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曲折的贬谪路
阳明在狱中待了一段时间后，于正德元年十二月[60]，被贬谪至贵州省贵阳府龙场驿，担任驿丞。因此，阳明出狱之后，在接到正式行政派令，办完相关交接手续后，即必须整装上路，离京赴任，因为他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任所，否则按照明朝政府的律例规定，会有“赴任过限”[61]的问题。也就是说，官员到达任所的时间是依照地区的远近，而给予不同的时间以便赴任，以贵州为例，时间是一百三十五日[62]，如果超过凭限四个月，将被“提问参奏”，超过一年，将被“革职为民”[63]。所以，阳明在确定被贬谪龙场驿后，依照法令规定，应于隔年五月前到任才是，但事实上，其到任的时间却是在正德三年春[64]，也就是说已违反法令规定，应该要被“提问参奏”的。除非阳明提出法律中所规定的例外理由，如气候、生病、丧事等，但这也必须有路程中所经行政机关出具证明文件以资证明才行。不过，从往后的历史事实来看，这些问题似乎没有对阳明造成困扰，其中的缘故，颇令人玩味。而阳明之所以超过期限赴任，主要原因是他在赴龙场的路途中，警觉有人跟踪，故躲避于浙江杭州胜果寺，但仍然被刘瑾所派之人逮到，因而投江入海，并且经历一段所谓“泛海”的历程。
阳明面对这人生中的大挫折，可以想见其内心必定有相当多的感触，除了有不平之气外，更重要的是思索其自身该何去何从的问题。一方面是他不知道刘瑾等宦官们究竟要如何处置他；另一方面就算是他侥幸不死，又该如何规划未来的人生呢？虽然往后阳明得以存活，但被贬谪至千里之外的贵州，这与死在狱中又有何分别。所以在其出狱之后，虽说整装赴任，但是其自身对于“出处”的问题，因受到刘瑾作为的影响，而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对于这个问题，阳明究竟是如何决定的，其内心的转折又是如何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从其赴谪所的过程中来寻求解答，因为在此过程中，阳明确定了他未来的人生方向，也因此才有往后其在龙场的思想发展。
（一）“泛海事”的真假
从阳明的《墓志铭》与《行状》中，描述此“泛海事”时，所采取的不同立场，即显示出此事的真假问题。阳明的讲学友湛若水在其《墓志铭》中说道：
人或告曰：“阳明公至浙，沉于江矣，至福建始起矣。登鼓山之诗曰：‘海上曾为沧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有征矣！”甘泉子闻之笑曰：“此佯狂避世也。”……及后数年，会于滁，乃吐实。彼夸虚执有以为神奇者，乌足以知公者哉！[65]
阳明“泛海事”发生之时，有人告诉湛氏这件事，其中以一诗来证明这件事是真实发生的[66]，而湛氏则回答说这是阳明为求“避世远去”而假造的。此铭文下半段的说法，表明此假造事是经过阳明亲口证实的。但是，阳明弟子黄绾（字宗贤，号石龙，1480—1554）却在阳明《行状》中说：
瑾怒未释。公行至钱塘，度或不免，乃托为投江，潜入武夷山中，决意远遁……遂由武夷至广信，溯彭蠡，历沅、湘，至龙场。[67]
黄绾非常隐讳地说阳明在杭州之时，自认为终究逃不过刘瑾派人追杀，故伪托投江，而逃至武夷山去，至于有无“泛海事”，则只字未提，且最后说阳明是直接从武夷经广信到龙场去的。不过，这记载又与阳明另一弟子钱德洪（字洪甫，号绪山，1496—1574）在《年谱》中的记载不合，《年谱》云：
先生至钱塘，瑾遣人随侦。先生度不免，乃托言投江以脱之。因附商船游舟山，偶遇飓风大作，一日夜至闽界……因取间道，由武夷而归。时龙山公官南京吏部尚书，从鄱阳往省。十二月返钱塘，赴龙场驿。[68]
钱氏不但明言其师有“泛海事”的发生，并且说到其师至武夷山后，由鄱阳往南京去见其父亲，然后再往龙场去。钱氏部分说法得到另一弟子季本（字明德，号彭山，1485—1563）的证实，他说：
正德丁卯（1507），先生以言事谪官龙场，病于杭之胜果寺。云有二青衣者至，欲擒之，沉于江，漂于海，海神曰：“吴君高者救之，得生。”于是，入建阳、游武夷、历广信而复归于杭。往来数千里之间，距其初行，才七日耳！所至之地，必有题咏，所遇之人，必有唱酬，篇章累积，不可胜纪。[69]
照季本所说，阳明不但真正入海，连曾经到过福建地区什么地方皆有明确的说法，并且留下诗文题咏；不过，与钱氏不同之处在于阳明并未从鄱阳往南京去，而是再回到杭州。以上种种不同的说法，令人思之如堕五里雾中，真假难分，实情难确，尤其是湛氏的否定，阳明弟子们怎能视而不见，而无任何反应呢？除了上述说法外，当时还有一些关于阳明泛海事的描述，如与杨仪（字梦羽）的《高坡异纂》[70]、曾与阳明讲道的陆相（字良弼）[71]《阳明先生浮海传》[72]、沈周（字启南，号白石，1427—1509）《客座新闻》[73]、何乔远（字稚孝，号匪莪，1557—1631）《闽书》[74]、冯梦龙（字犹龙，号翔甫，1574—1646）《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75]等。这些记载的流传，使得“泛海事”增添神奇及灵异的色彩，故要探询此事之真相，即须从这些记载入手。首先须从时代先后及内容原本的来源上，予以过滤，其中《闽书》及《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的内容原本，大致都根据《年谱》而增益之[76]，故以下将不列入讨论。以下将以《高坡异纂》为主，配合相关说法，以寻绎其真相。之所以以杨仪的记载为主，其原因有二：一是其为阳明同时之人，且其说法有相当的合理性，例如《高坡异纂》中存有阳明佚诗二首及《告终辞》一首，其内容皆为往后的相关记载所引用，如《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即是。二是此书对于阳明入海后的事情采取听闻的说法，并未有肯定的说法，但对阳明入海前的记载则是相当翔实。
对于这些记载，必须扣紧三个重点来探讨：第一，阳明为何要去杭州钱塘胜果寺？因为依照法令的规定，在确知贬谪龙场驿后，他应该于一百三十五日内赴任才是，为何由北京至浙江杭州呢？第二，究竟有无泛海事呢？如果没有的话，阳明又去了哪里？如果有的话，在福建哪里登岸呢？第三，各项记载皆说到阳明曾经到过武夷山，那么游武夷之后，究竟有无经鄱阳往省其父，抑或是直接往龙场而去呢？且不管究竟有无泛海事，往后其“赴任过限”的问题要如何解决？
首先要说明的是，阳明在接到行政命令后，的确已整装出发要前往贵州赴任的，但因刘瑾派人跟监，致使其内心不安，故有逃亡隐世的打算，所以其路线并不依照常理而行，而是南下至常州府朋友家躲避。阳明曾于晚年回忆说：
正德二年丁卯夏四月，守仁赴谪，逆瑾遣人随行侦探，予意叵测，晦行道迹，潜投同志范君思哲之兄思贤于毗陵……君遂匿余于祖祠者三匝月……秋七月回钱塘。[77]
夏四月，正是阳明等人被昭示为“奸党”不久，按律是要被处死的[78]。故阳明在发现刘瑾派人跟踪之后，潜藏于友人家三个月。此后，阳明再继续往南而行至嘉兴县，沈懋孝（字幼真，号晴峰，称长水先生）在《郁秀道观重建殿宇门庑新碑记》文中有云：
余总草诵读于此，颇闻道士范嗣芳逮事阳明王先生，言其避瑾当之难，潜迹此殿后者。三载后，江右定逆藩之事，还师过此，经宿乃去。[79]
除了范氏的说法外，《嘉兴县志》内亦存有一首阳明的佚诗《赠芳上人归三塔》[80]，其中的“芳上人”应即是沈懋孝文中所提及的“道士范嗣芳”。由此可以证明阳明的确来过，且从常州至嘉兴、再至浙江钱塘，其间有运河相通，交通可谓便利。从以上两条记载来看，对于阳明而言，刘瑾派人监视之事是真实的，而他因为不知来人之意如何，故采取类似逃亡的方式，躲避侦察与跟监，而于七月时转往浙江钱塘。从后来的记载可知寓居于杭州胜果寺内，接下来即是遭到两位军官的挟持，《高坡异纂》中记录到两位军官与营救阳明之人间的对话，军官说：
吾奉吾主命，行万余里至谪所，不获，乃令得见于此，尚可少贷，以不毕吾事耶？[81]
这说明了刘瑾派人跟监王阳明，但被其所摆脱，故径至贵州寻找，不意阳明并未赴谪所，故又找往钱塘而来。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相关的记载皆大同小异，认为阳明是被迫投江的，至于投江之后的历程，就众说纷纭了。
其次，有无“泛海事”呢？依笔者的推测，阳明被迫投江的过程应不假，但是投江之后，是否真的泛舟于海上而飘至闽界，则有待商榷。主要的原因是在福建的地方志中，不论是《漳州府志》及《闽书》等，都未见到季本所提及的诗词。而如果不是往海上去，那么是不是有可能顺着钱塘江上游而去呢？因为这样也可到达江西、福建、浙江三省的交界处，也就是武夷山之所在。之所以这样推测，是因为阳明在路过金华府兰溪县时，曾留下足迹。《县志》记云：
明正德年，王阳明先生谪龙场，过兰，寓大云山寺几半月，题诗在壁云：“兰溪山水地，卜筑趁云岑。况复经行日，方多避地心。潭沉秋色静，山晚市烟深。更有枫山老，时堪杖履寻。”方叔知之，追至兰阴山，复以轴乞题，其壁间诗为郑□所得，轴诗后为吴孺子持去。[82]
兰溪县正位于钱塘江上游兰江（东阳江）与衢江（信安江）交界处，再往上游走，即到达三省（江西、浙江、福建）之交界处。另外，阳明在更上游的龙游县、西安县、江山县也皆曾停留并且留下诗词，例如其在龙游县之诗云：
经行舍利寺，登眺几徘徊。峡转滩声急，雨晴江雾开。颠危知往事，飘泊长诗才。一段沧洲兴，沙鸥莫浪猜。[83]
从诗中所述可知阳明是搭船的，“颠危知往事，飘泊长诗才”更能显示出阳明贬谪时的心情。又其在西安县之诗云：
飘泊新从海上至，偶经江寺聊一游。老僧见客频问姓，行子避人还掉头。山水于吾成痼疾，险夷过眼真蜉蝣。为报同年张郡伯，烟江此去理渔舟。[84]
此诗首云“飘泊新从海上至”，更可说明阳明的泛海一事，是从投江入海后，一路往上游而去。一路上跋山涉水，也刻意地避开人群，充分说明逃亡的情形。此诗与前一诗也都表达出隐遁的想法。又其在江山县之诗云：
夫人兴废蚤知几，堪欢山河已莫支。夜月星精归北斗，秋风环佩落西池。仲连蹈海心偏壮，德曜投山隐未迟。千古有谁长不死，可怜羞杀宋南儿。[85]
诗中说“蹈海心偏壮”、“投山隐未迟”等，皆是以古喻今，说明阳明当时的心情。这些诗文的留存，不但说明湛若水的说法是真的，另外也证实季本所云“所至之地必有题咏”的说法，只不过双方对于“泛海”的含意有不同的解读。
再次，要说明的是阳明究竟有无往省其父呢？由于阳明投海时已经“仲秋”，而其到了兰溪县时，至少应是八、九月后的事，再加上停留兰溪的时间几乎有半月之久，距离《年谱》所云于正德三年春至龙场，时间上已相当紧迫。因此，如果此时要从鄱阳往南京去探望父亲，再从南京至龙场，时间上根本不允许[86]。但如果直接从广信出发，经由鄱阳入长江，是可以直达贵州的，且从现存的阳明诗文中更可以寻绎其路线。其在广信府有《广信元夕蒋太守[87]舟中夜话》诗，不但说明时间点是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晚上，也说到交通方式是搭船。在江西新建县有《夜泊石亭寺[88]用韵呈陈娄诸公因寄储柴墟都宪及乔白岩太常诸友》诗，不但说明阳明与娄家的来往，也说明他是往龙场而去的。而接下来的《过分宜望钤冈庙》、《袁州府宜春台四绝》、《游岳麓书事》等诗，都表明着阳明是直接往龙场而去的。
最后，即使阳明决定直接从武夷赴任贵阳龙场，其“赴任过限”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之前已谈到，任何超过时间的到任都必须要有地方官员出具证明才可，而从阳明在杭州之时即已生病，故此应可得到证明才是。且从《游岳麓书事》、《次韵答赵太守王推官》等诗，都提及接受地方官员接待情事，故得到证明应也非难事，最后则是要看贵阳府的上级长官是否接受的问题。阳明描述其在龙场时的处境时说道：“往年区区谪官贵州，横逆之加，无月无有。”[89]而其之所以能够解决“赴任过限”的问题及往后所受到的刁难，显然是有人给予帮助才是，而此人正是吴祺（字贵德，号西峰）。《丰城县志》记云：“阳明公谪龙场，逆瑾欲加害，祺按黔，护持无所避。”[90]由于吴祺当时的官职为巡按监察御史[91]，掌管官员有无失职情事，也因此阳明“赴任过限”等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归结以上的讨论，阳明于正德元年十二月确定贬谪为龙场驿驿丞后，即动身前往，途中发现刘瑾派人跟监，以为将对其不利，故开始逃亡。其路线是从北京一路南下，经常州、嘉兴至杭州，但在杭州之时再度被盯梢，被迫投江入海。但是入海后，非是泛海漂洋至福建，而是沿着钱塘江上游走，一路经过兰溪、江山，直至武夷山。尔后，从广信搭船，直接往龙场而去，并于正德三年春到达。
（二）出处心态的转折
对阳明而言，并非首次思考“出处问题”，而如今再度面临此问题，原因却大不相同。在狱中时，阳明当然会反复思索此问题，其在狱中所写的诗云：
囚居亦何事？省愆惧安饱。瞑坐玩《羲易》，洗心见微奧。乃知先天翁，画画有至教。“包蒙”戒为寇，“童牿”事宜早。“蹇蹇”匪为节，“虩虩”未违道。《遁》四获我心，《蛊》上庸自保。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箪瓢有余乐，此意良匪矫。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92]
阳明从研读《易》经的过程中，领悟到处世的道理，所以才会说出“《遁》四获我心，《蛊》上庸自保”的话，也因此而有了归隐之志。对一个不知未来将如何的阶下囚而言，会有这样的想法，并不足为奇。然出狱后，将赴谪所之时，其心态已有转变，在答友人的诗中说到“去国心已恫[93]”，所以即将往龙场赴任。但在知道刘瑾派人跟监后，阳明面临是否应该继续前往贵州任官的抉择，因为当时被贬或被勒令致仕的人，常常若不是在路上被杀遇害，如王岳、范亨[94]，就是被假借名目关进监牢，如刘玉[95]、葛浩[96]、陆昆[97]等，其中当事人陆昆就与阳明交好。这些事情阳明不会不曾耳闻，而这恐怕也是往后阳明意图逃亡隐世的原因之一。以阳明后来逃亡至杭州胜果寺时所写的诗，即可看出其归隐之心情，诗中有云“便欲携书从此老，不教猿鹤更移文。”[98]不过，阳明即使逃亡至杭州，仍然被刘瑾来人盯上，且从之前泛海事的讨论中知道，阳明是要被追杀的。尔后，阳明历经投江入海、逃亡入山等过程，最后则因铁柱宫道士的话及占卜的结果，而改变其逃世隐居的想法。
据《年谱》所载，铁柱宫道士与阳明初相识于十七岁于江西迎娶其妻之时，因而从道士那里听闻“养生之说”[99]，但是此“养生之说”内容为何呢？从现今学界对铁柱宫的研究，可以知道此宫是祭祀许旌阳真君（逊，字敬之，239—374）为主的道观，而此宫的道教理论是以“净明忠孝”为主。[100]此教之宗旨，《玉真先生语录内集》有云：
或问：“古今之法门多矣！何以此教独名‘净明忠孝’？”先生曰：“别无他说，‘净明’只是正心诚意，‘忠孝’只是扶植纲常，但世人习闻此语，多是忽略过去，此间却务真践实履。”[101]
从此可以看出此教的教义，并非像一般道教中的丹鼎派或符箓派，是以追求长生不死为目的，而是外以“忠孝之道”，内以“净明身心”为主。此教强调只须保留下“长生之性”，即是长生。如《玉真先生语录别集》云：
上士非必入山、绝人事、去妻子、入闲旷、舍荣华，而谓之服炼。当服练其心性，心明性达，孝悌不亏，与山泽之癯童者异矣！忠孝之道，非必长生，而长生之性存，死而不昧，列于仙班，谓之长生。[102]
由此可见，铁柱宫道士所说的“养生之说”是不同于一般所认知的道教，而是强调一个人如何靠着自身的修身养性，能忠能孝，如此不亏天性，才是真正的养生，亦是所谓的“长生之术”。但是，这次的接触，只能说是偶然的相遇，从阳明往后学仙的历程来看，不但一直持续不断地拜访各地的所谓“仙人”，也尝试学习各种仙道，练习道引术，甚至具有“前知”的能力，故此净明道之教义，在其早年并未产生重大的影响。不过，时移势易，在历经人生最大风暴及危机的此时，阳明一心想要避世隐居的想法，在与旧识道士的讨论下有了转变。铁柱宫道士想当然耳的，是以其教义来与其商讨出处之事，故以阳明父亲在其逃亡后的处境来质问阳明该如何应对。此质问深深牵动阳明内心的焦虑，道士并且在赠诗中云：“君将性命轻毫发，谁把纲常重一分。”[103]以“忠孝”之道，来提醒阳明深思避世逃亡后的后果，不忠不孝的骂名将会是以后所要承担的。此时，阳明也占了一卦[104]，得《明夷》[105]，朱熹曾以商朝箕子为例，对此卦解释说：
《易》中特说“箕子之明夷”，“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外虽佯狂，而心却守得定。[106]
卦意是说要人忍耐以度过晦暗之时，终有云开雾散之日，就如同箕子佯狂的作为一般。很明显的，阳明在卜得此卦后，也依此卦中所示之意而行，故在往龙场驿的途中，路过沅江、湘江之时，感触楚国屈原之事，有赋。赋中说道：
……历千载兮耿忠愊，君可复兮排帝阍。望遁迹兮渭阳，箕罹囚兮其佯以狂，艰贞兮晦明，怀若人兮将予退藏。宗国沦兮摧腑肝，忠愤激兮中道难，勉低回兮不忍，溘自沉兮心所安。[107]
赋中明白说出他的心态，就是想要如同屈原一般为国尽忠，但如今因现实环境的因素，却必须如同箕子一般，佯狂避世，以待“明夷”之时。由此可见此卜卦之事并非凭空捏造的。
从阳明的贬谪过程来看其对出处问题的抉择，可以知道关键因素是儒家一直强调的道德价值观——“忠孝”，而这是一种超脱利害荣辱的情感因子，不会因所处环境的不同而消失不见，因为“忠孝”的理是先天根植于人性之中，是后天无法去除的。也因为阳明心中“忠孝之理”的作用，使其能够坦然面对政治上的迫害以及到龙场后生活的艰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