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平成日本社会问题解析》是一部全面研究当代日本社会的学术著作，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登峰战略”系列丛书中的一部。该书的出版将丰富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对日本社会学科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众所周知，日本社会研究是日本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阶层、社会福利、社会运动、社会组织、社会思潮、社会问题等诸多方面，涉及人口、婚姻、家庭、城市化、教育、社会保障、劳动、妇女、青少年、大众传媒等诸多内容。研究日本社会问题不仅有助于中国的日本学研究的发展，也有助于加深我国民众对日本的了解，还可为我国的社会转型、社会发展、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是伴随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发展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日本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的纷纷成立、日本研究学术刊物的不断涌现以及日本研究队伍的逐渐壮大，为日本社会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学科也更加细化，理论性和学术性逐步加强。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信息化和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大背景下，日本社会在养老、护理、育儿、阶层、福利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和新问题，这些新变化和新问题不仅成为日本学术界的研究对象，也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取得可喜进步，表现在：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学术质量日趋精良，研究方法愈加多样，跨学科研究的趋势逐渐显现。但客观而言，日本社会研究相比日本历史、日本外交、日本经济、日本文化等研究还存在一定差距。学术成果多偏重于对日本社会某一领域的专题研究，而缺乏针对一个时代日本社会全方位的归纳和总结。

《平成日本社会问题解析》一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室策划并推动的。长期以来，社会室在中国的日本社会学科建设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举办“中日韩人口问题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日韩女性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日共同应对老龄化社会：路径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每年召开“日本社会热点问题讨论会”等，出版了多部日本社会研究的学术著作，与国内外研究日本社会的学者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研究室成员经常受邀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2013～2016年实施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老龄化对策研究”创新项目，2017年启动了“日本社会问题与社会治理”创新项目的研究。目前，作为国内日本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平台，社会室凝聚了一批研究日本社会问题的学者，在推动日本社会研究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16年8月8日，日本天皇在电视演讲里提到“平成三十年”一说，日本各界普遍认为天皇会在2018年底退位，并于2019年更改年号。这就意味着1989年1月8日开启的平成时代即将落下帷幕。伴随着平成时代的结束，对平成30年的日本社会进行宏观的把握与微观的审视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在2017年12月社会室主办的“2017年日本社会热点问题讨论会”上，多位学者赞同并达成了撰写一部有关平成时期日本社会研究著作的共识。

关于本书的名称、结构、定义、用语的统一等，多位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商议。针对平成日本社会的多个领域，来自研究机构、大学的多位专家学者贡献了“智力”。他们中既有研究日本社会的资深学者，也有崭露头角的学术新锐，各自在日本社会研究领域有着卓越的建树。本书通过对平成时期日本社会诸多方面的细密观察和独到分析，回应了中国读者以及中国的日本研究界对于当代日本社会研究的期待。

本书涉及“平成日本学”的概念，平成时期日本社会的特征，平成时期的社会思潮，平成时期的人口问题、雇用问题、灾害立法问题、老年福利政策、智慧城市建设、非营利组织、企业的社会责任、女性地位及婚姻家庭、青少年问题等。由于平成时期人口问题突出且重要，因此多个章节有所涉及，分别从少子老龄化现状、养老福利制度、养老对策、护理保险体系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述。概括起来，本书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 将平成时期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

针对即将结束的平成时期，本书作者认为应从断代史的角度，将平成时期划分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进行研究和梳理。本书提出了“平成日本学”的概念，呼吁学者利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种研究方法，把平成时期的日本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在这一新的学术平台与视点上展开研究。

本书作者还对平成时期所呈现的特征进行了梳理，认为冷战结束、泡沫经济崩溃、东亚地区现代化进程为整个日本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根本性变化。日本国内经济长期不景气、政党交替、少子老龄化情况日益严峻、阪神淡路大地震和东日本大地震、福岛核泄漏等令平成时期呈现与昭和时期不同的社会风貌，表现为：政治和社会意识上，绝对和平主义的退潮与大国主义、新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的泛起，相对化意识出现；经济上结束了1955年以来近20年的高速增长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近20年的稳定增长，进入了经济泡沫形成和瓦解以及20年以上的零增长时期；文化上经历了大众文化繁荣的时代，进入了一个多元小众文化繁荣的时代；社会上，随着晚婚和非婚化、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发展，日本社会进入了个体化的时代，出现草食族、御宅族、孤独死、无缘社会等，日本家庭开始走向瓦解。

二 对平成时期的诸多社会问题进行了精准的研究

本书对日本社会的研究与日本社会学界的研究基本上是同步的。日本社会学界每年召开的年度大会堪称日本社会研究领域的学术盛会，参加者数量众多，议题涵盖社会研究的方方面面，涉及社会学概念与理论、社会史、人口、福祉、保健、医疗、性别、地方社会、社会运动、社会意识、环境问题等。特别是，少子老龄化背景下的地方社会、社会保障、家庭婚姻、非正规雇用、灾区复兴、青少年等问题被广泛议论。这些社会问题在本书中都有专门的论述。

自平成元年至今的30年中，日本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表现在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人口老龄化在平成时期愈加严峻，以及伴随着晚婚化和非婚化现象的增多，少子化问题也进一步凸显。1989年平成元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7，被称为“1.57冲击”，日本政府开始高度重视少子化问题，并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与少子化问题相伴随的是日本成为全球老龄化率最高、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统计，截至2017年2月，日本总人口为1.2683亿人，65岁及以上人口为3454万人，占总人口的27.2%。2017年3月1日厚生劳动省发表的“完全寿命表”显示，日本男性平均年龄为80.75岁，女性为86.99岁，创历史最高水平。日本老龄化社会有以下特点：生育率长期低迷，老年人口比例持续走高；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数量基本持平，人口高龄化特征显著，三代同居家庭日益减少，老年人空巢比例居高不下。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有老年抚养比不断攀升，失智成为照护主要因素，健康寿命与平均寿命差距较大，血缘与人际关系淡化，老年人安全问题开始显现。另外，随着老年人数量的不断增加，护理服务人员不足成为突出问题。少子高龄化成为平成时期日本人口问题最为突出的特征并对日本经济社会产生了全面且深远的影响，改变了日本发展的轨迹，并直接影响了日本未来的发展趋势。日本人口老龄化加剧及平均寿命的延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老年福利事业的发展。

现代日本女性地位的大幅度提高离不开日本经济的发展与女性自身的进步，同时也得益于国际社会的影响、日本政府的立法探索、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计划、政府及民间团体的组织保障等，它们共同推动现代日本女性各项权益的实现。但同时，日本女性也面临诸多困境，如女性参政的比例较低，成功的女政治家凤毛麟角；女子的大学入学率虽接近男子，但多集中于私立大学、短期大学，所选专业也偏重文科；女性就业领域狭窄，就业呈“M”形特征，女性因生育不得不中断工作现象依然存在；晚婚、离婚率升高等。平成时期，日本青少年蛰居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随着社会差距的扩大及少子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青少年蛰居问题愈加严峻。日本政府、NPO等民间团体虽积极采取了针对蛰居者及其家人的援助对策，但至今依然没有找到根治的良策。

三 对平成时期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梳理和客观的评析

平成时期，日本政府通过一系列社会福利改革，实现了福利服务社会化，使过去福利服务主要针对经济困难老年人的无偿提供方式转变为向大多数老年人有偿提供的方式。福利供给主体多元化也使市场竞争及民间活力进入老年福利领域，出现了多种形式的福利设施。同时，护理设施功能多样化又使护理机构向居家老人提供护理服务，使护理机构逐渐成为地域福利的根据地。平成时期，日本传统的单纯依靠家庭养老或靠国家养老的模式已不能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福利需求。日本政府在对《老人福祉法》进行修改的同时，先后制定了“推进老年保健福利10年战略”（黄金计划）和新黄金计划，颁布了《高龄社会对策基本法》《社会福祉法》《护理保险法》等法律，通过一系列社会福利结构基础改革，着手建立和完善了老年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实现了老年福利法制化、运行机制多元化和专业化，使老年福利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平成时期，日本雇佣制度从“终身雇用制”向多元化雇佣制度演化。企业雇用正式员工的成本大于雇用非正式员工的成本，而企业内工会制度本身就是劳资合作的产物，不具有与企业抗争保护劳动者的能力，所以当发展主义影响力降低，“终身雇用制”作为心理“契约”或社会“契约”的约束力逐渐弱化，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减少正式雇用员工比例，提高非正式雇用员工比例。“正式雇用+非正式雇用”这一“二重雇佣结构”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作为日本雇佣制度的基本特征而存在。

研究日本的住宅政策对我国的城市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日本住宅包括保障低收入者居住的公营住宅、支援中间层拥有或租赁的公库住宅、公团住宅、公社住宅等。进入平成以来，政策由对住宅建设数量的追求转变为对住宅环境和服务质量的追求，特别是在应对老龄化、公寓问题、灾害救助等方面对住宅制度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改革。住宅政策在带动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建设和居住环境改善、维持社会公正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四 对平成时期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中的积极因素进行了挖掘

平成时期，日本经历了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和“3·11”东日本大地震。在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社会之所以没有出现大的混乱，是因为虽然救灾工作进展缓慢但有序，与灾害立法活动的跟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灾害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确立，为救灾和重建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同时，“自助”“共助”作用的发现，推动了灾害应对向地方化、民主化、综合化方向转型，为新社会机制和社区公共关系的形成提供了推力；另一方面，受政治、经济、社会舆论、灾害特点、当事者自身情况以及价值观等的影响，立法的目的、手段、具体操作以及效果受到种种制约，救灾现场还存在不少问题，灾区重建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矛盾和对立，灾害立法远没有达到所期望的综合性、协调性的目标。这些矛盾也为我们考察日本社会的变迁以及未来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对我国的灾害立法和社会建设也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平成时期另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是，涌现了大量超越行政框架、进行自由和自律活动的民间非营利组织。这些民间组织分布在社会福利、文化教育、社区营造、国际援助、灾害救助、维护人权、男女平等、保护环境、反战和平等领域，通过提供服务、开展各种活动，不但在公益事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还在国家社会事务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日本社会结构和体制方面存在的缺陷。目前，日本非营利组织已日益成长为促进经济发展、协调社会、推动政治多元化进程、完善市民社会的一支新生力量。

在城市建设领域，日本把智慧城市视为数字社会基础之上的更高形态，智慧城市被定位于人类借助高科技手段解决能源环境、健康养老以及产业创新等城市问题，探索城市未来形态的社会工程，强调智慧来自人而非高新技术，避免了陷入技术至上乃至技术异化带来的恐慌。另外，本书还通过介绍日本企业在环境领域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分析了日本企业的环境对策，介绍了其中的先进事例，兼谈了对我国的启示。

作为中国的学者，在研究日本社会时需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以中国视角、中国意识为出发点，注重研究成果有利于我国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发展。日本社会一些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问题，正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相信本书作者以中国立场和中国视角，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展开的日本社会研究，一定会为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中日两国在各领域开展了多种交流和对话活动。本书的出版将促进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并丰富我国的日本社会研究。同时，本书也将有助于中国读者客观认识和了解平成时期的日本社会，有助于日本学术界对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状况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本书的出版和编辑比较仓促，书中一定存在不少疏漏和不足，恳请各位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感谢各位作者的大力支持和辛苦付出，感谢日本研究所领导对本书编辑和出版的支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登峰战略为本书提供出版经费，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及王晓卿、王春梅两位责任编辑为本书顺利出版所做的努力！

期待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结出更为丰硕的成果。

胡澎

2018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