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际争端与对话“斡旋论”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初，是池田大作对话思想的雏形期。这一时期他与第一位正式对谈对象，被誉为“欧洲统一之父”“欧盟之父”的奥地利人库德诺夫·卡雷尔基（Coudenhove Kalergi）展开了对谈。二人最初相见于1967年，库德诺夫·卡雷尔基于1970年秋第二次赴日时与池田大作在东京对谈三次，总计10余小时。在对谈中，二人探讨的内容极具时代性和现实性特点，涉及与人类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日本未来发展方向等诸多方面，二人还认真讨论了东西文明论、世界和平等问题。对谈中池田大作不仅着眼于东西方文明的广域视角，更努力从日本的立场出发，认真分析了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与发展问题，对谈还言及与中国发展相关的问题。具体而言，二人的对谈内容包括日本论、日本与亚洲、日本与西欧、西欧与苏联、中国论、日本与中国、美国论、联合国论、和平国家论、自然与人、公害问题、宗教的赋权、生与死、领导人姿态、人物论、太平洋文明、自由与平等、民主主义、生命的尊重、青年论、女性论、教育论等。可见，在这次对谈中，池田有针对性地对诸多现实问题展开了思考，并力求通过对话的形式在与对话对象的探讨中阐明并完善自己的观点。从对谈整体内容来看，虽涉及问题较广，但探讨大多着眼于社会现象和具体问题，并未展开细致剖析。

此外，在与库德诺夫·卡雷尔基的对谈中，池田大作具体阐述了自己对开展“文明对话”问题的看法。二人谈及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池田大作谈道：

中美大使级会谈，如果不从政治意义上来看待，而以东西“对话”的观点来看待又如何呢？如果可以成功，那么今后国际上的所有问题都可以产生从对立到对话的转机，这或许应该成为一块非常重要的试金石。此类对话应坚持不懈地继续开展下去。日本也应发挥出积极推进此类国际性对话的重要作用。^[1]

这是池田大作在他的系列对谈中关于对话问题的最初阐述。从内容来看，当时池田大作对于对话的看法是比较直观的，他把“对话”看作解决国际关系问题的“试金石”，也认为“对话”是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值得信赖的有效途径。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池田大作对于“对话”的理解倾向于一种解决国际问题的手段，近似于Adam Curle^[2]对于“斡旋”一词的解读，即在对立双方期待达成观念上的一致这一基础上，力求化解“对立”的价值观与“敌对”的心理而努力进行的慎重交涉。他重视对话的作用，正是因为对话在面对和解决各种国际问题时，能够避免战争等争端，用和平对话、语言沟通的方式可以解决问题，寻求共识。这几句陈述言简意赅，已经充分表明了池田大作的立场和态度：

第一，时代的发展要求人们从广义上思考东西方对话的意义；

第二，期待国际问题可以通过对话解决，这是时代发展过程中化解人类面临的诸种对立所可能寻求的一种转机；

第三，在维护国际关系与缓解诸多问题的过程中，对话虽然可能仅仅发挥着“试金石”效应，但东西方对话必须坚持不懈地开展下去；

第四，日本作为东方现代国家，理应肩负起促成世界各大文明、宗教对话的使命。

可以说，在这一时期，池田大作已经开始意识到对话的重要作用，并努力以一个东方宗教人士的身份和视角，立足自身的民族、区域特点来思考世界各大文明的对话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池田大作对话观的重心在于对话之“斡旋”效果，对对话的作用有着较高的期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