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

中国早期记录历史是巫、史不分的，后来史才从巫中分化出来。史的任务是记录，记录的目的是向天、神、祖先汇报，而巫是沟通人和神之间的媒介，二者缺一不可。后来因为要记的事太多了，于是史管史、巫管巫，专职化了。历史是为什么记录的呢？主要不是为了给普通人看，给后人看，所以中国的史学传统真正重视的不仅是历史的事实，更重视的是历史的观念、历史的评价。比如，孔子赞扬董狐为“古之良史”，原因就是董狐在记载“赵盾弑其君”这件事的时候用的关键词“弑”，“弑”意味这件事的性质是以下犯上、以臣杀君。同样的例子，齐太史记的是“崔杼弑其君”，这里也不在意这件事的事实，而在于强调这件事的性质是“弑”，代表了一种价值观念，这个价值观念要比事实更重要。

中国为什么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是因为国人历来信仰的是天人合一、君权神授，对历史的解释离不开天命。如《史记》中记载西周始祖后稷的母亲姜嫄踩到巨人足迹而怀后稷，刘邦的母亲在睡梦中与龙交合而生下刘邦，通过这些神话记载来解释天命、君权神授，证明他们是真命天子，是受命于天。即使没有这样的事实，也要造出这样的“事实”来。二十四史中记载了大量的祥瑞和灾异，一个朝代建立时，总会伴有五星连珠，紫气东来，灵芝、嘉禾、麒麟纷纷出现；如果出了什么问题，那么记载中就会有太阳黑子、日食、月食、地震、山崩随之出现，说明天命已尽，在劫难逃。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地震记载是夏桀时发生的，第二次是周幽王时，所谓亡国之征，山崩地裂。官修史书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解释天命，证明君权神授。许多朝代建立伊始，天下刚刚安定，马上就要为上一个朝代修史，其目的和作用就是要证明本朝建立的合理性，也证明前朝灭亡的必然性。因此，在历史记载中，价值观念重于事实，“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笔法，“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历史记载中要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了这个目的可以“笔则笔，削则削”。我们所见的孔子的《春秋》，其中不利于周天子和鲁国统治者的事实，早已经被删除了。典型的实例是，《春秋》记载“天王狩于河阳”，而真实的情况是，周天子势力衰微，是被诸侯挟持到河阳赴盟会的。《春秋》为了维护周天子的权威，用了“狩”，似乎是他主动举行隆重的“狩”的仪式。后来史书中宋代徽、钦二帝被俘，清代的慈禧太后从北京仓皇出逃，都记为“狩”。要是不明白其中奥妙，如何能了解事实呢？

中国史学历来强调政治的合法性，史学要为现实服务。如唐太宗时要补修南北朝的历史，史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因为当时南北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正统，对方是僭伪；自己代表中国，而对方只是“索虏”或“岛夷”。但唐太宗考虑到天下已经统一，北朝和南朝都成了隋朝和唐朝的一部分，维持大一统中国的概念更重要，所以他下令《南史》和《南史》并修，给双方予同等地位，都代表中国。这也为元朝修史的时候所继承，面对此前宋、辽、金并存而后为本朝所统一的事实，元朝也确定《宋史》《辽史》《金史》并修，都承认它们的正统地位，都属中国史。清朝修“国史”的时候，考虑到国家已经安定，前朝已经不再对清朝构成威胁，维护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成为头等大事，于是设立《贰臣传》和《忠臣传》，将洪承畴、钱谦益等投降清朝的明朝旧臣定性为“虽不无微功，毕竟大节有亏”，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公开袁崇焕被害的真相，肯定他忠于明朝的史实，同时在全国大规模表彰曾经“抵抗大兵”，忠于明朝的忠臣、义民、节妇，强调朝代可以更替，价值观念必须延续。

今天，我们讲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学术命题，这是一个政治命题。我们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已经证明历史选择了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不容许有任何篡改，必须保证其结论不受到怀疑和影响，否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这不是简单的对事实的辩解，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这是中国史学一贯的传统，这个传统到今天还在起作用。既然如此，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历史研究呢？

我认为，我们研究历史，必须要坚持真理，尊重事实，这是毫不动摇的。但是，我们在运用历史的时候，必须把国家利益和主流价值观念放在第一位。

因此，我认为学术无禁区还是要坚持的，但是宣传有纪律，课堂有纪律。中小学历史课、大学本科非历史学专业的通史、公民的历史教育，应该以国家审定的历史教材为准，要维护政治正确与基本价值观，这是不能动摇的。大学历史专业本科与研究生，应增加唯物史观教育，并明确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至少要让学生们明白，历史研究、历史教育和历史应用的基础，但是必须有所选择。在研究阶段，处理好学术自由与现实政治、国家利益的关系。对于确有学术价值而又不宜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同样应给予资助和奖励。这不仅因为真理有时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还由于反面的、对立的结论或成果也有利于真理的完善和深化，同样有其存在的价值。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