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与理论篇
第一章 “平成日本学”论[1]
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周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对于战后日本研究，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以1945年为起点的当代日本史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有相当深厚的学术积累。从学术发展史角度看，已经到了尝试进行学术反思和规划新的研究思路的时候。我们认为，为更准确认识和把握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当代日本史研究应当将平成时期划分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这一分期不仅有利于更深入地认识研究对象，能够满足当代日本史研究最大限度切近观察时代这一要求，而且符合当代日本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战后日本社会在昭和后期发展中曾获得一系列成功经验，这些经验构成了日本当代社会内在秩序的“型”。冷战结束、泡沫经济崩溃、东亚地区现代化进程为整个日本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根本性变化。一度与日本社会发展完全适应的完成体的“型”，在平成时期开始面临诸多新的压力。伴随世界格局、东亚格局和日本自身发生的剧烈变化，与现实的发展不再适应的“型”发生不断的裂变。“压力”与“破型”构成了平成日本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主旋律。本章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回顾了这一“破型”过程，对进行新的时代划分的必要性、合理性做了讨论，并从全球史视角、东亚文化视角、当代日本社会内部视角、中日比较视角等几个层面对未来平成日本史的研究方法做了进一步的讨论。
第一节 “平成日本学”的提出
一 从平成年号说起
1989年1月日本昭和天皇去世，同年明仁天皇即位，定年号为“平成”。年号之制源于中国，在东亚文化圈内，曾影响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但今天仍旧使用年号的只有日本。一帝一年号的做法是明治时代确定的皇室典范。平成这一年号，典出两部中国古代的典籍。一是《尚书·大禹谟》的“地平天成”，一是《史记·五帝本纪》的“内平外成”。从汉字本身的字义看，“内平外成”“地平天成”都不是开拓的意向，在变动与开拓、安宁与守成两组词中，“平成”更让人们联想到的明显是后面一组，具有平和、守成的倾向。
中曾根康弘曾以司马辽太郎《坂上云》为喻，指出战后日本一直以欧美为方向奋进。[2]198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占世界的比例从1960年的2.8%上升到15%，而美国从33.3%下降到21%。经济上的成功唤醒了日本人的“大国意识”。一方面，一部分人开始预测21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新日美关系的对策》成为畅销书和社会话题。部分日本人开始想象日本将“承担起成为新时代中流砥柱的重任”。另一方面，在平成元年这一时点，更多的日本人似乎失去了目标。一如走到山顶，再向前一片茫然。
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前后，很多日本学者对迅速发展的日本今后会走向何方深感焦虑。1990年2月，后来成为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要成员的西尾干二出版了《日本的不安》。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世界史的剧烈转折与日本”中写到这样一个饶有兴趣的细节。西尾干二曾经在1965年留学德国，留德两年中访问过里斯本。1989年旧地重访，心中深为眼前的景象震惊。这座在西欧犯罪率最低的城市的街景和20年前几乎没有多少变化。街上行人悠闲，物价便宜。这种感觉并不是偶然的。留学时代他走过欧洲很多城市，20年后再次做欧洲之旅，所到之处都让他产生这种感觉——负面说是停滞，正面说是安定。过去40年日本的经济增长了20倍。和变化相对来说很少的西欧诸国相比较，他归国后22年，日本发生的变化，甚至让他产生了在人类历史上这是否算是正常的疑问。“尽管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没有什么异常，但放眼将来，感觉充满看不清楚，所以深觉不安。”[3]
这份不安，或者就是平成年号出世的思想底流。在1989年那一时点，日本学者面对的问题是：平成日本向何处去？而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平成日本是怎样走过来的？
二 为什么提出“平成日本学”
笔者认为，当代日本研究可以考虑以平成元年画线，将平成日本单独列出，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加以研究。如果给这一历史时期的日本研究做一个命名，笔者认为可以称之为“平成日本学”。“平成日本学”以平成时期的日本为研究对象，是立足于新的断代史视点对于平成日本的综合研究。
就历史研究而言，历史分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手段。庖丁解牛，要在皆中肯綮。正确的历史时期划分，因为切中历史发展变化的关节点，对于整体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对于深入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变化，都有很重要的意义。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进行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历史分期。他有关“唐宋变革论”和“应仁之乱”的论述，直到今天对于学术界仍旧有着非常大的影响。[4]而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历史分期问题之所以成为“五朵金花”的第一朵，成为历史学者们长期争论不休的学术热点，原因也正在于此[5]。
就日本史研究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事日本历史研究的中国学者，通常以明治维新画线，把日本历史划分为古代史和近现代史，即古代史（绳文时代至1867年）、近现代史（1868～1945年）。按照这一划分框架，战后日本史自然地被划为当代史，或称战后日本史（1945～ ）。这种划分方法直接的参照系是中国史研究的划分法。传统的中国史划分，就是以鸦片战争画线，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古代史（上古至1840年）、近现代史（1840～1949年）、当代史（1949～ ）。从20世纪80年代的时间点出发，以1945年为始点的战后日本，只有35年的历史，将之视为一个历史时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框架今天明显已经显得老化。到2015年，战后日本史已经有整整70年。就时间跨度而言，如果我们把古代史、近现代史和当代史的研究比作长镜头、中镜头和短镜头的话，将70年作为短镜头就显然过于漫长，有做重新调整的必要。
面对当代日本激烈变化中复杂的历史世相，日本当代史研究者的任务，在于如何做出选择，如何透过历史表象去揭示历史演变的主题所在。我们知道，历史研究从来都是选择的结果。一如汤因比所说，对任何事物进行任何叙述，都不得不是有选择的，人类的智力并不具备全景式掌握住各种事物总和的那种能力，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我们还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任何一个国别的当代史研究都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研究者们既是观察者，同时他们的研究和判断会影响到研究对象，两者之间存在其他历史时期研究中所不存在的重合性，因此当代史研究蕴含着深远的导向意义。唯其如此，当代日本史研究，拥有与其他日本历史时段的研究不同的要求。它既要求历史研究者最大限度切近观察时代，又要求他们从当代日本社会纷繁的表象背后，寻择出其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和中心，抓住当代日本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特质，借此从宏观的角度把握当代日本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和趋势，因此，单纯地把70年历史看成一个混沌整体概而述之，就历史研究方法论而言显然过于笼统，有加以更新改进的必要。思考这一问题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当代史这一相邻的学科领域找到参考。最近几年越来越盛行的“新时期”“30年”研究的出现，就是很好的旁证。
我们提出以平成元年画线，将平成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列出加以研究，是因为这一划分方法将研究时段集中于1989年以来的日本社会，能够满足当代日本史研究最大限度切近观察时代这一要求；更因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时期，从日本政治的混乱、日本经济发展迟缓甚至停滞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保守化倾向等多方面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平成时期表现出了整体上与前一历史时期截然不同的独特时代属性，因此，这种划分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认识当代日本，有利于我们对日本社会展开深入的分析。
还需补充提及的是，尽管今天平成日本仍是进行时，但以“平成”作为关键词，从学术角度来审视1989年以后的日本历史发展的学术研究在日本已经起步。2013年时值平成日本进入第25个年头。以此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点为契机，东京大学小熊英二教授组织人员撰著了《平成史》。这部著作由总论、政治、经济、地方与中央、社会保障、教育、信息化、国际环境与民族主义八部分组成。这是目前采用历史学方法对平成日本社会进行分析最有参考价值的著作。“我们生活在怎样的时代？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日本什么变化了？什么没有变？”这是该书提出的基本问题[6]，也是为日本大众密切关注的问题。2014年这部著作再版，又追加了“外国人”一章。1989～2015年，平成年号的使用在日本已经有27年。可以预见今后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以平成时期为研究对象的当代史研究著作。对于我们思考“平成日本学”这一研究课题，日本学术界的这一动向是值得重视和参考的。
第二节 “平成日本学”的内在历史逻辑
从历史分期的视角，将平成时期的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加以研究。这一观点的提出，不仅可以对旧有的“战后日本史”这一框架做出合理的修正，又有利于当代日本史研究更为切近地观察和分析当代日本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但这只构成提出“平成日本学”的契机，真正构成这一历史分期划分实际支撑的是这一划分符合当代日本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些内在逻辑的展开，直接构成平成时期日本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
从文化论分析的视角看，战后日本社会在昭和后期发展中获得了一系列成功经验。这些经验构成了日本当代社会内在秩序的“型”。而一旦进入平成时期，世界格局、东亚格局和日本自身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度与日本社会发展完全适应的完成体的“型”，在平成时期开始面临诸多新的压力，并因为与现实的发展不再适应而发生裂变。概而言之，“压力”与“破型”，是思考平成日本研究两个核心的关键词。
一 三个泡沫的崩溃与三组主要的矛盾关系
中曾根康弘在2000年的著作中，把日本的衰微局面概括为三个泡沫的崩溃。（1）政治泡沫的崩溃。自民党分裂和金丸信问题[7]等带来政界的“失序”。首相走马灯一样变换，政局缺乏安定感。（2）经济泡沫的崩溃。现实中金融机关和企业面对长期不景气，正在苦战中。（3）社会泡沫的崩溃。从财界到政界、从警察到自卫队，到处都有贪污。每天看新闻，总有恶性犯罪事件和青少年犯罪事件，还有“援助交际”这样的社会问题。对于人的存在及就价值观认识的变化而言，最大的问题是教育问题。医治战后文明病，欧洲有基督教作为文明的基础，但日本没有。战后在日本流行英国式的功利主义、美国式的实用主义、法国式的自由主义，总之以经济为中心，个人至上的思想甚嚣尘上，而儒教、朱子学讲的仁义礼智信或者耻、武士道等日本自己的规矩越来越欠缺。日本人对家庭、地域、公司或国家，一言以蔽之对集团、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弱化。他认为，教育的核心在于国民。应利用电视和报纸来强化被弱化的日本固有的思想。[8]中曾根康弘所讲到的三个“泡沫”，实际上概括反映的就是日本社会的“1955年体制”这一“型”中的主要问题点。
作为平成元年的1989年，是世界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整个世界史由此进入了大转折时期。以柏林墙被推倒为标志，二战后长期存在的冷战格局终于走向结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立和美苏两极政治对立结构也走向终点。历史急剧地告别东西两大阵营划分的格局，整个世界由此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战后日本历史发展的国际环境中，有三组主要的矛盾关系。一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关系。以美苏为代表的两大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对立以及两者之间力量的消长，对于整个东亚历史、日本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构成了平成时期日本历史发展的大环境。二是日美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一矛盾的展开有一个反反复复的具体过程。第一个反复过程起点是日美对抗性矛盾。1945年战争结束前，美国与日本之间是敌国，两者之间的关系属于对抗关系。日本被占领后，这一矛盾伴随新中国的出现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一度由强转弱，日美之间也由对抗转为协作。第二个反复过程是围绕国际利益形成的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对立，是在同盟国的框架下通过协调和政治让步等展开的。在1989年这一时点，这一对立由于日美经济摩擦再度处于由弱变强的阶段。此后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日美对抗再度由强变弱，由对抗转变为协作。三是日本与中国、韩国以及东亚地区其他国家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这一组矛盾关系因为牵涉国家众多，结构比较复杂，变化也最为激烈。这三组矛盾关系互相关联，互相扭合，整个战后日本历史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无不与这三组矛盾关系密切相关。
日本是冷战体制最大的受益者，是享用冷战红利最多的国家。战后日本的重建过程，是日本成功利用大的国际形势为自己营造最佳发展空间的过程。1945年战败之初，日本国内的经济困难重重。国内工厂、运输设备和基础设施大部分毁于美军轰炸，600多万人自海外回国，国内出现了通货膨胀和粮食危机。但是，1945～1955年，日本借助中国国共内战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成立实现在远东战略地位的提升，很快与美国之间调整好关系，完成了从敌手到伙伴的转变。战后日本把加工贸易视为立国的经济政策，克服了国土狭小和资源匮乏的劣势，特别是借助抗美援朝战争中为美国和韩国提供所需的大量的纤维、钢材等军用物资以及为韩国提供复兴建设所需的材料的机遇，迅速完成了战后重建工作。到1955年，日本的国民收入及矿产工业生产额等大体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政府发布的《经济白皮书》中宣布“已不再是战后”[9]。借助这一先行优势和冷战时期身处资本主义阵营的政治优势，1955年，日本经济开始起飞。1960年以显著提高国民生活水准为目标，日本政府公布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4年成功举办了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并迅速推进横贯日本东西的运输大动脉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日本经济以高速增长为目标，正式步入发展轨道，并连续实现年均9%的高速增长。到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上升至全球第二位。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在克服日元升值和日美贸易摩擦后，高歌猛进的日本经济如日中天，国内投机热潮也迅速升温，尤其投资股票与房地产大行其道，泡沫经济走到了顶峰。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日本企业收购了被誉为美国颜面的纽约洛克菲勒中心以及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并在艺术市场抢购凡·高、毕加索等全球名家的美术作品。“大国梦”和“说不”作为热词在日本媒体上频频出现。
然而冷战结束了。美国与俄罗斯、中国的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身处东北亚的日本，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原有的特殊地缘位置所带来的地理支撑意义弱化。这直接导致日本不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外交等领域都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初，尽管为了对抗潜在的“威胁”，日美安保关系依旧存在，但美国在日美关系上越来越不愿意为了国际政治利益而牺牲本国经济利益，而是开始强调维护美国的经济安全。前述第二个矛盾关系——日美之间的矛盾关系就此出现且一并展开，贸易摩擦加剧。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持续时间很长。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为改善贸易失衡，日本不得不“推进”钢铁、汽车等自主出口限制，并以下调关税、简化进口检查手续等手段，促进来自美国的进口贸易发展。美国进行贸易战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推动日元升值。从1971年美国尼克松总统为克服连年的贸易赤字决定放弃美元固定汇率制开始，到1985年的“广场协议”，日元兑换美元的比价逐渐攀升。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更加力“敲打日本”。到1995年，日元兑换美元探至1美元兑换79日元。日元不断升值从根本上打击了依靠加工贸易立国的日本经济。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在中美日之间形成了新的复杂关系，这给习惯于获取渔翁之利的日本政治家们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因此在世界范围内，日本是“中国威胁论”最有市场的地区。为了联手对付迅速发展的中国，日美安保关系确实再次得到强化。但中美关系不是纯粹的对立关系，所以尽管很多日本政治家仍然一厢情愿地使用冷战思维来考量中美关系，期待把中国推到当年苏联一样的地位，但其有效性显然是极其有限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大国外交日趋成熟。今日的中国外交早已摆脱了以意识形态为旨归的僵化态势而充满弹性，中美关系与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并没有走向对立，而是一直朝着建设性的互惠互利的方向发展，这是非常正确的。
构成平成日本社会发展的第三个矛盾关系——日本与中国、韩国以及东亚地区其他国家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不断发展。亚洲特别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的工业化对于日本经济构成极大冲击。以改革和开放为口号，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一直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积极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冷战的结束为中国提供了更广阔的施展天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2001年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个多世纪来首次主动接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到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且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另一方面，从20世纪60年代起到80年代末，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经济发展已为世界瞩目，进入20世纪90年代，更有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加入快速发展的序列。近年来，越南、缅甸成为投资热点。在国际政治组织方面，1994年，东盟决定扩大成员。此后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先后正式加入东盟。东盟的成功扩大，是东南亚地域经济成功整合的标志。东亚地区政治、经济不断在发展和进步，特别是整体工业化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经济总量也达到空前的规模。就日本而言，尽管在资本、管理和技术领域依旧维持相对的优势，但在一个强敌环视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形成的先发优势和依靠冷战政治格局中的政治优势形成的以加工贸易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已经与全新的世界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平成时期，日本经济的缓慢以至于停滞的发展历程，就是这样一个面对巨大压力不断自我调整的历程。这一历程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的工业化冲击互为表里。平成时期日本经济的停滞，不仅降低了日本在亚洲和全球的经济影响力，而且对于日本国内的政治与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压力，这一局面是与昭和后期完全不同的。
二 平成元年：当代日本史发展的转折点
世界格局在1989年前后发生的变化，是具有决定性质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意义巨大，影响深远。而对于日本社会，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政治方面，这一转折的标志有三：（1）左翼的瓦解；（2）保守阵营内部的分裂；（3）第三种势力的抬头。
（一）政党势力的变化
事实上，1989年的左翼力量早已成强弩之末，这方面最有标志性意义的是1989年总评解体。战后日本民主体制下，最有代表性的工会组织是总评。1950年总评成立当初打过反共旗号，但一旦组成后马上提出了“和平四原则”，迅速转变成为“左”倾反美力量的代表。1953年总评确定了阶级斗争的基本理念，以改变国内的资本主义制度为斗争目标，在政治上则支持日本社会党。此后总评一直是日本反战和平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在20世纪60年代的安保斗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领导地位。历史上总评社会影响力非常大。1960年6月4日，总评发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全国大罢工，一声号令有640万名工人响应并参加。在1983年，总评有451万名成员，占到全国工人数量的36%，是每年劳动者争取提高薪金的“春斗”的核心力量。唯其如此，总评的解体才更具有标志性意义。和总评解体关系密切的是日本社会党的衰败。1945年成立的日本社会党以社会大众党为母体发展起来，基本团结了日本共产党势力以外的左翼力量。但是，在平成元年，日本社会党尽管依旧是国会最大的在野党，但本质上已经非常脆弱。社会党领导者不思进取，不能够深入了解民众需要以给日本社会提供新的发展愿景，而是安于“万年野党”的地位，甚至与自民党私下内勾外联，同台做戏。到了平成时期，社会党不仅对党的命运面临的存续危机缺乏认识，而且领导者们利欲熏心，意图火中取栗，利用日本变动的政局攫取一时的实际权力。1993年社会党为与其他政党合作联合执政，放弃了一贯的对“PKO法案”和“消费税法案”的反对。1994年6月，社会党甚至和老对手自民党及先驱新党共同组成联合政权，为此公开声明自卫队是合法的，《日美安全条约》是必要的，在国旗、国歌等问题上采取妥协态度。最有代表性的是1994年9月社会党在党的临时大会上，通过了题为“我党对当前政局的基本姿态”的决议。在这一对社会党历史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决议中，社会党放弃了固有的非武装中立的立场，承认自卫队合法，坚持《日美安全条约》，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支持派兵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承认“日章旗”为国旗，“君之代”为国歌。如此缺乏政治操守的政党当然遭到民众的唾弃。伴随平成时期日本政治的激烈变化，1955年以来在日本国会长期占有第二大党地位的日本社会党败运连连，发展到2014年12月的众议院大选，已经凋零到仅仅获得两个议席，对现实日本政治构不成任何影响。
（二）政治版图的重新解构
保守阵营在平成时期也进入了剧烈的变革时期，其标志是自民党的分裂与两度下野。
政治改革是贯穿整个平成日本政治的关键词。20世纪70年代开始，自民党的“金权政治”与内部大量存在的腐败问题，已经引起民众对政府强烈的不满。这构成了保守阵营不得不进行变革的巨大的外在压力，并构成直接导致自民党的分裂、1993年的联立政权、2009年的民主党政权成立的原动力。自民党内部的分裂，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1955年体制”长期持续使自民党内部形成了一个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派阀。为了集团利益而采取行动的派阀力量实际上一度在日本政治运行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它是自民党内部政党文化与执政经验的凝固化的标志，是与平成时期所面临的变革要求背道而驰的。在日本，另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是官僚。日本的官僚曾经被认为是最优秀的政府官员。在日本战后复兴过程中，以大藏省、通产省为首的政府官员与企业界和学界通力合作，形成“产官学”的合力，这正是所谓“日本成功经验”的主要部分。但是，日本上层政治家的经常性更换，造成国家机关的官僚实际上对众多国家政策拥有实际的决定权力和支配力量，长期盘踞在各个部门，官僚们也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在日本经济上升期，尽管各种“御掟”“御法度”或明或暗存在，但运作上基本还是有效的。当变革的时代到来，特别是当变革牵涉自身利益的时候，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出于对自身利益、规则的坚守，由国会派阀、“族议员”和官僚集团组合成的反对改革的势力成了日本社会转变的负面力量。正是在这一脉络中，面临时代变革要求的巨大压力，保守阵营内部出现必然的分裂。理解了这一脉络，我们才可能理解何以取代自民党上台的细川护熙内阁会积极推动通过《政治改革关联法案》，理解《中央省厅等改革关联法案》的出台，理解小泉纯一郎推进邮政事业民营化、道路公团民营化为什么面对巨大的阻力，理解身为自民党总裁的小泉纯一郎何以要“粉碎自民党”。
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平成日本政治，经历了一个纷乱复杂的演变过程。它造成的直接结果是第三种势力的成长。这里所说的第三种势力，是指区别于原来在日本政坛风云一时的自民党和社会党之外的政治势力。这部分势力是最复杂也最难把握的，而且是真正掌握着日本社会未来变数的力量。一度整合这一力量取代当年的日本社会党登场的是日本民主党。2009年日本众议院选举，民主党获得的308个议席和鸠山由纪夫内阁启动时70%的支持率都是这一力量的集中展现。而2013年底野田内阁下台，不仅标志着民主党执政的失败，也标志着这一力量遭遇了重大挫折。民主党执政失败有其必然性：一方面内部力量因为匆匆组合缺乏有效整合；另一方面很多代表性政治家缺乏治理国家的实际经验，他们交给民众的试卷是不合格的，甚至被看成“负数”。有人给2014年的日本众议院选举做出评价时说，在零和负数之间，大家选择了零。尽管如此，对于日本政治的变革之路今后的走向，第三种势力依旧是非常重要的变量。
（三）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经济
平成时期也是日本经济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平成元年，日本泡沫经济正处于最高时期。翌年11月，泡沫经济就开始崩溃，日本经济也从此进入调整期。“平成不况”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关键词。泡沫经济以“广场协议”签署后的日元升值为转折点。为援助苦于海外资金的流入与日元升值的出口产业，日本政府开始实施宽松的金融政策。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日本国内投机热潮涌动，大量资金涌入股票与房地产。1989年末，日经平均股价创下38915日元的最高纪录。仅仅五年，股指暴涨了两倍。与此同时，数年间日本大都市地价也飙升了两倍。问题在于，这种远离实体经济支撑的上升趋势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以1990年日本财政当局采取抑制景气政策为契机，日本的股价与地价纷纷暴跌，支撑整个日本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出现危机。以土地做抵押的数额巨大的贷款伴随地价下跌而变为不良债权。银行则因拥有大量不良债权而陷入经营危机。面临困境的各大银行开始控制融资，这又引发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连锁性企业倒闭，其影响波及整个社会。日本经济进入长期低迷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失去的十年”。此后，日本经济一直处于调整和迟滞之间，发展非常缓慢，而结构改革、行政改革、规制缓和等成了报纸和杂志经济版的常见词语。今天，尽管各大银行的不良债权处理已近完成，日本经济开始了向新经济体制的转换，但时移世迁，日本经济已经很难重新找回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
平成时期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是面临全球化时代的全方位经济竞争，日本如何从原来的“出口加工”的旧型中走出来，依靠其所拥有的资本、技术和管理优势找到新的发展道路。从多种角度看，这都是一条充满未知和艰难的道路。现在执政的安倍内阁打出“安倍经济学”的旗帜。日元贬值、增税、对企业倾斜等对缓解日本经济的迟滞发展有一定效果，但他在经济领域的作为是否真的长期有效，还有待时间的考量。
（四）平成日本的文化转换
从文化领域看，平成日本也显示出鲜明的转换期特征，拥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点。如果从大的方向上用一句话概括之，可以说是由“1955年体制”的“左”与“右”的对立，转化为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日语中有一个词叫“空気読め（Kuuki Yome）”，意为“感受氛围”。社会氛围一如空气，看不见但无所不在。言及日本社会整体气氛的变化，让笔者回忆起2005年加藤周一在清华大学讲过的一段话：“我的观点多年来并没有变化。20世纪50年代我这么讲，今天也还在这么讲。但是20世纪50年代在日本听我讲话的人说我是右派，今天在日本听我讲话的人说我是左派。我没有变，但是社会变了。”进入平成后，日本社会左翼学者阵营规模急剧缩小，相对消沉，而变革时代引发社会思想动荡，民众要求社会变革的压力转化为对于权威政治的需求。日本民众强烈期待强人政治家登场改变社会，这种社会气氛正是日本新民族主义滋生的重要土壤。
民族主义在冷战格局下一度退居次要地位。但随着冷战结束、两极结构瓦解，在新旧格局发生剧烈转变时期，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国民自我认同都面临剧烈的变化。民族主义情绪在全世界都得到了释放空间。东亚地区也处于民族主义思想活跃期。平成时期的日本，民族主义开始进入前所未有的上升期。这一变化与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相联系，在东亚，日本和中国、韩国等东亚诸国之间构成复杂的联动关系，最终导致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发生连续的剧烈变动。
综上所述，和昭和后期相比，平成时期的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沿着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思路展开的。使用文化论的话语概括之，就是曾经让日本成功完成经济起飞的“1955年体制”的“型”，在诸多压力下不断被打破。我们说“压力”与“破型”是理解这一时代的关键词，根据就在于此。
既然因为时代的变化，平成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显示出了与前一历史时期明显不同的特征，那么我们理当从平成时期社会实际出发，用新的问题意识思考，并对当代日本社会进行研究和做出判断。
第三节 “平成日本学”的基本问题
我们在这节里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概念——“平成日本学”。平成时期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是“平成日本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平成日本学”把1989年至今整个平成时期的日本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利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种研究方法在这一新的学术平台与视点上展开研究，从而逐步构筑起对于日本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多层面进行综合分析的新框架，以期探讨进入平成时期后的日本社会内部结构所发生的新变化，分析平成日本所拥有的新的社会特征，实现日本当代史研究最大限度切近观察当代日本社会变化，推导其未来发展趋势的学术目标。
平成日本社会的发展具有很多与此前不同的整体性特征。以社会运动为例，以1989年总评解体为起点，日本的社会运动在规模、目标组织方式、运作方式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战后社会运动中经常出现的关乎社会性质与结构的政治性诉求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新的运动目标通常是非常具体的，多为生活层面的。具体的实际问题多，形而上的意识形态类型的宏观问题少。涉及部分人利益的多，涉及社会整体利益的少。与此相对应，社会运动的组织规模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像总评、日教组这样的全国性大组织，有的已经解体不再存在，有的尽管依旧存在，但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活力，风光远不及当年，影响力大不如从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扎根市民阶层中的基层民间组织主导的市民运动此起彼伏，风起云涌，别具气象。
平成时期日本市民运动的蓬勃发展自有其深厚的基础。战后70多年的民主体制基本保证了普通市民参与政治与社会事务的权利。经济方面，在一个急速发展的国家开始走进延缓发展甚至停滞的历史时期，社会资源的分配从有和无的层面，转变为多和少。在社会整体发展水平达到相对富裕后，日本经历一个多方面沉淀和发酵的过程。不同社会立场的人群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而城市人口绝对性增加提供的人力资源、文化教育的发展与国际知识的普及以及大众媒介的飞速发展、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产生的极大影响等，都构成了平成日本社会市民运动的推动性因素。面对市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日本政府也认识到了这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正面力量，并积极在政府层面整备了相关法律制度。在日本市民运动历史上，1995年阪神大地震是一个重要契机。活跃于灾区救助活动各个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们的出色的表现，直接推动了日本政府在1998年公布施行《特定非营利组织活动促进法》（NPO法）。此后日本的NPO发展迅速。大量的NPO以不同诉求为目标活跃于日本各个领域，不断推动着日本社会的进步。而为数众多的NGO（非政府组织）则活跃于国际社会，为日本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做出了重大贡献。[10]在这样的形势迫使下，左翼阵营也开始进行组织形式的转换，最典型的例子是九条会。2004年6月1日，由井上厦、梅原猛、大江健三郎、奥平康弘、小田实、加藤周一、泽地久枝、鹤见俊辅、三木睦子九人发起的九条会，是以保卫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为宗旨的政治性社会组织。该会的成立是基于对“以第九条为中心的日本国宪法加以改正的社会运动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而产生的危机感，呼吁大家为了日本与世界和平的未来，以“保卫日本国宪法”为中心点联起手，号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都尽自己一份能尽到的力量。[11]九条会的组织方式非常独特。它有异于一般的社会政治团体，没有严格的内部组织形式，也没有为增强团体内在凝聚力而设定各种规章与制度，只要是支持和赞成宪法第九条的人都可以动员自己身边的同道者组织起来，九个人就可以组织某一地方或某一领域的九条会，再通过各地、各领域的九条会来组织关于宪法第九条的各种学习会、讲演会。2012年，据该会重要成员、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介绍，该会下属的“九条会”据说已经有7500多个。直到今天，九条会依旧在为保护宪法第九条而努力。2014年12月，九条会在东京日比谷召开了2500人规模的反对安倍内阁改宪的政治集会。集会上，九条会发起人宪法学家奥平康弘、作家泽地久枝发表了演讲，未能与会的九条会发起人大江健三郎和梅原猛都以书面形式表达了坚决维护宪法第九条的决心。大会结束后，会议参加者还在东京举行了政治游行。[12]这一以保卫宪法第九条为宗旨的政治组织，能够逆势而起并成功坚持下来，首先是因为宗旨明确，只抓住“宪法第九条”，舍弃其他一切政治条件，在寻求最大多数的支持者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其次是因为它是全新的、与时代发展合拍的组织方式。化整为零、灵活组合的组织方式可以说是该会非常鲜明的特色。
上述分散化、多元化不仅仅体现在社会运动一个方面。今天的日本，已经与1945年战败的日本有很多根本的区别。当代日本史研究必须直面的就是这一变化后的日本。这是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日本，一个社会构成复杂的日本，一个民主体制与民族主义传统并存的日本；一个具有后现代社会的权力分散化及非集团、非政治化，充斥后现代社会的非中心主义的相对化及对整体性、同一性的离反以及碎片化倾向的日本。经历两次下野之后，今天的自民党已经发生很多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甚嚣尘上的腐败之风已经得到有效治理，那么今后是否会重新形成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民主党今后能否会成长起来并在日本形成美国式的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局面？日本经济今后的走向如何？日本的民族主义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日本研究如何能够透过纷繁的历史表象，更贴近地观察今天的日本？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更有效地深入剖析今天的日本社会？在日本这块国土上，战争结束已经有70多年。从当代日本史研究角度讲，这应当是中国学界对战后日本研究加以整体反思的一个节点。我们从断代史角度提出建议，为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平成时期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有必要构筑以平成日本为研究对象的“平成日本学”这一新的学术平台。“平成日本学”用平成年号命名，不仅是因为这一称呼醒目，便于记忆，还因为在日本研究领域，经常习惯性地把近现代史的断代研究称为“明治时期”、“大正时期”、“昭和前期”和“昭和后期”，按照这一旧惯，断代研究中出现“平成时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平成日本学”的命名还有两个重要缘由。（1）历史上天皇的自然死亡会带来年号变更。但年号的变更与历史发展时期的变化并不一定完全一致。然而发生在平成元年日本帝室的世代更替恰巧与世界历史和日本历史的剧烈变化非常偶然地契合一致，这为这一名称提供了合理性。（2）我们认为“平成”年号使用的“平”“成”两个汉字本身字义上的平和、守成之意概括地反映了日本平成时期非常根本的部分时代属性。在时间跨度上，尽管平成时期还处于未完成时，但作为一个时代，超越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跨度也已足够长，平成时期的许多主要特征已经非常显在化，足以供我们进行整体性研究。
提出“平成日本学”研究，并非要割裂日本历史发展。平成时期的日本是昭和后期日本历史的延续，起始于昭和后期的日本民主制度和民主教育、经济成长、文化积淀最后都汇聚于平成日本时期，可以说平成日本有着昭和后期日本巨大的影子。以“破型”而论，战后日本逐步建立起来的“型”，具有安定、有效、集中的特征，历史上曾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面对尼克松冲击、中日建交和石油冲击，此前逐步固定的“型”就已经部分显得慢慢不适应和内向化，但可惜的是因为有此前成功的经验，日本在体制上开始故步自封，逐步变得惰性化而缺少了改革的锐意。今后如果要深入分析平成时期的“压力”与“破型”，那么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破型前史”是必须加以讨论的。与此同时，平成时期的日本又与昭和后期的日本有很多根本的区别。平成时期的政治混乱化，是阻碍日本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混乱之中也蕴含着多种可能性。与单向依靠日美同盟的框架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东亚共同体这一政治构想就出现于这一混乱中。在经济领域，平成时期的日本社会进入了后高速增长时代。尽管和中国经济相比，日本经济发展明显缓慢，但正是在平成时期，日本告别了唯GDP主义，整个社会发展目标进入了多样化时代。这些新的社会发展动向都是平成日本学今后重要的研究对象。
第四节 “平成日本学”的研究方法
将平成时期单独划分出来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日本当代社会。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从方法论角度看，在研究中有以下几个方面是需要注意的。
（一）全球史视点问题
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相当一批世界史研究者开始使用全球史观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情况。实际上，冷战结束为全球化的历史发展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各国相互间的往来和民间的经济文化往来达到空前规模。另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是技术的进步。互联网和信息传播技术的飞跃性发展使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正因如此，平成时期的日本史研究，已经不可能是仅仅把目光局限于日本一国的研究，而必须是全球史视野下的平成日本史研究。例如，平成时期社会运动领域的上述变化有着许多直接原因，诸如20世纪末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的巨大挫折和失败，导致日本左翼失去了重要的社会依托和理论支持；战后70多年日本社会民主制度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带来的民众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提升；阪神大地震这一自然灾害给NPO发展带来的直接契机等。但如果把日本放进全球史的视野，我们就会看到上述变化还显示出后工业化社会的典型特征，是日本社会在平成时期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具体表现。日本学者小熊英二从工业化国家与后工业化国家的区别这一角度审视平成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其分析是非常具有启示性的。小熊英二指出，从世界发达国家的总体发展趋势看，经合组织（OECD）诸国在1977～1993年先后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如果以制造业从业者数量的增加为标志，则日本是在1992年达到顶点的。我们或者可以把这一时间点视为日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标志性年头。在后工业化社会，整个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是出现了大量自由从业者。这就打破了工业化社会具有的单一均质性劳动雇佣关系，导致阶级差异变得模糊，并形成社会政治关心层面和程度上的巨大差异。日本社会运动的前述变化，是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变化同步的。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在一个信息化、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研究平成日本社会已经不能局限于从传统的诸如集团性、耻文化等日本人论的框架展开分析，它要求我们必须立足全球史、世界史的角度，对日本进行审视和研究。就现实社会发展而言，平成时期的日本就是国际化时代的日本。日本的国际地位与世界格局变化密切相关，而经济上由于日本资本与文化的海外扩张，已经构成了一个与本土日本并存的“海外日本”，日本的思想变化和世界之间也已经构成复杂的联动关系。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平成日本学的研究视野只能是开放的。
（二）东亚区域史研究的视点问题
从长远的历史发展看，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文化发展，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存在密不可分、相互交错的影响关系。这是一个以农耕、汉字、佛教与儒教思想为基本文化基础的古代东亚文明共同体。近代以来，西学东渐，面对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东亚诸国相继受到了西方文化与文明的冲击，并先后完成了各自的文化转型。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共同拥有的古代东亚文化基础，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实际上一直发挥重要的作用。日本是第一个完成现代化转型的东亚国家，也是第一个进入后现代社会的东亚国家。对于日本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一如森岛通夫指出的，日本的公司不是通过劳动力之间的竞争，而是通过雇员的相互合作、援助和鼓励而保持极高生产率的，忠诚与和谐是较核心的企业精神文化，完全异于欧美集团集体式的资本主义理念。本来就与强调个人主义的欧美资本主义精神有所不同的日本，在新的时代又开始面对后现代社会这一新的“敌人”。权力分散化，个人的非集团化、非政治化，后现代社会的非中心主义对进入后现代的日本社会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普通的欧美国家不同的现代化历程，使面对后现代社会诸多变化的日本，承受着一份特别的压力。可以说，在社会运动、社会思想层面，平成日本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面对“散”而求“聚”，如何和明治时期通过“富国强兵”走进帝国主义行列、昭和时期通过“GDP”至上“赶超欧美”一样，重新找到一个能够凝聚整个日本民心的思想，是很多日本政治家最为关注的问题。
从平成日本学的研究角度看，右翼政治家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是日本民族主义第一号代表人物，是最应当被认真加以研究的日本政治家。从1989年和盛田昭夫合著《日本可以说“不”——新日美关系的对策》，到2014年宣布从政坛隐退，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几乎贯穿了整个平成时期，并对平成日本社会乃至整个东亚社会的发展变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进入后现代时期的诸多社会变化，在石原慎太郎看来，就是日本人的堕落。2011年3月11日大地震刚过，3月14日晚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地震是对日本的天谴，尽管受灾民众很可怜。私欲已成为日本人的身份标志。今天的日本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私欲、物欲、金钱欲、性欲。日本政治本身就充满私欲，只顾迎合大众口味。日本人有必要利用此次海啸，将长年积累的私欲污垢冲洗干净。日本应该以此为契机进行深刻反省。2011年日本新潮社出版了石原的《新堕落论》本质上就是对“天谴论”的进一步展开。石原自称这本书是其抱着“写遗书”的心境完成的。在“堕落论”前加上一个“新”字，是因为这本新书的名字源自日本另一位作家坂口安吾。立身日本战败后的焦土上，坂口安吾深刻体会到日本社会正在发生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那就是战时统治日本的精神秩序之结束。坂口安吾在《堕落论》中写道：“半年之内，世事沧桑。自许天皇坚强盾牌的我等，只要是为了天皇，慷慨赴死绝不反顾的我等。年轻人们如樱花般散去了，活下来的活跃在黑市交易中，尽管耻图百年之命、卫君一朝赴死的誓言音犹在耳。以毅然决然之心送走男人的女人们，经过半年岁月的淘洗，如今在夫君牌位前的礼拜已经变得只是一种程序，她们心中开始浮现新面孔的日子决不会太远。不是人变了。人原来就是如此。变化的不过是世相的表层。”[13]很多人在战后感慨日本已经堕落下去，安吾却在这份“堕落”中看到了新的期望，和战时消灭掉了所有个人声音的日本比，和高喊“奢侈就是敌人”，把所有的物质都推向战场的时代比，为生活在黑市中徘徊、跟随自己欲望改嫁的战后寡妇们身上生长出的“变化”是健康的。在石原看来，只有孝敬父母、友于兄弟、夫妇和顺，一旦发生大事才可能义勇奉公以为国献身。石原在这本书里为改革日本推出药方——“节约、忍耐、禁欲、自我努力”，做到这一切日本才会不再堕落。[14]为了做到这一点，石原主张要为社会立规矩，要把让年轻人在集体中参加劳动“制度化”。可以说，当年安吾反对的，就是石原赞成的。这正如站在反战思想基础上的安吾，对于原子弹坚决说不。但是石原主张为了在外交上握有底牌，日本完全应当拥有核武。有了核武并非一定要使用，但可依靠它，扩大日本的影响力。石原慎太郎足以被称为地震后批判日本社会的具有代表性的一极。他的这些思想，和他通过鼓动购买钓鱼岛激化日本与中国的矛盾，力求刺激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以期求得日本民众思想统一的做法是如出一辙的，都是面“散”而求“聚”。
在《新堕落论》中，石原慎太郎开出的“孝敬父母、友于兄弟、夫妇和顺”和“节约、忍耐、禁欲、自我努力”这些药方，并不是日本社会所独有的。中曾根康弘著书中为日本人开出“大加弘扬可以强化日本人对家庭、地域、公司、集团、共同体的归属感”的药方，内容包括“儒教、朱子学讲的仁义礼智信或者耻、武士道等日本自己的规矩”。他们这些主张中很多思想因素源于古代东亚文明共同体共同的思想库，是东亚地区长期共同拥有的思想资源。研究平成时期日本社会应对后现代文化过程，特别是东亚文化传统在其中所产生的影响，对我们非常有借鉴意义。我们知道，民族主义是现代民族国家思想动员的利器，但民族主义从来都是双刃剑。当代的东亚地区，民族主义思想何以如此空前活跃？对于中日韩三国民族主义的作用该如何分析？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韩国、中国以及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将面对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冲击。我们是否也只能通过民族主义对抗这一冲击？对于这种应对方式中的正面与负面作用该如何达成认识？这一切注定是平成日本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深入当代日本社会内部观察的视点
平成日本研究的目标在于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日本当代社会。它要求我们发挥近镜头的优势，沿着日本社会发展的内部纹理，对当代日本社会做出分层、分类的详细研究，以努力反映日本当代社会各方面的实际变化。
发生在日本社会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首先，这表现在中央与地方的复杂权力关系上。和传统东亚的中央集权体制不同，地方分权是平成日本社会的重要特征。在今天的日本，像东京都和大阪府这样巨大的都市，其知事都拥有非常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自治体也会为自身利益而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典型的如冲绳县的美军基地问题、东北受灾地区的利益保护问题等。其次，这表现为社会阶级的剧烈变化。过去日本曾经以中产阶级居多、贫富差距较小的“一亿中流”自傲，但20世纪90年代末，收入差距加大就成为社会议论的热点问题。三浦展的《下流社会》就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上流”与“下流”两极分化的日本。其指出，“1955年体制”所追求的“一亿人口中流化、平等化”的社会模式已经发生了动摇，转变为“阶层化、下流化”的新模式。[15]社会分化带来观念的改变，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使社会团体分散化。从世代论的角度看，平成时期也有很多值得分析的层面。在今天的日本，“新人类世代”取代了“团块世代”，成为社会的顶梁柱。在他们眼中，“团块世代”在泡沫经济中把日本搞得一团糟，如今却拿着高额的退休金走掉了，留给他们的只是一个烂摊子。紧跟在“新人类世代”后的是出生在日本泡沫经济时代并成长的“泡沫世代”，如今其也已经开始发出这一整体的声音。2013年，讲谈社出版了出生于1985年的古市宪寿的著作《谁也没有教给我们战争的事情》。评论家高桥源一郎明确指出，喊出“我们不知道战争，我们只能从这一点开始”的古市宪寿和他的这一代人所认识的战争，和自己这些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对于战争的认识是截然不同的。[16]在他们之后则是“新人类世代”，是更新的世代。我们究竟该怎样理解他们的生活？怎样理解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这都是平成日本学需要认真研究、分析的课题。
深入当代日本社会内部观察的视点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的牵制，更本质地说，是由于中日在东亚相互“角力”的存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在国与国层面，中日关系可以做大、调整的空间可能是有限的。但日本社会多元权力结构的存在、社会分层的多元化、团体的分散化以及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等，实际上为我们从事对日工作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我们应当总结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经促政”“以民促官”的对日工作成功经验，认真分析今天日本社会内部的变化，以为今后的对日工作提供新的思路。
（四）立足于中国的中日比较视点
从近代开始，日本就是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对象。一定意义上，平成日本的社会发展对于中国同样具有重要的学习和借鉴意义。面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减速、迟滞，有学者把日本平成时期概括为“失去的十年”、“又失去的十年”和“即将失去的十年”。前两个十年已有定论，而“即将失去的十年”是否成立，还要看由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构成的“安倍经济学”对于日本经济发展是否能够起到起死回生的作用。但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没有大变化的前提下，日本经济想要重新走上高速发展的道路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问题还有另一个观测角度，结束高速增长后，日本经济20多年来处在下行通道，但整个社会一直保持着持续的稳定，没有发生重大的社会动荡。即便经历了阪神大地震和日本东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这样大的自然灾害，整个日本社会依旧平稳，秩序井然。日本社会在经济逆境中是怎样维持稳定的？其中起到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做充分的研究。因为中国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到今天已经30多年。经济史的常识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无极限的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总有一天会走到顶点。当中国整体经济开始走向下行通道时，今天对平成日本研究的成果，会为我们制定相应政策和策略提供直接的参考。
如果有关学习和借鉴这一话题在经济领域还处于将来时，那么在人口问题、社会福祉问题以及环境问题等方面，这一话题已经是处于现在进行时的问题。日本的人口问题是今天困扰日本社会的重要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同样有直接借鉴意义。因为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当代中国也是越来越显化的重大社会问题。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亿人，其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人口学家预测中国的人口结构从1990～2000年开始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2000～2020年，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国家，而2020～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将进入严重阶段。日本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经验教训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材料。和人口老龄化直接相关的还包括社会医疗、福祉设施的建设、老年再就业的制度和环境建设等领域，就未来中国的发展而言都可以从平成日本研究中获得借鉴。
本章从断代史角度提出了以平成时期为研究对象的“平成日本学”，这一提法是否能成立、其合理性与不足点何在，还需要经过学界同人深入的讨论才能判定。但如果本章能对学界对战后日本研究的整体反思有所推动，则幸如之何。[17]
[1]本章作者刘晓峰，清华大学教授。
[2]参见〔日〕中曾根康弘《新的保守理论》，金苏城、张和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第7页。
[3]西尾幹二『日本の不安—世界史の転機に考えること—』、PHP研究所、1990年、7頁。
[4]有关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可参见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通论”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内藤湖南有关“应仁之乱”的论述，可参见内藤湖南研究会编、马彪等译《内藤湖南的世界》（三秦出版社，2005）。
[5]指中国史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间史学争鸣的五个热点问题，即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学术界习称为中国史研究的“五朵金花”。相关讨论可参见蒋海升《“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6]参见小熊英二编著『平成史』、河出書房新社、2014年增補新版。这是该书腰封上的文字，也是该书组织者小熊英二在文本中所强调的主旨。
[7]金丸信，日本政治家，1987年曾与竹下登联手组成日本自民党内最大政治团体“经世会”，任会长。1992年，他因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罪辞职，又因偷税漏税违反所得税法被逮捕。受金丸信受贿偷税丑闻的负面影响，1993年7月18日日本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因为议员席位未过半数而结束了一党长期执政38年的历史，自民党也由此分裂。
[8]中曾根康弘『二十一世世紀日本の国家戦略』、PHP研究所、2000年、84～86頁。
[9]日本経済企画厅『経済白書——日本経済の成長と近代化——』、至誠堂、1956年、2頁。
[10]胡澎：《日本NGO的发展及其在外交中的作用》，《日本学刊》2011年第4期，第115～128页。
[11]井上ひさし等『憲法九条、いまこそ旬』、岩波書店、2004年。
[12]参见『“九条会”新聞』第197号、http：//www.9-jo.jp/news_list/index.html。
[13]坂口安吾『日本文化私観』、評論社、1973年、105頁。
[14]石原慎太郎『新·堕落論——我欲と天罰——』、新潮社、2012年、136頁。
[15]〔日〕三浦展：《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戴铮译，文汇出版社，2007，第8页。
[16]高橋源一郎「ニッポンの小説·第三部」第18回「一九八五年にうまれて」、『文学界』10、2013、357頁。
[17]本章初稿完成于日本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成稿在修改过程中，曾得到徐建新、周维宏、胡澎、张石、刘建辉、仓本一宏、宫内雄史诸先生的指导与帮助，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