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作品可以让人各取所需
如果小说能够直接当成八卦来阅读，那么我们对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的理解就会更有趣。因为据说，索尔·贝娄的《拉维尔斯坦》（Ravelstein），其主人公的原型就是这位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哲学教授。
好吧，拉维尔斯坦身穿镶毛领的皮外套，就像一个职业杀手——就像沃克·伊文斯扫街照片中的一个危险人物。不过从image google搜到的布鲁姆照片看，他总是衣冠楚楚打着领带（拉维尔斯坦用他那本畅销书的稿酬购置昂贵的郎凡套装）。拉维尔斯坦购买奢侈品，银器瓷器，古董地毯，高级和服和昂贵音响——花钱的风格多少有些“坎普”。拉维尔斯坦喜欢糟蹋香烟，喜欢搜集小道消息，尤其是政界的内部消息，以业余的方式整理、更新和分析这些“情报”，这让他自己有一种参赞机要的良好感觉。“情报”其实多半只是一些个人隐私，但隐私也包括在拉维尔斯坦有关“伟大政治”的研究范围之内。关于这一点，我们姑且将信将疑，因为列奥·施特劳斯的门下，没有不以精英自居，没有不觉得自己是罗马元老院当然一分子，没有不想玩弄政治的。
拉维尔斯坦是个刻薄鬼，月旦人物冷嘲热讽。拉维尔斯坦还是个“同志”（他自己则更喜欢被看成一个“性倒错者”，而不是“同性恋者”）。且不管小说里的人物细节能不能套到布鲁姆头上，我们读过之后，回头来看看这本《莎士比亚的政治》，文字的夹缝和背后就变得生动起来。比如说，他表扬鲍西亚（《威尼斯商人》）的聪明时，不免让人觉得像是在挖苦人家。而且话里话外，处处在帮同志们说话。说她“意识到联接巴萨尼奥和安东尼奥的纽带是强大的”，她既然要和巴萨尼奥结婚，就必须拆散那一对。她的办法是出头帮安东尼奥打赢那场官司，这样一来，她就将巴萨尼奥从“义务”中解脱出来，终于用自己明亮、欢快的“肉体之爱”取代联接巴萨尼奥和安东尼奥的忧郁的“精神之爱”（他们总是这样来吹嘘他们那点花样），连安东尼奥都不得不为巴萨尼奥的新忠诚担保。
对文学作品加以政治学式的诠释，我们从不陌生（《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文学是隐喻的天然富矿，虽然在新批评理论的学术殖民版图里，这样的解读方式看起来有些“业余”。我们不妨忘记“学术”这回事，把这本小书当做一本散文集，它机智，勘透人情，以古典（老于世故）的方式解读古典，它貌似慷慨铺张，借由伟大作品追问灵魂何在，实则隐藏着对人生和世界的空虚感受。
说到《威尼斯商人》，布鲁姆告诉我们，莎士比亚并不是在讲述有关慷慨和吝啬的冲突故事。他说，莎士比亚想让观众明白的道理是，人类终究无法真正“亲如兄弟”。夏洛克是犹太高利贷商人，安东尼奥是基督徒，这差异并不只是历史的误会，好像仅靠启蒙的灵光照耀就能尽消他们之间的敌意。他们的差异在于对世界的真实看法，对生命中最紧要之物的理解针锋相对，绝无达成共识的可能。因为——“人对最重要之事物的理解从根本上决定他的存在”。
连安东尼奥的样子夏洛克都看不惯，夏洛克评价他的长相，“像摇尾乞怜的税吏”。福音书为证，在犹太人眼里，税吏几乎是最低贱的种群，既非我族类，当然挖他一磅肉以求公正也不足为怪。像犹太人那样，夏洛克相信法律的表面正义，此外别无可尊重的事物。像安东尼奥那种友爱仁慈，在他看来不过是多愁善感。而安东尼奥，这个基督徒，他也视夏洛克如蝼蚁爬虫，啐他，把这个高利贷者赶出交易所（这几乎像是在戏仿耶稣故事）。
这冲突导致悲剧的发生。《威尼斯商人》不是喜剧，至少在布鲁姆看来，这不是一出十分滑稽的喜剧。夏洛克是一个拒绝被基督徒同化的犹太人（“拒绝同化的灵魂”），他一点也不可笑。只有剧中的基督徒认为他滑稽可笑，模仿他又跳又叫的样子。
夏洛克坚持要挖下安东尼奥的一磅肉，悲剧无可避免，显然，莎士比亚谴责的不是夏洛克拒绝同化成基督徒（拒绝同情心），他谴责的是夏洛克一味坚持空洞的法律形式，罔顾实质。他让鲍西亚把安东尼奥解救出来。
鲍西亚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基督徒。她居住的贝尔蒙特倒像是一片处于犹太-基督教传统之外的乐土。鲍西亚一出场，希腊英雄的名字就跟出来一大串。布鲁姆特地向我们指出，第二幕第一场中提到的“temple”显然是异教的神殿，而不是像我们有些中译本里翻成的“教堂”。贝尔蒙特汇集八方来客，客人们来此是为向这里的“女神”鲍西亚求爱，因此它更像是希腊的爱欲神殿。
鲍西亚的行事方式也像是那些诡计多端的希腊神，她不是出于人道主义（或是别的哪种观念）来解救安东尼奥，她是为她的情郎，安东尼奥是她丈夫的密友，帮助他既可以收伏巴萨尼奥，还可以使他们的婚姻更加稳固（加上安东尼奥的担保）。在法庭上，鲍西亚先提出两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她自己也不相信事情会如此简单），遭到拒绝后，她便使出诡计。
夏洛克不是败于怯懦，按他坚忍严酷的秉性，他也可以坚持割下安东尼奥的一磅肉，顶多与他同归于尽。他的屈服，是屈服于法律（当他得知他无法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单单割下肉而不去伤及其他），他是犹太人，视律法高于一切。鲍西亚利用他的这一弱点，要求未履行合同的安东尼奥给出公平的（符合合同规定的）补偿，夏洛克便以为她是当代但以理（Daniel）。鲍西亚化名鲍尔萨泽（Balthasar），那正是那个严守律法的犹太先知在尼布甲尼撒法庭上使用过的名字（按照希腊文的拼写法）。
这故事正像是布鲁姆（和他的老师列奥·施特劳斯）那一派新保守政治学说的隐喻，多元共和社会要想达成全体共识，必须依靠少数精英的计谋和策略。因为人无法在至关重要的根本问题上真正做到一致。观念是为相互充满敌意的普通人预先设置的圈套——对仁慈的（人道主义的）人讲仁慈，对坚持正义的人讲法律，而精英们（根据柏拉图的原则主要是一群知识精英）自己完全可以模棱两可。在论及《裘力斯·恺撒》剧中的高尚人士勃鲁托斯时，布鲁姆说，他的斯多葛主义主要是一种公开的摆设，用来欺骗公众和他自己。
布鲁姆不相信尖锐对立的人类族群可以互相同化。他说，夏洛克的女儿杰西卡提到改宗基督教，整部剧中唯一的滑稽人物朗斯洛特却告诉她，没有办法的，你要么跟着父亲一起下地狱，要么跟着你母亲一起下地狱（显然杰西卡有一个不贞的母亲）。他挖苦杰西卡，犹太人要都来改宗基督教，那猪肉价格就会暴涨。
布鲁姆认为莎士比亚绝不同情杰西卡，所以屡次三番嘲笑她。她毫无孝顺之心，不仅背叛父亲，而且偷走他的钱财。她是莎剧中极少的没有因为自己的罪行而受罚的人物之一。按照布鲁姆不无刻薄的观点看来，抛弃信仰即便是一种有益的（因而结局良好的）事情，也不值得褒扬。
布鲁姆在下一篇分析《奥赛罗》的文章里，为读者分析建构起另外一个与夏洛克不同的形象，深入讨论建立一个多种族多信仰政治共同体的可能性。
和夏洛克一样，在威尼斯，奥赛罗同样也是一个异族人。但和夏洛克不一样，他并不拒绝交出自己的灵魂。奥赛罗试图以其个人独特的方式融入威尼斯。他想成为威尼斯人口耳相传的英雄，他想让威尼斯人喜爱他、景仰他，从而接受他的统治。他想超越个体的局限性，成为一个普适性的领袖人物，一开始，他做得很成功，甚至娶回威尼斯最美丽的少女苔丝德蒙娜为妻。
最终他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其原因——布鲁姆用其老练政客般的微妙口吻告诉我们说，“难以想象在希腊悲剧中，主人公的主要特征是怀疑妻子不忠，那根本是喜剧的主题”（莎士比亚总是在超越喜剧和悲剧的界限）。导致奥赛罗悲惨结局的是这个神性形象隐含的（颇具喜剧性的）悖谬。
布鲁姆狡猾地说，他并不（像另一位政客夏夫兹伯里说的那样）简单认为奥赛罗就是一个虚伪自负的骗子。他“并不认为奥赛罗从未完成任何与他声望相称的壮举”，他只是要指出观众实际上“找不到行为的直接证明或根据”。与别的戏剧中的战争英雄不同，在剧中他缺乏事迹。唯一的军事胜利来自一场暴风雨，于是他宣称自己打完胜仗。伊阿古说得不错，他只是一个“战争谈论家”。
他并不能证明自己是一个英雄，他唯一证明的是——人民渴望有一个英雄。“不论他才能究竟如何”——布鲁姆得意地说（也许还掐断半根香烟），他势必被赋予某种威信，成为神话中人。创造这些神话的不是这些人物本身，而是人民的需求。这神话使他忘乎所以，最终欺骗自己——布鲁姆在这里不忘加上一句挖苦的话，“自我欺骗也是不可或缺的，它是创造神话的必备条件”。
奥赛罗的失败在于它在征服威尼斯的道路上走出越界的一步，他妄图与威尼斯最显赫家族的掌上明珠结婚。他以为苔丝德蒙娜崇拜他，需要他，实际上却是他依赖她，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却被伊阿古看出来。
布鲁姆敏锐地告诉读者说：“所有读者都感到奥赛罗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是他有一种奇特的不真实感。这正是莎士比亚的用意所在——奥赛罗是有名无实的。”他赢得苔丝德蒙娜的崇拜，不是依靠行动，而是通过语言。他讲述自己以往那些可怕的杀戮故事，这些事迹只有他本人的话作为证言。他是他自己为自己编造的传奇，这些口头上的壮举令人印象深刻，尽管他辩称自己口才平平，并且鄙视夸夸其谈之辈。
布鲁姆以谈论华盛顿政治人物的沙龙风格来谈论古典作品中的人物，他说：“忽视表面伪装，起用差异过大的有影响力的人物是不明智的，他们的友善往往用意不明。”——就好像他是在给崇拜奥赛罗的威尼斯人民和大胆起用奥赛罗的威尼斯公爵出主意。他还不时提到奥赛罗的肤色，说他的“黝黑必然具有势不可挡的效果，同时成为难以克服的先入之见”，想到华盛顿刚刚上任一位美国前所未有的黑人总统，被他（势不可挡地）赶下台的正是布鲁姆那帮新保守派的同学，我们再一次体会到伟大作品确实可以做到让人各取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