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毒·麻风·解剖图
我们这类把读书当好玩，只想在字里行间寻开心的读者，面对那种作者辛苦爬梳，耗数年心力毕其功于一册的学术大书，秉持的阅读态度难免会让作者失望。我们会比买椟还珠更“寿头”，就像那些初级玩家，一心只想在游戏过程中找“彩蛋”；我们不是把鱼子酱刮掉吃面包，就是专挑围盆的黄瓜片下筷子。所以我的朋友听说我要写这本书的书评，很不放心地告诫我：千万别把它送到怡春院！
不过这本书跟怡春院完全不沾边。虽然本书第四章的标题赫然是“性学”，但这鸭头不是那丫头，此“性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学问，如何定义，作者说的很详细，要让我解释起来就会更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体会。
尽管如此，八卦读者仍可从书中得趣。比如说作者告诉我们，十六世纪时，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不仅包括茶叶、丝绸、瓷器，还有一种土茯苓。这种藤本块状根茎广东人和老饕们都很熟悉，用它来炖老火龟汤，据说能祛湿毒。
土茯苓之大有利于明朝海外贸易顺差，是因为它的药用功能——据说它是医治梅毒的特效药。葡萄牙医生奥尔塔（Garcia da Orta）在《印度香药谈》中说到：1535年，中国人将它（土茯苓）带来医治这种病。
土茯苓后来又从印度传到欧洲，治愈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五世的梅毒，有此等“大牌”做广告，土茯苓信誉大增。欧洲人之前都用汞剂医治梅毒，据说毒性大到会烧坏咽喉声带，长期用药之后，病人说话声音嘶嘶如鬼魅。现在有这种“中国根”效果卓著，当然趋之若鹜。土茯苓一度价格昂贵，大约24盎司就要卖10克鲁扎多（葡萄牙旧币），我们不去详细查考这笔钱的购买力，随便在网上搜索几篇文献，得到一条数据，说是在日本传教的耶稣会士跟澳门葡萄牙商会订合同，每年从向日本运送生丝的定期贸易商船抽取一定比例作为收益，维持教会运营，日本耶稣会士在这个项目上一年入息也就大约4000克鲁扎多。
关于梅毒，作者采用美洲起源的观点，这种说法认为梅毒是由哥伦布船队从美洲大陆带返西班牙，随后在欧洲各地传播开来。作者又在注解中说明“这只是一种通行看法”，“尚有很多争论”。这种争论向来就有，也从未平息。
本书作者在传教士文献中找到这样一个例子，葡萄牙医生桑切斯怀疑梅毒的美洲起源说，曾著文论述。他还给北京的耶稣会教士写信，打听中国旧籍（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中涉及到梅毒的内容。在北京的神父索智能回信告诉他，中国古书的确对梅毒有很多记载，他本人不相信那是葡萄牙人带到中国来的，因为“对于外国男人和其他过客而言，很难与中国妇女发生关系”。
实际上，上世纪五十年代分子生物学兴起以来，历史病理学家已能为密螺旋体的进化变异建立基本框架，梅毒传染病只是螺旋体细菌导致的许多疾病中的一种。科学家发现，各种人类密螺旋体病之间存在极大相似性。据此产生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只存在一种密螺旋体病，而它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会有不同临床表现，所以讨论梅毒的起源地域成为一件无意义的事情。另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各种密螺旋体疾病是由这种病原体细菌的各种株系变异造成的。这种细菌最初大多在儿童之间接触传染。三千多年前地中海各地城市的相继出现，使人类的织物生产得到广泛发展，之前在裸体间传播的密螺旋体细菌不得不发生一次“选择性”变异，此后，成人的性接触成为它的主要传播方式。
即便这样，仍有少数学者坚持认为哥伦布的确把一种新的变异螺旋体带回西班牙。虽然在分子生物学的视角下，“梅毒的起源地在哪里”，看起来像是个假问题，但它却曾在学术史上闹出偌大动静，究其原因，我们怀疑根子在于它实际上是种“道德病”。《形神之间》（P51.）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历史上，梅毒的名称随地域改变，先后被称为“西班牙疮”、“高卢疮”、“那不勒斯疮”，传到中国，则被称为“广疮”。作者没有说的是，那些名称背后都暗藏怨恨和嘲讽。
十五世纪末它叫“高卢疮”时，法国国王正跟西班牙为那不勒斯争执，法国军队入侵意大利。到十六世纪时，意大利又被西班牙入侵，它就又被改称做“西班牙疮”，认定是西班牙人从美洲带回来的。意大利先后遭遇一双强邻蹂躏，却无力在军事上报复。不过文艺复兴的这个时期，意大利人在文化上拥有“霸权”。当时欧洲最好的医科大学都在意大利，各地有志学医的好青年纷纷奔赴米兰或帕多瓦，意大利人在梅毒问题上给法国西班牙栽赃，这说法得到快速传播。想来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一定不乐意，反过来又把这种病称作“那不勒斯疮”。中国北方一向视广东人作南蛮，所以北京的文人写起笔记体来，顺手就把这种病写成“广疮”。
我们拉拉扯扯说这一大段，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本书写的是“梅毒史”。本书的主题——正如它的副标题：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究其体例，分为两大块，前半部分以西文（主要是葡文）文献为起点，考察欧西传教士在华行医活动，后半部分利用各种中文文献（主要是传教士用中文写作的原始文件），研究西方医学输入中国的方式。虽然作者本人在后记中自谦地表示，本意还想要更多阅读明清杂集笔记，从中搜寻西学影响的踪迹。但实际上，就文献的采集整理而言，尤其在对来华传教士文献钩沉辑要的整理上，《形神之间》已做至相当完备。
因此像我这样的门外普通读者，一则可以把这本书当作趣味阅读的闲书（因为它引用的各种有趣的历史文献），另外，也可以把它列入有关这一专门史的个人藏书目录中，以备查考。
关于本书的休闲阅读法，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在书中第157页，作者引明末清初番禺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人语》“疯人”条说“过癞”习俗。谓粤地湿热，易染麻风病，当地民间有这样一种风俗，初染疾女子当垆向异乡人卖淫，一卖而“疯虫”即去，麻风病过到嫖客身上，女子便会痊愈。有关这种民俗，宋明清历代都有传说，清末更有艳情警世小说用此情节，有学者曾专文论述。《形神之间》（P154注4条）提及民间医治麻风病采用的几种方法，毒蛇、砒霜、“过癞”等，在这些笔记小说中都有记载。乾隆年间《秋灯丛话》里有故事，说一麻风女不肯嫁祸于人，将家人给她用于“过癞”的夜渡资赠送路人，却因此善行受善报，误食浸泡过乌梢蛇（据说毒性极大）的胡麻油，竟然神奇治愈。《清稗类钞·吴绍田好色染麻风》条中，吴绍田作登徒子状调戏女子，不想那是个麻风女。但后来他虽被“过癞”，却仍表示此情不渝，因此一念终遭善报，误喝四足蛇溺毙其中的毒酒，结果歪打正着，不仅痊愈而且终于娶得那妇人归。港台武侠小说中常有青年侠客入山林误食毒物，无意间内力增长千百倍的桥段，这种思路其来有自，随便吞食碰到的各种“怪物”往往会碰到好运气，所以至今广东人不怕乱吃野生动物。《霭楼逸志·贪欢报》中的麻风女不能“过癞”于亲夫却过于奸夫，这些故事中的“疾病”几成“疾病的隐喻”。
麻风病是切入西医入华史的绝好视角。这种病在中国古代多有记录，《论语》中“伯牛有疾”，“有”的便是这种疾病。明清之际，大约是“过癞”这类习俗的渲染，麻风病人渐渐被“妖魔化”，人们开始采用极端手段，遗弃甚至活埋麻风病人。直到传教士医生的到来，他们对中国麻风病人展开救助，有位神父不仅亲手给病人清洗、甚至用舌舔患者溃疡，以表达同情。如同好多年以前在一次法国电影周看到的修女泰蕾莎行迹（Thérèse，1986），此等做法再一次让我们为基督教圣人的宗教激情所震撼。这做法也让当时的中国人感动，使他们对传教士产生亲近感觉，因为它竟然暗合孔子执手伯牛之古意。
说到本书之可资查考，我这一向正在收集欧洲十六世纪以后的解剖学图像，以考量这些刻画精微的医学图像对欧洲人色情想象力的影响。翻阅本书时，忽然想起，随着西医学入华，这种解剖图也进入中国，它们在中国的际遇却是如何？
往下细读，果然发现相关记述。在本书“清宫中的西洋医学”章节中，作者摘录耶稣会士书信为我们讲述这样一段故事。康熙皇帝要巴多明神父进讲西洋解剖学，巴多明选择欧洲解剖学论著和图册译编教材。康熙事先就对巴多明说：朕知道你要处理一些不太合适的内容，你可以省略部分内容，或者措辞稍微含混一点。作为皇帝，康熙在这个问题上有些踌躇，看那些“图像”会不会有损形象？不过显然当时尚处中年的皇上很想掌握那些知识，很快又补充说：朕希望不省略任何内容。且不说我们不缺乏适当的表达方式，更重要的是要让人民从中受益。但这不是适宜于年轻人的书，因此，其中插图只能被和你一起工作的人看到。书成后，康熙命人将满文译本分抄三份，分藏于大内文渊阁、畅春园和热河避暑山庄（也许皇帝需要常常阅览），康熙还亲自从满文本中摘译出三小卷汉文本，同样藏于上述三个地方。好多年以后，康熙才允许少数大臣入库阅读，但禁止带出禁止抄录。
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西洋解剖图主要集中在两部传教士译编著作中。一本是《人身图说》，从未刊行，其原译稿本已佚。现存抄本绘制都相当拙劣，不知原稿图片何如？在一份抄本中，有一幅正面全身图，在其正中生殖器部位用“外阴”两个汉字替代，令人气馁。
巴多明的满文《钦定格体全录》有一部初稿保存在法国自然科学历史博物馆，这些解剖图绘制精详，与其按照临摹的欧洲版本解剖图相近。有学者研究过它的耕因堂抄本，发现这些图并不像巴多明所说，仅临摹自一两种西文原著，图像可能有更广泛的来源，包括意大利的对现代解剖学有开创之功的维萨里。本书作者从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网站找来维萨里《人体构造》中的部分插图，不过网络图片用于印刷不够清晰，对原作的精细程度无法表现。如果以后再出修订本，我们可以向编辑提供部分扫描大图，就算是对我们把作者披阅数载考订详尽的专著，拿来乱读胡扯的不恭行为的弥补。
本书第438页维萨里的一幅插图，是一具人体骨骼托腮凝视骷髅头骨的图像，此图像曾对西洋美术史（甚至文学史）有过一定影响，我们另文专题研究。不过这里作者似误译图像中的拉丁题铭，根据我自己的检索，这个句子大约意思为：才智永存，余者皆逝（Vivitur ingenio，caetera mortis erunt）。
解剖图的出现曾对西方美术史产生深重影响，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西洋解剖图的入华，也对中国美术史有所影响，清代江都画家罗聘的《鬼趣图》，据钟鸣旦先生考证，与维萨里等人的骨骼图颇有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