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书构想
一 概念界定
与电视娱乐相关的概念比较混杂，这一方面是因为电视娱乐化在我国是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现象，另一方面是因为相关研究仍在探讨阶段。为了便于研究的开展，此处将试图厘清一些概念，以便澄清文内的概念之所指。
电视综艺节目，涵盖范围极广，在内容上类似我国古代的“散乐百戏”，泛指各种音乐、舞蹈、杂耍、游戏、搞笑等类型的节目。对于电视综艺节目的概念厘清，或许用排除法更容易一些。按照《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的节目类别划分，电视综艺节目指的是除了新闻资讯类节目、专题服务类节目、影视剧类节目和广告之外的所有节目。世界上第一家电视台和我国第一家电视台，在播出之初，就包含了综艺节目的成分。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它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在传统媒体时代，综艺节目是电视较之于报纸、杂志、广播的优势之一。
对于电视娱乐节目的概念厘清，应该以电视综艺节目为参照。“娱乐”二字，指向的是对目标对象的取悦。在日常使用的过程中，它常常以动词的形式出现，例如“娱乐大众”。这种用法也反映了“娱乐”至少包含两层潜在含义：一、受传者的愉悦是传播效果达成的前提条件；二、平面的、轻松的、简单的风格比深度的、严肃的、复杂的风格更适合用来娱乐。“综艺”二字，指向的是文本内容，它的目的可以是取悦，也可以是教育、宣传等。故而，并不是所有的综艺节目都可以称为电视娱乐节目，例如1966年5月，北京电视台（央视前身）播出的《工农兵业余文艺》，以及“文革”期间在电视上播放的样板戏节目。极端的例子比较容易说明电视娱乐节目和电视综艺节目的区别，但是在更多的时候，此二者在概念边界之处有诸多模糊地带，例如电视综艺节目《春节联欢晚会》能不能称为电视娱乐节目呢？“电视娱乐节目”至今缺少一个明确的界定，故其内涵和外延往往模糊不清，宽窄不一。[5]按照谢耘耕的观点，“电视娱乐节目就是指通过电视这一特定的传播媒体传播的，大众广泛参与的，以审美性、娱乐性、观赏性和趣味性为突出特点的电视节目”[6]。一般而言，电视娱乐节目在人们日常生活和新闻报道的指称中，主要意味着具有娱乐性质的综艺节目，而不包含电视剧。当然，相当数量的电视剧是具有强烈的娱乐性质的，是电视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指涉的电视娱乐节目只包括具有娱乐性质的电视综艺节目，即电视娱乐节目包含在电视综艺节目之中。
电视娱乐化，指的是电视节目为了取悦受众，其风格、文化取向从严肃向轻松、活泼、诙谐过渡的一种电视现象，包括综艺节目、新闻节目、专题节目、影视剧、广告等类型节目的娱乐化。其中，广告的娱乐化容易被忽视；综艺节目、影视剧的娱乐化比较容易被舆论接受；新闻节目的娱乐化比较容易受到非议。顾名思义，“化”字表明了电视娱乐在当前是一个动态的、逐渐加深的过程，“娱乐化”的判断必须建立在一定判断基准线之上，那就是：过去的电视，比现在严肃。
图0-1 电视娱乐化现象
电视过度娱乐化，在概念内涵与外延上与“电视娱乐化”相同，但是它包含了对电视娱乐化的批评态度和忧虑情绪，暗含着对严肃电视的赞同，认为电视娱乐化是错误并应该被干预的。
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贝斯特和第三代文化研究的理论家凯尔纳在《后现代转向》一书中，对“转向”一词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凯尔纳的“转向论”具有双重内涵：一方面，它表示社会已经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它表示社会还未完全发生质变，“转向”仅仅意味着新的发展，它保持了与现代性即现代理论的连续性。[7]如同“美学的转向”“身体的转向”等概念所反映的人类在研究范式、认知形式、权力格局方面正在经历的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过渡，电视的娱乐化转向是整个人类认知、体验世界方式的后现代转向的结果之一。电视的娱乐化转向，外延指的是电视较之过去更为娱乐化了，而且这个变化还在持续中；内涵指的是电视文化的后现代取向。然而，电视娱乐化“转向”并不意味着电视会永远保持着娱乐化程度加深的趋势，并最终导致后现代主义文化取代现代主义。相反，理性、严肃、建构、人文主义的现代主义精神应该是难以被后现代主义精神完全取代的，只是在可预见的未来，电视的娱乐程度较之过去会不断加深，即量变不断积累，但不意味着质变会最终到来。预言电视娱乐化转向的终点不是本书的目的。
二 研究方法与本书结构
景观社会论者不同于技术决定论者，不似麦克卢汉那般，将大众媒介的发展看作技术进步的客观事实和人类传播在工具理性方面的新机遇，它将媒体看作国家、政治、资本、社会、技术等因素相互作用的一个环节：各种力量通过媒介实现博弈和控制。居伊·德波延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维，将社会博弈背后的重要力量认定为资本，他认为商品的极大丰富使得消费取代生产成为资本链条上的核心，消费主义通过大众媒介向人们兜售各种商品、服务和理念，以便通过消费拉动再生产，而技术的进步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并越来越成功。由于新技术的进步，大众传媒越来越善于制造绚丽的视听符号，绑架人们的休闲时间。它通过符号幻化出来的景观系统，让人们对商品的消费、炫耀产生强烈地渴望，从而实现消费和再生产。
以景观社会为锚，可以梳理出两条横向的线索：消费主义和传媒新技术的进步。消费主义是景观系统的社会需求，资本需要通过景观制造欲望，达成产品的销售和再生产；受众通过对虚假欲望的追逐，达成对虚假理想的实现。传媒新技术的进步，是景观社会中欲望编织的关键，传媒形成一个总体的景观系统和消费链条，所有的商品通过媒体的渲染成为一个总的消费符号系统：消费关联社会地位的彰显和身份识别的标示。消费符号化，就是消费者对符号的心理占有。[8]
在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的研究视野中，商品的生产、消费和技术的进步都与社会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密切相关。以消费主义和传媒新技术进步两条横线索为参照，每条横线索以现代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为分野，又可以梳理成两条纵向线索：现代主义理论对消费主义的看法、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消费主义的看法；现代主义对传媒技术进步的看法、后现代主义理论对传媒技术进步的看法。以此为分析工具，可以判断社会文化、大众文化，特别是电视文化，是否存在后现代转向的趋势。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是文化研究、批判理论的一个节点，处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发端之处。居伊·德波、鲍德里亚、凯尔纳对于景观社会理论皆有重大贡献。居伊·德波提出了这一理论；鲍德里亚发展了这一理论，在景观社会研究逻辑的基础上行走得更远，提出了仿真社会，而仿真社会理论从当前的社会发展情形来看，是超前的；凯尔纳将景观社会理论应用于更加具象的层面，使景观社会不仅是一种可以进行宏观批判的理论，也是一种可以用于媒体批评的实用理论。
文化研究、批判理论等质化研究方法为电视的娱乐化转向提供理论基础，然而，无论是“转向”的判断，还是资本、技术力量的判断，都需实证研究为测量基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中国广告协会的《中国广告年鉴》，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的《中国电视收视年鉴》是本书开展实证研究工作的主要数据基础，是观察中国电视市场成长的重要依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提供的“国家数据”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是分析年鉴数据的重要参考。
本书借助景观社会的视角，继承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中一脉相承的研究思路，从社会经济发展背景和我国转型期的实践出发，考察电视娱乐化转向背后的消费主义和技术动因，将电视娱乐化转向视为当前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的结果，并以此探寻电视娱乐化转向的未来，寻求电视核心优势的再建构。
[1] 赵化勇：《中央电视台发展史（1958-1997）》，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第5页。
[2] 又译为波德里亚、德波尔等。
[3] Per Ostergaard，James Fitchett，Christian Jantzen.A critique of the ontology of consumer enchantment. Journal of Consumer Behaviour，2013（12）：341.
[4] 蒋晓丽、石磊：《传媒与文化：文化视角下的传媒研究》，华夏出版社，2008，第210页。
[5] 邵培仁、潘祥辉：《论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困境与出路》，《嘉兴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6] 谢耘耕、王彩平：《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市场报告》，《新闻界》2005年第4期。
[7] 张一兵：《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第418页。
[8] 文长辉：《媒介消费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第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