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社会
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社会经济形态的主体是农业社会，一小部分是游牧社会，或者比农业、游牧更原始的渔猎社会。农业等古代社会经济生产的典型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依靠农业经济（小部分地方是牧业和渔猎）维持人类的繁衍和社会的再生产，无论民间还是政府，都依靠农业或者畜牧业收入来维持社会经济或家庭经济的运转。从民间看，农业收入是农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在中国古代社会，农民也间做小手工业以补充农业收入之不足。在欧洲，虽然在中世纪发展出了城市工商业，但仍然不占据民间经济的主导地位。从政府财政看，农业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中国古代，农业税收（田赋）常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欧洲某些地区商业比较发达，但也只是农业经济的附庸，并不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
第二，生产力发展缓慢。在古代社会，农业生产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经验总结的产物。也就是说，它的生产进步是依靠人们长期的观察并形成经验来推进的。而经验的形成需要长期的实践过程，需要经过多次实践的重复，证明其经验的正确性，才能最终形成。加之农作物生产的特性——周期长，完成一次观察往往需要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这就导致了农业生产经验的积累需要漫长的时间，要经历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如此漫长的过程，必然影响农业生产的进步和技术改进的速度。从信息交流看，农业社会的交通十分落后，导致不同人群聚居区之间的交流十分困难，这一点在中西方的古代都是一样的。这种落后的交通条件就又带来了交流的困难，从而使得比较先进的农业技术的推广十分缓慢，也就进一步加剧了农业进步的困难，导致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十分缓慢。
第三，农业的生产模式主要是在广袤的田野上栽种作物，也就是种植庄稼，属于非劳动密集型露天作业。这种露天作业主要是粮食类作物的种植生产，古代中国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水稻、粟等，古代晚期又从外部传来了玉米和红薯等高产植物的种植技术，并逐渐在各地推广，不但民众因此多了一种果腹的食物，田野中也多了一番新景象：高耸的玉米和铺蔓的红薯秧夹杂在低矮的小麦和水稻中间。欧洲的气候南北有鲜明的差别，北方属于海洋性气候，冬季温暖，夏季凉爽，南部则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夏季高温又干燥，降雨主要在冬季。也就是说，雨热不同季是欧洲气候的典型特点。这种气候特点很不利于需要高温高湿的农作物，特别是水稻等作物的生长。加之当地土壤肥沃程度偏低，黏性强而不利于排水，就使得中世纪欧洲的农作物主要是黑麦、燕麦和大麦等低产量的粗劣粮食作物。
然而无论中西方农作物的品种有何不同，从总体上看都是以谷类植物为主。这些农作物的种植都需要面积广大的土地，因为株与株之间必须要有一定的间隔，如果种植过密的话，一是无法透风，二是植物的下部很难受到日照，则植物很难茁壮生长。如此一来，不但农作物无法增产，甚至产量也无法保证。农业生产这种特点决定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的生产场地是非常广大的。从中国的情况看，至20世纪上半叶，农民平均每户占有的土地是14.26亩，平均每人3.27亩。也就是说，每个农民每天是在比五个标准篮球场还大的田地上劳作的[1]。欧洲的人均耕地面积更大，且由于其耕作不太使用肥料，因而只能依靠休耕、轮作的方式来恢复地力，这样，欧洲的生产场地就更大了，两到三倍于中国农业用地。这种在广大空间中的生产，与后来工业社会工人拥挤在空间狭小的工厂车间生产有着天壤之别。
农业生产的又一特点是农作物生长缓慢，周期长，短期内其生长状况并无太大差别。因此，每棵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并不需要农夫每天照料。人们可以使用较少的人力在一段时间内完成一项生产任务。比如，小麦生长过程中的除草，一般在小麦生长到大约三四寸的春天进行，此事并不需要人们必须在一两天内完成，因为一两天内小麦的生长并无太大的变化，人们只需要在一定的时期内，比如十天或者半个月内完成即可。如此一来，人们就可以用少量的人力在一定的时间内，从容完成面积比较大的小麦的除草任务。总之，一般而言，除了春耕、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等需要抢农时的生产活动外，农业生产一般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力集中投入。就总体而言，农业生产属于稀疏型的劳动行业。
第四，农业生产是露天型劳动作业。与古已有之的商业、手工业相比，农业劳动的生产者是散布在广袤的田野上劳作的，这是由农业生产劳动对象的性质决定的。植物依靠阳光的赐予来发生光合作用，产生所需的营养成分，促进生长。同时农作物的生长需要浇灌，水是不可或缺的生长元素。而在农业社会，在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时候，靠天吃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农业生产必须在大自然赐予的露天进行。另外，农作物的生长还需要寄居于田野的昆虫的配合，例如蜜蜂采撷花蜜就是植物受粉的最主要的途径，如果没有蜜蜂的辛勤劳动，则植物的生长繁殖将会受到致命的威胁。许多昆虫还互为食物链，这就又消灭了许多寄生虫，抑制了农作物虫害的发生。上述农作物生长条件的存在都依靠自然环境这一根本的基础性条件的存在。所以，农业生产是露天型作业，不需要太多的建筑物的庇护。
第五，劳动力的稀疏型生产，导致了人们居住的分散。在农业社会，无论东西方，村落都是人们生产、生活聚居的主要场所。因为，如果人口聚集过密，则劳动的半径就会变大，每天赴田间劳作的路途就会变长，这样，劳动的成本就大大增加了。每天耗费在奔波路上的时间太多，一方面占用了宝贵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还增加了运送生产资料如肥料和收获物的成本。加之农业的露天作业特点，如果在运输途中遭遇雨雪就更会带来更多困难，不但增加生产成本，还易导致运输过程中损失。因此，无论中西方的村落或者庄园的人口都不是特别多的，需要劳动的半径都不是特别大。另外，由于小农经济（13世纪以后西欧的农奴制逐渐解体，演化为小农经济）的经济体量太小，也不需要太多太大的住房，其规模弱小的经济实力也决定了他们无法承担修建高大房屋的费用。因此，农村的村落基本都是由低矮的小房子、小院子组成的。村落中的高大建筑，在中国一般是村民集资修建的庙宇和戏台等，在西方则是教堂。金碧辉煌的宫殿和豪华的府邸一般都集中在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城市。
上述农业社会的特点，显然与当今人们熟悉的工业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农业经济主导下的古代东西方的大地上呈现的就是一番完全不同于工业社会的景象：广袤的田野，绿油油的庄稼，绿浪翻滚的田野中点缀着一两个劳作的人。田野中间是低矮的房屋构成的村庄。极少数的是有着宫殿、教堂、寺庙等高大建筑的城市。
随着农业生产经验的积累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人类社会酝酿着变化。15世纪，地理大发现和重商主义的发生，使欧洲积累了相对比较多的财富。农业革命的发生，特别是圈地运动使得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最终确立，资本主义农场的经营方式在农业中占据了主要地位，为农业技术的革新和机器的应用扫清了道路，从而为工业的发展准备了市场。现代农业的发生，又为工业生产准备了原料。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镇，则为工业准备了庞大的产业军。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从上层建筑上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生长扫清了道路，解除了生产力的发展桎梏。所有上述历史条件的生成，都为工业社会的形成准备了先期条件。
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是机器生产主导了社会生产，而机器生产在社会生产中统治地位的形成与工业革命的出现密切相关。马克思曾经指出，工具机或工作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这种机器生产最先出现在英国，出现在最需要提供更多更好的纺织产品的领域。因为衣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穿衣的要求必然不断提高。同时，由于农业生产力的进步，人口又不断增加，也加大了对纺织品的需要。所有这一切都对纺织业的进步提出了要求。
工业革命特别是纺织生产工具的革命，首先发生于18世纪的英国。这时的英国人口已经从1500年的440万增加到1700年的930万，增长了111%[2]。落后的手工纺织业的产品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英国本不产棉花，英国纺织业使用的棉花、棉织品主要从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进口。虽然16、17世纪之交，英国出现了棉纺织业，但是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和东方的棉织品相媲美，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都喜欢使用东方的棉制品。英国上层贵族更是形成了穿用东方丝绸和印花布的风气。在贵族的影响下，整个社会都形成以穿着丝绸为荣的风尚。
但是，大量进口纺织品显然对英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利。为了保护本国的棉纺织业，英国政府于1700年颁布法令，绝对禁止进口印度、中国、波斯的印花布，以后又更加严厉的禁止买卖、拥有和穿戴这些棉制品。但是，简单的禁止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工业革命在棉纺织业发生，并首先发生于效率低下的织布业。1733年，飞梭出现，织布效率提高了1倍。织布效率提高的结果是“纱”荒出现，市场上的棉纱因此供不应求。于是，纺纱机革命出现了——珍妮纺纱机使得工效提高了15倍。纺织机的改进同时迫切需要动力的支持，如此大能效的纺织机纯靠人力推动，显然已经令操作者十分吃力了。
动力技术革新的迫切性显现了，动力能否改进成为社会生产力是否能够进一步提高的关键。于是，利用水能的水力纺纱机首先出现了，这种水力纺纱机的出现使得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1779年，英国第一座现代意义的棉纺织厂出现，也就出现了聚集大量人力和大量机器的工厂，英国从此开始进入近代大机器工业时代。之后，突破自然条件限制的蒸汽机发明，工业革命开始向更广阔的领域进军。蒸汽机的发明还使得将热能转化为机械能成为可能，机器生产的传动装置发展起来，生产过程有可能不知疲倦地连续进行，这就又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动能问题解决后，机器的原材料的问题又凸显出来。机器的制造需要大量比木质材料更坚固耐用的金属材料，于是冶金业和采煤业发展起来。冶金业和采煤业的原料与产品，都是体积大而价值相对较小的物品，如果靠传统的人工和骡马运输不但不合算，还不能满足急速发展的生产力的需要。运输业改进的需求又凸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轮船发明了，铁路开始修建。到19世纪70年代，今天英国的铁路网已经基本建成。
随着机器的广泛使用、大规模的铁路铺设和蒸汽机车的运用，以及远洋轮船的使用，都需要对质地更加坚硬的金属材料的精细裁革和造型，需要在精度和质量上都更高的各种金属配件。加之各行业各部门对机器的需求不断增长，手工制造机器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工业生产发展、提高的需要，于是发展机器制造业、生产能制造机器的机器和重型机器的要求提上日程。早在19世纪初期，西方国家就已经有人尝试制造机器，并使用机器制造机器。到19世纪中叶，机器制造业作为一个新型的工业部门诞生了。用机器制造机器，不但使得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而且使生产精度大大提高，还使得生产的标准化、统一化成为可能，从而为生产流水线这种更先进的生产方式的出现提供了条件。而生产流水线的出现又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
生产的标准化带来了产品的标准化，又使得商业采购从逐个验货、进货发展到成批订货。这样不但提高了采购效率、节省了采购成本，还为远距离一次性大批量采购提供了可能。商人可以按品号订货，而不必亲赴产地逐个验收。这种商业采购模式就为工厂产品的远距离销售提供了条件，扩大了产品销售范围，也就扩大了市场，进一步刺激了生产。
机器制造业的形成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完成。80多年的工业革命，极大地刺激了英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英国很快实现了在国际上的工业垄断，被誉为“世界工厂”。工业革命的直接后果就是形成与工业生产相适应的工业社会。经过工业革命，英国社会发展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英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了飞跃性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在社会劳动中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3]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一段经典的话，本书在绪论中已经引用过，这里之所以再次引用，皆因其用简练而生动的语言、十分形象又准确地阐述了工业革命给英国生产力带来的巨大提升。20世纪以后，当中国人与世界的联系加强、中国人开始细致思考西方进步的原因时，仍然惊叹于西方生产力的神速发展：“顾自19世纪初叶以来，欧人之生活乃顿呈异彩。农者、工者、织者，皆弃其旧日笨拙之锄犁、绳墨、机杼，而争趋于科学生产之途。或兢兢业业于规模宏敞之工场，或则汲汲孜孜于精巧简便之机械。举凡力役之效率，生产之数量，莫不猛进突飞，一日千里。他若水之汽船，陆之汽车，传播消息之电报电话，捍御外侮之战舰飞船，亦皆若雨后春笋，奔放怒发而不可压焉。”[4]这段话明白无遮地宣示了中国人在接触先进生产力后的惊讶之情，形象地表达了中国人的钦佩之感。
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进步，英国的社会经济主体发生了变化，由以农业经济为主转变为以工业经济为主。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从1770年的45%下降到1841年的22%，再下降到1901年的6%。可以说，到人类历史跨入20世纪的时候，农业产值在英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已经微不足道了。相反，工业产值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770年的24%上升到1841年的34%，再上升到1901年的40%[5]。“如果将物质生产划分为两个主要部门——工业和农业，这种演变看来在大不列颠表现得最为显著：工业比重在1832年从42%增长到60%，1871年达到73%。”[6]虽然中外学者的统计不一样，但总体而言，工业产值已经把农业产值远远甩在了后边，工业生产从此成为国民生产的支柱。这标志着工业社会的形成。
第二，城市成为社会的中心和主体。工业的发展要求大量人力的聚集，工厂的机器生产及其后来出现的流水线生产，都需要大量劳动力聚集在一起劳作；工业的发展还要求良好的交通设施，以便于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而这种运输的距离越近越好，以便节省运输费用，进而节约成本；工业的发展又要求便利的贸易条件，要求市场的繁荣，以便采购原材料，推销产品，而商业的繁荣也需要诸多商号和商人的聚集，只有有了买卖的多种选择，才能让工业的采购、推销人员有更多选择，从而保证质优价廉的原材料的供应和产品的推销，并保证利润的实现。上述这些条件的实现都需要人口的集中才能做到。于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加速，人口开始大批涌向城市，涌向工业集中区。18世纪后半期，兰开夏郡的人口比18世纪上半叶增加了四分之三，伯明翰、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利物浦等工业城市的人口则增加了两倍。185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城市人口总和已经超过农村人口，占到了全国人口的50.2%。到1861年，这个比例又进一步上升到62.3%[7]。按照现代城市学的理论，城市人口超过总人口的一半，该国就基本实现了城市化。
城市化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这是由工业生产的特点决定的，没有城市人口的大批聚集，就不可能实现工业的高速发展。同时，工业化又是城市化的动力，工业越发展，对城市化的要求就越高，城市化的速度就越快。城市的发展反过来又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城市化程度是工业化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是否进入工业社会的标志。
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后，欧美主要国家受到英国的刺激和启发，也相继踏入了工业革命的轨道。在欧洲大陆，继英国之后开始工业革命的是法国。18世纪晚期，法国开始从英国引进蒸汽机、珍妮纺纱机等机器，开始出现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工厂。奥尔良王朝时期，法国的工业革命开始加速，工业中蒸汽机的使用更加广泛，纺织工业飞速发展，冶铁业发展起来。19世纪50—70年代，法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两倍，对外贸易额增长了三倍，农村人口占人口的总数已经下降到49%，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8]。到第二帝国晚期，法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完成。在法国工业发展的同时，至19世纪80—90年代，德、俄、瑞典等欧洲国家先后完成工业革命，进入工业社会。
美国的工业革命与其领土的大规模扩张有重要关系。美国独立后就开始了急速的领土扩张，到19世纪中叶，美国已经拥有了从大西洋西岸到太平洋东岸的大片国土，短短半个多世纪，美国的领土就扩张了7.5倍。广袤的领土为美国的工业化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为美国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优厚的基础。这些优越的先天条件都为美国的工业革命夯实了基础。美国的工业革命始于纺织业，到19世纪50年代，美国的机械化棉织厂已经有1000多个。美国内战前，在服装、制革、羊毛纺织等轻工业部门已经完成机械化。美国内战后，工业革命扩展到重工业领域，钢铁、采煤、石油等部门生产发展迅速，速度远远超过英法等国，充分显示了美国经济的后发优势。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工业的总产值已经超过农业总产值的两倍[9]，美国的工业革命基本完成。
在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示范效应下，东方的日本极力脱亚入欧，通过1894年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向中国勒索了高达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充足的资金，社会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也在20世纪初跨入帝国主义行列。
在工业革命的引领下，全世界经济发展迅速。1860—1913年，世界工业生产增长了7倍，如果以1913年世界工业生产的指数为100的话，1830年仅仅为4，发展速度之快令人瞠目。世界贸易从1851年的6.41亿英镑增长到1913年的78.4亿英镑，增长了11.2倍[10]。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欧美各国经济迅猛发展，根据英国学者麦迪森的研究，1820年的时候，欧洲和西方衍生国[11]国民生产总值仅仅为2390亿元[12]，到1870年增加到6070亿元，到1913年更是骤增到18123亿元[13]。经济的迅猛发展，大大增强了西方列强的国力。
国力的增强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使得西方列强向外扩张的欲望和能力也空前增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4]美国共和党主席阿尔伯特·J.伯沃尔基曾经对波士顿企业家发表讲话说：“美国工厂正在制造的产品远远超过了美国人民的需要，美国土地上生产的物品大于他们的消费能力。命运已经为我们制定了这样的政策，世界贸易应当也必将属于我们。我们将像自己的母国（英国）已经告诉过我们的那样，取得世界贸易。我们将在全世界建立贸易据点，使之成为美国产品的分发点。我们将使商船充斥于大洋，我们将建立与我们的伟大国家相适应的海军，那些自我管理的广大殖民地将飘扬着我们的旗帜，同我们进行贸易，在我们的贸易站周围发展。”[15]这段话典型地代表了西方国家对外扩张的欲求。虽然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殖民活动开始于15—16世纪，自新航路开辟就开始了，但是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才是欧美列强争夺殖民地最激烈、最疯狂的年代，他们争夺的足迹遍及亚非拉、大洋洲等全球各地，而且不断由沿海向内地延伸，凡是可以开发的地区都有殖民主义者的足迹，整个世界正是在19世纪最后三十年被帝国主义瓜分完毕的。
中国就是在西方列强征服世界的浪潮中被拖入工业化大潮中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倍受欺凌，屡遭屈辱。在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次次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中，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被勒索大量战争赔款，国家主权逐步丧失，人民的生活越加悲惨。到19世纪末，中国几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叫嚣淹没。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被来势汹汹的侵略者吓倒，也从来没有被帝国主义的战争真正征服过。中国人民在奋起抗争的同时开始反思，开始向西方的先进文明学习，开始探求民族独立富强的道路。
最先开眼看世界的是林则徐及魏源、龚自珍等人，正是他们开始了中国人在近代的最初探索。林则徐、关天培等人的英勇战斗，则开近代中国爱国主义传统之先河。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彰显了中华民族最初的觉醒。其后，有太平天国运动中农民阶级向西方学习，农民领袖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更是站在了时人思考的制高点，他提出要“兴车马之利，以利便轻捷为妙”，“兴舟楫之利，以坚固轻便捷巧为妙”，“兴器皿技艺，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营，他人仿造，罪而罚之”[16]，也就是要发展近代的交通运输业、轮船制造业和工业制造业。洪仁玕还特别提出了发明专利问题，力图保护发明者的权益和生产积极性。
太平天国运动猛烈地冲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地主阶级中较有生气的部分——洋务派登上了历史舞台。洋务派是清统治阶级中比较乐于学习西方的一派。1866年左宗棠在回顾以往的经历时说：“臣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有关海国故事者，每涉猎及之，粗悉梗概。”[17]这个表白，大概可以代表洋务派注重及时学习、通过不断的学习来了解西方的情况、中外大势及西方的近代科技的状况，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而探究改善路径的心态。为此，他们曾自诩“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机器详情，洞如观火”。由于他们乐于学习，而且比较善于学习，因而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有较多的了解，对于世界的发展潮流有着同时代国人中最为清晰的认识：“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械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18]这是李鸿章的一段名言，其语言之精致、眼光之敏锐、剖析之到位，极其典型地反映了洋务派官员对中外大势的看法，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当时国人认识的最高水平。与洋务派官员有密切关系的早期维新派思想家薛福成也曾说：“自古边塞之防，所备不过一隅，所患不过一国。今则西人于数万里重洋之外，飙至中华，联翩而通商者不下数十国，其轮船之捷，火器之精，为亘古所未有，恃其诈力，要挟多端。违一言而瑕衅迭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智勇有时而并困，刚柔有时而两穷。彼又设馆京师，分驻要口，广传西教，引诱愚民，此固天地适然之气运，亦开辟以来之变局也。”[19]薛福成表达的观点与李鸿章表达的观点基本一致，说明这种认识是洋务派上下的共识。正因如此，他们才能有基本一致的行为——办洋务、办机器工业。
由于洋务派最先看到的是西方的坚船利炮，给中国创伤最大的也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因而给他们触动最大的自然是坚船利炮。所以，他们在探讨应对西方侵略的方法时，首先想到是学习并制造西方的船炮等近代武器。最开始，洋务派的办法是购买船炮，但是中国自古就存在的忧患意识导致他们很快将制造船炮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轻视。练兵、制器、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20]也就是说，中国如若不及早动手，自制枪炮弹药，则中国将会遭受西方更大的打击。洋务派干将丁日昌则说的更明确：“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中国亦在此。……既不能拒之使不来，即当穷其所独往。门外有虎狼，当思所以驱虎狼之方，固不能以闭门不出为长久之计也。”[21]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必须找寻长久之计，才能抵御外敌侵略，而制造坚船利炮就是最重要的长久之计之一。于是，洋务派开始设军工厂，力图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近代化的军事武器。
最初，洋务派并不清楚西方的坚船利炮是怎样制造出来的，他们所具有的只是数千年传承下来的领导官办手工业的经验。因而，在他们的视野中尚没有机器制造的影子。洋务派最初是企图用手工技术制造坚船利炮。1861年，湘军攻下安庆，清统治阶级面临的危机基本解除，洋务派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也终于可以腾出手来施展拳脚，实施积郁心中多年的愿望了。于是，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了内军械所，即通常所说的安庆内军械所。按照曾国藩的说法，这个军械所要“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演习试造，以勤远略。”所以，这个军械所“全用汉人，未雇洋匠”[22]。由此，洋务派开始了采用手工制造方法生产西方坚船利炮的历程。但是，轮船这样复杂、精密的机器组合显然不是手工能够制造出来的。所以，曾国藩主持的手工制造坚船利炮的尝试很快以失败告终。
洋务派从失败中总结了教训，在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的建议下，他们懂得了轮船枪炮之类的现代武器其实就是机器的组合，而机器的精密度、材料的硬度等都是要求极高的，绝非手工所能制造，必须要使用机器来制造机器，“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23]李鸿章、丁日昌的这句话可谓极其精辟，点出了问题之所在，洋务派终于在懵懂探索中拨开了云雾。从此，洋务派开始了使用机器制造坚船利炮的历程，也就拉开了中国近代机器制造的序幕，拉开了中国工业化的序幕。
洋务派的探索历程可知，中国的工业化是在外敌的刺激下开始的，因此，早期的中国机器工业以军工和重工业为主。至1894年甲午战争前，中国已经有了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近代军事工业企业21个，其中较大的有5个：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湖北枪炮厂。中型的有5个：广州机器局、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吉林机器局、神机营机器局。
军事工业举办后，交通运输、原材料供应、动力供应等配套问题凸显出来，利源外流的问题也极其突出，于是洋务派又开始创办民用工业。自1872年开办轮船招商局始，至甲午战争前，洋务派举办的重要民用工业企业有25家，基本覆盖了铁路、轮船、煤铁金属矿、机器纺织和电信等重要行业，初步建立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
在官方努力探讨中国工业化途径的同时，民间机器工业企业也出现了。但由于民间资本力量弱小，资金筹措能力不强等原因，无力举办大的工业企业，其投资主要分布在资金需求量小的轻工业领域，包括机器缫丝、机器轧花、机器棉纺织、机器面粉、火柴、机器造纸印刷、制茶、制糖、机器碾米等行业，还有一些小型的采矿业。虽然私人投资主要集中在轻工业领域，无法与官办的重工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相比，但是，它起了开风气的示范作用，并且在官办无力顾及的轻工业领域做了最初的探索。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清政府政策的改变和民间“商战”呼声的高涨，都给予工业发展以很大的促动。中华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其后历届北洋政府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基本沿袭了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给予社会经济发展以比较有利的条件。民间的工商组织如商会也不断发展，并且试图影响政府的政策，维护自身利益。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中国工业获得了相对轻松的内外贸环境，产品销路不断扩张。
在上述一系列有利条件的促动下，中国工业乘势而起，获得迅速发展。到日寇全面侵华前，中国的工业资本已经从4954万元增长到246502万元，增加了241548万元，年均增长率为9.75%，如果再加上交通运输业，则中国工业资本增长率更高，1894—1920年一度高达10.38%[24]。当然这种发展速度与中国工业的薄弱、基数太小有关。不过，也正是这种高速发展，才使得中国不至于被西方发达国家甩得更远，也不至于在国际竞争中地位更加险恶。
经过几代中国人的艰苦奋斗，到1936年，中国的近代工业总产值已经占到了工农业总产值的10.8%，加上手工业产值，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106.89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25]。这表明，虽然中国的现代工业仍然很落后，但是中国的工业化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近代机器工业已经是国民经济中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力量了。
即使如此，中国的工业化还是远远没有完成：工业总产值仍然没有超过农业总产值，即使是在已有的、规模仍然不算大的工业产值中，绝大部分仍然是手工业，近代机器工业的产值比重仍然很小。这表明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是农业和手工业占据社会经济主要地位的经济落后国家。
中国的工业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完成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接手的却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中国的工业化不但远远没有完成，社会经济体本身还遭到了战火的严重摧残，支撑工业生产的大量流动资金也流失严重，被外逃的国民政府以及帝国主义侵略者携带出境。但是，中国人民没有被困难吓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仅仅经过三年的奋斗，国民经济就全面恢复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得到治理，工农业生产增长迅速，进出口稳步增长，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经过这三年的努力，现代工业已经占到了中国工农业总产值的26.7%[26]，为以后的工业化建设奠定了良好开局。
但是，怎样建设新中国？怎样才能尽快摆脱落后的面貌？中国应当选择怎样的工业化道路才能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重要问题，也是决定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关键举措。经过讨论和思考，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道路：“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来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建设起来。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27]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选择的这条工业化道路，借鉴了苏联工业化的经验，并结合了中国国情。中国的国情特点是，一方面经济极其落后，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又极其严峻。中国共产党要保证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就必须选择一条能够尽快提升国力的道路。这就必须要集中仅有的财力优先发展能够带动各种经济力量发展的重工业。另一方面苏联和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接近，这种工业化实施的路径和具体办法有更多的可以借鉴的经验，从而可以少付代价，多见成效。
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选择的这条道路适合中国的国情，特别是适合中国尽快发展重工业，尽快提升国力，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基础的需要。因而很快显示了效果，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就超额完成了，与1952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8.6%，其中重工业产值增长2.1倍，轻工业产值增长83.3%。工业总产值达到704亿元，其中轻工业总产值为317亿元，重工业总产值为387亿元，分别占工业总产值的45%和55%，重工业产值已经超过轻工业。这一年的农业总产值是537亿元[28]。从工农业产值的比重看，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农业总产值。可以说，工业化建设已经初见成效。
“一五”计划完成后，中国的经济建设经历了曲折坎坷，但仍然快速向前发展。到196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已经达到2235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402亿元，农业总产值833亿元[29]。工业总产值已经远远超过农业总产值，工业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
其后“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在动荡中遭到严重破坏。粉碎“四人帮”后，思想解放的春风吹遍全国，改革开放成为时代潮流，现代化建设成为国家建设的中心任务，国民经济的发展再次进入快车道，并以平均每年10%左右的增速高速发展。到20世纪末，中国的工业化基本完成，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以劳动要素、资本要素为基本要素的工业生产替代以劳动要素、土地要素为基本要素的农业生产的蜕变过程，标志工业化程度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44%，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比重也已经达到59.9%[30]。
但是，这种工业化仅仅是比较初级的工业化，也就是说仍然处在依靠以原材料重工业和加工装配业拉动工业生产的阶段。这样的工业生产模式固然可以带动工业生产快速发展，但问题也非常突出：工业生产技术含量低、能源消耗大、环境代价过高，国民经济中服务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过低，这说明三个产业配置的不合理，是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此时，提升中国经济发展层级的任务提上中国经济发展日程，如果不改变现状，则中国经济难以持续发展。
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还是低层次的工业化，工业化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信息化发展又扑面而来，中国经济面临紧迫的、再次追赶的任务，如果不跟上时代的步伐，中华民族将再度陷入被动落后的局面。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国经济必须找寻一条可持续发展、高效发展的道路。为此，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中国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思路，即“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31]。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又把这样的发展思路提升到思想路线和价值观的高度，从关怀人的存在的角度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统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到工业发展，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32]与此同时，十七大还明确提出了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理念。可以看出，无论新型工业化道路还是科学发展观，其所追求的工业化，都不是只讲工业增加值的工业发展，而是要做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并实现这几方面的兼顾和统一，只有这样，中国工业的发展才能说是实现了层次性的飞跃。
实际上，新的工业发展模式并不是至此才出现的，中共中央的决策是在总结基层经验、探究经济发展规律后提出来的，也就是说，工业发展模式的换代升级自改革开放以后就已在路上，已在人民群众的探索和不断实践中。正是这种实践带来了工业遗产问题，并在世纪之交大规模发生，引起了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