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文学在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传播与发展

东南亚在地理上与中国毗邻。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对话”在很久之前就已开始。在历史上，东南亚是一个文化多样化的地区，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及西方文化等都对其产生过影响。现有的东南亚文化，都是外来文化与当地文化融合的结果。受地理因素的影响，东南亚与中国交往比较早，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语言文学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文学在越南

越南和中国是相邻的国家。从古代开始，越南就在各方面广泛而深刻地受到中国文明的影响。古代中国文学在越南的传播相当广泛，对越南文学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1.中国古典文学在越南

古代越南受中国影响很深。越南人长期使用汉字，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佛教也是与中国相同的大乘佛教。中国文学在越南的传播从秦汉时代就开始了。公元前200年，中国经典《诗经》、《尚书》在越南开始传播。到了汉代，中国文学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即汉字、汉代官吏和中原学者及中国学者。汉字传入越南后，使中国式的文教制度得以实施；而那些代表性的汉代官吏和中原学者，则使《诗经》与《尚书》在越南广为流传，为中国文学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到了唐代，朝廷对越南进行直接统治，培养了一批诗词歌赋之才。比如，杜审言的五言律诗推动了“近体诗”的发展。在越南独立建国时期，中国文学在越南进行传播的途径有三种，即科举制、汉字（喃字）及“乞市书籍”。其中，科举制推动了中国文化在越南的传播，文字的传播使越南人排除了阅读中国文学的障碍，使当地的喃字受到汉字影响，对文学传播具有重要的作用。两千年来，中国的文学名著相继传入，如《楚辞》《西厢记》《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中国各种诗词歌赋和通俗文学作品在越南都有广泛的传播和影响。“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已经成为该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除了从我国到越南的文化传播外，还有越南华人作家对中国文学的推介与传播，其贡献亦十分突出。

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三部著作在越南得到很多的关注。此外，《封神》《锋剑春秋》《说唐》《飞龙演义》《岳飞》《五虎平辽》《七侠五义》《隋唐演义》《汉楚争雄》《五虎平南》《五虎平西》《西厢记》《聊斋志异》《红楼梦》等一些小说也广泛传播家喻户晓，姜尚、孙膑、钟无艳、关云长、程咬金、薛仁贵、狄青等人物也为人所熟知。

《三国演义》不仅在很早以前就传入了越南，而且得到了许多知识分子、文学作者的喜爱、学习。该作品对一系列越南汉文历史章回小说留下了很深的影响，代表性的作品有《南朝工业演志》《皇黎一统志》《黄越龙兴志》等。20世纪初国语字在越南得到普及后，《三国演义》也成了翻译成越语的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作品对当时越南人民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当时的南方人。“桃园结义之气氛可在生活中看到，张翼德、单雄信、赵常山仍在此地落下印证。《东周列国》《西汉》《说唐》《三国》除在街头巷尾得到谈论，在待人处世方面，重义轻财作风、为维护仁义之气的视死如归的态度，被视为普通生活的准则。”

《水浒传》是一部有深刻政治影响的作品，在中世纪时期越南人已经知道了《水浒传》。“逼上梁山”这句话几百年来已经成为保护正义反抗压迫的思潮。它也意味着民间中流行的句话“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这说明百姓把梁山泊英雄们的反逆行动视为正义之举所以他们非常同情。《水浒传》里如武松、鲁智深、林冲、宋江及李逵等人物都受到人们的喜爱。《水浒传》也是被译者翻译较早的作品之一。

《西游记》最晚在18世纪就被越南人接触。如越南使臣黎贵敦到北京与清朝官吏大臣会谈时曾提到《西游记》。当清朝官员问他越南的产物时，他提到南方奇异的花草，并说在《西游记》里也有类似的内容。通过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知道，黎贵敦已很仔细地阅读地过《西游记》了。其他人也一定阅读过这个作品。证明《西游记》最晚从18世纪传入越南的第二个证据就是一本名叫《西游传》的无名氏喃字诗传。虽有许多不同的情节，但从内容来看，《西游传》是根据章回小说《西游记》的一部分内容创作出来的。

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相比，《西游记》的翻译活动开始较晚。《三国演义》于1901年就得到翻译了，《水浒传》是1906年，而直到1909年《西游记》才得到翻译。

中国古代小说对越南文学的影响深远且渊源较早，这些章回小说在越南的出现，对越南汉文历史小说的问世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思想内容以及艺术形式上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如在编写历史小说过程中，各个越南作者或多或少都受着《三国演义》的影响，《三国演义》与越南汉文历史小说的具体艺术空间就是历史空间。《水浒传》与《西游记》对越南中世纪章回小说的诞生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之前没有它们的话，就会没有《欢州记》、《南朝功业演志》、《皇黎一统志》、《皇越春秋》、《皇越龙兴志》，甚至《重光心史》。”

三部小说对越南中世纪的戏台剧本也产生了影响，如正规嘲剧就受到了这三部小说的影响。这些戏剧经常在宫廷里，以及各处地方演出，从王孙贵族到平民百姓都喜欢戏剧。《三国演义》、《水浒传》与《西游记》对越南的戏剧有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中世纪时期，由于受儒教思想的影响，小说本来被视为“外书”不值得看的，可是又受到阮王的喜爱，允许改编成伟大的戏剧，能连续演出一百夜。

《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是中国古代小说较早传播到越南的三部作品，直到今天仍然为越南人津津乐道，在街头巷尾或是茶余饭后所热议。

2.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越南

19世纪末，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20世纪初，中国现当代文学开始被译介到越南。当越南民族在经历艰苦卓绝的保卫民族的斗争时，中国现当代文学为越南民族带来了新的精神力量，对越南的解放事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从开始被译介到越南至今，中国现当代文学同俄国文学、法国文学、英美文学的译介一样，对越南社会、文化、文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翻译出版的数量以及研究方面都占了首位。

对于深受几千年中国封建文化影响的越南，法国殖民者采用了新的文化政策。首先是废止汉字和科举制度。另外，他们一方面设法封锁传入越南的各种文化思想，尤其是中国的革命思想；另一方面向越南年轻一代灌输其殖民文化。尽管如此，法国殖民者还是没能完全割断中国文化思想，尤其是一些新思想在越南的传播。20世纪初，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的著作，尤其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以“饮冰子”的笔名发表的文章经常传到越南。越南青年通过报纸及关于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的“新书”，开始接触中国的改良思想。越南知识青年乐意接受梁启超的思想。“梁启超等人思想的影响不但使越南很多热血青年参与维新会、越南光复会等组织，走上革命之路，而且梁启超在越南文学上的启蒙之功也不可湮没。”这一时期，越南的很多思想人物和文学家都从中国的新思想中获得启发，如潘佩珠，他是20世纪初越南著名的革命家和作家，其诗文创作深受梁启超的影响。

由于法国殖民者的文化封闭政策，当时绝大部分越南人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只停留在古典文学阶段，对现代文学一无所知。这种落后的文化状况，促使邓台梅下决心把中国现代文学译介给越南社会。邓台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是从鲁迅及其作品开始的，他在《青毅杂志》上陆续发表他翻译的鲁迅作品，并把曹禺的一些代表剧作如《雷雨》译介给越南读者。他还高度评价了新诗运动的倡导者胡适、刘半农、徐志摩、闻一多等诗人对新诗的形式做出的颇有革命性的贡献，并把冰心、朱自清和郭沫若等列为中国新时期诗坛上最为代表性的诗人。邓台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给越南当时的文学生活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生气。通过他的努力，越南和中国之间的文学关系由长时间的封闭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邓台梅让越南的读者和文坛见到了一个不同于传统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从此越南人就跟着这位先行者的足迹，走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花园里。正因为邓台梅在中越文化交流史上杰出的贡献，他被越南文学界视为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者。

新中国成立和越南独立后，中越间的文学交流进入了新时期，并有了“质”的发展。越南国家研究院建立了中国文学研究所；许多大学里的外国文学系有系统地研究中国文学；各出版社经常出版中国文学作品。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越南的译介进入繁荣期。通过越南学者、汉学家、翻译家、研究者的译介工作，大量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纷纷涌入越南，形成了中国现代作品翻译热潮。这一时期，出版的译作单行本（不含发表在杂志上的单篇译文）有上百种，有突出贡献的翻译家有十多位，他们是邓台梅、张政、胡浪、潘奎、简芝如、黎春武、陶武如、黄忠、南珍、潘文阁等。这些翻译家为越南带来了许多高质量的越译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越译本中，鲁迅的作品为数最多，其次是郭沫若的作品。鲁迅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集陆续被翻译出版，而且多次重印再版。鲁迅短篇小说的译介得到越南许多翻译家的注意。潘奎、简芝如、张政等著名翻译家都把鲁迅的短篇小说译成越南语，因此产生了不同的版本。郭沫若的剧作《屈原》《虎符》也被多次出版。此外，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茅盾的《子夜》、老舍的《茶馆》和《骆驼祥子》、叶圣陶的短篇小说、巴金的《家》等代表作也被翻译成越南语。

《红日》《红岩》《上甘岭》《青春之歌》《三家巷》《红旗谱》《铁道游击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狼牙山五壮士》等革命文学作品也被大量译成越文。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越南的译介和研究工作是与社会政治环境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并且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颇深。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越边界战争发生，两国的关系由此恶化，导致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随之停止。在十年时间内，除了鲁迅的作品得到再版之外，越南境内几乎没出现新翻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尽管在此时期中国新文学从萌发到繁荣有巨大的变化，但越南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一无所知。直到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越南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现当代文学才重新涌入越南。

20世纪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越南在社会、文化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颇有特色又在处于百家争鸣的局面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大量涌入越南。

对越南读者来说，中国文学是一种非常熟悉的精神享受。中国文学作品在越南译介的数量不断增长，其中包括得到多次出版重印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以及大量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此期，中国文学作品在越南的整个外国文学作品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大。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越南掀起了一股中国当代文学热潮。这个“热”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从读者方面看，与中国文学有着非常密切关系的越南文学，在将近一个十年中突然与中国文学割断，这使得越南读者自然地产生了想要了解在漫长的十年间中国文坛所发生的变化，包括文坛上出现了怎样的文学流派等问题。越南读者迫不及待地要接触、阅读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文学创作。此外，中国的地理环境、民俗文化、政治体系等方面上和越南有着较多的相同之处。越南也在实行改革开放、反腐倡廉等强国富民的措施，两国人民都面临着不少相同的社会严峻问题。这一切或多或少都在文学作品中留下了烙印。因此，中国的许多当代文学作品符合越南读者的文化心理，得到越南读者的认同与肯定。当然，中国当代文学本身有着巨大的魅力，它在体裁、主题思想、创作艺术等各方面都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文坛上出现了很多充满时代气息的作品，这对广大越南读者而言无疑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被翻译的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作品有：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张爱玲的小说集《色戒》、张贤亮的长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蒙的短篇小说集《悠悠寸草心》、冯骥才的中篇小说《三寸金莲》、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王朔的短篇小说《刘慧芳》、余华的著名小说《活着》、刘震云的长篇小说《手机》、李锐的长篇小说《厚土》、铁凝的长篇小说《大浴女》、郭敬明的长篇小说《幻城》，还有琼瑶的几乎全部长篇小说。

金庸武侠小说中出现了很多浓厚的中国特色武侠文化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如果要翻译成英、法、俄等其他语言是很难找出相对应的词语来正确地表达原义。这也对金庸小说在很多国家传播形成了一种障碍。但是这些概念很容易在越南语中找出相应的词语。这给金庸武侠小说在越南的译介传播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

金庸小说在越南的译介历程是较为特殊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南越西贡曾经形成“金庸热”。将金庸武侠小说译介到南越的第一个人是徐庆奉先生。他所翻译的《倚天屠龙记》分多期刊载在南越报刊上并受到南越读者的喜爱。当时的南越西贡似乎每一个杂志报纸都刊载金庸武侠小说。由金庸主编的《香港明报》只要刊载他的武侠小说，几天后就会被南越译介并刊载在西贡报刊上。西贡的多出版家也争先恐后地出版金庸小说。喜欢阅读的人都迷上了《倚天屠龙记》《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笑傲江湖》《鹿鼎记》等小说。译者中韩江雁的译文自然、老练，同时突出金庸文笔的风格。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在金庸小说的越南语译本中韩江雁的译本是一流的。他所翻译的《笑傲江湖》《连城诀》《侠客行》《鹿鼎记》等小说都是高质量的译本。同时，当时的西贡涌现出大量研究评析金庸小说的文章和著作。然而，自越南统一后，金庸小说被列为“不健康文化物品”，突然受到研究界猛烈地打击、批判，被认为是“腐朽、忘本文化”甚至是“美国新殖民主义文化和思想统治工具”。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金庸小说再度受到越南读者和文学评论界的青睐。金庸武侠小说给越南语言增添了一些新词语，丰富了越南语口语，扩大了表达的概念。越南研究界在对金庸小说的研究历程中，从很多角度去探讨、剖析金庸的创作，如从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论述金庸小说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

莫言以充满魔幻色调的叙述、狂欢化的叙事美学、汪洋恣肆的个人化语言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建立了一个诗性的艺术王国。莫言的作品之所以在越南广受欢迎主要是与其作品所具有的高贵的艺术品质密切相关的。作家莫言用凝重的笔触在一系列创作中去描写中国高密东北乡的独特的民俗、风土人情、悲壮的历史时，同样也深深打动了越南的读者，这种感动跨越了地域、族群的界限，在他们心底激起了一种苍凉悲壮的审美感受。这也是莫言很多小说受越南读者喜爱的一个原因。莫言小说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让越南作家不得不惊叹，更给越南文学的艺术面貌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与影响。尤其是《丰乳肥臀》，这部富于魅力的文学作品已经在越南小说创作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越南文坛上的陈清河幻、杜黄耀、阮玉姿等当代青年作家的小说创作或多或少采用了《丰乳肥臀》所使用的叙述艺术并获得了越南读者所公认的成功。莫言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是《红高粱》，该作品得到广大越南读者的欢迎，并在越南国内引起过很大的反响，被称作越南的“莫言效应”。此外，《红树林》《天堂蒜薹之歌》《酒国》《檀香刑》等小说的越南语译本也频频问世。

（二）中国文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

中国与马来亚的往来始于汉代。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移居马来亚人数增多，中国文化和文学就随着传入马来亚。由于那时乘红头船到海外谋生的中国侨民，都是文化不多的劳苦大众，到马来亚以后，干的也是体力工作，所以在他们当中流传的多是中国的通俗文学，主要是民间歌谣，还有沿袭过去中国传统的讲故事，如市场里有“讲古”“劝善”等。才有了古典诗文和小说的传入。20世纪60年代马来亚与沙捞越、沙巴合并成“马来西亚”，新加坡不久从中独立出去。在新加坡独立之后，“马华文学”改称为“新马华文学”，其中新加坡华人文学即“新华文学”，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即“马华文学”。对于中国文学在这两地的传播，根据传播时间、传播途径与传播内容的不同，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旧文学在两地的传播。这一阶段流传最多的为古诗、小说、散文等，包括一些广义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传播渠道分为五种，即私塾传播、社团传播、劳工传播、“沙龙传播”及海峡侨生传播。从上流社会到下层社会，从私塾蒙馆到各种社团活动，中国旧文学在华人社会中得到广泛传播。

第二阶段，中国新文学在两地的传播。这一阶段马华文学转变为本地文学，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文学有了全面的影响，其主要通过三种传播途径，即华侨社会响应、当地报刊介绍各种新文学作品及中国南来作家直接参与，以此影响马华文学。

第三阶段，中国抗战文学在两地的传播。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传播，从各个方面影响马华文坛，是马华文学发展史上最繁荣的时期。文学作品的传播通过中国南来作家来进行。例如，马华抗战文学运动兴起，由中国上海文艺界论争“两个口号”开始。

第四阶段，战后中国文学在两地的传播。这一阶段掀起三次高潮，即新文学的兴盛期、抗战文学繁荣期及战后新民主主义文学。其中，战后新民主主义文学依靠南渡的中国文人进行传播，在传播过程中主要依靠报界与教育界。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分治后，中国文学在两地的传播，主要途径有三种，即剧本演出、文化著作研究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播。

（三）中国文学在柬埔寨

在明末清初时期，我国移居柬埔寨的华侨人数明显增多。在促进两国之间的互相交流与商品流动的同时，中国文学作品也在当地流传。中国文学作品的传播主要分为两种途径，其一是华侨的直接翻译与传播，其二是华侨将文学作品及翻译先传到越南等地，之后传入柬埔寨。而柬埔寨当地的文学翻译者大都是学过诗词的闽南裔，对我国历史小说具有浓厚的兴趣。如《三国演义》《薛仁贵》等，都是经过大量阅读及翻译的作品。随着印刷工具的出现，华人翻译的小说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其中有些被改编为戏剧。中国文学在柬埔寨的传播、渗透，不如越南、泰国那么多，但仍对后世文学作品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中国文学在缅甸

在缅甸那些最古老的口头文学创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少与中国早期神话传说相似的内容。比如关于月亮，缅甸和中国就有同样的传说：月宫中有一女神，有一老人在不停地舂米，还有一只兔子经常在老人身边。对月食，中国古时就有天狗吃月亮之说，在缅甸除了有些细节与中国不同外，“狗吃月亮”这点却是完全一样的。

从11世纪中叶缅甸有了文字记载以来，直至19世纪末封建王朝覆灭的八百余年中，中国文学和缅甸文学彼此直接的影响并不明显。这首先与佛教思想的传播有关。缅甸在公元11世纪中叶就确立了上座部佛教在全国范围内的主导地位。佛教思想不仅影响了缅甸人民的生活，而且深刻地影响着缅甸文学。中国虽受佛教的影响，但它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却没有占据过主宰的地位。且中国以大乘佛教为主，上座部佛教和大乘佛教两者体系不同，所以尽管缅甸和中国历代一直有着频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但在文学上相互的直接影响却不明显。其次，尽管华侨在缅甸的出现远比西方侨民为要早，但由于早期到达缅甸的华侨中以经商者和手工艺人居多，他们的文化水平较低，所以在文学交流上的直接作用并不甚明显。

1885年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属印度的一部分，直到1948年初才脱离英国统治获得独立。西方文学涌入缅甸，这也促进了缅甸与外国文化的交流。随着英文在缅甸的流行，缅甸人开始通过英译本对中国文学有所了解。这与日本、朝鲜、越南等其他东方国家有所不同。例如1894年，缅甸人J.A.貌基和一位署名蒲甘粟敦宏（译晋）的华侨，把中国文学作品《包公案》和《聊斋志异》中的一些故事，直接从汉文合译成英文，取名为《天朝之镜》出版。随着缅甸民族独立斗争的发展，在民族情绪和爱国精神的促使下，缅甸读者对与自己国家有着相同命运的中国尤感亲切。另外，广大华侨和华裔青年由于文化水平的提高，也开始重视缅文的学习与研究，这就为他们直接把中国文学介绍给缅甸读者打下了基础。

中国文学被缅甸文学界所关注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也就是在缅甸发生“实验文学运动”时期。当时，仰光大学的部分青年师生，不满文学界的现状，本着“试探时代的爱好”精神，进行了一场文学革命——实验文学运动。他们学习中国五四运动时期提倡的新文学，运用接近群众的语言——白话——描写现实生活和斗争，以反映人民民主革命要求为主要宗旨。他们在英文杂志上看到了中国五四运动文学主将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这些对他们的创作思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种影响，我们在实验文学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即炽烈的爱国热忱，清新、明快、朴实的写作风格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中国文艺思想在缅甸产生更广泛影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缅甸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空前高涨。人们对“新文学”的认识渐臻成熟。中国文学作品正是在缅甸新文学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下被大量介绍给缅甸读者的。1952年缅甸已翻译发表了不下百篇中国作品。如鲁迅、蒋光慈、秦兆阳、刘白羽、赵树理等中国作家的短篇作品，都是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50年代初期由缅甸著名作家达贡达亚、杜阿玛、曼丁、德饮妙丹等人翻译发表的。最早专集出版的缅译中国文学作品有1947年德都节译、世界书社出版的老舍《骆驼祥子》和1950年貌西都根据剧本《白毛女》改写出版的小说。这以后，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1953年），鲁迅的《阿Q正传》（1953年），刘白羽的《火光在前》（1956年），曹禺的《日出》（1962年），周立波的《暴风骤雨》（1965年），《山乡巨变》（1965年），茅盾的《子夜》，郭沫若的《屈原》（1966年），柳青的《创业史》，以及《中国民间故事》、《中国历代诗歌选》等中国文学名著先后被翻译出版。20世纪70年代以来，除了1974年苏奈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小说选》等译本外，1972年和1975年还编译过两种《世界小说选》，都选了一些中国著名小说。1973年貌廷在其编写出版的《世界文学简编》中，专门用半卷（约合中文六七万字）的篇幅系统地评介了中国文学史和各个时期著名的文学代表人物和作品。这些作品的缅译本问世后普遍受到欢迎。例如《新儿女英雄传》出版后，缅甸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发表谈话或撰写文章表示祝贺和赞扬。

随着缅甸知识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和了解，中国文学在体裁和写作手法方面对缅甸文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譬如早在1913年缅甸著名作家吴腊（1866～1921）发表的小说《茉莉花》，就有中国章回小说的痕迹。作者常在一章的末尾写两行诗概括全局，吸引读者继续往下看。而该书每章结尾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正是”之类的笔法，在中国章回小说中也是常见的。

此外，中国文学对缅甸文学在题材方面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鲁迅当时写过不少故事新编，或借古喻今，或表现爱国情绪和抒发对现实酷政的不满。我们也可在缅甸实验文学派作家的作品中看到这一情况。这一切正反映了中国文学之花在缅甸文学的百花园中生长和开放的情况，而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五）中国文学在印度尼西亚

印尼是中国的近邻，也是东南亚华人较多的国家。中华文化随着华人移居而进入这个千岛之国，中国文学作品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之一。历史上，中国文学作品在印尼的译介之路曾经受到阻碍。随着近年中印（尼）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华文化在印尼出现的复兴热潮，使中国文学作品在印尼更受关注。

1.早期中国文学在印度尼西亚的传播情况

移民浪潮促成了印尼社会华人群体的形成，他们在生活中部分融合于当地，又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某些特征，形成了异于欧洲族群、原住民族群的另一个族群。流传于中国民间的口头文学、戏剧、说唱艺术、故事剧目等被带到了异国。随着华人族群人数不断扩大，中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化的传播途径和范围也在增加。

最初移民到印尼的华人中，女性略少，移居的男性华人遂与原住民女性通婚，其后代又在族群内相互嫁娶，生儿育女，形成土生华人族群。土生华人生活方式已悄然发生变化，语言文字上已不再是中国母语，而是混杂着闽南话或南方方言的马来语（又称“低级马来语”）。土生华人族群在文化认同上既不完全属于中国，也不归于印尼，但他们保持了大部分华人文化与华人风俗习惯。他们建立的庙宇多为中国宫殿式的构架、雕工；宇内所悬匾额对联、所设置碑铭，皆以中文书写。土生华人身处异国却在文化上认同中国的矛盾，催生了土生华人的寻根情结。

土生华人多数只通马来文，几种因素共同促使土生华人开始了对中华文学作品的译介。值得一提的是，在早期当地华人普遍以汉语为交际语时，中国文学作品在印尼主要以汉语或中国南方方言传播，直至华人本土化逐渐失去汉语读写能力后，才出现了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

印尼的华人已融入当地社会，并有部分通当地语言，后来的土生华人也多数通马来语或爪哇语，闲暇或节庆时候，便会上演由本地语言或华语演出的传统剧目，如《西游记》《水浒传》《山伯英台》《三国演义》的章节片段等。现印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哇扬戏”就发源于中国的皮影戏。皮影戏在北宋以后由马来半岛传入爪哇，爪哇居民用以驱魔散鬼，降妖护体。说唱文学表现与传播的故事作品多为侠义、历史、怪志、公案和言情题材，符合大众娱乐和历史。

华人虽远离国土，但继承了大部分中华传统文化，并将原住民的语言、生活习惯、服饰融入自己日常生活，在群岛世界里形成了一种新文化。他们在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上具有双向性，即一方面接受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努力使自己融入当地文化之中，在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中产生了新的族群——华族。由于印尼独立后政治因素影响，苏加诺时期推行的同化政策与之后苏哈托推行的强制同化政策，加上民族极端势力煽动排华情绪，大部分华人传统文化被摧毁，其中包括华人的翻译文学。但不可否认的是，早期土生华人为中华文学作品的译介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对印尼近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土生华人作家作品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为主的翻译文学，另一种是受中国古典文学启发产生的土生华人原创文学。翻译文学成了土生华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已有部分古典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西游记》《包公案》等被翻译出版。《三国》塑造了仁君、贤臣、良将的形象，并歌颂了忠孝礼义的楷模与宽容大度的胸怀，作品传递的价值观受到华人喜爱与推崇，不仅在华人群体中家喻户晓，在原住民社会中也得到广泛流传。直至现代，《三国》中的关公形象已成为一种信仰，关公信仰亦成为印尼的宗教文化现象之一。

中国文学作品译介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明显本地化倾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译介在异国并非完全遵照原书按原本翻译：在异地文学与环境的影响下，译者会对细节或内容做或多或少的改编以适应当地人的阅读习惯，使读者易于理解接受。土生华人虽为中国人后裔，但受来自母系原住民血统与生活环境、文化影响，对中华文化的接受与传承随着时间推移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消融，因此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翻译时，有必要适当改编。以《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例，20世纪70年代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爪哇文和巴厘文校订本看来是从当地原有的译本转译的。在后来的改写本中，“梁祝”故事中汉文化的成分减少，出现了明显的“爪哇化”和“巴厘化”的倾向。

中国主要文学作品在印度尼西亚的流传情况如下：

《薛仁贵征西》在1859年就被译成爪哇语，这可能是中国通俗小说在印尼最早的译本。

四大名著的译本，以《三国演义》译本出现时间为最早，在印尼也经历了多次重译与再版。最早在18世纪中三宝垄出版的马来文报《马来亚号角》连载。1883年，雅加达最大的荷兰出版商之一——樊多东普公司出版了由华人翻译的马来文版《三国演义》，直至1885年出版齐全十二卷。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在爪哇各地，摘译、选译或编译的《三国演义》就出现过六种版本。

《水浒传》初版出现于1885年，名为《宋江》，1915年版名为《荡寇志》。

《西游记》初版出现于1886年，1917年重版，1920年出版简写版。1937年出版《后西游记》，1938年出版《西游真诠》。

此外，《封神演义》初版于1885年，《列国志》初版于1883年，《岳飞的故事》初版于1891年，《东西汉演义》初版于1886年，《西厢记》初版于1936年。1890～1945年，《三字经》《中庸》《大学》《二十四孝》《五女兴唐》《残唐五代全传》《罗通扫北》《说唐后传》《五虎平南》《五虎平西》《粉妆楼全传》《万花楼》《双凤奇缘》《乌白蛇》《白蛇精记》等都被翻译成马来文本，有的甚至被翻译成叙事诗集。最早出现的武侠小说译本为《三侠五义》，于1915年在《苏门答腊报》连载，而后又出现石玉崑译本。

2.印度尼西亚独立后中国文学的传播情况

1945年8月印尼宣告独立，苏加诺出任总统。印尼政府对华人的政策逐渐向限制方向发展，要求华人改名，禁止销售华文书刊，禁止华人店铺悬挂中文招牌，禁止发行华文报刊。这一时期，华人文学主要分为创作文学与翻译文学。在创作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小说作品，华人作家基于印尼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创作了大量具有土生华人特色的小说与诗歌。由于政策原因，该时期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译介略显萧条，而被翻译的武侠小说却大受欢迎并开始在印尼掀起热潮。武侠小说英雄、忠义、虔诚、耿直的主题不仅体现了华人的道德传统，而且也符合原住民的道德观念。《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素心剑》《天龙八部》《楚留香传奇》《陆小凤传奇》《绝代双骄》《射雕英雄传》《萍踪侠影录》等中国当代武侠小说的译本随后也相继问世。

1965年，苏哈托发动“九三〇”事件，印尼共产党与无辜的华人华侨遭到右派军人集团的残酷杀戮和逮捕。在这次排华运动中，有将近30万华人遭到杀害，同时有大批华人在这次运动后逃离印尼。新政府下令关闭全国所有华文学校，之后又下令关闭与撤销所有的华人社团和华人报纸杂志媒体。苏哈托执政期间，华人禁止涉足政治、文化、军事领域，不允许进入政府部门、国立学校以及军队工作。苏哈托政府实行的全面强制性同化措施，对华人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华文化的三大支柱——华人公会组织、媒体、华文教育全然被摧毁，华人被禁止在公共场合讲中文，停止出版任何中文刊物，导致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华人基本不通中文。由于该时期中华文化与中华文化传播的媒介已被禁止与摧毁，中华文学作品的译介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但在这种情况下，武侠小说的译介仍在继续。或许是武侠小说所表现的侠义英雄气概和出其不意、充满悬念的故事情节深受印尼读者喜欢，这些读者甚至包括部分苏哈托政府官员。再者，武侠小说表现的内容脱离现实，难以与政治关联，武侠小说才得以在印尼文化市场中仅存。

1998年5月，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苏哈托政府垮台，印尼结束了以苏哈托独裁为主的政治形势，开始走向民主化道路。在对待华人问题上，新政府支持种族平等，从政策上调整政府对华人的态度，并对华人开放政治领域，取消了关于华人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禁令，准许中文报刊、书籍、印刷品等在印尼的发行出售。新政府还宣布华人农历春节为印尼国家公共节假日，并在法律上确定了华人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新政府在文化上主张多种文化共同和谐发展，支持民族平等与民主自由。在华人社会地位得以提高的同时，华人文化也逐渐得到恢复。

1998年以后，在印尼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主要是古典文学、武侠小说与现代文学。总体而言，古典文学作品与武侠小说类作品的译本较多，现当代文学作品数还相对缺乏。

古典文学译作中，《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仍是热门，多次再版。2013年，印尼第一次出现了《红楼梦》译本。此外，《聊斋志异》《薛仁贵征东》《孙子兵法》《东周列国志》《东西汉演义》《春秋五霸》《西厢记》《罗通扫北》《孙膑演义》《施公案》《三言二拍》《梁山伯与祝英台》《花木兰》《孟姜女》《嫦娥奔月》等也陆续在印尼出版。

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也大量出现，如1998年翻译的《中国诗歌55首》和《中国唐诗》。2003年在华文月刊《呼声》上发表唐诗译文，如李商隐的《嫦娥》，李白的《赠汪伦》、《下江陵》和《夜宿山寺》，贾岛的《剑客》，杜甫的《咏怀古迹》、《月夜忆舍弟》，刘禹锡的《乌衣巷》，崔颢的《黄鹤楼》等诗作以双语对照、诗意图与诗文对照形式发表。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至今仍是印尼图书市场上中国文学译本的主流，大部分印尼读者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认识仍停留在对古典文学作品的印象上。中国古典文学以其独有的表现内容、在印尼流传的历史和对印尼近代文学的影响，使其在中华文化复兴后仍能在印尼文学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古典文学的不断再版和再译，也体现了印尼读者对中华古典文学作品的喜爱。中国古典文学在印尼流传的历史，从口头文学、说唱形式到后来的“低级马来语”译本，直至如今登上大雅之堂的印尼语译本，它对印尼读者特别是华人读者产生了一定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20世纪初，中华古典文学影响了土生华人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由此刺激了印尼近代文学萌芽和发端，这也是中华古典文学至今仍是中华文学作品译本主流的原因。

现代文学则有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以琼瑶小说为主，如《情深深雨濛濛》《还珠格格》等。现当代文学作品译本的数量相对其他书籍较少，鲁迅作品《狂人日记》也有了印尼语译本。

21世纪以后，互联网在全球范围的崛起，为不同国家地区的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新媒介，自然也推动了中印（尼）两国的民间文化流通，促进了中国文学作品在印尼的译介。如《西游记》于2000年时曾在印尼电视上热播，现在网上仍可观看，大部分印尼人都熟悉《西游记》的故事，《西游记》的印尼语译本也在图书市场上流传多年。李连杰和成龙的影视作品在印尼不仅家喻户晓，而且也成为印尼网络影视中热门影视作品。中国功夫为印尼人所熟知，与此相关联的以表现中国功夫为主的中国武侠小说深受印尼武侠迷的喜爱。中国文学作品在印尼的译介促进了相关影视作品在印尼的传播，反之也刺激了相关对应文学作品在印尼的译介。

（六）中国文学在菲律宾

中菲两国的文化交流历史久远。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均在菲律宾持续传播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菲两国是隔海相望的邻国，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自中国的唐代就已经开始。两国从通商贸易、文教传承到文学交流的历史活动持续不断，两国间的文学交流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学在菲律宾得以传播。当时华校兴起，教师和教材大多来自中国国内，“四书五经”及中国的古典诗文与文学名著，从此正式进入了菲律宾华校的课堂。《华报》等华文报刊也都设有文艺副刊，将华界口头流传的中国文学典故及文学故事，以诗、词、文等形式在报纸上发表，使中国文学的影响，从华校的课堂走向了民间、社会。

1928～1950年，中国文学在菲律宾的传播与影响，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中国新文学思潮，与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兴盛的抗战文艺迅猛地传入菲律宾，并且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和回响。走“五四”新文学的道路，走抗战文艺的道路，成为这一时期菲华文学运动的发展潮流。此一时期中国文学在菲律宾的传播进入了深入发展时期。许多新文学名著，包括鲁迅、老舍等人的作品进入图书馆。同时，也出现了形式与内容皆改革了的新文学副刊、新文学社团与大量反映现实人生的新文学作品。菲华作家将在菲律宾创作的文艺作品寄回中国，刊登于新文学刊物上。如邝榕肇的散文发表在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上，叶向晨的新诗发表在于方治主编的《中国文艺》上，施颖洲的《新诗与译诗》发表于巴金主编的《烽火》上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战文艺运动在两国互相传播、迅速发展。中国抗战前后兴起的各种文学样式和产生的名作传播并流行于菲律宾。如潘德声等组建起“国防剧社”，公演过陈白尘的《升官图》、鲁迅的《阿Q正传》等名剧。与此同时，菲华各界人士也创作了相当数量的以抗战为主题、题材的作品。此外，第一本菲华青年文艺著作，亦在此期由臧克家为之作序并出版；仿照茅盾主编的《中国一日》的大型丛书《菲律宾一日》也向全国征稿并编选完成。由此可见，时代的递进与召唤、共同的危机与生机、故国的情思与所在国的需要，形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在菲律宾深入、持续传播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

朱自清的散文名作《背影》，在菲华文学界引起极大效应。不少作家，有意无意间群起效仿，并创造性地寓以更深沉的文化与人生含义。这被称为菲华文学中的“背影现象”。菲华作家描写父亲、父爱的作品，大多是沿着《背影》的情感路径向前推进。陈恩的散文《父爱》，一开头即为“父亲”“父爱”正名：“世人写母爱的文章很多，而写父爱的却少了！其实，父爱并不亚于母爱，有慈母，也有慈父，颂扬应该公平。”正名之后，菲华作家常以非常动情的方式，描写父子之情、父女之情。默云的《苦雨栖风》、庄良有的《一封写不完的信》、王文选的《父亲》、陈恩的《父爱》、林婷婷的《蓝色的湖》，多采用了《背影》式的艺术方式：描写父亲的平凡、爱心，从平凡小事中勾勒父爱、父子和父女之情。这一方面是源于《背影》的艺术力量，另一方面也是源自菲华社会独特的社会背景、文化心态和价值观念。他们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从中国漂洋过海来到菲律宾，赤手空拳地创业谋生。描写具象的“父爱”，实际上寄寓了对菲律宾华人祖辈的厚爱与尊崇，具有从“个别”中窥见“一般”的社会内涵与人生意义。描写各个时代的“父亲”，实际也是描写菲律宾华人的历史；赞颂各个时代的“父亲”，也包含着赞颂华族在艰苦中求生存的不屈精神。

意蕴愈深的“冰心情意结”也是广泛交流的内容。他们特别尊崇冰心这个名字。冰心的名字、作品、情感，代表着一种温馨、神圣和虔诚。冰心以《繁星》《春水》等作品雄踞一个时代，又以塑造母亲、讴歌母爱贯穿其几十年的创作生涯。海外作家欣赏“冰心体”代表的小诗，更紧追不舍冰心“慈母童心”之艺术心境。五四时代是一个亲子对立的时代，表现在文学中，集中体现于母亲形象与母女关系的双重性，即文学中的母亲、母爱、母女关系，既是家庭中美、善的最佳体现、化身，又因折射着复杂的社会关系、父亲意识而蒙上阴影。这种摇移着的文学中的两重性，是反封建大潮到来时，作家们调正视度、检视家庭关系的结果，更是不少作家尤其是女作家与命运抗争、与家庭抗争后，矛盾而又复杂的心理与情感的写真。冰心所体验的亲子关系异常和谐，她描绘的亲子关系永远是慈母童心。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时代所受的特殊馈赠，和因此而造就的特殊心灵所创造出来的文学中的母亲、母爱，震撼、牵动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心灵，引发了菲律宾华文作家及广大海外华文作家的广泛呼应。以王婉君的《童年琐记》、吴彦进的《慈母心》、施柳莺的《母亲随笔》、陈琼华的《又见童年》、曾文明的《母亲·辛苦了！》、蔡长贤的《母亲的眠床》、林丽容的《我不是水》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品，共同的特征就是追忆母爱、颂扬母亲，甚至渴望在母亲怀抱中寻回慰藉和人生真情。

1950年后，中国文学在菲律宾的传播主要通过文学交流来实现。菲华文学创作也进入繁荣时期。20世纪60年代台湾不少著名作家、学者如余光中、覃子豪、谢冰莹、纪弦、蓉子、尹雪曼等，均到过菲律宾讲学。讲题包括中国古典诗词、30年代中国文艺作家、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近代文学等。这些讲座，一方面将中国文学名家、名作介绍到菲律宾；另一方面，也为菲华文坛培养了大批作家、诗人与文艺团体的领导人。活跃于菲华文坛的王国栋、蓝廷骏、林婷婷、施约翰等40多人，都曾是青年文艺讲习班的学员。

中菲建交后，晓雪、唐达成、叶文玲、冯德英、陈国凯、流沙河等大陆作家，都曾应邀访问过菲律宾，中菲文学界的互访，使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均在菲律宾流传，加之菲华文学家自觉的文化传承意识，促进了中国文学的持续传播。

从战争时代的保家卫国、舍身为国，到现时代的文化爱国、文化寻根，中国爱国诗人诗作，更具现实意义和吸引力，在菲律宾乃至其他华人居住国的传播，将会愈加汹涌，意义愈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