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优势及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推进路径
（一）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优势
通过与国际三大湾区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粤港澳大湾区的确具备一些得天独厚的创新优势。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总量大。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11城GDP之和已经达到了10.22万亿元，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GDP首次突破10万亿大关，仅略低于全球第11大经济体韩国，与纽约湾区实力相当。也就是说，粤港澳大湾区仅凭借0.6%的国土面积，贡献了12%的经济总量，成为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湾区。
人口结构优。粤港澳大湾区2017年末总人口接近7000万人，远高于世界三大湾区。根据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2018）》，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年龄结构为年轻型结构、劳动力人口比重高、可持续发展后劲强，人口的增加不断增加大湾区的人力资本，为湾区未来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政策制度新。粤港澳大湾区承载多项国家战略，既是对外开放的门户，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更是我国自贸区战略先行先试区。再者，从制度方面而言，粤港澳大湾区不仅包含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还包含了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深圳特区和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由此可见，粤港澳大湾区在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方面均走在全国前列。
科研实力强。粤港澳大湾区拥有170多所高校，其中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均跻身于QS世界百强高校名单，集聚了一大批创新型国际化领军人才。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发明专利总量达25.80万件，已然超越了三大湾区，且差距还在继续扩大。
（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面临的主要问题
1.体制政策因素导致的互联互通程度低
体制因素造成要素流动受限。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不同制度的行政主体，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内地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而香港、澳门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由于体制上的特殊性，大湾区的人才、资金、设备尚不能自由跨境流动，不能发挥其巨大价值，这无形中制约了科技创新的持续发展。
政策协同性不强。粤港澳大湾区承载多项国家战略，既是对外开放的门户，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更是我国自贸区战略先行先试区。虽然集聚了多项政策优势，但政策间的协同性有待加强。
2.经济发展质量不高
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2016年，四个湾区中，纽约湾区的第三产业占比居于榜首，高达89.4%。而粤港澳大湾区的第三产业占比为62.2%，是其中最低的。三大湾区的经济发展主要以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和批发零售业等为驱动力，而粤港澳大湾区最重要的产业仍为工业和进出口贸易。
同质化竞争激烈。粤港澳大湾区内有实力相当的几大中心城市，城市之间也一定程度上存在同质化竞争。这可能会伤害到区域整体经济竞争力，浪费经济资源。
3.金融体系不完善
货币金融制度差异明显。粤港澳大湾区内同时流通着三种货币，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没有实现完全可兑换。此外，金融与科技产业的融合也不够。传统的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产业具有高风险、高回报、无形资产比重高等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科技企业必须要获得金融支持才有可能得到持续发展。然而，粤港澳大湾区在科技创新的财政支持体系、银行信贷体制和金融服务体系上都还不够完善，缺乏一个良性的金融生态环境。
4.缺乏创新创业环境
湾区包容性、多样性亟待提升。创新嵌入特定的文化之中，社会多样性、社会开放性与文化包容性有利于激发创新创意。根据2017年的数据，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的移民比例分别是5.87%和3.5%，同在东亚的东京湾区移民比例也达到2.61%，而粤港澳大湾区的移民比例仅为1.85%，为四大湾区中的最低水平。这种低开放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创新活动的发展，具有“注重制造而忽略创造”的文化特征。
缺乏创业公司与大型企业共存的生态系统。大型企业不仅可以辐射带动小企业发展，还可以通过并购小企业来求得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大型企业还比较少，仅有华为、腾讯、比亚迪等企业作为“领头羊”。另一方面，大型企业对小微企业的带动能力明显不够，尚未形成如同硅谷般的创业公司与大型企业能和谐共存、良性循环的营商环境。
5.湾区的环保约束趋紧
建设世界级的湾区，需要世界级的环境质量作为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处于陆海交接地带，属于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的区域，推动大湾区绿色发展尤为关键。珠三角近岸海域、主要河口污染仍然较为严重，海洋生态环境不容乐观。在这方面，东京湾区算是前车之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绝不能重走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6.科技创新实力有待加强
创新引擎企业的辐射带动不够。与世界级湾区相比，缺乏创新引擎企业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所面临的关键瓶颈之一。粤港澳大湾区的引擎企业少之又少，2017年汤森路透公布的全球100强创新力企业中只有华为入榜，同时这也是中国唯一入围全球100强的企业。
产学研尚未形成合力。粤港澳大湾区尽管在发明专利数量上超过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但在施引专利数量上却远远不及两大湾区。数据显示，2013年粤港澳大湾区的发明专利施引数为纽约湾区的46.37%，2016年为14.95%，差距变大，2017年为84.34%，差距缩小。虽然有改善的趋势，但是粤港澳大湾区在科研产业化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未充分发挥研究性大学的溢出效应。国际知名湾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以世界知名研究型大学的知识外溢为牵引。大湾区不乏研究性大学，拥有包括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在内的170多所高校。但总体而言，粤港澳大湾区还没有将研究性大学的知识溢出效应发挥出来。具体表现为：大学专利等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很低，且研究性大学对大湾区创新创业的影响更多的还是体现为人力资本而非创新氛围。
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够大。国际科创中心在发展过程中都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支持。这种支持既有显性的，比如税收、补贴贷款方面的优惠，也有隐性的，比如破除壁垒、出台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等。例如，日本筑波从确立建设科技创新中心起的每一阶段，日本政府都有相应的专门规划，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制定了大量优惠政策，并通过立法形式予以保障，政府强大的意志和巨大的投入直接推动着筑波的发展。而粤港澳大湾区还缺乏此类支持创新创业的政策和法律法规。
缺乏创新专业服务。一般来说，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都拥有比较完善的创新专业服务，主要包括生产性服务和创新中介服务两大类。例如，硅谷的律师事务所就以较低费用或者无前期费用为资金有限的创业公司提供法律服务，这大大减少了初创企业在非核心业务方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从这方面来说，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配套设施还做得不够到位。
（三）如何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
为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现存的问题，结合世界三大湾区的成功经验，我们认为以下几方面值得关注。
1.发挥政策优势，集聚创新要素
粤港澳大湾区需要形成更加精准、更具竞争力的人才政策优势。应该加快推进大湾区创新人才高地建设，探索粤港澳跨境引智机制。一是政府可鼓励广东省内的科研企业在港澳设立分部，吸引和招聘更多国外高端科研人才，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二是通过集聚创新要素，加强国内外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技术园区之间的合作等方式，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主体的培育；三是加大投入力度，遴选、发掘前沿领域的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型企业家及一大批高质量科技人才，探索更具引才力度的“粤港澳大湾区绿卡”制度。
2.完善创业配套设施，为打造科创中心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加快商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保证创新服务的提供。完善的商业基础设施是创新创业企业增值和成功的重要支撑。一是在围绕科技园区建设的同时，应着重加强产业生产网络的建设；二是扶持建设科技创新孵化器，帮助高新技术小企业和项目快速成长；三是建立面向珠三角中小高科技企业的信用担保机构，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和信用管理体系。
可探索成立粤港澳大湾区政策性的科技银行，通过引入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运作模式开展存贷、质押等业务，针对高科技企业提供政策性金融服务。事实上，早在2012年8月，上海就成立了这样的专门服务于科技创新产业的浦发硅谷银行。考虑到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银行服务更为成熟，我们建议也可以成立一个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银行，促进金融与科创的“联姻”，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以及“科技—产业—金融”协同创新中心。
此外，要营造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创新创业文化。良好的创新氛围将会极大地提升创新创业成功的可能性。应高度重视中介协会在推动企业间互动交流、为创新创业者提供互动平台、营造互帮互信氛围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3.加强产学研互动，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换
全面深化创新改革试验，探索粤港澳跨境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形成促进人才、金融及大装置、大平台、大学等创新要素高效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和成果转化机制。一是要建立技术许可办公室等相关机构，将有研发能力的科研机构或大学与需要研发成果的企业联系起来，加快推动研发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二是完善产学研人才流动机制，鼓励专家学者在追求基础研究上的突破与创新时，到科创企业中去了解真实的产业界动向；三是鼓励企业的实践型人才去高校授课，让理论与实践碰撞出火花。
另外，应该发挥研究型大学的知识溢出效应。在创新活动中，大部分的新知识都是隐性的。由于隐性知识溢出具有空间黏性，建议围绕研究型大学建设创业园区或孵化器，并鼓励大学生在空闲时间或寒暑假期间进入园区或企业实习，成为更符合实践需求的新人才。
4.积极探索大湾区内部合作与国际合作新模式
建立粤港澳三地协同发展的协调机制。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建立了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粤澳合作联席会议机制，但缺乏粤港澳三地及各城市政府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故需要进一步完善多层级政府的协调机制。应在国家层面建立湾区城市群发展协调机构，重点协调小珠三角城市与港澳的经济交往，建立区域经济协商的常态机制，加强区域经济联系。
明确大湾区城市的功能定位，引导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四大中心城市错位发展。广州是华南地区重要的高教基地，高校与科研院所集聚，在科技创新人才培育和基础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深圳是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高新技术发达，企业为主体的应用型技术研究实力强；香港科技创新国际化程度高，商业咨询、风险投资发达可为科技创新提供支持；澳门是中国与葡语国家进行商贸的合作服务平台。四城应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错位发展。另外，可发挥港澳国际化优势、香港和广州知识创新优势与深圳的产业技术创新优势，结合东莞、佛山、惠州、中山等地制造业基础，成立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协调机构，促进湾区城市群的持续发展。
最后，除了加强大湾区内部的联系与合作外，还应当积极探索大湾区对外交流合作模式，全方位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完善科技创新开放合作机制。利用港澳的国际化优势和粤港澳科技创新合作平台，吸引世界级科学家来大湾区从事研究与产业化工作，提升知识创新能力和发挥技术创新优势，加快产业化进程，增强经济活力。进一步推进产业协同发展，统筹利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完善创新合作体制机制，优化跨区域合作创新发展模式，构建国际化、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