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已有研究

一 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

1967年，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出版。这本书从媒体技术和消费社会的角度解读图像对人们欲望结构的深刻影响，它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认为人与人的关系不再是马克思视野中的物与物的关系，而是景观与景观的关系。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教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2]沿着居伊·德波的理论路线，行走得更远，提出人类社会正在走向“仿真”阶段，即图像符号替代真实世界，图像通过构造一个比真实世界更加绚丽、真实的“超真实”环境而劫持了人类，人类已经生活在媒介虚构的世界中，无从判断世界本真了。仿真的发展过程是生产的秩序首先代替模仿的秩序，继而又被模拟的秩序所代替。^[3]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阐释包括两个方面，他既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出发，将消费看作资本生产逻辑的必然结果；同时又从符号学理论成果出发，揭示出作为意义结构体系的消费本质。^[4]沃卓斯基兄弟执导的《黑客帝国》充分诠释了鲍德里亚“仿真”社会的景象：符号劫持了真实，人们生活在符号自我繁殖的拟态环境中而不自知。

无论是居伊·德波还是鲍德里亚都对媒介在社会中的力量有充分认知，只是前者的“景观”理论还只是在批评媒介对真实的遮蔽，而后者的“仿真”理论则已经到了唯心主义的程度，认为媒介取代了真实，真实已经消失了。反观社会现实，媒介在大部分时候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理解和态度。然而，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不论是记录，还是虚构，媒体制作出来的拟态符号仍然需要以客观现实为参照和灵感来源。现代社会，至少从当前的发展阶段来看，仍然没有达到符号消解真实的程度。鲍德里亚在媒介批评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但其对消费社会和媒体新技术的独到见解，仍然为人们提供了重要参考，故而身为知识的“恐怖主义”分子，他的理论对后人启发颇多。

如果说居伊·德波和鲍德里亚更多的是关注媒介景观化对社会的影响，那么凯尔纳的《媒体景观》（Media Spectacle，又译为《媒体奇观》），则将研究重点放在媒体景观化本身，即媒体用超越事实本身意义的“强力表达”来制造视听盛宴。居伊·德波提出的景观社会，从消费主义和技术主义出发，研究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凯尔纳从技术资本主义出发，研究媒体景观的表现形式和媒体景观一再确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手法，从而消解人们反抗精神的过程。

居伊·德波、鲍德里亚、凯尔纳等人对景观社会的研究虽然都处于后现代的理论视野之中，但是他们的研究实际上是对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的发展、修正或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一脉相承。凯尔纳本人，更以法兰克福学派一脉的第三代文化批判研究理论家自居。

在我国，有诸多学者、专家是从节目经营、制作的层面来研究电视娱乐化现象的。2006年，尹鸿、冉儒学、陆虹出版的《娱乐旋风：认识电视真人秀》，梳理了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兴起过程、存在形态、节目元素、节目类型等，对电视娱乐化的现象进行了总结分析。朱礼庆的《娱乐的本性：电视娱乐节目的娱乐性研究》，周亭、胡正荣、李继东的《中国电视娱乐产业研究：一种生产者的视角》等著作，在节目的制作、经营层面对电视娱乐化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

一些学者、专家对电视娱乐化现象的批评、研究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的深刻影响，从文化工业、大众文化的角度分析电视在取悦受众的本能中所蕴含的娱乐化冲动，如董天策的《消费时代与中国传媒文化的嬗变》、叶志良的《大众文化》、孙宝国的《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形态学》、蒋原伦的《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等等。随着电视娱乐化现象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一些学者在作品中涉及了后现代主义视角的电视批评，从景观（奇观）社会的角度考察电视娱乐的问题，如蒋晓丽《奇观与全景——传媒文化新论》、欧阳宏生《电视文化学》、高字民《从影像到拟象》，南京大学张一兵的论著也有涉及。赖黎捷2013年8月出版的《媒体奇观视域下的中国电视娱乐文化转型研究》（上下篇），上篇通过样本节目的分析解析电视的娱乐奇观；下篇研究了电视奇观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以及电视奇观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

二 已有研究的不足与借鉴

对于电视娱乐化现象，研究者众多。相当一部分的研究，将视野集中在电视节目经营者、频道管理者在电视“事业化管理，企业化经营”理念下的职责和赢利压力。在我国大陆，电视台属于事业单位，享受国家的政策、管理、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具有国营媒体的性质。然而，作为国营媒体的电视台，却不能够像BBC那样从电视收视费中获得大量的资金支持，因而不得不从广告市场、节目交易市场中获得收益。数字付费频道用户所缴纳的年度费用，仅仅够电视网络硬件的维护所需。与此同时，电视节目竞争激烈，频道间的收视竞赛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王牌节目在制作、推广方面的费用越来越高，电视台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才能有效地开展工作。在这种背景下，电视娱乐化时常被解读为“哗众取宠”的错误行为，是一种需要打压的“低俗”“恶俗”行为。可以想象，习惯了电视公益化运营的人们很难一下子接受电视从严肃向娱乐的转变。但是，这里存在一个尖锐的矛盾：为什么一边是人们对电视娱乐化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另一边却是人们对娱乐化的电视的收视率支持？这个矛盾怎么解释，是如何并存不悖的？大量的研究从电视的分众传播、社会责任、节目形态、节目类别、节目经营、节目交易等方面试图回答并评价这个问题。此类研究在电视节目制作方面非常有价值，但在电视管理方面却力不从心：忽略了电视市场之外的宏观社会环境变化，就难以真正把握电视文化取向方面的趋势。

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诸多理论，对大众媒介有着深刻见解，它们从宏观的社会发展角度研究大众传媒与一些社会组成维度之间的相互关联，包括消费主义、技术进步、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生产、身份认同等。这些理论大相径庭，却也有一脉相承之处，即将大众传媒放置在整个大的社会环境中去考察，并以动态发展的眼光去解读大众传媒对社会环境的作用。我国学者运用大量的研究范式去探讨电视和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不乏使用景观社会理论来研究电视景观的。前人的研究相当丰富，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作用。国外的理论虽然精深，却缺乏对我国电视生态具体境遇的针对性；国内使用文化研究理论分析电视的学者则可能过于重视宏观分析，缺乏我国电视市场发展情况的数据支持，重质化研究，缺乏实证研究。将质化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以电视发展的相关数据为依据，把对电视娱乐化现象的研究从节目经营、管理层面提升到更为抽象、宏观的层面，把电视娱乐化视为社会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向过程中的一个电视表征，这样可以将电视娱乐化的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从而提供一个更有理论、数据支持的研究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