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工业遗产研究的学术史梳理
随着工业遗产的出现以及人们对之看法的转变，工业遗产的研究逐渐兴起，并且在最近几十年取得了丰硕成果。
笔者目力所及，工业遗产的研究起源于欧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欧美国家出现了“现代主义城市更新运动”，开始关注废弃工业厂房和仓库等工业遗产的去留问题，工业遗产开始引起学界的重视。一般认为，最早涉及工业遗产的研究文章是1952年美国学者D.B.斯坦曼发表的《布鲁克林桥的重建》[34]；1964年，英国创办了《工业考古》杂志，专门研究工业遗产的相关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对工业遗产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21世纪以来，工业遗产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2003年，第12届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发表了《关于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35]，标志着工业遗产研究进入了新时期，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已经从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遗存扩展到近现代工业社会的遗存，更在以往单纯保护的基础上增加了合理再利用的方向。这一阶段的工业遗产研究呈现出多角度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势。例如，2004年出版的《工业遗产与地区发展》[36]一书，论述了工业遗产与历史学、社会学、建筑学、经济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关系，认为通过研究工业遗产的社会活动、文化产品及工业产品，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整体状况；此外，原工业用地的功能转换是地区发展的核心所在，也是正确评估经济增长能力的关键。
中国工业遗产的研究比西方晚了将近40年。但是，近年来中国学界的工业遗产研究在注重引进吸收国外学界先进理论成果的同时，不断深入探究，扩展研究领域，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学界工业遗产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少量有关工业遗产的学术论文，主要是介绍西方工业遗产案例和西方的相关理论，自主性研究较少。21世纪后，有关工业遗产的研究逐渐增多。各个学科的学者们从本学科的学术专长出发，尝试从历史学、经济学、建筑学、社会学等角度对工业遗产进行了多学科的交叉研究。2006年，单霁翔在《关注新型文化遗产——工业遗产的保护》[37]一书中阐述了“工业遗产保护的国际共识”“工业遗产的价值和保护意义”“工业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国际工业遗产保护的探索”“我国工业遗产保护的实践”“关于保护工业遗产的思考”六个方面的问题，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工业遗产保护的状况，并且给出建设性思路。2012年，刘伯英在《工业建筑遗产保护发展综述》[38]一文中概述了国内外工业遗产保护的情况，比较与分析了学界关于工业遗产的多方面研究，并就工业遗产保护和工业文明传承问题进行多方位、跨学科的探讨。2013年，张京成、刘利永、刘光宇等人编著的《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创意经济时代”的视角》[39]一书，通过对我国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总结了学界的研究历程及特点，探讨了工业遗产保护及再利用的发展趋势，并采用跨学科的方法从建筑学、景观设计学、考古学、历史学、管理学等角度，综合研究、归纳、分析了国外工业遗产保护相关文献，结合中国工业遗产保护与研究的现状，提出来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创意经济时代”的视角，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总之，目前国内有关工业遗产的研究成果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1.关于工业遗产的理论探究
随着工业遗产相关研究的逐渐增多，各种工业遗产理论的研究相继面世，并且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2007年出台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40]中探讨了关于文物价值、社会价值的评估要求和世界遗产价值的评估问题；在案例研究方面，对两种不同类型、具有不同价值的工业遗产进行了如何保护的研究，探讨了如何建构城市更新与工业遗产保护之间的平衡问题，为工业遗产保护提供了参考案例。2009年，刘伯英、冯钟平在《城市工业用地更新与工业遗产保护》[41]一书中从城市规划角度探讨了工业用地的再利用与更新问题，并介绍了国外一些成熟的土地再利用案例。同年，彭芳的《我国工业遗产立法保护研究》[42]一文，探讨了工业遗产的价值和保护与开发的策略，尤其是保护性改造及利用的策略，从法律保护的角度对工业遗产保护进行了研究，并从多个角度界定了工业遗产的范围，还介绍了国内外工业遗产的相关法律、保护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就相关问题提出了保护工业遗产的立法建议。2009年，陈旭的《旧工业建筑（群）再生利用理论与实证研究》[43]一文，重点从旧工业建筑群再生利用的法制建设、安全管理、利用策略、造价管理、建造技术五个方面，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的主要问题和矛盾进行了系统研究。
2010年，岳宏的《工业遗产保护初探：从世界到天津》[44]一书，分析和探究了工业遗产的价值体系，力图建立相关的评估标准，还探讨了工业遗产的个性及其与整个文化遗产的关系。朱文一、刘伯英主编的《中国工业建筑遗产调查研究与保护》[45]和《中国工业建筑遗产调查研究与保护（二）》[46]两部书中主要收录了两届中国工业建筑遗产学术研讨会的优秀研究成果，分别从地区视角下的工业遗产、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复兴等多个方面阐述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与考察实践成果。同年，刘翔在《工业遗产产生原因及特点分析》[47]一文中提出，工业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一种新类型，近些年来颇受人们关注，其产生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可归纳为技术工艺的革新、能源与原材料的结构问题、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城市的规划建设四个方面。文章认为从时间、产生原因、内容、差异和价值五方面还可以对工业遗产的特点进行简要地讨论与分析；工业遗产的产生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衍生物，无论哪个工业化国家，或早或晚都要经历这个过程，认清其产生原因和自身特点是对其进行理论研究和实际保护利用的基础。
2014年，彭飞等人的《不同保护层次的工业遗产再利用模式探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48]一文，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的指导意见》，针对京津冀地区工厂搬迁后原厂区的改造问题，提出了今后更好地保护与再利用工业遗产的建议，主张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有针对性地选择更适合不同保护层次的工业遗产的再利用模式，实现工业遗产的更好保护利用，丰富城市公共空间，提高地区活力，助力地区文化发展。
学界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理论方法研究工业遗产也有诸多成果。2008年，齐奕的《工业遗产评价体系研究——以武汉市现代工业遗产为例》[49]一文，以武汉现代工业遗产为例，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政策法规与特点的研究，选取评价因子，尝试建立了工业遗产保护的系统理论与评价体系。2012年，李和平等人的《重庆工业遗产的价值评价与保护利用梯度研究》[50]，以重庆的工业遗产为例，从定性的权重分配和定量的评价指标两个方面探索了工业遗产的价值评价方法，确定了工业遗产的四种保护利用梯度。2012年，刘伯英等人的《“中国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之困境与出路”主题沙龙》[51]一文，引入模糊数学理论和人工神经网络理论，自行开发了工业遗产建筑评估软件。其中模糊RHP评价方法有利于指标权重的科学确定，人工神经网络评价方法ANN则有利于解决专家赋权法中主观性较强的弊端。2014年，宋伟在《青岛市工业遗产旅游资源开发RMP分析》[52]中提出，青岛工业遗存是我国进入工业时代以来的重要历史见证，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他们使用昂普（RMP）分析方法对青岛工业遗产旅游开发从资源、市场和产品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由此提出青岛工业遗产旅游开发的总体构想。
2.不同地域工业遗产的研究
我国疆土辽阔，虽然工业化起步较晚，但在1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中，还是在全国各地留下了众多工业遗存。这些工业遗存的分布广泛，遍布全国各地，受到了各地不尽相同的自然、社会、人文、物候等因素的影响，也就呈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点。为此，各地学者根据各地的特殊条件，对各地的工业遗产做了比较深入的梳理和研究。然而本书的主旨不是全面研究各地的工业遗产，仅就现有研究中具有突出特点的几个地区做一学术梳理。
（1）上海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最早起步的地区，也是工厂最集中，工业门类最齐全、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因而上海的工业遗产数量特别多，上海社会各界的保护意识比较强，保护措施也比较到位，特别是数量众多的产业工人出身的市民，对于工业遗产有深厚的感情，在上海工业遗产的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了解上海的情况，笔者曾亲赴上海，详细考察了上海工业遗产的存在和保护情况。
借助于上海工业遗产学术研究的回顾和实地考察可以看出，上海学界、政界对工业遗产的研究起步较早，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1989年，上海市政府响应国家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号召，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优秀近代历史建筑物的普查，在普查中，将近代工业建筑纳入普查与保护范围内。通过普查和调研，摸清了上海工业遗产的遗存状况。截至2005年，上海已经公布了四批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名录，共有44处工业遗产纳入保护范围，工业遗产的保护数量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在这些保护对象中，涵盖了包括杨树浦水厂、江南造船厂、杨树浦电厂等历史悠久的老工业企业的建筑在内的宝贵工业遗存，保护范围包括市政、造船、邮电、轻工、纺织等不同工业门类。
1991年，上海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颁布了《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管理办法》，将上海的近代工业遗产保护纳入了法律保障的范畴。90年代末以后，随着已经确认的上海工业遗产总量不断增加，和海外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经验、理念的不断传入，上海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民间倡导为主体，以兴办创意产业为重点的探索发展新阶段。与此同时，上海还积极查找既有遗产保护工作的疏漏，加强对工业遗产的监管力度，扩大保护范围，于2002年7月颁布了《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进一步完善了1991年颁布的法律规范。2004年9月，上海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的通知》，明确规定“凡1949年以前建造的……代表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业建筑、商铺、仓库、作坊和桥梁等建筑、构筑物，以及建成30年以上，符合《条例》规定的优秀建筑，都必须妥善保护”[53]，进一步明确了上海工业遗产的时间范围和形态范围。
2009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全面总结上海工业遗产保护历程的基础上编写了《上海工业遗产新探》[54]一书，通过介绍上海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新发现的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工业遗产，归纳了上海工业遗产的特征，并展示了上海市文物管理部门和文物保护科研机构进入21世纪后在工业遗产调查、发现和评估等工作中的阶段性成果。书中开篇介绍了上海近代工业遗产的历史概况，随后阐述了上海近现代工业遗产的调查、评估方法，并列举了新发现的200多处工业遗产名单。在此基础上，分别就历史分期、地域分布、产业类型及建筑特点四个方面，对上海工业遗产进行了分析总结。其后，以照片、测绘图和文字说明的形式，重点介绍和分析了新发现的30多处具有代表性的工业遗产。同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还出版了另一成果《上海工业遗产实录》[55]，该书根据2007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原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组织各区县对上海市工业遗产再次进行的全面、系统的调查所取得的调查研究资料，对上海工业遗产的保存现状做了进一步梳理，并选择其中169处（组）遗产按年代顺序排列，配以图片和文字说明作重点介绍，以展示上海近现代工业的发展轨迹和工业遗产的遗存状况。
左琰、安延清所著《上海弄堂工厂的死与生》[56]一书，全面梳理了上海特有的弄堂工厂的历史沿革和再生情况。弄堂工厂是上海特殊城市条件的产物，曾经在上海工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生存发展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然而，弄堂工厂由于条件限制，工厂建筑往往拥挤在弄堂中，建筑密度非常高，又由于弄堂建筑和走向的限制，其工厂建筑形制多、建造质量也参差不齐，并且其发展不断被市井文化所吞没，工厂环境和弄堂环境都因之严重恶化，成为城市发展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以这种具有上海地方特色的工业建筑为研究对象，从当时的社会条件入手，该书研究弄堂工厂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在此基础上力求对其历史价值和作用做出客观的分析，并以田子坊和同乐坊等同类开发项目为例，探索了适合弄堂工厂再生的开发和改造模式。宋颖的《上海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研究》[57]一书，通过城市再生的背景、基于文化创意产业的上海工业遗产再利用的研究分析，探讨了以城市文化构建和发展工业遗产旅游为切入点的解决工业遗产保护中遇到的问题；该书还探讨了政府相关部门在工业遗产再利用中应该承担的职责，以及政策法规的制定对工业遗产再利用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工业遗产是不可再生的，及时合理地保护和再利用工业遗产，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参与。
个案研究方面，张彩莲的《中国近代工业遗产旅游发展路径研究——以上海杨浦滨江工业遗产带为例》[58]，从对上海杨浦滨江工业遗产的实地调研入手，全面研究了杨浦滨江工业遗产的情况，从工业遗产旅游发展的定位、模式、战略到产品体系设计都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了工业遗产保护、老工业区经济转型、功能升级等新的发展思路。该文认为，完善的旅游发展路径有助于近代工业遗产的可持续性保护与利用。当今大多数研究工业旅游的学者多为管理、旅游等专业，现有研究中系统性的研究论述、理论探讨、定量分析及规范的实证研究成果均不足，有关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阶段以及蕴含的工业文化遗产的意义和价值，几乎没有纳入工业旅游的讨论之中。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近代工业遗产旅游发展首先应根据工业遗产所处内外部环境特征、时代背景条件等因素来考虑，选择具体的开发模式及开发战略。张彩莲的思考确有新意，其他学术背景的学者应当更多的介入工业遗产的研究中来，以丰富完善工业遗产的研究。
吴强等人的《上海玻璃厂遗址保护及利用的评鉴与分析》[59]，通过探讨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全面分析了我国工业遗产研究和利用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上海的实际，总结了国内第一座玻璃博物馆的建设历程。从上海玻璃厂成功转型这一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的优秀案例出发，提出合理定位、准确决策、严谨设计策划以及灵活高效的后期运作等有效举措，是项目成功的根本保证。目前，我国的工业建筑遗产大致有三种结局：其一是作为文物建筑得到保护；其二是得到开发性保护，被建成博物馆、主题公园或创意产业园区；其三是被直接拆除。前两者都是与文化创意产业互动的表现，是一种良性发展的势态。上海玻璃厂的华丽转身是工业建筑转型的成功实例，为国内许多正在和将要改建的工业建筑遗产树立了一个范例，它的成功表明，工业建筑保护和利用成功与否，首先在于对工业遗产本身的认识和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定位，准确决策，并施之严谨的后期设计工作和良好的运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工业遗产的作用。
（2）东北地区
东北是中国的老工业区，自清末伊始，东北地区就拉开了工业建设的序幕，其后的民国时期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东北都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东北地区的工业遗产众多，是中国工业化历史的重要见证。对此，学界一贯比较重视，并有不少研究成果。
有关东北地区工业遗产的研究，大多从片区综合入手展开研究。韩楠的《吉林省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60]，以吉林省一省工业遗产作为研究对象，从吉林工业发展历史、工业遗产的具体位置、名称、现存状态以及保护中出现的问题等几个角度入手，详细叙述吉林省内工业遗产的生存状况，分析了吉林工业遗产出现的原因及结果。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为典型案例，深入阐述了吉林省工业遗产保护的意义。文章最后分析了吉林省在工业遗产保护方面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
王肖宇等人的《沈阳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61]一文，在梳理沈阳工业遗产的基础上，主要研究了工业建筑遗产的价值，提出其具有社会、技术及美学三方面的价值。就社会意义而言，它是普通人生活记录的一部分；从技术与科学的角度来说，它对制造业、工程学及建筑学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而那些高品质的建筑物，设计和规划往往也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因此，对于工业建筑遗产，应该给予认定、保护、再利用与再创造。沈阳地区工业建筑遗产有它自己的形象和空间组成特点，以“工业语言”表述着它自身所具备的“工业美”。由于工艺过程的需要，工业厂房往往可以提供一些建筑体量相当大的空间，这些空间又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不仅可以改作他用而满足许多不同的需要，而且还可在其中进行有创意的分划，带来其他建筑常常想要而不可得的空间条件。所以，应该以“保护—再利用—再创造”的思路对待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老工业区，使它在现代化的建设中成为更具有地域特色与历史文化底蕴的新城区。
张坤琪的《大庆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研究》[62]一文主要从大庆市工业遗产的实际状况出发，梳理了大庆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庆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对策与建议，并展望了大庆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前景。王雅娜的《大连港工业遗产及其对策保护研究》[63]，梳理了大连港的历史沿革和大连工业遗产的形成，对大连港滨水区工业遗产现状进行了实地调研，取得了宝贵的一手图文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合理利用各种优势资源，保护和再利用大连港滨水区工业遗产的思路，主张在城市更新改造过程中，注意保留宝贵的文明起源的印记，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对现状调研的分析，还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大连港工业遗产建筑在历史文化等不同价值领域的综合保护等级，并提出了下一步的研究展望。
在专题研究方面，佟玉权等人的《工业景观遗产的层级结构及其完整性保护——以东北老工业区为例》[64]一文，从景观学的角度出发，宏观考察了东北的工业遗产，提出工业遗产是由工业区域（带）景观遗产、工业城市景观遗产、城市工业区景观遗产和工业建筑景观遗产所构成的多层级结构系统。东北地区是中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区域范围内有着各层级的工业景观遗产类型，有不少工业景观遗产整体价值突出，保存较好。应当制定各层级工业景观遗产的科学评估体系，通过设立工业遗产保护规划区，将那些真正具有整体意义的工业景观遗产分别列入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及文物保护单位或优秀历史建筑等文化遗产保护序列，以实现工业遗产的完整性保护。
刘丽华的《中东铁路线性工业遗产的整体性保护与利用》[65]一文，从线性的角度单独梳理了中东铁路历史和现存状况。提出中东铁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境内最长的铁路，见证了中国20世纪早期工业化、近代化、城市化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东铁路跨越多个省份、多样化的自然地理区域，涉及多个遗产类型、多种文化要素，是一个规模庞大、体系复杂的线性工业遗产系统，遗产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在全国具有代表性和唯一性。但目前中东铁路工业遗产呈点状零散地分布在铁路沿线市镇及乡村中，在大规模城乡基础设施及高铁建设进程中，面临着巨大的保护压力和困境。仅仅实施单体性物质遗产的管理模式已不能适用于中东铁路的整体性保护和利用。因此，对于这种重要的工业文化线路，应当从铁路路网线、铁路相关建（构）筑物，到铁路城镇以及铁路沿线自然环境的方方面面实施整体性保护与利用，这既是国际社会大型线性工业遗产保护的通常模式，也是建设特色工业遗产景观、建设特色文化城市的有效路径。
（3）天津
天津是近代以来中国北方地区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近代中国机器工业的发源地，工业遗存丰富，典型性强。学界对此早有关注，并且成果很多。
岳宏的《工业遗产保护初探：从世界到天津》[66]一书，在梳理世界和中国的工业遗产保护历程的基础上，利用他身在天津的区位优势，专辟一节研究天津的工业遗产，从回顾天津近代工业的产生与发展入手，详细梳理了天津工业遗产的出现过程，并且列表展示，给出了多种统计数据。然后详细梳理和总结了天津工业遗产的保存情况，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天津文化遗产保护过程，明晰了天津官方和民间对文化遗产认识的转变过程。该书还总结了天津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五种模式：保护为主的原则，将未勘定的文物单位纳入保护体系；博物馆保护模式；文化创意再利用模式；商业开发模式；室外公共空间的景观模式。另外，他还提出了天津尚未实施但可以考虑的民居模式和保护价值不大的工业遗产可做深度开发的模式。他认为，上述保护模式都是“静态保护”模式，还应探索动态保护模式，即工厂运转下的保护的模式——工业旅游模式。该书论述全面，叙述周详，关于保护模式的思考对于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颇有价值。
天津大学季宏的博士论文《天津近代自主型工业遗产研究》[67]，从回顾历史入手，叙述了天津各个时期工业发展的进程，并选择每一时期的典型工业遗产进行深入分析，全方位的透视了天津的工业遗产，如历史沿革、选址、格局、功能、结构、风格、工艺、管理培训等。其研究的重点放在了遗产的价值上，探讨了工业遗产价值评估的方法，提出工业遗产保护的最终目标是“创意城市”的理念。刘爱丽的《天津工业遗产现状研究》[68]，认为天津作为中国工业发展的先锋城市，是学界工业遗产研究的重点，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天津工业遗产的现状却不容乐观。文章从天津工业遗产的历史、经济、文化社会价值入手，关注天津工业遗产保护现状，并探讨如何解决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提出无论怎样称谓工业遗产，也无论从哪一个学科来研究工业遗产，无论是从狭义的工业遗产着手，还是从广义的工业遗产去展开探讨，如何对待老工业区都体现了我们对待文明的态度，为了多留一份真实的记忆给后代，也少一些遗憾，要科学、客观地了解工业遗产，保护工业遗产，不断探索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张青的《天津市工业遗产现状分析及保护对策研究》[69]，分析了工业遗产保护的历史沿革，界定了工业遗产的概念与内涵，在此基础上对天津市工业遗产及其保护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加强天津市工业遗产保护的对策建议。青木信夫等人的《天津工业遗产群的构成与特征分析》[70]，从工业遗产群的角度展开了研究，根据系列遗产理论和《下塔吉尔宪章》，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研究，对天津工业遗产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尝试从历史沿革、行业分类、保护级别三个方面探讨天津工业遗产群的遗产构成，以期总结天津工业遗产群的历史、行业、空间和人文特征，为天津工业遗产群的保护和再利用提供理论依据和研究基础。
（4）中西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受近代工业文明熏染相对较晚，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因此，学界关于中西部工业遗产的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武汉、西安、重庆等工业相对发达的城市。
《品读武汉工业遗产》[71]一书全面展示了近代以来武汉工业文明发展的进程和风貌，梳理了从1862年到1926年年间建立的、在全国或武汉有较大影响和较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33家工业企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田燕的《文化线路下的汉冶萍工业遗产研究》[72]一书，将文化线路理论与汉冶萍工业遗产的考察相结合，对汉冶萍工业遗产进行了认真考证和分析，确定了汉冶萍工业遗产的价值和分级体系，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与利用的基本策略。该书的理论架构和研究方法，对区域性遗产整体保护研究有着较为重要的借鉴意义。刘金林等人著的《资源枯竭城市工业遗产研究——以黄石矿冶工业遗产研究为中心的地方文化学科体系的构建》[73]，以国务院确定的首批和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湖北省大冶市和黄石市为例，主张充分利用三千年矿冶文明史遗留下来的古矿冶遗址以及近现代工业发展史上形成的矿冶工业遗产等，丰富创建地方文化学科体系——大冶学，探究工业遗产在资源枯竭城市转型中的作用。
王嵩、袁诺亚的《城市滨水工业遗产的再生——武汉杨泗港码头地块详细规划》[74]，以武汉杨泗港整体搬迁项目为目标，从整体区域的视域出发，详细分析了杨泗港港区现状，利用要素的价值取向，重新定义和保留了改造滨水工业遗产的功能和空间，力图探索一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的工业遗产保护模式，为城市滨水区可持续性开发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陕西的工业遗产研究大致从2008年8月陕西省第一次工业遗产普查工作开始。王西京等人编著的《西安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研究》[75]一书，在大量实地调研和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力图呈现西安工业遗产的概貌及现有的改造再利用实践。全书介绍了西安工业遗产的历史沿革，梳理了西安工业建筑遗产的概况，分析了西安工业建筑遗产特征，探究了西安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与再利用案例及西安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策略等。金鑫、王西京、陈洋的《居住区规划设计中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模式研究——以西安市陕西重型机械厂改造规划设计为例》[76]，是在上述调研基础上的个案研究，文章从研究陕西重型机械厂改造入手，对西安近现代的工业建筑做了详细、系统的基础调研，提出了从厂区资源、规划定位、社区需求到经济效益等诸方面的更新策略，探寻工业遗产保护与居住区道路系统、绿化系统、公建系统、空间环境系统规划设计的契合点。
重庆大学许东风的博士论文《重庆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与城市振兴》[77]，以重庆的老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从文化遗产学、历史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的角度，探讨了重庆工业遗产保护理论及实践方法。许东风通过调查摸清了重庆工业遗存的现状与分布，提出了从整体到局部的评价方法，列出60处有价值的工业遗产保护名录，提出了工业遗产整体性保护与利用对工业城市振兴意义重大的观点。
3.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对策研究
研究工业遗产，最终是为了保护利用工业遗产，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人类文明的成果，最大限度的发挥工业遗产的文化价值。因此，学界关注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成果比较多。梳理和概括学界的现有研究，关于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对策的研究主要涉及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工业遗产改造与景观更新两个方面。
（1）工业遗产旅游开发
工业遗产旅游开发是国际上工业遗产改造的重要途径，国内学者结合国情开展研究，出现一批有关工业遗产旅游开发的研究成果。初期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国外工业遗产旅游开发的介绍上，特别是对德国与英国案例的介绍和总结上，以及对老工业城市与资源枯竭型城市开发旅游的途径、策略和意义的探讨上。如何俊涛、刘会远、李蕾蕾的《德国工业旅游面面观（外一则）——原东德Lausitz褐煤矿与西德RWE褐煤矿的差距》[78]一文，通过介绍德国对废弃的或者正在使用的工业设施进行旅游开发的做法与经验，考察了原西德RWE公司褐煤矿和原东德的Lausitz褐煤矿的工业旅游开发，并且对这两个露天煤矿的工业旅游开发进行了比较研究，全面梳理了德国工业生产演变为工业文化的过程，阐述了该国工业文化视角下的旅游、经济和文化意义，提出了德国鲁尔区的更新利用对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更新利用的借鉴作用。郭文康的硕士学位论文《英国工业旅游研究》[79]，从历史沿革的视角研究英国的工业旅游，以英国自20世纪以来所经历的经济衰退过程为背景，探讨了工业遗产在区域发展和形象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全面分析了英国工业旅游开发与管理过程中的经验与不足。他认为，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状况与工业旅游产生前后的英国极为相似，要借鉴英国的经验，把工业旅游作为东北各省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来培育，将工业旅游融入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中，对于东北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张彩莲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近代工业遗产旅游发展路径研究——以上海杨浦滨江工业遗产带为例》[80]，以上海杨浦滨江工业遗产带为研究对象，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近代工业遗产旅游发展定位、模式、战略和产品体系设计做了探究。
王明友、李淼焱所著的《中国工业旅游研究》[81]一书，通过对工业遗产价值的分析，对工业遗产进行类型划分，评估工业遗产旅游的价值，讨论了工业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工业遗产旅游的不同发展模式，并结合辽宁省工业遗产旅游发展的实证分析，提出了促进中国工业旅游发展的建议。骆高远的《寻访我国“国保”级工业文化遗产》[82]，是我国第一部从文化和旅游的视角全面系统研究中国国家级工业文化遗产的学术成果，该书选择了较有代表性的“国保”级工业文化遗产（如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青海省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黄崖洞兵工厂旧址、中东铁路建筑群、青岛啤酒厂早期建筑、汉冶萍煤铁厂矿旧址、石龙坝水电站、个旧鸡街火车站、钱塘江大桥、南通大生纱厂等），对其概况、发展简史、历史和现实意义及文化和旅游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王慧的关注点则落在了农村工业遗产旅游方面，其《中国农村工业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研究》[83]一书别开生面，对中国农村工业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利用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包括分析概括了中国农村工业遗产的历史形成及特征等。国家旅游局规划财务司编的《大力发展工业遗产旅游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84]，在梳理工业遗产旅游的定义及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资源枯竭型城市面临的问题及挑战，并以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为切入点，探讨了工业遗产旅游在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中的作用及可能的开发模式。
（2）工业遗产改造与景观更新
工业遗产改造与景观更新是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中最为常见和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无论中国还是工业发达国家，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与改造实践都取得了较多的成果。我国最早关于工业遗产保护中工业景观的研究见于俞孔坚、庞伟的《理解设计：中山岐江公园工业旧址再利用》[85]一文，他们认为随着近年来的实践探索的逐渐增多，工业遗产的旧址成为景观与城市建设中的热点问题。有的学者对不同地区的矿区遗址，提出了一些生态恢复、重建的原则和方法，以有助于指导工业遗产地的景观设施设计。另有部分学者提出分级保护的思想，关注的对象也从单纯的工业建筑物扩大到工业区域甚至更大尺度的工业景观。还有学者认为工业遗产地景观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形态特征，并将其景观分为不同的类型：博览场馆类、再生设施类和风景园林类三大类型。这些学者都力图在总结国外成功案例的改造思路和方法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现阶段“后工业”景观改造的发展状况，试图对今后国内的实践提供思路。张伶伶、夏柏树的《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改造的发展策略》[86]，针对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现状，提出了“新城市——工业社区”的理念，并从保护更新、城市整体、生态环境和工业景观四个角度，阐述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的策略，力图为老工业基地保护与社区更新提供新的思路。邵健健的《超越传统历史层面的思考——关于上海苏州河沿岸产业类遗产“有机更新”的探讨》[87]，以上海苏州河滨河产业类遗产为例，以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有机更新”的理论为基础，探讨了苏州河沿岸工业遗产的前景，并分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城市规划方法对遗产“有机更新”的影响。朱强的博士学位论文《京杭大运河江南段工业遗产廊道构建》[88]，以京杭大运河江南段为研究对象，力图通过构建工业遗产廊道、筛选认定区域工业遗产等方法，探讨运河工业遗产廊道的规划格局和保护利用问题，并分别从廊道整体保护格局、主要城镇保护格局、历史工业地段保护性开发、重要工业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四个层面提出相应的实施对策。张琳琳的硕士学位论文《基于城市设计策略的城市旧工业区更新——以陕西钢厂改造为例》[89]，从陕西钢厂的改造入手，根据我国城市旧工业区更新的现实状况，结合城市旧工业区更新的实施类型，尝试建立旧工业区更新为文化性场所的城市设计框架。刘玲玲等人的文章《工业遗产保护视野下的旧工业区景观改造——以西安大华纱厂为例工业遗产景观更新》[90]，从西安大华纱厂景观改造项目入手，对工业遗产保护视野下的旧工业区景观改造的方法进行了探讨，提出大华纱厂景观改造应当以传承场地历史记忆为轴，结合其在改造后的业态，在满足现代使用功能需求前提下，以地域历史文化作为设计语言，塑造大华纱厂新的功能与空间秩序。
王建国的《后工业时代产业建筑遗产保护更新》[91]，研究了产业建筑价值评定及分析界定和分类标准，力图形成产业类历史建筑及地段保护性改造再利用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构架。刘伯英、冯钟平编写的《城市工业用地更新与工业遗产保护》[92]，以城市复兴理论为研究框架，采用全面综合的方法，对城市工业用地更新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研究，力图以融会的视角，建立城市工业用地更新的战略体系和实施机制。王晶的《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研究——新型文化遗产资源的整体创造》[93]，认为“工业遗产”作为一类新型的文化遗产，明确的定义和内涵至关重要。此书是对这一目前学界研究较少的课题的深入研究和探索。韦峰的《在历史中重构工业建筑遗产保护更新理论与实践》[94]，总结了关于工业遗产保护与更新方面的理论知识，重点介绍了国内十余个优秀的工业遗产保护与更新的案例，具体分析了每个案例的设计背景、设计方法，并提供了平面图、改造施工图、效果图、实景图等丰富的图纸和照片，最后提供了国外一些优秀案例的概况。
综上所述可知，中国的工业遗产研究近年来在引进吸收外国先进理论成果的同时，不断深入探究，创新发展，扩展了研究领域，深化了理论内涵。从工业遗产的建筑保护开发、工业旅游与创意产业开发、工业遗产的保护策略等角度，不断拓展中国特殊国情下的工业遗产研究，相关专业著述、论文不断涌现，形成了清华大学、深圳大学、河南大学等一批工业遗产问题研究中心。
4.北京地区工业遗产研究
与全国各地工业遗产研究的不断高涨相比，北京的工业遗产研究相对寂落，成果较少，研究相对薄弱。
2010年之前，关于北京地区工业遗产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蒋晨明、罗先明的《北京·首钢：伟大而安静的工业见证》[95]，王富德的《首钢工业旧址旅游发展的可行性研究》[96]，张剑华的《北京首钢原址再利用初探——对可行性再利用策略的建议》[97]，付超英的《从钢铁“忧”到钢铁“游”——首钢发展工业旅游纪实》[98]，姜杰、茅炫、李春霞的《矿区工业旅游及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研究——以北京首云铁矿为例》[99]等文章，均以首都钢铁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实例探讨了工业遗产的开发与保护。傅晓莺、张义丰、李想的《北京山区乡村工业旅游开发的意义与对策研究——以门头沟区龙泉镇为例》[100]，王化民的《北京工业旅游产品的现状及对策》[101]，李建卫的《工业旅游是城市旅游的新增长点》[102]等则着重研究了北京地区的工业旅游问题。上述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北京工业遗产的研究，也日益凸显了人们对工业遗产的关注程度和重视程度。
2010年，“第二届全国工业遗产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召开，这次会议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各界在社会迅速转型过程中做好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的研究与工作，力图将工业遗产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推进，北京工业遗产的研究因此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孔建华、杜蕊的文章《北京工业厂区改造中的自然拾掇与有机更新》[103]，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产业结构发生的重大变迁，结合工业从城市功能区向周边疏散，工业生产制造大举退出城区，大量工业厂区转作住宅和商业用地的情况，提出北京已经从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逐步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随着文化创意产业概念的提出和应用，一批工业厂区发展成为文化生产机构的聚集地，比较典型的如798艺术区及其周边工厂等。在北京的产业转型过程中，工业厂区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提供了生存空间，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使一批特色工业厂区得到妥善保护和利用。文章还从北京创意工厂兴起的经济基础、社会政策与文化背景、布局特征与发展模式、前景分析四个方面，阐述了工业厂区与文化创意产业之间的互动在培育城市文化生产空间、丰富城市文化生活方面的重要作用。黄悦、李琳的《首钢旧址工业旅游研究及建议》[104]，研究了在国家计划下首钢集团向河北省曹妃甸搬迁完成之后，其废旧厂址所留下的大片工业用地和厂房等的利用问题。通过资料分析、同类工业旅游和工业遗产旅游范例比较，以及实地考察等多角度的分析，提出在首钢原址上开发工业旅游的可行性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初步讨论和规划了如何在首钢搬迁之后建立首都CRD的工业旅游模式问题。提出在首钢搬迁后，规划部门可以根据园区整体布局和景点具体特色，借助巨大的创意空间和多种文化手段，实现工业遗址保护与创意产业开发相结合，将宝贵的工业化资源转换成为特色鲜明、个性突出的文化博览中心、人文历史教育基地和城市功能节点，弥补自然景观资源的不足，同时还能以“城市后花园”的定位成为首都公共生活亮点。
刘伯英、李匡的《北京工业建筑遗产现状与特点研究》[105]一文，提出在工业生产时刻都面临着技术更新、转产升级的时代条件下，工业建筑遗产保护和再利用具有紧迫的抢救性意义。北京作为明清两代帝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长期以来都是一座以消费为主的城市，与上海、南京、天津、武汉、沈阳等中国早期近代工业的重要城市相比，近代工业基础相对薄弱。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制定了使北京由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转变的目标，北京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发展异常迅猛，迅速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文章注意到自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产业升级和城市发展的再次转型，许多大型工业企业纷纷停产外迁。老工业区更新改造常常采取“推倒重来”的办法进行开发建设，大量有价值的工业建筑物和设施设备被拆除。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专家学者和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逐渐开始对北京重点工业区工业建筑遗产的现状进行了摸底调查和深入研究，并对保护体系及分级管理办法等进行了探索，颁布了一系列认定、保护和再利用的办法、导则和标准，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合北京现状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体系。文章对北京工业建筑遗产的现状和保护与再利用的体系作了一个完整的梳理和总结，对今后北京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但是由其学科背景所决定，在历史梳理上不免存在瑕疵，同时在理论探究方面也还有深入的余地。
刘伯英、李匡的另一篇文章《首钢工业遗产保护规划与改造设计》[106]，分析了首钢工业遗产的现状、特征及价值特色，提出了工业遗产保护区的范围、保护名录及保护级别等问题，并提出要通过科学规划将工业遗产保护与旧工业区的更新紧密衔接，并要在此基础上对保留下来的工业遗产进行创新性的改造设计，赋予其全新的功能，使其融入现代城市生活，实现复兴与再生。文章指出，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生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影响因素也很多，还需要从城市乃至区域整体发展的角度出发，以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为目标，才能最终使首钢工业区真正成为新旧交融、和谐共生的城市新区，实现全方位的复兴。
张艳、柴彦威的《北京现代工业遗产的保护与文化内涵挖掘——基于城市单位大院的思考》[107]，指出已有的规划案例往往更强调对工业遗产单体建筑或区域物质空间的保护和再利用，而对其文化内涵的认识与挖掘比较欠缺。文章针对中国工业化的特点，提出中国工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明显，工业遗产的类型复杂，并经历漫长工业化道路，与西方城市相比更具独特性和保护价值。具体到首都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单位大院形式建设的现代工业充分反映了城市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与独特的文化价值，已有研究大多从建筑学视角提出工业建筑单体保护和改造问题，侧重对物质空间形态的保护，对其文化内涵挖掘欠缺。为此，文章从单位大院的物质空间性特征、单位制度的内涵以及单位居民的单位情结等方面入手，以北京京棉二厂为案例，对北京现代工业遗产的文化内涵进行解读，研究计划经济时期以单位大院形式建设起来的大型工业企业单位独特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内涵。
纵观目前学界对北京地区工业遗产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首钢等几个典型项目的研究上，有的则集中在特定区域工业遗迹的开发策略研究上，整体性研究仍不够或者疏于简陋。另有不少研究集中于外国工业遗产开发、保护情况的介绍和研究方法的介绍上，缺乏针对中国情况的探究，缺乏有深度的创新性思考。还有的研究仅仅局限于简单的普查、调查和简单的呼吁社会关注等，亦缺乏有一定深度的学术性探讨。
从北京工业发展史的研究看，虽然已有不少学者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但其研究大多是现有成果的汇集，而非利用新材料的深入探究。有些学者由于其非历史学的学科背景，研究成果的舛误甚多。例如，《工业遗产保护初探——从世界到天津》一书第二编第一章详述了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历程，并且制作了多个汇总表，分别详列近代中国官办工业、民族工业以及外国在华工业的情况，然而其中有的表没有注明资料来源，使人很难确认其可靠度，因而无法使用。有的汇总表则没有显示学术界后来的研究进展，例如民族工业部分，汇总表依据的是孙毓棠先生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08]的史料。孙毓棠先生是老一辈学者，功力深厚，该书确为中国近代工业史史料编纂的奠基之作。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其统计尚有缺漏，对此，后来的学者已经有补充[109]，但是汇总表的编者并没有注意到。再如《北京工业发展历史研究》[110]一文，大致梳理了北京工业的发展历史。但是其中也有表述不够严谨之处，如将中国称为“清国”，这是外国对中国的称呼，现在学界一般不使用。还认为洋务派是采用“官办”“官督商办”的模式举办近代工业的，这就漏掉了重要的“官商合办”模式。在北京工业遗产现状上，提出了生产型、转产型、停产型和混合型四个类型，确有创意，但是其研究确实遗漏较多。又如《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创意经济时代”的视角》一书，亦梳理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但所依据的多为二手材料，因而不免舛误。例如该书详细介绍了中国第一家机械化煤矿——唐山开平煤矿的发展历程，其中将矿局主持修建的中国近代第一条货运铁路——唐胥铁路的长度写成10公里[111]。其实，这条铁路的长度史料有明确记载，为15华里[112]，也就是7.5公里，而非10公里。当时叫作“马路”，因为铁路建成之初，为了避免顽固派的攻击，曾经使用骡子拖曳列车。当然，上述瑕疵的出现情有可原。我们作为历史学学者，将在本书中充分发挥我们的学科之长，对北京工业发展史做一尽可能详尽和准确的梳理。
从研究方法和手段看，不少研究者受限于自身的专业背景，许多研究尚停留在研究的浅层面，如《北京工业遗产的研究方法》[113]一文，虽最早对北京工业遗产的研究方法进行探讨，但该文基本上是从建筑规划学的角度出发，较多地考虑了近代工业遗产中的建筑资源及其潜在经济价值，而忽略了工业遗产中同样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在近年来的研究中，从旅游学和地理学的角度出发的研究较多，但是从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进行工业遗产的研究很少，特别是对北京工业遗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性质的深层内涵探究比较少，即使是探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研究也是停留在建筑风格、科学技术价值等浅层面，而没有对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精神内涵进行深入开拓。
北京作为有三千年建城史、八百年建都史的伟大城市，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其文化涵养不可能不给北京工业的发展以影响。北京又是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传统和近现代文化滋长的涵养地：自洋务运动时期就出现了近代工业，此后发展不断；北京是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斗争中心，工人阶级的作用对斗争的胜利至关重要；北京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孕育地，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人，并且最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党组织；北京还是工人阶级伟大斗争——京汉铁路大罢工的中心；北京也是中国人民奋起抗日的重要地区，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地区的国民政府驻军和人民率先开始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日的英勇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又经历了工人阶级意气风发建设祖国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上述波澜壮阔的社会发展步履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不可能不对北京工业的发展产生影响，不可能不影响北京工业遗产文化层面的精神追求，从而形成北京工业遗产特有的精神文化内涵。但非常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关于此一方面的研究尚付阙如，为此，本书在北京工业遗产的非物质文化的精神层面将做初步开拓，以期对工业遗产文化价值的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还将在充分占有文献资料，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力求弥补目前学界关于北京工业发展的历史等方面研究的缺憾，并做进一步的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