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冷战后东亚地缘政治态势的变异性
东欧政治大地震的突临，苏联出人意料的崩溃，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使得东亚地缘政治态势呈现一系列重大变化——出现“天下莫能与之强”的全球超级大国、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不复存在以及诸多潜在地区冲突热点的凸显。
（一）“天下莫能与之强”的全球超级大国
苏联的突然解体、两极格局的瓦解使得全球地缘政治态势出现了急剧的“布景转换”——由冷战时代的“两极对垒”转向后冷战时代的“一超独霸”。这一突变对美国来说可谓“天赐良机”，使得美国不战而胜从而大获全胜，尽享冷战终结所带来的“和平红利”，成为冷战的“最大赢家”。它像一只雄踞一方、威慑天下的巨鹰，从美洲伸展两翼，一翼覆盖欧洲，远达俄罗斯的家门口；另一翼覆盖亚洲，深至东亚大陆沿海地带，形成钳制全球的战略态势。其势力无所不在，整个地球都尽在其掌握之中，一时间如亚历山大那样为再没有可以给它征服的世界和旗鼓相当的对手而哭泣。[15]
这个全球“巨无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纵横捭阖、盛极一时，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自比“万王之王”，妄图充当世界宪兵，俨然国际事务的仲裁者和世界秩序的维护者，一时间虚妄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程度。可谓“虎视天下、强盛莫敌，运筹演谋、鞭挞宇内”。这种单极时刻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它的战略目标变为在世界范围内防止任何国家挑战它独一无二的霸主地位，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美国的超强国力反映在许多方面，它在几乎所有重要领域都担当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在军事方面，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全球力量投送能力；在经济方面，它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在技术方面，美国在开创性的尖端领域保持着全面的领先地位。这使美国在全球几乎所向无敌，综合实力睥睨全球，远远领先于其他力量中心，没有国家可与之并驾齐驱，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头号强国和无可争议的“全球霸主”。对此，约翰·伊肯伯里写道：“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现在只有一个超级大国，而且目前我们还看不到它有任何真正的竞争者。其他国家可能在一个或两个领域与美国的实力不相上下，但是，美国多方面的综合实力却无可匹敌，因而它才会如此颐指气使、高高在上、盛气凌人。苏联骤然崩溃，意识形态对抗式微，美国经济成功地获得重建，所有这些都加剧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不平衡性。”[16]美国一下子由冷战时期“争霸一方”一跃而蜕变为冷战后独一无二的“独霸之主”，其超群实力和霸权国地位更加凸显，居高临下之势异常突出。这就不难理解美国人时不时流露出的忘乎所以的“帝国的傲慢”。
（二）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不复存在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和美国国力的相对下降，美国决策者不再把世界看成美苏两家的天下，开始以多极眼光看世界。其在亚太地区的表现，就是认识到中国是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并且，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开始联美反苏，为中美关系的解冻提供了历史契机，使美国决策者意识到共产主义世界不再是铁板一块。在主客观条件的刺激下，美国开始“寻求与中国培养一种战略关系”，把中国视为“具有抗衡苏联扩张主义作用的力量”，通过构建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格局[17]来牵制苏联。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的联合公报中表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由此正式形成。在冷战后期，中美两国基于遏制苏联扩张威胁的共同战略诉求而进行了战略接近，后来两国正式建交并在某种程度上结成“准军事同盟”关系。
在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战略格局中，虽然中国一角力量较弱，美苏一边的利害冲突是大三角关系中的主要矛盾，然而，双方都想借重中国的力量来抗衡对方以赢取优势地位，形成了此种态势：两强相争、势均力敌，较弱的第三方便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利用美苏对抗折冲樽俎，从而使得中国在大三角关系中处于相对主动有利的战略地位，并增加了中国与苏联进行战略对抗的战略筹码。美国则借此将同盟体系和均势体系结合起来，来改善自己对苏不利的战略地位。不过，美国几乎总是将对华关系从属于对苏关系，当对苏关系缓和得势时，中美关系就出现停滞，当对苏关系缓和受挫时，中美关系就有所改善。[18]
80年代中期以后，美苏关系缓和，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苏联解体后，其由一个进攻性极强的超级大国陡然衰颓为一个地区性大国，因此便不再是美国需加以遏制的主要竞争对手，继续以中国牵制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变得不复必要。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已然成为最强国，其战略存活问题已无虞，美国的安全状态也经历了重大转型：由冷战后期的“安全充足”到冷战后的“安全剩余”。冷战后期决定世界战略平衡的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战略基础逐渐消解以至不复存在，使得美国开始重新界定中美苏之间的战略平衡关系，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求大大下降，美国国内先前的对华政策共识也随之消失。这凸显了冷战后期中美战略合作的脆弱性和暂时性。由此，东亚进入“一超四强”时代。其中，“一超”当然为美国，它是唯一能对该地区国际关系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的超级大国，并由此成为东亚战略格局构建中的最大域外力量；“四强”分别为中、日、俄、东盟，它们是东亚地缘政治结构中的地区强国和国家集团。中国崛起的现实、日本政治大国的举措、俄罗斯复兴的走向以及东盟日益一体化的进程等战略要素互动，使得东亚地缘政治格局鲜明地呈现“四强并立”特征。[19]虽然美、日、中、俄、东盟在地区政治与安全事务中拥有不可忽视、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但是，“一超”与“四强”的力量对比显然是非对称的，“一超”相对“四强”而言拥有无与伦比的总体优势。[20]大国关系的主轴由冷战后期的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嬗变为中俄接近联合制衡美国的独霸地位。
（三）诸多潜在的地区冲突热点的凸显
冷战结束以后，由于冷战突然结束，东亚地区长期受抑的地区争端大大释放出来，其不稳定的冲突源多元化，呈伞状分布，有可能向“复合危机”的方向发展。这种广泛的领土争端将紧要的自然资源之争、沉重的历史遗留问题与炽烈的民族主义[21]情绪交织在一起，使得东亚地区面临一系列潜在安全挑战，新的不稳定因素夹杂其间，从而使冷战后时期成为一个形势变幻莫测、潜在危机重重的“多事之秋”。诸如主权纷争、边境冲突、资源争夺这样一些先前被掩盖了的地缘政治争端开始凸显，东亚成为潜在冲突的集中地带。地区动荡的“暗流”一直涌动不止，地区热点问题持续升温，地区稳定系数急遽降低，地区安全数度濒临燃点，安全隐患严重，局势动荡不安，牵动着东亚各大国的利益，甚至可能引起大国对抗。东亚各国的安全压力迅速蹿升、安全诉求大为增长。基于此，美国认识到，这一沿着东南亚到日本的东亚半月形地缘政治弧线上的危险是多样、互动和增长的。如果不加制止，它们会引起全球范围的不稳定，使西方利益遭受严重破坏。[22]
并且，由于亚太地区的高经济增长率给国防计划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大部分国家一直在从事国防建设，包括获取更强大的海空国防能力和先进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这使得东亚地区不仅是世界军事大国最为密集和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地区，也是世界军费开支增长最快和武器装备进口最多的地区，还是军备增长和军事现代化发展最快的地区。东亚各国高度军事化，东亚地区出现“逆裁军”倾向，东亚逐渐成为一个受大规模军备竞赛影响的地区。[23]这使得冷战后的东亚安全环境比冷战期间更为复杂和不确定，地区安全与稳定性更加脆弱，严重影响了东亚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
此外，台湾问题波折不断，朝核问题扑朔迷离，海岛归属纷争四起。可见，领土争端在亚太地区非常普遍，东亚地区的多种战略力量围绕着上述热点问题展开了相互制衡和相互竞争，大国小国皆牵涉其中，成为冷战后地区安全关注的焦点。
[1]〔英〕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刘从德译，新华出版社，2003，第15页。
[2]〔美〕亨利·基辛格：《重新思考世界新秩序》，《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第36页。
[3]Halford John Mackinder，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42，p.62.
[4]〔美〕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刘愈之译，商务印书馆，1965，第78页。
[5]美国将世界划分为六大战略区，即欧洲、亚太、中东、非洲、拉美、原苏联地区。
[6]即固守欧洲、加强东亚，在稳定自己在欧洲的战略优势地位的同时，对东亚地区作更大规模的战略介入，呈现“两翼齐飞、东西对进”之状：西翼为大西洋方向，以北约东扩和北约新战略出台为标志；东翼为太平洋方向，以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为核心，从而取得在欧亚大陆的全面战略优势，进而巩固其霸主地位。
[7]对此，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2001年10月26日接受《远东经济评论》采访时也明确表示：“在我看来，至少是自我从事亚洲事务以来的20年间，欧洲和亚洲对美国一直都有极大的利害关系，要说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那是愚蠢的。这两个地区对我们都绝对至关重要，我认为对它们彼此也一样。”见：http：//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1/1102wolfo.htm。
[8]突出表现在美国这个域外超级大国继续以冷战思维来度量东亚事务。
[9]“冷和”是相对于冷战而言的。“冷和”既非“永久和平”，也非“积极和平”，更非“全面和平”。与其说“冷和”是一种非战状态，不如说它是一种可控的冲突状态，是一种表面上貌似平静、稳定而实际上充满较量、对抗的和平共处状态。
[10]竹幕的牢固程度尽管次于铁幕，但依然对东亚战略地理区进行了分隔。
[11]Michael J.Green and Patrick M.Cronin，eds.，The U.S.-Japan Alliance：Past，Present，and Future ，New Yor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1999，p.47.
[12]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13]〔英〕阿诺德·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沈辉等译，顾建光校，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110页。
[14]《“捧杀”中国，以“中国模式”的名义？》，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1/24/content_12863839_3.htm。
[15]亚历山大（Alexander，前356年至前323年），任马其顿国王（前336年至前323年）期间，曾率军东征西讨，征服了希腊和波斯帝国，建立了大帝国，自以为全世界有人居住的地方都已属他，再也没有可以给他征服的地方了。
[16]〔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页。
[17]由于冷战后期中美苏三角关系是对世界格局最有影响力的三边关系，故谓之为“大三角关系”，而此一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一个先兆。关于三角关系的界定与形成条件以及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参见陈力《战略地理论》，解放军出版社，1990，第125、126页。
[18]倪孝铨、〔美〕罗伯特·罗斯主编《美中苏三角关系》，人民出版社，1993，第331页。
[19]参见黄凤志《东北亚地区均势安全格局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0期，第6、7页。
[20]Richard J.Ellings and Edward A.Olsen，“Asia's Challenge to American Strategy，”NBR Analysis，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Vol.3，No.2，Jun.，1992，p.8.
[21]民族主义正在多数亚洲国家迅速发展，这突出表现为对超级大国的更大的独立性和期待自己的国家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见〔美〕马丁·拉萨特《超越遏制：90年代美国的亚洲战略》，《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1期，第7页。
[22]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理清纷乱的世界——美国跨世纪的全球战略评估》，林东主译，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第54、55页。
[23]U.S.Department of Defense，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September 30，2001，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