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巴尔干地区再建联系机制

Jens Bastian^[1]

原文标题：China Reconnects with The Balkans

文章框架：过去10年，中国在中欧、东欧和欧洲东南部建立了一个投资桥头堡；中国正在巴尔干半岛寻找机会，尤其是西巴尔干半岛诸国；中国与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统治下的阿尔巴尼亚有过数十年的往来；1997年米洛舍维奇总统访问中国，使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取得重大突破，同时也有实质性的措施落地；南斯拉夫解体后，塞尔维亚的对外经济政策主要源于对“外交四大支柱”的依赖；塞尔维亚和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在塔迪奇总统这里得以发展；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关系与中国和南斯拉夫的关系性质截然不同；两国持续推动建立中国-阿尔巴尼亚友好协会，以增强双边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中阿关系逐渐恶化；在中国看来，阿尔巴尼亚的关键资产是它在欧洲东南部的战略位置；在西巴尔干地区建立外交桥梁仍然有很大的必要性，稳定的政治地理的重要性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具有突出地位。

观点摘要：

1.过去10年，中国在欧洲中部、东部及东南部建立了投资桥头堡，目前正在欧洲如火如荼地建设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中国国有企业、政治领导人、外交代表、金融机构、大学和文化组织的多层次参与正逐步重新定义中国与欧洲大陆地区之间的关系。

2.中国正在巴尔干半岛尤其是西巴尔干半岛诸国，寻求发展机会。欧盟各成员却基于对难民和移民挑战的考量，仍然带着政治不稳定的有色眼镜看待这一地区。其他传统大国，尤其是俄罗斯和土耳其，在该地区占据地缘政治优势，该地区对于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国具有战略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好像在不久前才开始涉足西巴尔干地区。

3.事实果真如此吗？对于欧洲“火药桶”，中国果真是初来乍到吗？从确切的历史角度出发，有必要强调这一说法的两个例外：截至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统治下的阿尔巴尼亚有过数十年的往来；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中国曾与南斯拉夫（在其解体前后）保持合作。毛泽东与霍查的“孤立主义”阿尔巴尼亚之间的长期合作尤为突出，中国和南斯拉夫的外交关系和商业联络在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总统的领导下得以强化。

4.以南斯拉夫联邦为例，铁托（Marshal Tito）元帅于1977年首次访华，随后在1978年，华国锋访问南斯拉夫。访问外交贯穿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1997年，米洛舍维奇总统访问中国，本次米洛舍维奇对中国的访问使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取得重大突破。在1995年南斯拉夫签订《代顿和平协议》两年后，南斯拉夫将米洛舍维奇的“中国行”描绘成一个成功的故事，借以证明南斯拉夫联邦的国际孤立是可以克服的。

5.另外，也有实质性的措施落地，两国之间的签证条例被放开，中国移民有机会在塞尔维亚定居。20世纪90年代末，许多前往南斯拉夫的中国公民在南斯拉夫的一个名为70号街（Blok 70）的地方做小生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的这一商业景象逐渐成为塞尔维亚华人移民文化的缩影，并且被称作南斯拉夫的“唐人街”。

6.官方的市政人口普查数据不好确定，但有人估计2010年在塞尔维亚的中国公民人数是4万人。中国公民作为商人、餐馆老板、店主以及70号街附近开放市场商人的到来，给塞尔维亚带来了东方主义氛围和普通话。

7.1989～2000年，米洛舍维奇总统在其任期内施行的中国—南斯拉夫合作让他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两国对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不满情绪如1999年5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破坏，强烈影响了两国的外交接触。这次意外爆炸造成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内3名中国记者死亡，27人受伤。

8.南斯拉夫解体后，塞尔维亚的对外经济政策主要源于对“外交四大支柱”的依赖。前总统鲍里斯·塔迪奇（）（2004～2012年）和他的外交部部长武克·耶雷米奇（）宣布塞尔维亚外交政策的四大支柱是欧盟（布鲁塞尔）、美国（华盛顿）、俄罗斯（莫斯科）和中国（北京）。

9.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争取支持，加入欧盟，与这一主要目标相得益彰的是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根据总统鲍里斯·塔迪奇的说法，“这些伙伴关系不会妨碍这一目标”。塞尔维亚和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在塔迪奇总统这里得以发展。

10.2005年2月，鲍里斯·塔迪奇首次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一年后，第一所孔子学院在贝尔格莱德（Belgrade）成立，紧接着第二所孔子学院在诺维萨德（Novi Sad）成立。2009年8月，塔迪奇对中国再次进行访问。在此基础上，中国和塞尔维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正式达成协议。2016年6月，习近平对塞尔维亚进行回访，接见的是时任总统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两国于2016年11月正式建立了免签证制度，并于2017年1月生效。这是中国与西巴尔干国家签署的唯一一个此类协议。

11.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关系与中国和南斯拉夫的关系性质截然不同。中阿两国的意识形态、外交和经济伙伴关系的性质使阿尔巴尼亚在国际舞台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这一地位与阿尔巴尼亚的规模和在该地区的经济表现完全不相符。

12.中阿两国于1949年11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事实上，阿尔巴尼亚是首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两国持续推动建立中国-阿尔巴尼亚友好协会，以增强双边关系。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结成了“兄弟”，共同谴责苏联当时存在的“苏联修正主义”。两国意识形态合作的另一个基石是谴责铁托的南斯拉夫实行“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

13.直到1961年，阿尔巴尼亚劳工党（APL）一直寻求与苏联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共存。前者在尼基塔·赫鲁晓夫（ Nikita Khrushchev）的领导下，将阿尔巴尼亚视为主要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经济体。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的信贷、建设援助和粮食运输，体现了其和阿尔巴尼亚双边关系的不平衡和依赖性。1961年初，随着阿尔巴尼亚劳工党的第四次党代会召开，阿尔巴尼亚劳工党的领导人恩维尔·霍查提出了一个五年（1961～1965年）计划，该计划试图彻底改变路线，重新强调国家的快速工业化。

14.苏联方面反应迅速且毫无转圜余地。1961年，苏联承诺的小麦运输取消，财政援助终止，苏联建筑工人撤出。同年12月，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中断。前亲密盟友之间前所未有的破裂使阿尔巴尼亚的经济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最严重的问题是其对外贸易对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这一贸易组织的依赖。正是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弥补了“苏联撤回的经济支持，提供了苏联承诺的大约90%的零部件、食品和其他商品”。

15. 20世纪70年代初，中阿关系逐渐恶化。恩维尔·霍查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某些方面持不同意见，尤其是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开创性访问。霍查还疏远了中国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1978年，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终止了与阿尔巴尼亚的特殊贸易关系和外交往来，两国关系最终破裂。

16.这段历史是眼下中国与巴尔干半岛接触的背景。首先，必须强调，中国与西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程度的连续性。对于这个地区，中国并不是初来乍到。其次，冷战时期，中国-巴尔干合作具有雏形。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与霍查治下的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历史联系，在意识形态可以急剧转变的时代，为双方提供了窗口。究其根本原因还是政治、经济联系以及中国如何在欧洲东南部进行战略部署。

17.需要回答的问题是：除了坚持毛泽东思想之外，中国为何要如此密切地与一个位于欧洲东南部边缘、距离中国6000多英里（相当于9656.064多千米）、在经济方面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提供的国家打交道？原因之一是其地理位置的政治意义。尽管两国距离遥远，但30年来，阿尔巴尼亚可以为中国提供一个进入欧洲的入口，一个与该地区其他国家和欧洲大陆领导人接触的立足点。在中国看来，阿尔巴尼亚的关键意义是其在欧洲东南部的战略位置。

18.需要把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南斯拉夫合作与阿尔巴尼亚的情况结合起来看。随着中国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恶化，与南斯拉夫的外交往来明显增加。从1977年开始，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在某些方面逐渐取代阿尔巴尼亚，成为中国政府在欧洲的主要联络国家和对话者。这一战略调整是中国“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寻求中国劳动力和产品出口的双边经济外交的补充。只有在这种发展背景下，我们才能充分理解为什么多瑙河上会出现后来被称为唐人街的东西。

19.这一战略与40多年后中国进行的接触有相似之处。而今，中国选择的国家是欧盟成员希腊和匈牙利，以及欧盟候选国家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的确是中国在欧洲东南部的投资目的地，但其排名远低于20世纪60年代意识形态盛行时期的排名。在西巴尔干地区建立外交桥梁仍然十分必要，其稳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理重要性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具有突出地位。

20.如今中国政府试图塑造的叙事方式是全球性的，针对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重点。中国、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没有任何一方希望被带入冷战思维。但是，历史上曾有过的联系可以使中国现在在该地区的活动变得更加容易理解。在与以前的伙伴重新建立联系时，中国政府可以利用新获得的政治资本，找到那些没有完全忘记过去盟友关系并且愿意合作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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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ens Bastian，独立经济顾问，专门研究欧洲东南部的投资。来源：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美国智库），2018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