映。探求作者个人的诗情是读诗的乐趣，对毛泽东的诗集也不例外，但另一方面，其确又与历史和社会有着广泛的密切联系。把诗（不限于诗，还包括文学和艺术）看成现实的图解是没有价值的，不过，脱离现实生活去读与现实有联系的诗也将引起误解。人们必须从不同于纯个人诗集的角度去把握毛泽东的诗词，这是由这些诗本身和作者的社会性质决定的。
这37首不是毛泽东诗词的全部，有的诗词大概还在隐秘未知的地方。然而，从公开发表的部分看，已经让人感到，如同作者自己解释的那样，都是些“马马虎虎的东西”，也就是说，属于业余的消遣。在这本诗集中展开并构筑起来的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诗”的天地，试图无止境地继续革命的顽强意志和革命观存在于其中的最深处，这与四卷《毛泽东选集》中散文的世界是共同的。然而，充满活力的自然描写和具有强烈个性的伤感，使他构筑的一篇篇诗词的天地又高于现实，这同直接与政治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选集》里的散文有所不同，它们毕竟是艺术作品。
关于毛泽东的个性，史沫特莱记述了如下印象：
我们没有开口，互相打量着。他那副冷淡而难以测度的面孔呈长型，额头宽而高，嘴是富于女性美的嘴。他也许还具有别的什么品质，但无疑是个审美家。他身上的风流倜傥的气质和窑洞中那冷淡的环境令我不知所措。
我最初在他身上强烈地感觉到的那种冷淡气质，后来证明，是一种精神上的卓尔不群。……少数和他很熟的人喜欢他，但是他的精神内向，使他落落寡合。
毛泽东的幽默常因含有讥诮而显得冷峻，仿佛来源于精神孤高的深邃洞穴。我的印象是，他的灵魂里有一扇从不向任何人敞开的门。［9］
当时，毛泽东虚岁46。已故冈崎俊夫对作为诗人的毛泽东的直观认识证实了史沫特莱的这一印象。
那里有一种寂寞的余音，孤独的影子。这不限于词，而是中国传统诗人的魂。只有见到孤独的深渊，才能产生对人民的真正的爱，不是吗？［10］
为了挖掘自己的伤感，以便达到中国传统上的孤独深渊，除了同现实的革命联系之外，恐怕还需要直观、读书和思索的积累。毛泽东的诗的世界把中国革命作为直接的土壤，以形成独特的人格为核心或中心，从丰富的古典宝库中吸收营养，既包含在中国的文学传统里，同时又以独特的创造补充了新的作品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