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政治人格看君子小人之辨
道德层面的君子、小人之辨，无不说明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中存在着君子情结。借此情结，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必然导致政治群体歧为两橛，即君子党与小人党，进而形成门户纷争的政治氛围。
（一）从“荡平正直”之说看党争的形成
真正的君子，其立身行己，应该各有本末，既不妄自求人之附我以自尊，也不肯妄自附人以自贬。不求人之尊，又不失之逊；不附人，却不失之亢。
按照传统的观念，“小人”之交，外亲而内疏，始合而终叛。“君子”之交，则内外始终如一。故君子无“党”，小人无“朋”；君子无卖友之心，小人无久要之信。[67]其实并不尽然。揆诸明代的士人群体，坚持自己人格独立的君子，其例也能找到几个。如张阳和与罗文懿曾是同学关系，后罗文懿在乡试时将张阳和取中，照例张阳和应该自称门生，但阳和并未自署门生。尽管罗文懿深以为撼，但阳和一概不顾，我行我素。又高拱在殿试时取中罗文懿，罗文懿也不署门生。[68]可见，凡是讲究名节的君子，大多不肯屈于座主，以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性。然而，科举习气最终导致读书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以“座主”为师，而不是以自己真正的启蒙师或授业经师为师。于是，师生之间，不过是一种利益关系，是利害关键所在。正是在这种关系上，才出现了所谓的“君子党”与“小人党”。
党争之形成，究其原因，尚应从传统儒家所倡导的“荡平正直”之说加以考察。“佐荡平正直之化，消背公死党之风”，这无疑是儒家士大夫的理想。然明代党争之烈，为历朝所无法比拟，一如明人焦竑所言：“近又有假汉之节，文唐之秽，以伓文、执谊之实，而被之以乔、固、膺、滂之名，其利甚膻，其途甚径，其殴世之躁竞者，而尽归之不止也。”为此，焦竑专门在科举的策问中，以党争为题，让那些科举士子作一回答。这显然说明了晚明党争问题的严重性。焦竑设问者有三题：首先，他不得不承认，士君子立朝，必须有所依傍才能成就自己的功业。孔子言：“君子群而不党。”但是，“党”与“群”，其间又有何差别？其次，从历史的源流来看，汉、唐、宋三朝朋党，大都起于季世，或以君子攻小人，或以小人攻君子，或以君子而自相攻击，那么，其中的得失可否胪列且加以品骘？最后，或言汉为“群而不党”之“君子”，唐为“比而不周”之“小人”，是否如此？[69]这三个设问，无不切中当时党争之风的要害。
明末人陈子龙专门著有一篇《荡平正直论》，大体可以视为对焦竑设问的回答。首先，陈子龙认为，儒家经典所谓的“荡平”，已经不是后世所谓的“荡平”，且后世之所谓“荡平”，正好足以滋长天下之乱。他进而认为，三代以后，人之性情既不能纯一，而天下之势亦有所参错而难齐，所以即使小有倚侧，亦未足为天下之大患。只有小人在上，君子在下，则一时的政令纪纲、赏罚是非，必然很难让人心信服。君子起而相争，则不免稍为过激，于是“偏党”之名必归于君子。而那些主持朝政之人，亦以为必绝去清议之人，剪除刚方之辈，溷然无君子小人之目，而后可以达到荡平之路。此即国家所以沦胥的根本原因。其次，陈子龙从《尚书·洪范》之论，得出如下结论：“王道”之“正直”，是国家政治“荡平”的基础。他认为，小至一人之微，一家之事，假如“处之不以正，断之不以直”，则必会引起不平。何况天下甚大，岂能依靠“私智”，以尽钳天下人之口！故上不正直，而天下尚有议论之人，国家尚有可救。若上不正直，而天下却无一人敢于议论，则其祸不可言。他进而断言：“正直在上，而天下见为荡平者，太平之治也。正直在下，而朝廷以为荡平者，速乱之道也。”这就是说，说“荡平”而必先说“正直”，此为箕子之说。不言“正直”而只言“荡平”，此为大奸之说。两者必须有所辨别。最后，后人有“汉亡于节义，宋亡于党籍”之说，陈子龙深不以为然。他认为，“夫不诛杀节义者之罪，而咎节义之士，不恨陷党籍者之恶，而咎党籍之贤”，这完全是是非、好恶之倒置。[70]
自汉以后，小人蛊惑君主而加害善类，通常采用下面之法，即将君子加上“朋党”一名，借此钳网天下。汉、唐以降，人亡邦瘁，皆此之由。至宋代末年，又起变化，小人又采用“伪学”一名，对道学君子实施打击。对此，王夫之认为，天人各自有心，不相为谋。诸君子无伤于物，而举国小人之狂狺却如此。波流所届，一直延续，乃至“江陵踵其戾气，奄党袭其炎威”。[71]从王夫之的梳理中不难发现，在政治实践中，小人大多采用“伪学”一名钳制正人君子。当然，王夫之就君子与朋党之间的关系亦作了理性的分析。他认为，“朋党”之名一兴，其结果则是士得虚名，获实祸，而国受其败。这是相当可悲的事情。真正的君子，并不仅仅依靠自己所秉持之道而以胜天下之邪，为了达到“匡君而靖国”的目的，必须做到“身安”“交定”，而后才能“道已行，小人已远，则善士之进”。唯有如此，才能“于身为君子，于国为大臣”。[72]王夫之进而认为，朋党兴起之后，其结果必然是败类相附，反而给小人以口实。为此，他主张，君子应该“远爵赏之权，泯交游之迹，不歆便侫之推戴，不假新进以攻排，无瑕可求，孤立自任，则败类恶得而乘之？”[73]
王夫之的说法，显然可以从明人费尚伊中得到印证，即真君子，通常胸襟坦然，通过自悔其事之行为，以达到从善如流之境。按照官场的游戏规则或人情，一般都讨厌排己之人，一旦上之章奏，弹劾他人，即使是有错会之处，也要极力遮护、掩盖自己之失，甚至终身不悟，哪里还会有自悔其事，转而称赞所劾之人？而费尚伊却做到了这一点，堪称是一位真君子。他有自书《参赵太宰事》一篇，其中云：
吾疏初上，赵公即告去官。当时耳目途塞，不及知赵公为先朝直臣，以劾分宜得谴者。又不及知江陵相夺情时，南北望风旨疏留而赵公独不肯署名者。吾虽自知其无他，然何以解于赵公？惟不复干进，用雪吾心耳。后世子孙有居是官者，毋效予佻率哉！[74]
上面所提到的“赵太宰”，是指吏部尚书赵锦，分宜指严嵩，江陵指张居正。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而老来却能加以反思，自承佻率之失，并以此告诫自己的子孙，不能不说是一种真君子的行为。
那么，一旦君子、小人已成水火，而又身处党争的旋涡之中，士大夫可否脱身事外？叶向高之“老成明哲”，堪称典型一例。当明季党争纷纭之时，叶向高显然采取了一种调停双方之说。据清代史家全祖望考察，叶向高所著《蘧编》，其实就是年谱，足以考证明代国史。其中述党争之事甚详。当时诸君子均归咎向高，当然是一种责备贤者之意。从根本上说，向高无疑是为了学李东阳之功，只是没有取得成功，不可就责之为“阿附”。《蘧编》中极言魏大中受吏科一职之非，尤为详悉。其意是说魏大中若不接受吏科一职，就可以避免阮大铖的毒噬。对此，全祖望称之为“老成明哲”之言。[75]调停正邪双方，可否称为“老成明哲”，此另当别论。尽管王夫之对君子参与党争持非议的态度，但对于那些远离乃至躲避党争，以求一己清静的中间派，他也从这些人的心态出发，分析其行为的不当。他认为，这些“不得于君，不容于小人，乞身事外”的中间派，其目的还是为了他日之仕途晋升。他们立身不慎，事上不诚，素位不安，最终必会祸及国家。[76]
（二）明代的朋党与门户
士大夫道德上的君子、小人之辨，再加之众多的社会关系网络，其影响必会波及朝政，进而形成“门户”，甚或“朋党”。万历末年，门户、党争尤甚，不但有“北人”与“南人”之争，“外衙门”与“内衙门”之争，而且在内衙门之间，亦自相争权。于是，作为一个内阁首辅，处于这样一种门户遍布的生存状态中，自亦有其一番不知所措的苦衷。昔有“两姑之间难为妇”之说，作为首辅的叶向高设身处地，更有“两妇之间难为姑”之叹。[77]
据明朝人丁元荐的考察，明末的朋党习气相当严重。在这种朋党风气的影响下，诸司不问职业，而只论门户；朝廷不重法纪，而只顾私交。朋党的形成，只要有下面几种：一是以势结党，如某某投某门下，某某为某所收，某某为某座师；二是以情结党，如某某与某某同年同门，某某与某某是年家，某某与某某是乡里；三是以利结党，如某某馈赠某某若干金，就多方保护，某某接受了某某若干金，就极力代为驱除。在这种朋党习气下，已经没有正常的是非与公正的道德评判，只有门户与派别的利益。如某某入某党，则成案可翻，尽管大家全都知道其人其事为大不韪，但还是敢说：“其事虽非，其门户则正。”又某某一入某党，那么即使像曾参一样的人品，也会被看成是杀人之犯，甚至西施也会被认作嫫母。尽管大家都知道其人好修，但还是不得不说：“其事是也，其门户则邪。”[78]
晚明党争，其政治人格方面代表君子一面者，当数东林、复社一脉。东林、复社之势，正如周之夔所批评，确乎“饰廉隅，腾口说，聚徒众，炫声名，分门立户，伐异党同”。[79]需要指出的是，周之夔原本名列复社门墙，后因意见不合而反出，故他继而称东林、复社，“其心纯乎人欲，其学主乎欺世，视纲纪败坏、夷夏交捽、生民涂炭，不足以动其愧耻之一二，毋论进退，皆为民害”，[80]显然亦有意气用事的成分，有失公允。尽管如此，作为东林后绪的复社、应社，无疑已经在明末自称君子的士人群体中，树立了一面正面的“赤帜”，正如周亮工所言，“试观娄东、吴门互建赤帜，时四方操觚者，无不蛇行匍匐，执弟子礼惟谨”；[81]亦如周之夔所云，作为复社盟主的二张（张溥、张采——引者），其势力已经达到了“挟持官府，遥执朝权”抑或“郡县有司亦俯首听执牛耳”的地步，[82]其声气之影响力绝不可小视。
政治角逐中的君子、小人之争，难免使晚明党争门户中产生一些机会主义者。自万历以后，朝内官员门户竞起，党争不息，互相角逐。由于党争无不与个人乃至群体的政治利益密切相关，于是，官员中就出现了一些投机分子，他们加入门户，并不是因为政见的不同而角立，而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利益。下面的事例就是最好的注脚。据张履祥的记载，万历年间，有兄弟三人，都中了进士。他们互相商量，道：“仕途荣落不常，吾家不可趋一路。兄弟分门，互相援引，此衰则彼盛，虑无不显达官。”于是一人当“东林”，一人入“浙党”。天启间，太监魏忠贤专权用事，其中一人又“趋魏党”。兄弟三人，官运亨通，分别官兵部侍郎、中丞、顺天府尹，“势倾一时。宾客盈门，奴仆豪横，数十里以内，凡可加以势者，罔弗加。陵弱暴寡之事，日以益甚。一郡侧目，莫之敢撄”。[83]由此可见，政治门户中的君子、小人之辨，其间亦是鱼龙混杂，不可轻易定谳。为此，明人郑瑄直斥明代士大夫的讲门户之病，断言他们患有“立界墙、全体面”六字之病。他说：“士大夫气易动，心易迷，专为立界墙、全体面六字，断送一生。夫不言堂奥而言界墙，不言腹心而言体面，皆是向外事也。”[84]所言堪称一针见血。
（三）公论与清议
在政治领域中的君子、小人之争中，君子党所凭恃的主要是“公论”与“清议”。然吊诡的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最终君子很难战胜小人，其害反而波及宗社生民，直至国亡。以宋代为例，朋党盛于熙宁、元丰年间，交争于元祐、绍圣，而其祸则以徽宗之世为烈。究其祸端，实则景祐诸公有以开之。
究其原因，在朋党之争中，所谓的“公论”与“清议”，当从以下两点加以具体考察：
其一，公论、清议的力量相当之大，君子不可轻遽议论。正如吕坤所云，清议所产生的力量，甚至“酷于律令”，而主张清议之人，更是酷于治狱之吏。原因很简单，人一旦被律令所冤枉，依靠清议还可以昭雪，虽死犹生。但人一旦为清议所冤枉，就会成为万古无法平反的冤案。所以，君子不轻易议论他人，就是担心会冤枉好人。[85]
其二，所谓的公论、清议，事实上亦羼杂着诸多个人私利的因素，致使是非很难黑白分明。一方面，确乎如陈子龙所言，只要“投以无心，察以局外”，那么，即使是庸人，亦无异于圣人，均能做到真正的大公至正。反之，只要一入于“私意”，就会颠倒而不自觉。所以君子之好恶，未尝敢“独断于心”，而必察天下之“公论”；又必须考察古人之所谓君子、小人之辨，而后“求合其说”，绝不能奋然独任己意，自以为公。换言之，根据人之情，假如不是“大圣”，都不能做到“至平”。所以即使是君子，亦不免存在“过激之论，大甚之辞”。唯有“其身必履于名教，言必依于清议”，即使小有异同，亦不至于出现大的决裂。当然，陈子龙最为担心的还是小人借助“清议”一说排挤君子。他认为，小人轻视名教，厌恶清议，唯己意之是循。一旦“循己之意”，就会无所底止。于是，君子“执正议以争之”，小人就将君子之说指责为“偏”；君子“合众论以制之”，小人更是给君子扣上“党”的大帽子。当此之时，小人通过诛锄、驱除之法，致使“善类”一空。于是，上之所行，下不敢为之阻；彼之所是，此不敢视为非。视此情势，看似异同顿消，议论寂然，其实很难视为“荡平”之世。究其实，陈子龙已经一言道出，即从“争嚣”到“安静”的演变历程，其结果则是“大臣之专恣日甚，而天下之怨愤日深”。“壅蔽之患，危乱之形”，自此而始。[86]另一方面，又如王夫之所言，国家“刚方挺直”之正气与“敦庞笃厚”之醇风，可以并行，不相悖害。虽说国家大政，由大臣担纲，但并非仅仅由大臣担纲。在此之上，尚有君主“平其情，以不迫行其用舍，慎其听，以不轻动于人言”。唯有如此，那么虽有“小人”，不伤“君子”，虽有“君子”，不患其有“小人”，进而达到“国是贞”“嚣凌息”这种政治清明的境界。作为大臣，其职责就是“好善则进之，恶恶则去之，任于己以持天下之平”；作为君主，则必须“引之不喜，激之不怒，居乎静以听天下之公”。[87]然自王夫之看来，自从“朋党”兴起之后，无论是“人心”，抑或“国是”，无不如乱丝一般，不可综理，很难“正之”。换言之，鉴于“邪正无定从，离合无恒势”这种情势，欲为“伸其是、诎其非，画一是非以正人之趋向”，不仅智者“弗能知”，而且勇者“弗能断”。[88]
简言之，在传统政治构架下，政治层面的君子、小人之争，固然求诸“公论”“清议”是唯一区分是非的有效方法，但若无制度建设的保障，那么所谓的“公论”“清议”“国是”，则无不羼杂个人乃至集团的私利，反而徒增纷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