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论“对话”的诸多具体问题

在这一时期，随着对谈人数的增多，池田大作基于“实践论”的对话观本身，也在思考关于进一步开展“对话”实践所涉及的诸种现实问题，比如，他关于对话的形式、目的、参加者、场所等都有具体的思考。关于对话的形式问题，池田大作在与戈尔巴乔夫对话时谈道：“单纯通过机器进行交流并不一定是好办法，只有那种大家欢聚一堂、互相拍着肩膀进行的传统方式的交流才是真正的交流。应当始终把这种方式作为根本，努力排除阻碍人们现实交往的那些障碍性因素。”^[15]关于对话的目的，池田认为：“对话的目的并非是争论或者比个输赢，而是相互之间自由地谈论其信条、思想、意见，并促其升华，在此基础上，让对话过程成为第三方的人们如何抉择未来方向的一面镜子——我认为这才是对话的价值和真髓所在。”^[16]另外，随着对话实践的展开，池田大作还思考了关于对话的参加者、场所等具体问题，比如在与戈尔巴乔夫的对话中，他谈道：

为了使一般的人们也能在工作之余经常获得这样的教养，必须把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当作开放的机关和设备而加以充实。而且重要的是，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和宗教家等要经常到这些开放的场所去，通过演讲、对话和教育等来启发市民。这些活动反过来会给这些专业领域的研究、思索和创造带来新鲜的生命。^[17]

可见，关于对话实践本身，池田大作强调“作为人的真正的交流”为第一要义。也就是说，对话应立足“人”这一前提之下，“人”这一共通性是“对话”得以达成并能够冲破国境、民族、意识形态等壁垒的基础和前提。一切对话并非是形式上的一方对另一方通过语言、文字等手段达成的交锋与对垒，而是人与人之间以信任和友情为基础的坦诚交流和沟通。关于池田大作的这一观点，曾遭到部分反对派对其目的性和手段性的质疑。但必须承认，无论是文明交往与文化交流，还是宗教间的教义互陈与精义辩难，其参加者首先无法脱离“人”这一基本单位，而对话内容本质上也是每个参与对谈的“人”对于自身与他者之文明、文化、宗教信仰等内容的陈述与感知，因此，如若脱离了“人”与“人”交往中的信任、尊重、理解、包容等基本前提，任何对话都会停留在语言表面而无法深入。“大家汇聚一堂、互相拍着肩膀进行的那种自古如此的交流”，看似十分普通而原始的对话形式，恰恰反映了“对话”的本质。正如人们会对不了解、不熟悉的他者心存戒备、语不尽言的常情一样，无论是围绕社会现实问题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还是对于自身宗教信仰的反思、对于他者信仰的关注等，都需建立在人性本身的信任与友善的基础之上，否则难免浮于语言寒暄与文字游戏之辩难，导致对话难以深入。基于对对话本质问题的认识，池田进一步围绕“对话目的”阐明了观点，即人们期待各种形式的对话能够带来人类社会整体氛围的改变，而对于对话目的问题本身则有待于再认识。对话的目的“并非是争论或者比个输赢”，而是在自由讨论的氛围中“促其升华”。也就是说，对话并非是语言的交锋，而是彼此思想的激扬与提升。另外，关于对话对于“第三者”的示范作用这一问题，池田认为，“要让对话过程成为第三方的人们如何抉择未来方向的一面镜子”，这种示范性与启发性的“对话”才是“对话的价值和真髓”所在。

最后，池田大作对于对话的参与者与场所等具体问题也阐明了自身观点，突出了“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和宗教家等”所肩负的社会使命，在“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开放的场所，通过演讲、对话等方式来启发市民，这是“对话”得以切实开展与形成社会整体氛围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