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明对话“实践论”的提出

池田大作与汤因比的对谈，是池田大作正式开启文明对话的基础，也是其对话实践向世界拓展的重要里程碑。二人从人之生死的哲学基本问题到世界和平如何实现的具体方法，都进行了广泛的思考与研讨，无论从广度、深度的层面来揣摩，还是从现实针对性的角度来考量，都是非常具有现代意义的。

从池田大作对谈集内容的整体来看，这一时期池田大作关于“对话”问题的认识，既有围绕着“对话斡旋论”的再思考，也有关于“对话”意义本身的思考。在牛津辞典中，关于国际交往中的“对话”有这样的解读：“两个团体或国家之间的正式对谈，特别是以问题的解决和论争的终结为目的。”^[10]而池田大作与法国作家安德烈·马鲁劳对话时讨论废核问题，池田谈道：“我认为，作为明确的具有现实性的提案，关于废核问题，必须由世界各国最高责任者共同召开首脑会议。一切都应从坐于桌前的相互对话开始。这种方法看似单纯，却是一条不可撼动的基本原则，如若对于对话这一方式表示质疑，一切都将无从谈起。”^[11]可见，在这一时期，池田大作还是看重“对话”的功用问题，认为“对话”可以作为一种方法在国际交往中起到斡旋与沟通的作用。

另外，随着池田大作对话实践活动的开展，池田大作的对话观已经开始转变，逐渐转变为对于人的“对话”现象本身的思考。结束了与汤因比的对谈之后，池田大作开始进一步着力拓展对话行动，尝试与多个国家、不同领域的人进行对话。虽然他仍受到20世纪70年代初社会整体潮流中对于“斡旋型”“功效型”对话观的影响，并不排斥那种把“对话”理解为“是一种和平解决问题的方式”，但随着池田大作对话范围的拓展和对谈过程中问题针对性的增强，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后半期的10余年时间里，他更加深信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作用，对于“对话”的方式、场所、目的等问题的相关思考也更加明晰。

首先，反复强调开展“对话”的必要性，认为“对话”能够创造人类历史，是建设和平与安定社会的必经之路，也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突破口和有效方法。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中期，池田大作在与法国作家安德烈·马鲁劳对谈时，就已经表示出对于对话的坚定信念，明确主张“一切都应从坐于桌前的相互对话开始。这种方法看似单纯，却是一条不可撼动的基本原则。如若对于对话的方式表示质疑，将一切都无从谈起。从某种角度来说，只有在把对话的真正有效性充分发挥出来的时候，人类的历史才迈出了扩大局面的第一步”。^[12]十年后，池田大作在与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对话中，进一步明确了“对话”的重要作用，“对话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国家角度来说都是能够为社会带来和平与安定的‘王道’”。^[13]从将“对话”作为“一条不可撼动的基本原则”，到将“对话”的作用上升为“为社会带来和平与安定的王道”，池田大作对于“对话”这一方式的信赖程度不断提高。同时，还可以看出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池田大作并非仅仅将“对话”定位在国与国之间，而是开始从“个人角度”思考对话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同样需要积极开展交流与对话，并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对话”的实践性问题，这是谋求人类社会之和平安定的需要，更是解决当今社会中存在诸多问题的良方。正如池田大作在与基辛格的对话中明确强调的，“对话”在当今时代不可或缺。

缺乏对话的社会，就仿佛不能流动的止水，会沉积、浑浊，会萌生不信任、猜疑心、憎恨与恐怖心。一旦成为一种固定的观念，任其发展，就会产生闭锁的性格。为了能冲破这条死胡同，我认为只有进行肝胆相照的、坦率而充满勇气的对话。对话并不一定要局限于产生某种确定的效果，但正如将水流中的沉淀物冲走一样，我们至少要动起来，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找到某种突破口了。^[14]

在这里，我们需要关注到一个重要转变，即池田大作对于对话“效果”的认识问题，他强调的“对话并不一定要局限于产生某种确定的效果”这一观点，已经不同于他在70年代的“斡旋型”“功效型”对话观，“正如将水流中的沉淀物冲走一样，我们至少要动起来，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找到某种突破口了”，这里的“动起来”“谈起来”，其本质上就是池田大作“实践论”对话观最平实、本质性的表达，即对话是人类社会的必需。不要单纯纠结于对话目的的设定与实现，对话目标的达成仅是对话实践自然而然地展开的一个结果。勇于对话，勇于将对话付诸实践才是“对话”的真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