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未有之变局

一年多来，国际媒体、政治家和政论专家纷纷聚焦处于贸易摩擦的两个世界大国——美国和中国。

据新华社报道，在2018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晚宴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马修·波廷杰在向中国外交官祝酒时称：“美中两国存在竞争。”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则在致辞中表示，两国都面临历史性选择。在历经几轮磋商后，中方的选择显然已十分明确，避免对抗和冲突、彼此尊重和互利合作，但美方不断变卦、步步紧逼，频频对华为公司施压。而这番对话的缘起，据说也是华为公司。

华为公司，作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牵动着全世界的目光。在即将到来的极富戏剧性的“5G数字化竞赛”中，美国已没有能与华为公司研发能力相抗衡的企业。这一境况，令习惯于在科研技术领域领跑的超级大国，深感忧虑。美国出人意料地对华为公司“极限施压”，看似出于高端技术领域被超越的焦虑感，实则折射出了当前宏大的历史背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回国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作出的这一判断，洞察时势、蕴含深意。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入崭新的历史阶段，世界风云，再次变幻涌动。1983年，美国学者提奥多尔·拉维特在其文章《市场全球化》中首次运用“全球化”的概念分析经济的全球化现象。至今，经济全球化已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西方国家一直轮替掌握着国际秩序的主导权。

第一个历史阶段始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结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其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德国等欧洲强国，依靠海洋霸权、殖民贸易和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对全球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建立起全球贸易网络，将全世界纳入整体的贸易体系。

第二个历史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迄今，美国主导的基于多边规则的文明的全球化。自1776年7月4日独立开始，美国历经了两个多世纪对欧洲殖民者的反抗，最终顽强崛起。189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量跃居世界第一位。从20世纪初开始，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逐步确立了不可撼动的全球治理规则制定的主导地位。在紧接着的一个世纪里，美国逐步建立了四大国际治理体系：一是国际政治体系，成立联合国并成为五大常任理事国的主导者；二是经济金融体系，成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构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国际金融秩序主导者；三是国际贸易体系，成立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国际贸易规则主导者。四是国际安全体系，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驻军东亚，成为国际安全规则主导者。

步入21世纪，随着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性崛起，加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欧美的重创，世界经济重心开始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

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联合国诞生70周年大会上正式提出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进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以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标志的公平的全球化，已拉开序幕。

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彻底打破了过去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秩序和贸易格局。在中国的引领和辐射作用下，今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已超过50%，整个西方国家则降到48%。根据来自2018年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的数据，2017年东盟加上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总量达21.9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7%，分别超过了美国和欧盟，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反映大宗商品走势和全球经济冷暖的波罗的海指数中，中国农历春节在1月还是2月，已成为数据分析中的重要变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其2018年12月发表的《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课题报告中预测，2035年发展中国家的GDP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从欧美转移到亚洲，并外溢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如今，仅“中国制造”就可为世界市场提供成千上万种物美价廉的工业产品，大大提高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让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受益。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买主且外汇储备量居全球第一，中国的贷款能力已超过了世界银行。这也是中国得以创立独立于西方、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惠及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根本原因。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才有能力提出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则的“一带一路”倡议。当中国成长为全球最大市场，众多依赖原材料出口的发展中国家也有了更多选择，从而打破了西方长期以来对原材料定价权的垄断。

这次世界经济重心之变，可谓百年未有。如果正如某些学者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美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和资本输出国，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东岸（西欧）向大西洋西岸（美国）的那次迁移是一次经济地理大变局的话，当前正在发生的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迁移，其覆盖范围之广、涉及的人口之多，已远超以往。

当然，伴随财富转移的必然是权力的转移。伴随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的地位上升，涵括多个发展中国家在内的G20（二十国集团）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作用日益凸显，而“发达国家俱乐部”G7（七国集团）因无法覆盖更广泛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日渐式微，全球治理开始从西方主导向全球共同治理转变。西太平洋地区在迈向世界经济重心的同时，也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重点。

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步入新阶段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必然选择。

而随着全球化、自动化和经济金融化的加速推进，西方国家早已深陷“发展的烦恼”。

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问题，日益严峻。2016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报告指出，过去10年，全球25个发达经济体中，共有70%的家庭约5亿多人的收入呈下滑趋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利茨曾以“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批评美国社会阶层的严重分化。目前，整个西方最富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相加总和已超过了总人口的50%，中产阶级的萎缩改变了原本橄榄型的稳固的社会结构，令年轻人和穷人深感改变命运希望渺茫。

经济领域的巨变势必在政治领域引发连锁反应。中产阶级的萎缩使所谓的“西式民主”成为空谈，并直接撼动了西方社会的稳定，威胁传统西式民主制度的运作。于是，不少西方国家的政治开始出现极端化倾向：对立的双方越来越难以统一政见，极端政治势力迅速崛起。这些成为了西方——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的常态。

而国家治理、特别是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大国的国家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基础之一。近年来，西方国家出现的民粹主义浪潮，表明其国家治理已出现了问题。当面对制度性危机和内部矛盾时，部分国家并未通过内省自身、调整政策或进行改革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激发民粹主义、向外部世界转移矛盾、制造贸易摩擦，放弃本国国际责任等举措来缓解国内危机，对全球治理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此外，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灾害、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移民难民等全球性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散，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变得越来越突出，这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化解经济全球化负面效应、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健康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且紧迫。

毋庸置疑，这些问题亟需一次强有力的全球性变革才能得到彻底解决。从中国的角度看百年未有之变局，其含义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学习、追赶西方的阶段历史性终结；对于西方而言，则意味着其500年前开始的崛起已进入尾声；站在全球视角，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核心则是多极化不断深入和世界政治格局之变，本质则是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面临重塑。

历史已经证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兴起是推动人类文明持续进步和世界不断前行的不竭动力。回顾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每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深刻改变了世界的发展面貌和基本格局。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活跃期，多种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明显加快，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链条更具垄断性。显然，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对全球创新版图的重构和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塑，将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也将给世界带来无限发展的潜力和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在此国际背景下，世界主要战略力量纷纷重新厘清自身定位，重新调整内外战略，力求在这场大变局中更好地维护并竭力争取更多国家利益，从而在未来的国际秩序中抢占有利地位。

中国既是发展中大国，也是多极力量中发展最快的国家。面对发展中国家崛起后的大国关系重塑和国际秩序变革，中国正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在世界经济发展速度趋缓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中高速增长，并吹响了向高端工业全面进军的号角，逐步向世界最顶尖的利益区域出发，但也动了美国的“奶酪”。清楚意识到这一点的美国，已将中国视为其未来全方位和全球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谁拥有技术优势，谁就将占据主动。因此，作为中美贸易摩擦焦点的华为公司，由于其5G技术的领先地位挑战了美国的技术话语权，势必难逃此磨难。

由此可见，美国打压华为公司的实质是与中国竞争制定世界规则和全球治理的主导权，是人类文明的方向竞争，是“美国优先”、霸凌主义与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一较高下。

从世界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和领导权更迭来看，贸易摩擦是两国经济竞争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和必将面临的挑战。这场贸易摩擦最终将演变为中美两国比较优势的较量。正如2018年12月7日德国之声对于中美贸易摩擦的评论——“美国和中国这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正在争夺未来几十年内的经济和政治支配地位。”

客观上，美国的一系列举措已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增强了中国内部的凝聚力。面对美国制造的贸易摩擦，只要中国应对得当，继续保持稳定发展的势头，美国的战略就将不攻而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就此罢手，新形式的冲突仍将继续上演。

但不管怎样，这场贸易摩擦都将推进中国深化改革的进程，进而改变中国。危机与挑战的降临，将增进人民对改革的共识。吊诡的是，特朗普政府意外扮演了这个助攻手的角色。

对于中国而言，想要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复兴，类似的挑战不可避免。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葡萄牙西班牙模式、英美模式、德国模式、美苏冷战模式都不可复制，中国必须以自己的智慧和实力，创造打破“修昔底德陷阱”的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