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华人之所以受到排斥，首先是因为华人在语言、文化、血统、肤色、民族性格和社会观等方面，既不同于这一时期构成美国外来移民主体的西北欧移民，也与美国人格格不入。华工主要来自农村，文化水平低，不仅习于中国封建思想中的“三纲五常”等诸种陈规，缺乏美国人崇尚个体自由与独立的意识，而且还带去了吸食鸦片、赌博和械斗等陋习。难怪梁启超访美时因发现华人“只能受专制而不能享自由”等四大缺点而“自惭形秽”。虽然梁氏“中国人性质不及西人者多端”[11]之观点应予鄙弃，但对一些晚清官员为戒绝美国华人“凌乱秽浊”之恶习而苦思良策之史实却不能视而不见[12]。
此外，华工入乡不能随俗，实不可取。他们为节俭而不计居住条件；因好聚居而自封；因习于顺从而不甚关心国事；因思乡而不愿久居；因念归根而骸骨归国，甚至还要从中国运来木材、棉布、丝绸，乃至“跨过太平洋寄回衣服洗净后又寄回的包裹”[13]。凡此种种都为美国人实施排斥性政策提供了口实。
在白人看来，华人“下贱、自私、不道德、不能与外族融合”。他们不愿学习英语或接受同化，“不愿意认同我们的制度，看不起我们的社会风俗，公开藐视我们的法律和权威”。如果不禁止华人入境，西海岸“就会成为中国的行省而不是我们联邦中的州”[14]。虽然这种看法耸人听闻，但对于不了解华人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确实感到，自建国以来，白人长期致力于美利坚民族具有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一种宗教和社会制度的民族同质性似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
虽然白人指责华人的诸种问题在其他移民社区和美国人中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是，华人旅美、寄人篱下，形成了中美两种文化和两种社会形态下不同生活方式的大碰撞。一方面，处于资本主义盛势下的美国人要传播“对人类福利异常重要的物质文明、政府原则和宗教思想”[15]；另一方面，习于封建社会陈规陋习的华人又顽强地依附于本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结果使白人将华人与印第安人和黑人等同起来。有些报刊指出，华人是奴隶，他们入境时“就被牢牢地控制在带他入境的合同主手中，就像南卡罗来纳或路易斯安那的奴隶主控制黑人一样”。因此，如果不排斥这样一个“社会风气败坏，不懂或不理解自由制度和法治自由，灵魂尚未开化，品德野蛮低下的民族，我们就应该准备告别自由制度[16]”。
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报刊为了煽起全民性的排华浪潮，或刊登漫画，或连载文章，丑化华人形象，把华人描述为一张大厚嘴唇、头扎长辫、两目斜视、肤色脏黑的吸血鬼，调戏白人少女。文章写道：“倘若华人同我们所有的白人杂居相处，我们这个种族就会退化为最低级、最邪恶的种族……一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可恶的杂种。”[17]这些荒谬的类比与推论无非是要提醒人们，如果不禁止华人，白人不仅会像在内战中解放黑奴那样再次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白人血统的纯洁性即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前途和命运也面临严重的威胁。
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国会，华人被视为苦力和奴隶，禁止华人就等于终止了苦力贸易。甚至有些中美学者也持有相似的观点，认为华人是“契约劳工”，是“奴隶”或“迹似奴隶”，他们始终处于华人商会或白人债主的控制之下[18]。毋庸讳言，华工中确有被拐骗或被绑架而来的苦力，但据当时英美驻华使节的记载：“华人移民基本上是自由自愿的，几乎都是自筹路费的移民”，他们入境后“可以到任何地方，从事任何职业”[19]。《蒲安臣条约》附注第五条中也明文写道，所谓华工苦力，“美国并无此事”[20]。
另据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一位负责人在谈到招募华工的情况时所言，“华工之间不存在与奴隶制、农奴制或劳役制相似的制度”[21]。白人错将华工视为奴隶，是因为多数人入境后，身无分文，不懂英语，又急于就业，故而求助于华人商会。这在本质上与欧洲移民入境后依靠本民族组织的帮助去寻求就业机会并无两样，但在白人看来，华工是奴隶，“是地球上最下贱的人”[22]，他们智力低下，道德败坏，不适合居留美国。
随着文化冲突和种族歧视的升级，加州劳务市场的竞争亦日益加剧。由于华工多为单身青壮年，无家庭负担，不甚计较工作条件，加上他们勤劳肯干，容易管理，因而颇受雇主青睐。那些在竞争中失利的白人遂将心理上的忌妒转化为行为上的排斥。他们成立排华俱乐部，集体排斥华人，或单枪匹马，伺机报复，致使许多华工被害。随着华工转向农业、铁路和服务行业，排华浪潮亦日益扩展。横贯大陆的铁路建成后，美国人和欧洲移民从东部纷至沓来，加州人口很快由1860年的39.7万增至1880年的86.4万[23]。
人口的增多加剧了职业竞争，而东部商品源源不断地倾入西部后，极大地冲击着该地区幼小的工业体系。1873～187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大批企业倒闭，数百万工人失业，民生凋敝，群情激愤。由此引发的全国性罢工日益高涨。为了维持生产，东部、南部和加州的资本家诱骗华工上班，致使一些罢工失败。那些在经济危机和罢工失败双重打击下的白人劳工遂将华工视为发泄私愤的对象。1877年，爱尔兰移民丹尼斯·卡尼在加州成立了“美国工人党”，提出“中国佬必须滚开”的口号，并利用各种方式煽动排华情绪。卡尼扬言：“如果不排斥华人，我就建议你们准备一支步枪和一百发子弹。”[24]
言外之意，如果不颁布排华法，他就要率领工人以武力解决排华问题。在该党的煽惑下，农场工人、手工业者及破产的小业主和失业者纷纷加入了工人党，使其势力迅速壮大，并在1878年加州会议选举中获得了30%席位。也就是在这届议会中，排华问题被纳入加州宪法中。由此可见，在排华浪潮中，劳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排华浪潮由一种社会现象演化为政治议题与内战后美国政治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在1870年以前的加州选举中，两党候选人为赢得选举，竞相将排华问题纳入党纲。每任州长就职后，都要颁布排华法，直接助长了加州排外主义者的嚣张气焰，使排华浪潮愈演愈烈。
同时，在20世纪60～70年代，由于约翰逊总统在重建时期采取了妥协宽恕的政策，使内战中元气大伤的民主党得以东山再起。1876年，当两党在选举中处于势均力敌的时候，西部沿海州的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为了迎合西部选民的排华心理，两党竞相把排华问题纳入党纲，使排华问题骤然成为全国性问题。民主党人表示，要“制定法律，进一步禁止蒙古利亚人种的进入或移民”。而共和党则认为，“国会最紧迫的任务是应该全面调查蒙古利亚人种移民和入境对国家道德利益和物质利益的影响”。当共和党人拉瑟福德·海斯以大有争议的微弱优势当选之后，他在敦促国会解决排华问题的同时，表示“愿意考虑任何旨在禁止华人入境的适当措施”[25]。至此，排华问题已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排华政策的实施已不可避免。
当然，美国掀起排华浪潮，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它曾多次要求美国认真履行《蒲安臣条约》，保护在美华人利益。然而，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它在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下，自顾不暇，根本没有能力保护海外华人。所以，美国政府不仅对社会上的排华浪潮充耳不闻，而且还无视两国条约规定，肆无忌惮地排斥华人。尽管清政府对美国各地屡次发生的排华事件深表关注，要求美国政府赔偿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护华人的权益和安全，但美国政府却敷衍塞责，声称维护地方治安是联邦宪法赋予各州的权力，联邦政府无权干涉。因为“美利坚合众国对于个人违反它的法律的行为不负法律责任”。虽然美国有履行《蒲安臣条约》的“光荣义务”，“但在这种义务中，没有对损害的赔偿义务或满足因个人违反国家法律而对其他个人造成损失的赔偿义务”[26]。
美国对其国内不法分子残害华人的事件视而不见，但却要求清政府保护在华美国人的权益和安全。在华工问题上，虽然中美两国在1880年同意暂时禁止华工入境，但美国政府却在1882年《排华法案》中禁止华人移民10年，之后又不顾清政府的反对，三番五次地推出修正案，彻底将华人排斥在美国大门之外。如果中国当时像今天这样强大，即使美国不会认真履行两国条约中的义务，也绝对不敢把排斥华人当作一项国策，实施了长达61年之久。可以说，“弱国无外交”的至理名言在美国排华政策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