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群际与文化层面

东方人与西方人的心理特征上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个体和人际层面，在群体层面和文化层面上也有所体现。由于受到东方社会的家族主义的影响，企业组织也呈现泛家族主义的取向。基于此，郑伯埙建构了以家长式领导为核心的企业组织运营模式特点及机制；梁觉则以社会信念为基础建构了社会通则的理论体系；葛鲁嘉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建构了新心性心理学体系；赵志裕从文化融合的视角建构了文化混搭的心理特征及机制。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心理学本土化的研究视角从探讨中国人独特的心理特征逐步向普遍性的、能够融会贯通东西方共同特征的心理体系转变。也就是说，在国际心理学体系中，东方的心理学不再单单是西方心理学体系的补充，东方心理学研究者所建构的理论体系也在慢慢走向国际心理学的核心区域，并逐步担负着引导的作用。

一 组织与管理

家族主义是华人社会关系取向的核心和基础，它不仅在家庭结构中起重要作用，而且在社会、组织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前文所述的泛家族主义倾向。为了理解华人社会的组织架构，郑伯埙将家族主义的观点引入工业与组织心理学研究之中，对华人的组织模式进行了探讨。

郑伯埙认为与西方现代企业不同，华人组织有明显的家族控制和网络关系的特征，即华人的企业一般被某个家族控制，并视为家族家产的一部分，此外，华人家族企业之间也形成了相互依赖、互通有无的组织间网络（郑伯埙，黄敏萍，2008）。由于家族主义的存在，华人企业形成了“尊尊原则”和“亲亲原则”两种处理事务的原则，而由这两种原则又衍生出了家长式领导和关系差异式领导。樊景立与郑伯埙将家长式领导定义为：一种表现在人格中的、包含强烈的纪律性和权威、包含父亲般的仁慈和德行的领导行为方式（郑伯埙，1995a；Farh & Cheng，2000）。

根据这一定义，家长式领导包含三个重要维度：威权、仁慈和德行领导（郑伯壎、周丽芳、樊景立，2000）。威权是指领导者的领导行为，要求对下属具有绝对的权威和控制，下属必须完全服从；仁慈是指领导者的领导行为对下属表现出的关怀，关心下属个人或其家庭成员；德行指领导者表现出高度个人美德、自律和无私的行为。郑伯埙等还建立了领导行为与下属反应的模型，根据家长式领导行为表现方式的不同，下属会分别表现出敬畏顺从、感恩图报以及认同效法等行为（图2-3）。

图2-3 家长式领导与下属反应

该模型认为家长式领导的效能必须建立在领导者和下属对各自角色的认同，以及下属对领导者追随的基础之上，否则将导致管理效能降低、人际和谐关系破裂。除了理论建构外，郑伯埙还编制了家长式领导量表（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scale，PLS），该量表由3个分量表组成，其中仁慈领导分量表有11个题项，德行领导分量表有9个题项，权威领导分量表有13个题项，并且问卷三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以及建构效度都非常高（郑伯壎、周丽芳、樊景立，2000）。

相比于家长式领导，对关系差异式领导的研究则较少，其原因是关系的界定不够明确，意义太过广泛，研究过程容易出现分歧。大部分研究发现，在华人企业组织中，当主管与下属有某种特定的关系基础或客观的社会连带时，彼此的人际关系品质和信任程度都较高，并且团体的效率也会较高（郑伯埙、黄敏萍，2008）。此外，关系差异在领导对员工进行分类时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华人领导会根据关系、忠诚与才能将员工进行分类，对不同的员工表现出不同的领导方式（郑伯埙，1995b）。

二 社会通则

在梁觉等人看来，以往探讨文化差异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价值观的差异，可能忽略了不同文化间的信念差异。华人心理学家梁觉提出了社会通则这个一般化社会信念的概念，从而开创了研究个体行为以及文化差异的新视角（Leung et al.，2002）。

社会通则是指一般化的稳定的社会信念，是个体对两个概念或者两个实体之间关系以及世界如何运作的认识，其中两个概念或者实体可以是他人、社会、物质或精神世界（Leung et al.，2002）。社会通则是人类在生存进化过程中自觉形成的，它具有如下几项基本功能：（1）方便人们实现目标（lnstrumental）；（2）帮助人们对自我进行保护（ego-defensive）；（3）体现人们的价值观体系（value-expressive）；（4）帮助人们认识理解世界（knowledge）（Kruglanski，1989；马溧莉、张建新，2009）。

在回顾研究文献和理论思索的基础之上，梁觉等（2002）编制了社会通则量表（Social Axiom Scale，SAS）。通过对中国香港和委内瑞拉的两个人群的施测，并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梁觉等人最终获得了60题项、5个维度的测量工具。其中：愤世嫉俗（social cynicism）主要衡量个体的人性观，高分者认为人生来就是恶的；社会多样性（social complexity），主要衡量个体是否认为世界上的法则具有可变性，高分者认为世界是变化的，人的行为也不具有一致性；付出有回报（reward for application）主要衡量的是知识、能力等资源与事件结果之间的关系，该维度的高分者认为知识、能力等资源都能带来正面的效果；宗教性（religiosity）主要衡量个体是否认为有超自然力量的存在。（5）命运控制（fate control），主要测量个体是否认为事件都是事先预定的。跨文化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在41个国家和地区中均获得了较为一致的结构。

在对行为的预测方面，社会通则展现出了良好的预测力。如研究发现“付出有回报”维度能够显著地预测孝顺行为（Chen，Bond & Tang，2007），而且个体在面对失败时会更加努力地去重新尝试（Safdar，Lewis & Daneshpour，2006；Singelis et al.，2003），而愤世嫉俗能够显著地预测年轻人对老年人的歧视态度（Neto，2006），同时愤世嫉俗高分者往往还表现出较低的情绪抑制（Chen，Cheung，Bond & Leung，2005）。不仅如此，大量研究还表明，社会通则在对职业兴趣的选择上也具有独特的预测作用（Bond，Leung，Au，Tong & Chemonges-Nielson，2004）。

虽然社会通则在个体侧面上取得了跨文化的结构效度，但在群体层面的研究结果中发现了不一致的结果。梁觉等人根据社会生态学因素分析对来自41个国家的样本进行分析发现，社会通则在群体层面主要包含两个基本维度：社会愤世嫉俗和动态性外部。其中，动态性外部的题项主要来自于付出有回报、宗教性、命运控制以及社会多样性4个维度，而社会性愤世嫉俗的题项则主要全部来自个体层面的愤世嫉俗维度。

邦德等人（Bond et al.，2004）提出的社会通则的二维结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Hofstede（1980）四维文化价值观（权力距离、不确定规避、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所忽视的领域。实证研究的结果支持了邦德等人的假设，社会通则与文化适应和文化认同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如Chen等人发现缺乏移入文化的社会通则能够显著地预测移民者的适应困难（Chen，Cheung，Bond & Leung，2005；Kurman & Ronen-Eilon，2004）。而且社会通则的群体差异也能够显著地预测原住民对外来移民的接纳程度（Safdar，Dupuis，Lewis，El-Geledi & Bourhis，2008）。

社会通则理论的提出为理解人类的行为和文化差异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并且在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对预测人类的行为具有独特的解释力，因而，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科的发展和进步。

三 新心性心理学

新心性心理学就是一种植根于本土文化资源的创新，试图开辟中国心理学自己的新世纪发展的道路。新心性心理学有其基本的内涵和主张，对于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解和对于心理学研究方式的确立有一个基本的建构和创新（葛鲁嘉，2005）。中国文化中非常独特和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心性的学说。

中国文化崇尚“道”的传统。但是，道的存在与人的存在，道的存在与心的存在，并不都是外在的或远人的。道就是人心中的存在，心与道是一体的。道就是人性的根本，就是人心的本性。这就是心性说，就是心性论。

新心性心理学的原创性理论构想与核心理论建构包含6部分重要的内容：“心理资源论析”“心理文化论要”“心理生活论纲”“心理环境论说”“心理成长论本”“心理科学论总”。这6个理论专论分别对心理学研究涉及的学术资源、文化基础、研究对象、环境影响、心理成长、心理科学等进行了全面考察、深入探讨和创新建构。

四 文化混搭

当今的心理学体系主要植根于西方文化体系，然而研究者发现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得到的结论可能在其他文化背景下“水土不服”，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们忽略了文化因素。随后，研究者展开了大量的跨文化研究来探讨和比较不同文化间的差异（跨文化心理学；Morris & Peng，1994）、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所独有的社会问题（文化心理学；Mesquita & Frijda，1992），然而这两种研究取向夸大了文化的效应，忽略了文化内部的异质性。

因此，研究者们又强调进行多元文化取向的心理学研究，该取向的研究将文化作为个体的内隐知识，个体可能拥有多种文化的内隐知识，特定的情境可能会激活相应的内隐知识进而影响个体的外显行为（Chiu & Hong，2006；侯玉波、张梦，2012；杨晓莉、刘力、张笑笑，2010）。

然而，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同个体所拥有的文化的内隐知识可能不是相互独立的，他们之间可能形成一种融合和并存的形式——文化混搭（cultural mixing；Chiu，Gries，Torelli & Cheng，2011；Li，Kreuzbauer & Chiu，2013），如在中秋节期间，哈根达斯推出了“冰皮月饼”等产品。因此，学者们呼吁文化混搭可能是当今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趋势（Chiu et al.，2011；Gelfand，Lyons & Lun，2011）。最近的研究表明，文化混搭不仅会激发个体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Chiu et al.，2009；Torelli et al.，2011；Chen & Chiu，2010；Cheng et al.，2011），还会提升个体在创造性任务中的表现（Leung & Chiu，2010；Leung，Maddux，Galinsky & Chiu，2008）。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或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不同个体对文化混搭的反应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比式反应，另一种是同化式反应（彭璐珞、赵娜，2015）。前者主要是指当个体面临文化混搭时，第一反应是排斥外来文化以维护原有文化；后者主要是指当个体面对文化混搭时，积极接纳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则持贬斥的态度。

彭璐珞等人（2013）总结以往的研究发现一些变量能够调节个体的反应方式，如文化符号的象征性（物质领域的文化混搭激发同化式反应，而宗教领域的混搭激发对比式反应；Yang，2012；彭璐珞，2013）、混搭程度（杂糅式混搭比并列式混搭更容易激发对比式反应；Cheon，Christopoulos & Hong，2016；De keersmaecker，Van Assche & Roets，2016）、文化的相似性（两种文化差异较小，更容易激发个体的同化式反应，而文化间的差异较大将会激发对比式反应；Torelli & Ahluwalia，2012）、认知闭合需求（当认知闭合需求较高时，文化混搭更可能激发个体的对比式反应倾向，相反，当认知闭合需求较低时，文化混搭更可能激发个体的同化式反应倾向；De keersmaeker et al.，2016；Morris et al.，2011）等。

文化混搭概念的提出大大延伸和拓展了以往研究的主题内容和对象，为研究者们深入和准确地理解人类的行为和心理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五 小结

正如前面所呈现的，经过近40年的探讨与研究，华人本土心理学获得了一批富有意义的成果，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但也存在显见的问题。

首先，以往本土心理学研究倾向于关注具体的特定文化现象或概念，缺少系统的核心理论建构，导致目前本土心理学研究结构零散、概念体系隔离于西方主流心理学，有些领域（如人格特征）的各位专家自说自话，不同来源的研究结果难以进行有机整合。

其次，以往的本土心理学研究多以传统的、静态的角度来思考和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虽然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积淀对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人的心理是建构的，人的自我是建构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巨变，不断地塑造着中国人的心态与行为。人是历史的，传统的，但更是现实的。中国心理学本土化理论建构，必须首先针对民众当下的心态与行为，而将文化传统纳入当下的心态与行为背景之中，而不是本末倒置，将自身隔离于国际心理学语境与概念体系之外。

最后，以往本土心理学研究的方法更多偏向于访谈法和问卷法等静态研究。这些方法虽然可以从某个侧面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描述中国人的心态与行为特征，但是缺少了因果推论和内在心理乃至生物学机制的揭示。而这些最基础的机制研究，恰恰最能够为理论的建构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支持。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人的文化建构过程实际上是价值观社会化的过程。人的自我发现过程，本质上是自我价值发现、寻求和建构的过程，是将社会对人的价值判断内化为自我价值。因此，中国本土心理学核心理论的突破点，一定是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核心概念的建立与相关理论的建立。

中国人的自我价值结构与形成过程，就成为具有不可替代地位的本土心理学核心理论的突破点。不论是个人的自我建构和在此基础上的行为，还是个人主体与其支撑体系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与群体关系，都在自我价值建构和变化的动态主线当中。因此，我们选择自我价值作为中国本土心理学核心理论的突破点，一方面本土地揭示中国人独特的自我价值特点与建构过程，描画中国人在自身文化背景中生发独特的心理与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将中国本土心理学核心理论的建构与最新的国际心理学话语体系及最新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对接起来，使中国本土心理学的探索与核心理论建构可以很好地解释本土民众的心理与行为，同时为国际心理学探索提供一个有效的范式，使研究的路径与视角，以及通过本土心理学探索建构的知识体系，可以很好地被运用于其他文化背景的心理与行为规律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