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机器工业生产的特点
工业社会的诞生和发展经历了三百余年的时间，与已经存在长达数千年的农业生产相比，工业生产有很大的不同，独具特点和风貌。因而工业生产不但影响了人类社会的进程，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产的模式和人类社会的面貌。
第一，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首要区别是机器主导下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必须建设巨大的生产建筑以庇护工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在工业生产的第一层级，也就是依靠原材料采掘的重工业和加工装配业拉动工业生产的阶段，其技术水平尚不太高，人力的作用还十分重要，生产总额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人力投入的多少。譬如，在18世纪70、80年代之交，英国的纺织工业获得了飞速发展，在纺织厂聚集的兰开夏地区有纺织厂143座，每个纺织厂雇佣的工人高达700～800人[33]，其生产规模之庞大、生产劳动者数量之多，远非手工业时代的作坊所能比拟。随着工业革命的飞速进展并向全世界铺展，这样规模的大型工厂越来越多，西欧各国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型纺织厂。到1840年，后来居上的美国也已经有了规模庞大的纺织厂1200家[34]。又由机器生产的工序连接性质决定，这些工人的工作岗位不能相隔太远，否则将会大大提升运输成本，并且不便于沟通和管理。纺织厂生产的原料是非常娇嫩的棉花，不能雨淋日晒，日晒过度将会使棉花变黄，雨淋将会使棉花霉变，这些都会严重影响棉线、棉布的质量。半成品棉条、棉线等更不能风吹雨淋，特别是最后一道工序，当棉线纺制到细如发丝的棉纱阶段时，如果操作不当，很容易断裂。棉线断裂后工人必须接线头，从而产生线结。这种有线结的棉线会严重影响未来棉布成品的质量，使得棉布的表面出现凹凸和瑕疵。因此，为了保证生产质量，纺织业必须要有能够遮风挡雨的大型厂房，必须有能容纳下规模巨大的机器和成百上千工人的生产车间。
随着工业生产大规模化、精细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工业生产的上述特征更加明显。譬如钢铁业和机器制造业，它们同属于重工业，其生产规模相比属于轻工业的纺织业更大，生产的协同性更强。这就需要适应庞大机器放置的更加高大的厂房，同时，由于其生产往往需要更多配套措施予以保证，譬如运输需求，能源、原材料供应等，其生产性占地面积也就更大了。比如在中国工业化的早期，由洋务派于1865年创建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最早是在购买的美商旗记铁厂基础上创建的。这个美商铁厂设在上海虹口，只是为在华外国人专门定造少量小型军器的工厂，因而规模很小，占地也很少。这样一个小工厂，其地理位置不但容易与周边租界的洋人发生矛盾，还因占地规模太小而没有扩展的余地。然而洋务派期望建设的是一个大型机器厂，工厂开工后，随着“机器日增，厂地狭小，不能安置”[35]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适应工厂生产的发展，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人乃动议于1867年将工厂迁至上海高昌庙地区，占地面积增加到70余亩。以后江南制造总局又多次扩建，到同治末年，厂区面积已达500余亩[36]。到甲午战争前，江南制造总局内已经设有机器厂、枪厂、炮厂、火药厂、水雷厂等13个专厂，雇佣工人2821人，车间厂房2064间[37]，岁入达817893.5规平两，岁出879936.9规平两。其规模之庞大由此可见一斑。
像纺织厂、钢铁厂如此众多的人聚集在一起进行精细度如此高、协调性如此强的社会化大生产，必定需要一个庞大的、能适应生产需要又能保障生产顺利进行的生产空间。于是，为工业生产服务的厂房出现了。这些厂房的最显著特征是庞大。比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安置了各种庞大的机器，其中钢铁厂的高炉“炉高三丈，围愈一丈，以风轮扇炽火焰”[38]，如此庞大的机器，为其特设的厂房之高大可想而知。图1-1是1889年创办的唐山细绵土厂遗址，其厂房之广大可见一斑。
图1-1 唐山细绵土厂遗址
工业厂房的庞大有两个含义，一是体量大，其高、其广绝非农民的村舍所能比拟；二是数量多，其数量之庞大亦是空前的。而且二者必须同时具备，如果仅具有第一个条件，则工业厂房的高和广或许不能和君王的宫殿相比。但是，宫殿是供统治阶级的君王居住的，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君王，宫殿自然不能多，总是少数，也就是说宫殿不具备第二个条件。从工业化的各国来看，一个国家充其量有一座宫殿，譬如中国的紫禁城、英国的白金汉宫、俄国的克里姆林宫。中心宫殿之外虽然还有君王的其他居所，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已经不能算作第二座宫殿了，因为它仅仅是君王居所的别墅，譬如夏宫、冬宫等。当君王在中心宫殿待腻了的时候，可以换换地方，换换口味，仅此而已。因此，君王的其他居所实际上只是其中心宫殿的一部分。一国之内也只能有供君王居住的宫殿，臣民是不能盖宫殿的。中国还有非常严格复杂的建筑规格等级制度，僭越建筑规格等级是要治罪甚至杀头的。因此，第二个含义就非常重要了，是区别宫殿和工厂的重要标志。正是因为工厂数量的多，才促成了一个国家工业化，才推动了工业化的进展。
适应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和劳动密集型生产的需要，首先出现的是适应纺织业发展的纺织厂厂房，这种厂房要适应纺织工业生产的需要，不但其高、其广显著不同于工业社会出现之前的建筑，甚至其建筑形制也特别考虑了纺织生产的特殊需要，在外形上有其鲜明的特点。纺织厂建筑的形式，“大致早年的建筑，多取人字式房顶的建筑，近年的新建筑，则平房多取锯齿式，楼房多取平顶式”[39]。纺织厂的建筑之所以会建成这个样式，与生产的采光需求和节省生产成本的需求有重要关系，“天然的采光设备与厂屋形式大有关系，如锯齿式的平房是最理想的采光设备，因除了房屋两面的窗户可以透光外，屋顶上直射下来的光线更可以把全室普照通明……至若楼房建筑，在上面的一层固然尚且可以在屋顶上设法补救，而下面的一层，除了离窗较近的四壁，光线可望充足外，内部一定是黑暗的。在天然采光设备不完全的工厂，要想补救厂内光线的不足，只有多装电灯，以为补充，而这是极不经济的办法。”[40]也就是说，平顶建筑从生产成本来看并不划算，那么为什么有的工厂还要建设平顶厂房呢？其背后是更大的成本考虑，“在地价低廉的地方，为求厂内光线充足，空气调节和运输方便起见，应以锯齿式房顶的平房较为适宜；而在地价昂贵的地方，为节省固定资本计，有时亦不能不权衡，放弃平房，建筑楼房”[41]。也就是说，工厂放弃锯齿或者人字形平房而建筑楼房与地价这个更大的生产成本有关，而非生产的性质有所改变。
图1-2 纺织厂厂房：北京京棉二厂厂房遗址
另外，上面的信息还透露了纺织厂生产中的空气调节问题，即是说，锯齿或者人字形的厂房不仅仅有利于生产采光，还有利于车间的通风换气。这是因为，纺织厂的生产原料是棉花等易飘浮物，加之棉花在生长和采摘运输过程中混入的灰尘，就使得其生产过程增加了扬尘的因素。以纺纱厂为例，其工序包括清棉、松棉、混棉、开棉、弹棉、梳棉、并条、粗纺、精纺、纺线等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要跟含有大量粉尘和纤维的棉花打交道。为此，纺织厂的空气中常充盈着大量尘埃和棉纤维，使得处于生产过程的生产车间的空气十分污浊。著名的调查报告《包身工》曾经十分细致、生动的描写了纺织厂内空气肮脏的情况：“精纺粗纺间的空间，肉眼也可看出飞扬着无数的‘棉絮’”，“一个人在一条‘弄堂’（两部纺机的中间）中间反复地走着，细雪一般的棉絮依旧可以看出积在地上。弹花间、拆包间和钢丝车间更可不必讲了。……在那种车间里，不论你穿什么衣服，一刻会儿就一律变成灰白。爱作弄人的小恶魔一般的在室中飞舞着花絮，‘无孔不入’地向着她们的五官钻进，头发、鼻孔、睫毛和每一个毛孔，都是这些纱花寄托的场所……做12小时的工，据调查每人平均要吸入0.15克的花絮！”[42]纺织工人所处的生产场所空气之恶劣由此可见一斑。除了棉絮外，充斥生产车间空气中的还有裹挟在棉花中的棉叶碎片等杂质，“清花车间是工厂里最嘈杂、灰尘最多的部门之一，将棉花纺成纱的第一步将在这里进行。杂乱的棉花被打碎、抖松、洗净。”[43]在工人工作的过程中，这些杂物会飞扬起来，并加入棉絮的行列一同飘浮在空气中。另外，有些纺织厂的厕所就建在车间旁边，仅以木门隔开，厕内空间狭小，致使臭气进入车间[44]，这就使得车间的空气质量更加糟糕，空气中不但混杂有大量飘浮着的细颗粒物，还兼以气味难闻，使得工人的生产条件更加恶劣。
纺织厂这种恶劣的生产环境严重损害了工人的身体健康，不断引起工人的反抗，也引起了社会上有关人士和政府的关注。早在民国初年，就有人开始关注工业灾害，指出工业灾害对工人的危害：“工业的发展与工业灾害成正比，随着工业的发展，迅速转动的机器，高压电流的路线，腐蚀性的毒剂，剧烈性的液体，污浊的尘垢，随时随地均有损伤劳工生命健康的可能性。”[45]并且还进一步指出，这种危害不仅对工人不利，对厂方的生产也不利，不是“使工业生产品的质量达到最高地位，使厂方的投资达到最高的利润”[46]的有效途径。工厂的安全卫生问题“无论从经济上，从人道上，从事实的成败，从国家的安宁来讲，都是刻不容缓的事情。是保护工人，救人救己的工作。”[47]这样的话不但观照了工人的利益，也显然很能打动关心生产效益的企业管理方的心。
民间有关人士还不断介绍西方保障工业生产安全的经验，介绍西方的相关做法。有人提出，数百人以上的工厂，应该配有工厂安全师，厂长应制定详尽政策，与安全工程师一起推进工厂安全。厂方还应该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训练工人养成依照最安全方式从事工作之习惯[48]。还有人详论工业安全设备的特性，认为工业安全设备分为有形和无形两种。有形的安全设备指的就是人为预防工业危害之设备，无形的安全设备则是安全训练，教工人如何察觉潜伏之危险，积极实施自身预防。[49]上述工厂安全合理化设施，就包括工厂采光、通风、取暖，水污渍的处理，工人疾病的预防等诸多方面[50]。
社会上的呼声最终引起了政府有关方面的注意，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先后出台了相关法令。1923年3月29日，北洋政府颁布了《农商部公布暂行工厂通则令》[51]，第21～25条涉及机械维护、爆炸物处理、工人保护等方面，其中规定：“工厂内于工人卫生及危险预防，应为相当之设备，行政官署得随时派员检查之。”[52]1929年12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工厂法》[53]，针对普遍存在的工厂安全问题，《工厂法》单列一章——第八章工厂安全与卫生设备——专门规范相关问题，专门对工厂应设有的安全设备与卫生设备做了详细规定。安全设备包括“一、工人身体上之安全设备。二、工厂建筑上之安全设备。三、机器装置上之安全设备。四、工厂预防火灾、水患之安全设备”；卫生设备包括“一、空气流通之设备。二、饮料清洁之设备。三、盥洗所及厕所之设备。四、光线之设备。五、防卫毒质之设备”。[54]可以看出，上述法规在规范工厂安全生产的同时，都对工厂建筑的安全性做了相关规定。
在政府的管理和民间的督促下，在西方工业建筑经验和工业安全措施的影响下，中国工业生产建筑在建设时必然要考虑通风、防毒等问题。加之此一做法对企业主自身营利有利，出现独具特色的工厂建筑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第二，工业生产的根本特征是机器生产，其主要生产工具是与农业生产工具有显著不同的各种机器。
随着纺织机和蒸汽机的发明，人类进入工业生产时代，之后各种机器被陆续发明出来。纺织行业有纺纱机、织布机、轧花机、清花机、弹棉机、清棉机、梳棉机、粗纺机、精纺机等机器。机器加工业则有车、钳、铣、刨等机器。其他行业也有本行业特有的机器，如卷烟业的卷烟机、烟叶烘焙机等；面粉业的磨粉机、洗麦机、清粉机、麸皮机、调和机、打包机等；火柴业有制梗机、理轴机、大颠簸机、小颠簸机、平尾机、石原机、研硝机等；采煤业有手钻、钻岩机、抽水机、通风机、洗煤机等；钢铁业有高炉、包括炼钢炉、炼焦炉等、轧钢机、铸钢机等；此外还有各工业行业全都需要的动力设备，如蒸汽锅炉、电动机、马达等。
图1-3 清末汉阳铁厂厂房遗址
上述生产工具明显不同于农业生产工具：
第一，其动力系统不再依靠人力或畜力，而是依靠矿石类燃料来驱动。如煤燃烧后产生的热能、煤燃烧产生的热能转化而来的电能，以及石油能源等。这些能量再经过特定机器的输送和转化就可以直接为工业生产服务了。而农业社会生产工具的动力系统基本都是人力和畜力，在水源充分的地区则有利用水力做动力的传统，譬如车水浇灌等。但农业生产使用的动力基本上都是天然能源，尚无利用矿石动力这种附加了更多科技成分、效力更高的动力燃料来驱动生产的方式。虽然手工业中有使用煤炭来打铁的作坊，但是其对煤炭的利用仍然处于初级的阶段，尚无专门转化热能的机器以提高热能的利用率。
正是因为矿石燃料驱动的机器动力的效力更强，也就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从而使人类社会的生产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
第二，制造生产工具的原料不同。农业生产工具的材质基本上都是木质的，只在关键部位安装铁质部件，例如锄头、镐头、犁铧等，其间的区别仅仅在于铁质部件所占比例大小而已。例如，犁铧的铁质部件相比锄头、镐头等往往会大一些，在整个工具中所占的比例更高一些。但总体上大部分农业生产工具铁质部件的比例都不大。工业生产的工具则完全不同了，制造这些工具的原料基本上都是经过冶炼的铁，甚至是更坚硬、耐耗、耐高温的钢。这些经过近代冶炼技术加工过的钢铁，不仅比手工作坊生产的木质铁件农具更加坚硬耐磨，而且基本上已经抛弃了木质部分，实现了全钢铁结构。例如车床、铣床、刨床等工作母机，都是全钢铁结构的。这是因为这些机器的精密度要求都非常高，差之毫厘都会对机器的运转，乃至成品的质量产生严重影响，而木质产品显然更容易被磨损，更容易变形，如果磨损后继续使用这些工具，其生产出来的产品必然变形，从而影响产品的精密度和质量。如果因磨损而不断更换生产工具，又会推高生产成本。而钢铁制品由于其本身坚固性和耐磨性所决定，不太容易磨损变形，更能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保证机器的精密度，从而保证产品的标准。这种产品的标准尺寸对保证生产非常重要，大工业机器生产都是批量化的大生产，与手工生产的最大不同就是产品都是由标准尺寸的零件装配而成的，如果零部件的尺寸不准确，则会影响整个产品的质量，乃至无法装配，而生产的零件化正是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的关键所在。因此，机器生产零部件的精密度非常重要。比如服装的生产，流水线式的生产显然会比单件生产效率更高，其他行业如机器制造业等重工业生产就更是如此。所以大工业生产对产品零部件的精密度要求很高，而使用钢铁材料制造的生产工具就正好适应了大工业生产的这种需要。
第三，大工业生产对矿石燃料的高度需求，导致了近代化采矿业的跨越式发展。
矿石采掘业是人类社会生产中很早就出现的生产行业，在古代社会，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借助于煤的自燃现象认识了煤的燃料功能，并且由此进一步认识了其他地下埋藏的矿石的功能，从而开启了人类利用地下矿石服务社会生产的历史。人类社会的生产工具因此出现了青铜、铁等器械，进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但是，古人对地下矿藏的利用还是低水平的，限于生产工具的简陋和科技水平的低下，人们只能利用浅层矿藏，而无法利用深层优质矿藏。因为深入采掘，则一无相应的生产工具，二不能解决通风问题，三不能解决透水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对井下作业来讲就是致命的。然而浅层的矿藏往往不是优质矿石，例如，煤矿的无烟煤最适合工业化的冶炼生产，但是往往埋藏较深，手工采掘业一般不能开采利用。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和机械行业的产生，适应深层采矿需要的许多独具特色的近代采掘机器出现了。例如，升降机、抽水机、抽风机、电动钻具、矿灯等，深达数百米的矿井也出现了，采掘深层矿藏成为可能，采矿业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人类社会采矿业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第四，适应大工业生产的大批量原材料、燃料和巨量产品运输的需求，交通运输近代化了。
只要有社会生产，就会需要原材料、燃料和市场，就有原材料、燃料和产品的运输问题。因此，用于人类社会生产的交通运输工具很早就出现了，有陆地运输的马车、架子车和手推车，也有用于水运的帆船和趸船等。但古代的交通运输规模与近现代相比一般都不大。一是指运输工具规模不大，古代的运输工具都是手工生产的产品，因而规模一般都比较小。陆路运输更是受到道路宽窄的限制，运输工具的规模都比较小。古代运输工具中规模最大的是水运帆船，货物装载量和载重量都远远超过陆路的马车，因此古代运输非常倚重水运。但古代帆船的规模再大，其装载量远不及近代的轮船的运输能力。二是指运输规模不大。古代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使其生产规模往往不大，生产中需要运输的原材料、燃料、产品等也就不是特别多。有的原材料和燃料还是就地取材，以节省成本。生产中使用的动植物燃料等，则无须远道运输而来，大大节省了运费。纺棉用的棉花、织丝用的生丝、制陶用的泥土等，一般都是就地取材。所以，某种原材料丰富的地方，一般就是相应种类的手工生产繁荣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古代生产一般都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譬如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和西欧中古的庄园经济，这些生产的目标一般都是满足本生产单位的需要，故而不需要太多的贸易和交流，生产的原材料都就近获取，产品也就地销售。中国元明以后形成了地方小市场，其交换范围也基本不超出周边数十里的范围，一般就是三五里。即使是沿海贸易发达的地区，受到航运条件的限制，一般也局限在本地区。例如古代地中海的海运，中国古代的沿海运输等。
适应大工业生产的需要，与大工业伴生的近代交通运输则与古代社会的交通运输完全不同。近代大工业生产，对原材料和燃料的需求都非常大。这种“大”有多种含义，一是体量大，数量多。机器大生产的规模远远大于手工业生产，一方面是机器生产本身规模大，生产效率高，例如一台机器织布机的规模远远大于手工织机，其生产的产品要多得多。另一方面一个工厂往往有多台机器聚集，一个地区又会聚集多个工厂。这种大机器、集团化的大生产自然对原材料、燃料的需求量非常大。二是大工业生产不同于小生产，产销都已经异地化了。这种异地化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原材料和燃料的异地化。本地的原材料出产已经不能满足大生产的巨大需求，其原材料和燃料供应圈不断扩大，虽然仍然以本地或者就近供应为原则，但是异地供应已经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工业时代的生产已经不是为本地生产，而是为全世界生产，产品的市场越来越大。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55]三是工业生产的原材料、燃料发生了变化。工业生产的原材料除了传统的生物原料如棉花（棉织业）、生丝（缫丝和织丝业）、小麦（机制面粉业）等外，还出现了矿物原材料和二次加工的原材料，如矿石（炼钢炼铁业）、钢铁（轧钢）等。燃料则变化为矿石材料——煤炭、石油等。上述原材料和燃料都体积大、重量大，有的还需要采自远方，这就增加了对于运输量和运输频次的需求。四是原材料、燃料消耗快，产品销售快。机器生产的高效率，必然导致原材料和燃料的快速消耗，生产企业必须储存大量原材料和燃料，以防止生产脱节。这就必须预备很大的仓库，对于企业来讲这未必划算，有的企业受条件限制也未必能预备大仓库。这对矛盾的存在必然加大对运输的需求。从产品来看，则高效率的生产必然导致每天都产生数额巨大的成品，必须要尽快推向市场。否则一方面占用仓库，加大存储费用，另一方面也占用资金，影响资金的周转利用与生利。
上述因素都必然导致运输方式和模式的革命。于是，陆路运输的火车、汽车出现了，海运的轮船也出现了，进入20世纪还出现了效率更高、运途更远的空运飞机。这些运输工具都是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物，早期一般都采用蒸汽机驱动，二次工业革命后又采用石油或者电气驱动，其外壳和内部构造则受益于高速发展的机械制造业的恩惠。运用了工业革命技术的这些运输工具运速大大提高，装载量和载重量也大大提升，适应了高效的工业化生产的需要。同时，这些近代运输工具适应各种自然条件的能力也大大提高了，通过修铁路，机车可以到达过去很难到达的遥远山区和闭塞的农村，飞机则可以直接越过浩瀚的海洋而将货物运输到古代很难到达的大洋彼岸。上述特性都是适应大工业生产的特性出现的近现代运输工具，这些运输工具满足了大工业生产的需要，并且极大地进一步推动了大工业生产的发展。
第五，大工业的市场化生产导致信息量剧增，信息的获取对于企业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以电报为代表的近现代通信业诞生。
最初，为了获得市场信息，人们利用轮船传送信息，这已经比帆船传送快了许多倍。比如19世纪在中国的外商收购生丝茶叶，一般要参考伦敦和巴黎的市场牌价。这些外商中，能够购置大轮船的大公司就有许多便利条件尽早获得信息，众多小公司的利益就因而受损。然而信息量的不断扩充，和市场行情的瞬息万变，使得轮船运送信息落后了。于是，适应人们快速获得信息需求的电报出现了，其速度远超轮船，岂止几十倍，直至20世纪30年代，人们仍然在赞扬电报的神奇力量：“昔英国诗人沙士比亚（Shakespeares）尝有诗云：‘吾有宝带兮，以四十分钟一周地球’，当时之人读之，皆嗤为一种架空之理想。岂知太平洋海电告成之日，美国大总统罗斯福发电贺之，属绕地球一周；电报局发电两次，其环绕地球时间，第一次为十二分钟，第二次为九分三十秒，奇哉此环绕太平洋大西洋海底之宝带，视沙士比亚理想中之宝带，所需时间竟不及其四分之一，宁非现代一不可思议之利器耶！”[56]电报之后，又出现了电话，更加便利了通信和信息交流，从而为复杂的市场经济提供了方便，也为生产者判断变换不断的行情、及时做出决策并传送到执行方提供了方便。
第六，为大工业机器生产提供巨额资金保障的现代金融机构——银行出现。
近代机器工业生产规模巨大，无论是启动还是平时的运转，都需要数额巨大的资金来支撑。从启动看，由于生产规模大，大工业需要的启动资金非常多。譬如建设一个纺织厂、机制面粉厂之类的机器工厂，其启动资金显然大大多于一个手工作坊的启动资金。重工业的启动资金就更大，例如机器制造业、钢铁业、军工生产等，其规模一般都大大超过轻工业，资金规模就更大了。从启动后的运转看，同样需要大量资金支撑，如果资金周转时间长，则需要的周转资金就更多。例如，建设一个钢铁厂，从筹备论证到敲定方案，到购买设备和基本建设，再到购买原材料、试投产乃至最后出成品实现盈利，一般需要非常长的时间。这期间资金只进不出，企业没有收益，因而必须有足够的资金补充，否则就可能功亏一篑。这样巨大的资金规模绝非小生产条件下一家一户或者几个商户合伙经营的资金就能解决的，也非传统的旧式金融机构——中国的钱庄票号和西方的中世纪银行[57]所能解决，必须要有能够提供巨额资金支持的金融机构。适应大生产的这种需要，社会生产的经济组织发生了变化，面向社会筹资的股份公司出现了。股份公司聚集了社会各方的资金，极大地提高了企业融资的能力和规模。但是，即使是股份公司也不能完全解决企业的生产资金需求。另外，企业从市场筹得的巨额资金也需要管理机构来经营。于是，为现代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服务的现代金融机构——现代银行诞生了。
在西方，现代意义银行的前身出现于17世纪、工业革命的前夜，其业务主要是为政府的财政服务，为国家的对外扩张、政府的军需提供国家信贷。之后随着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工业生产获得极大发展，银行就转而发展起面向工业等实业的各种信贷业务，成为近代大生产的助推器。在中国，现代意义的银行首先出现的是伴随列强而来的外国银行，其主要业务是为侵华各帝国主义政府索要中国的战争赔款服务，同时服务于在华外资企业。甲午战争后，中国自己的民族银行诞生，有政府投资建立的，也有民间集资的股份制银行。华资银行建立以后，其主要业务也是为政府的军政需要服务，对政府的贷款占据银行业务的大部分。也有不少银行致力于为民族工业服务，为民族工业提供各种资金支持。例如，中国北方的重要银行——金城银行，一直鼎力支持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化工企业——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的各种业务需要，特别是研制纯碱这种最基础的工业原料的资金需要。永利创办之时的资本才50万元，但发展迅速，资金缺口巨大。金城银行本着支持工业生产的宗旨，仅1926年一年就贷款给永利60万元[58]。更可贵的是，在永利研制纯碱前途未卜的情况下，金城银行贷款给这样的企业是极其需要魄力和勇气的。在金城银行的大力支持下，永利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成功研制出纯碱，并很快占领了中国市场，打破了英国卜内门公司对中国纯碱市场的垄断。这个成就的取得一方面与永利的奋斗有关，另一方面则与金城银行的鼎力支持分不开。此外，金城银行还竭力支持其他民族工业的发展。其对工矿业、铁路及商业的贷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常高达贷款比例的50%左右，到1933年已经高达62.33%[59]。窥一斑而见全豹，由此可知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银行的作用不可小觑，工业与银行业二者须臾不可分开。银行是工业社会的发展的伴生物，也是工业社会和工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适应现代金融交易的庞大规模，银行的建筑规模一般都比较大，远超旧式金融机构的建筑。而机器工业条件下现代建筑技术的发展，正好为宏大的银行建筑的建设提供了条件。因此从工业发展的角度看，银行建筑也是工业发展的成果，属于工业发展的范围之内。
图1-4 民国时期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近代中国最杰出的民族资本银行之一，在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上以及银行家范围内影响重大，其总部大楼就是典型的近代西洋式建筑，与西方银行相比虽然有不同时期和不同风格的区别，但都属于西洋建筑的范围，与中国传统建筑的旨趣完全不同。其庞大的体量满足了频繁又数额巨大的银行业务的需要。因此，在研究工业生产发展的时候，不能不关注现代金融业的发展，不能不把银行的发展纳入工业生产发展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