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华人心理学家的本土化探索

西方心理学理论的迅速发展和积累，并没有直接增强中国人对揭示自身文化中独特行为的复杂性和根本动因的信心。究其原因，是因为心理学领域理论积累始终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发出来的，即使有些涉及了东方文化，也仅仅是作为西方文化的一种陪衬，因此，当前的心理学知识体系并未从主体上探讨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实质内涵。此外，西方心理学理论所涉及的也都是源自西方社会中较为重大的实践问题（如种族主义），这些问题在华人社会中可能并不显见，即便存在，也可能以另一种独特的方式存在。如果完全按照西方心理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这样既可能无法用西方的心理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现有的问题，也可能会忽略中国人所特有的一些心理与行为特点。有鉴于此，进行中国人心理的本土化研究已经不只是心理学学科在中国发展的需要，更是一种社会现实的迫切需求。心理学在中国尤其需要有基本概念的建立和核心理论的突破。

从概念上来讲，本土心理学可以界定为是一种以科学方法有针对性的研究某一特定社会文化中人们的心理与行为的科学（Enriquez，1990；Kim & Berry，1993；Yang，2000）。实际上，中国心理学本土化的努力由来已久。早期，容闳和王国维开设的心理学课程就有揭示中国人自身心理奥秘的意味。梁漱溟先生在1926年曾写过一篇《人心与人生》的自序，并在1929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八版自序后面刊出。杨国枢先生（1982）首次强调华人心理与行为的研究应该中国化，后又将中国化改称为本土化，从而激发了现代中国心理学本土化的研究热潮。总体而言，华人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在个体层面（如人格、认知等）、人际层面（如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与伦理等）以及群体层面（如组织与管理、社会通则等）均有所突破和发展，但仍面临许多学理如何与国际学术衔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