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培养世界古代史研究人才刍议
朱寰
我国的世界历史学科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渐建立起来的。旧中国处于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有国别史和民族史,有东洋史和西洋史,根本没有世界历史学。我们伟大的祖国,从1978年年末实行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39年了。我们国家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排在世界第二位。这个伟大的历史事实不能不引起各国人民的瞩目,并在我们中国人民的心中筑起一座光辉灿烂的丰碑。党和政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不是为与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而是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到2020年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光辉灿烂的先例。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平等对待一切国家和民族,与它们进行友好合作,争取互利共赢,发展经济,造福于各国人民。2001年6月中俄两国与其他中亚国家合作,共同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此后在维护中亚地区稳定方面发挥了安全支柱的作用,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人文领域合作方面,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如今的上海合作组织,还有许多国家和民族愿意申请加入,共同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发展经济、政治、文化,造福各国人民。
“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建设是互相促进的。2016年6月23日,中俄蒙三国元首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会议之时,共同批准通过了关于在三个国家之间建立经济走廊的规划。这是本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它描绘出中俄蒙三方依托互为邻国的优势,开展紧密合作,积极落实《中俄蒙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在经贸、人文、国境运输、旅游、体育等领域取得的积极进展和成果。2015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的直接投资额近150亿美元,同比增长18%。根据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中国力争投资于中亚、西亚和南亚以及非洲和欧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铁路建设。中国出资400亿美元,设立了“丝路基金”。这个计划也是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背后的推动力量。“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初步完成规划和布局,正在向落地生根、深耕细作、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到2015年,参与这项建设的国家对华投资额超过82亿美元,同比增长25%。到2016年中期,共有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诚可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到21世纪初期,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和发展的事实说明,世界人民拥护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平等、合作共赢的关系,反对国际霸权主义的横行。
今后,中国国家建设的实践必然面向全世界,与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们中国人民需要了解世界,正确认识世界各国的过去和今天,世界人民也需要了解中国。因此,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大力加强对世界现实和世界历史的研究,多多培养世界史学科的研究人才。这是今天的时代赋予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崇高的历史使命。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地培养世界古代历史学人才呢?我想不揣冒昧,谈谈个人的管见。我认为我们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上古史研究所和世界中古史研究所,在培养世界古代史研究人才方面是有重要贡献的。我们的做法值得借鉴和推广。我校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为成立世界古代史研究所做准备工作。林志纯先生极力倡导建立世界古代史研究机构。他为了慎重起见,还想听一听国内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当时担任历史系系主任工作。校长命令我陪伴林志纯先生走访多位专家学者,其中有上海的周谷城先生、武汉的吴于廑先生、北京的齐思和先生等。最后林志纯先生给校领导写了成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的报告,经校领导批准,于1984年正式成立这个世界古代史研究机构。1997年校领导将世界古典所一分为二,成立世界上古史所和世界中古史所。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两个世界古代史研究所是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培养世界古代史人才所必需的。这两个研究所是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单位。从本科毕业生中选择品学兼优和外语较好的本科毕业生,考试合格者入学学习。
第一,研究世界古代史,既包括上古史也包括中古史,需要正确和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国语言文字。研究哪个国家的历史就需要掌握哪个国家的语文,这是一般常识,人人皆知,无须赘言。但是我想说,研究世界古代史仅掌握有关国家的现代语文是不够的,还必须掌握它的上古或中古语文。例如,研究古代希腊史还必须掌握古希腊语文,研究古罗马史还必须掌握古拉丁语文。但是,研究古埃及史与现代埃及语就不完全是一回事。现代埃及语是阿拉伯语,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没有母音,只有子音,解读和学习都很困难。随着古埃及历史的发展,文字也逐渐地发生变化,先后出现了祭司体文字(第八王朝)和世俗体文字(利比亚舍易斯时期)。后来在罗马统治时期还出现科普特文字。虽然古埃及没有发展出真正的字母文字,但它给后来腓尼基人的文字创造以很大影响。随着古埃及历史的消亡,古埃及文字逐渐被人们所遗忘。大约在公元前196年,底比斯祭司们为颂扬年轻的法老(国王)托勒密五世(公元前205—前180年在位)的功绩,赞美其馈赠神庙,奖励军队,减免赋税等,特献上一座石碑。但后来这座石碑丢失了,不知落于何方。1799年法国拿破仑的士兵在尼罗河三角洲的罗塞达城郊构筑工事时发现了这座石碑,为黑色玄武岩制成的,长约107厘米,宽约76厘米,厚约30厘米。碑上刻有内容相同的三种文字:埃及象形文、埃及俗体文和希腊文。法国埃及学家商博良以罗塞达碑文为基础,于1822年译解埃及象形文字成功。这座石碑现藏于大英博物馆。[1]这说明如果只懂有关国家的现代语文,而不懂其古代语文,对于研究世界古代史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想再举一个实例加以说明:我国在翻译俄国古典文献《往年纪事》时,由于译者不懂中古俄语,只按照现代俄语翻译中古文献,译文中出现了许多重要错误。后来我校在翻译《往年纪事》时,吸取这个教训,指定专人学习了中古俄语,审阅和校改了译稿,才最后定稿。商务印书馆在印书前,曾聘请一位俄语博士审查我们的译稿,审稿人认为译文准确。所以商务印书馆把它纳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列。这件事说明,研究世界古代史,不管上古史还是中古史,都必须兼通有关国家的现代和古代语言文字,缺一不可。这个经验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我们只有兼通了现代和古代俄语,才有可能将9—12世纪东斯拉夫人的古文献正确地译成中文。这个经验值得在培养世界古代史研究人才时重视。至于古埃及学、亚述学和赫梯学方面,各有各的专用文字,如象形文字、线形文字和楔形文字等,需要进行专门的学习和研究。它们都是古代一定时期的死文字,不属于现今国家的外国语范畴之内,但却是研究古代民族历史必须学习和研究的专门历史资料。
第二,培养世界古代史研究人才,在学术专业方面的要求应该是“一专多能”。世界上古史主要有原始社会、古代东方、希腊和罗马四大部分,世界中古史包括亚、欧、非、美等几大洲的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国家希望世界古代史专家既能给大学本科讲授世界古代史课程,又能专攻某一国家或某些方面的专业科学研究,成为“一专多能”的学者。我校世界古代史学科(包括上古史和中古史),1988年被国务院评为国家重点学科。经过十多年教学和研究工作之后,2001年国务院再次来校检查执行情况,该重点学科再次通过国家评审。
1997年古典所一分为二,吴宇虹接任上古史所所长,王云龙接任中古史所所长。上古史所研究的范围包括原始社会在内,而原始社会没有文字记载,只有靠考古学资料来研究原始社会的历史。上古奴隶制社会时期也需要利用大量考古资料进行研究。因此,利用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世界古代史学科,是每一个世界古代史学者必须具备的学术能力。西方学术界报道说,“中国考古走向世界”[2],这说明我国的考古学在不断发展和进步。另外,上古埃及和上古西亚奴隶制社会历史的研究工作还有许多薄弱环节需要填补和加强。至于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以及希腊、拉丁古典学的研究,都需要培养大批这些方面的专门研究人才。而世界中古史研究所需要培养足够数量的亚欧和非美封建制生产方式及各国历史的研究人才。同时中古史所对国际教育法治研究有自己独特之处,因此教育部政策法规司与东北师范大学共建了一个“国外教育法治”研究中心。其对世界各国教育立法的研究可供我国教育部门参考,这对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培养世界古代史研究人才的成败关键在于理论。研究历史学是理论决定成败,我们必须培养大批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人才,包括能活学活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世界古代史学者。在史学理论方面不能有丝毫含糊。人类生活在世界上,作为主体的人类必须处理好与客体的关系。人类的客体是指什么?恩格斯说,人生在世,必须面对的“现实世界”,只有两大部分,即自然界和历史。[3]这就是说,人类本身与自然界、社会历史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人类就是通过社会向自然界讨生活:人类的食、衣、住、行、用都是通过社会生产,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解决人们的生活需要。在长期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人类需要研究自然界,研究社会历史,同时需要研究人类自身,以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当今世界上的学问林林总总,门类繁多,如果概括起来,不外三大类:一类是自然科学及其派生的工艺技术学,二类是哲学社会科学,三类是研究人类自身的学问。所有研究主客观世界的学者,只有掌握和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发现各门学科的特殊规律。仅就历史学而言,理论决定成败,资料表明高低,行文体现雅俗。
第四,我国要培养出高质量的世界古代史的研究人才,就应该使这些学者明白,人类社会有两种性质不同的世界史。我们现在所研究的世界史,是在私有制条件下以国家民族为单位的世界史。这种世界史是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条件下,各国家民族之间交往更加密切,世界市场逐渐形成而形成的,从而成为第一种世界史学科。马克思、恩格斯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正是我们今天所研究的世界历史,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主体的世界历史,既包括落后民族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在内,也包括先进民族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内。这种世界史尚未形成世界统一的生产方式,既没有统一的经济基础,也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上层建筑。所以这种世界史乃是在私有制条件下所形成的地区史的扩大,还不是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
除此以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5]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世界史,显然不是上文所指的世界史,而是特指“作为世界史的历史”,它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我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世界史,是指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全世界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成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得到彻底解放的世界史,这是人类史的开端。我国培养的世界史研究人才,应该认识这两种世界史的区别和联系,既要为今天的世界史研究做贡献,又要为明天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的实现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教授)
[1] 郭丹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上卷,422~423页,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 参见《环球时报》2016年7月20日第6版引用《今日美国报》7月19日文章。
[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2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1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