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冷战后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延续性
冷战结束后，我们扫视全球可以发现，尽管世界性的冷战结构已经瓦解了，但冷战的结束给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带来的冲击不如欧洲那般直接和剧烈。在东亚，冷战格局并未完全消失，延续了冷战时期的政治力学结构（东西对抗的二元结构）。人们所熟悉的冷战特征尚未被地区新秩序所取代。冷战后，美国为推行其东亚战略，在东亚投棋布子，可谓深具冷战的精髓与神韵。这是由于战略讲求的是深谋远虑，战略之中便必然蕴含着延续性因素。
（一）战和之间的“冷和”
冷战虽然结束了，但在东亚，冷战思维依然存在[8]，冷战氛围绵延至今，冷战逻辑尚待排除，可以说，冷战依然给后冷战时代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和后遗症。东亚的冷战遗留问题在全球最多，也最棘手，“安全困境”现象最为突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政治和文化皆不同质，导致大国关系矛盾重重，国家战略互信缺失、国际制度建设滞后，诸多热点问题尚未解决，成为影响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隐患。故而，可以说，由于冷战“惯性”的作用，冷战在东亚的“竹幕”并未垂落，冷战的阴云在东亚还未散尽，东亚国家的战略利益仍然在冷战的惯性机制中运行着，新一轮的冷战还有可能复发。
冷战后，亚太地区进入了一个转战为和的“冷和”[9]（Cold Peace）时代。苏联解体以来，美苏对抗、东西对峙的局面消失了，世界格局由两极转向多极。在多极化的转型期间，虽然没有了过去冷战时期那样激烈的地缘战略争夺和巨大的军事安全威胁以及紧张的国际关系气氛，但世界并未出现人们所期待的真正和平。相反，诸多潜在热点问题日渐凸显，各国围绕热点问题的摩擦与冲突也随之激化，并且护持霸权和挑战霸权的霸权之争以及争夺地区安全事务主导权的斗争更加表面化。因此，当代东亚世界仍不太平，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充斥着矛盾和斗争，处在一种脆弱且不稳定的“冷和”状态之中。
就是在这样一种缺乏安全感的“冷和”状态下，东亚形成了“有限争吵不致破裂、有限冲突不致战争”的安全情势与政治气候，东亚各国在不断的利益摩擦中尝试着彼此间的利益磨合。亚太地区是世界上差异性最明显的地区之一，恰似一块多姿多彩的马赛克几何图形。这里集中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与失败国家、开放国家和封闭国家等各种政治类型的国家。亚太国家多方面的多样性、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前景的不确定性，使得东亚一体化程度较低、进程较慢。并且，东亚地区群雄并立，大国关系错综复杂，它们之间形成了多重的双边和三角关系，始终充斥着国家对抗、领土纠纷以及军备竞赛。此外，历史遗留问题与新生热点问题并存，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同在，昔日的历史恩怨和现实的利益纠葛共生，造成东亚各国之间战略互信程度极低，安全的制度化不足，迫使各国时刻紧绷着敏感且脆弱的战略神经，不断强化着外部威胁的紧迫性和致命性，使得东亚地区的安全合作至今还停留在大国竞争、彼此制衡的层面，在东亚地区建立互信和推进军控与裁军的难度增大，缺乏解决安全问题的多边手段和政治安排。
（二）依旧分离的东亚世界
历史的细节不会重演，但它的某些基本特征是长存的，会延续下来。欧洲的铁幕（Iron Curtain）不但未撤掉，反而推进了不少，从二战结束之初的易北河到东欧剧变后的苏联国境以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境；亚洲的竹幕（Bamboo Curtain）[10]也还留存着，只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竞争对手换了将——由苏联转为中国和俄罗斯，并且由于俄罗斯的衰弱、中国的崛起而主要针对中国。冷战“二元对抗”的实质性内涵和僵固思想遗留了下来。所以，虽然国际关系有所缓和，但冷战的阴影继续笼罩着人们对东亚前景的乐观期望。
审视冷战后东亚的地缘形态，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浓重的冷战印迹，冷战的阴霾并未在东亚渐渐散去，冷战的坚冰并未在东亚完全融化。东亚世界依旧分离。冷战所制造的国家分裂与民族对抗——朝鲜半岛的南北对峙所埋下的地区冲突火种，一直延续到冷战后便是冷战遗产的明证。这条从朝鲜半岛的“三八线”延伸至台湾海峡的战略“分水岭”和“断层线”，是东亚地区最有可能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的战略前沿地带。在它的两端，遏制与反遏制的地缘政治较量持续着，成为冷战思维在东亚地区惯性运行的现实基础和冷战遗留给东亚地区的重大安全隐患。但这里未曾出现欧洲那种组织严密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的国际安全制度及其主要国家的大战略尚未出现如欧洲般的根本性转变。尽管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任务（遏制苏联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正在消失，美国亚太战略以及为实施该战略而设计的操作术却丝毫未变。美国不断加强现有的同盟关系，其中主要是美国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同盟关系，同时，把中俄尤其是中国摆在与自己相对的另一极，这样便在亚太地区形成两个阵线分明的力量板块和战略集团，即中俄朝陆上势力和美日韩海洋势力，再现“新冷战”格局。由于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的构建依然陷入大国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之中，东亚地区尚未形成共同安全合作机制，尚未形成东亚各国共同参与、覆盖整个区域的安全协调机制，尚未形成有效的多边政治组织、区域论坛和集体安全组织。
不难想象，在亚太国家的脑海中萦绕着挥之不去的记忆——前殖民时期中国的朝贡体系，一些国家担心北京会重新寻求再建21世纪版本的这种体系。或许最持久也最令人感到神经刺激的历史塑造地区观念的例子是日本拒不承认它的过去。日本对残暴的帝国主义过去的美化问题继续成为一个因素，尤其对中国和韩国的民族主义来说。它毒化了中日关系和韩日关系。另一沉重的历史遗留问题是，如果亚洲各国目前的边界现状得以最终确定的话，其中大部分国家都不会满意。这一点同欧洲的情形恰好相反，后者通过赫尔辛基进程使得欧洲各国的边界现状最后得以确定并且合法化。[11]
（三）历史并未在东亚终结
冷战后，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转入低潮。在欧洲，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国家如多米诺骨牌一般纷纷倒下。然而，美国并未满足于此，为了消化和进一步推进冷战成果，在原苏联地区（独联体和中亚），美国一手导演的“颜色革命”相继成事。在巴尔干，美国统领北约盟国发动科索沃战争搞掉了南斯拉夫联盟的米洛舍维奇政权，意在敲山震虎，警告全世界仅存的其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号称“欧洲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堡垒”的南联盟已经为西方国家荡平了。民主观念正在欧亚大陆扩散开来。在中东，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此外，美国在其后院拉美地区阻止左翼运动的复兴并在世界各地消弭反美主义的影响。基于上述一系列对“资本主义利好”的事件的接踵而至，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欣喜若狂”，一时间“历史都似乎完结了”，认为“这是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的最终胜利”。作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适化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12]
然而，狂喜之余，当他们戴着“有色眼镜”扫视全球时，发现现实世界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在东亚，社会主义国家经受住苏东剧变的巨大冲击依然屹立不倒。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锐意改革、扩大开放，呈现与黯淡的国际大环境殊为迥异的生机勃勃的地区小环境。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洗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一路凯歌高奏，并进行了制度上的创新，使得中国的社会制度出现部分融合，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其发展道路成为“中国模式”，甚至成为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效仿的楷模，但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是对其莫大的意识形态挑战。朝鲜、越南、老挝也在世界规模的“颜色革命”的洪流中挺了过来。据此，东亚就成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思想斗争的主要战场。因此，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关于资本主义已经一统天下、历史就此终结的结论未免过于武断了。“敌对状态的结束，远不是故事的终结。”[13]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见证历史并未在东亚终结。由于冷战不期而来的胜利，自以为自己价值观念具有普世意义的美国人信心十足，很乐于与他人分享，以其自身的理想标准来塑造世界，甚至自视是自由、民主和人权的“领路国家”和国际捍卫者。因此之故，美国这个“伟大的民主堡垒”参与全球事务、发挥主导作用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
因此，鉴于“历史终结论”在东亚遭遇重大挫折的事实，福山在2009年接受日媒专访时宣称：“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