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产业是社会发展的文化生产力形态

文化产业是因原有的文化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形态不足以满足文化的发展而生成的文化生产力形态和文化的社会体制形态。

1.文化产业是社会发展的文化生产力形态和文化发展的社会体制形态

文化发展的生产力形态经历了前工业化形态、工业化形态与后工业化形态三个历史阶段。如果我们把这三个形态看作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三个阶段的话，所谓前工业化形态也就是前文化产业形态。这是一个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人类社会最主要的文化发展形态。在这一阶段，文化生产力是与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生产力相适应的，那就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以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传统文化生产力形态。这种文化生产力不仅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生产关系、建立了文化制度系统，也与社会发展对文化的基本动力需求相一致。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社会生产力形态的巨变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发展对文化基本动力需求产生的革命性变化，原有的文化生产力形态和手段已经无法满足和适应这种新的文化需求，变革文化生产力形态以适应变化了的文化发展需求便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无论是古登堡现代印刷技术革命的发生，还是电影工业的出现，以及今天正在深刻影响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无不印证了这一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文化产业并不是外在于文化发展的某种异己力量的产物，而是文化自身发展到需要进行革命性变革来实现自己更高阶段发展的表现形态，是文化发展规律中必然的历史形态和历史阶段。文化的生产力形态直接关系到社会形态的界定，如果说以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文化生产力形态是与农耕社会体制或乡村社会体制相一致的话，那么，以工业文明为基础、以大规模机器复制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现代文化生产力形态也就与工业社会体制的内在结构相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文化产业看作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和现代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因为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用来衡量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一个历史性尺度。当中国的发展登上21世纪的历史阶梯时，提出要发展文化产业，并且把文化产业发展列为国家战略和国家发展规划，这就标志着中国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体制的发展进入了一个以现代化为主导的历史发展新阶段，并且与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农业社会和农耕文明的文化生产力形态有所区别，从而成为中国文化进步与发展的一个现代标志。

文化产业作为社会发展的文化生产力形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改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与动力形态；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创造性提供动力源。这种动力源就是由文化产业的产品生产系统所提供的精神思想，以及由这种精神思想推动的社会变革。中国是印刷术发明的母体，但并未引发如欧洲那样的新教革命。手工生产率的低下，导致印刷品传播速度和扩散规模的慢和小，不可能催生大规模的社会思想革命。因此，印刷术虽为中国发明，却未能引发中国社会革命与思想变革。欧洲资产阶级的新教革命与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直接相关。在这里，印刷生产力，以及由此而催生出的出版业与思想革命爆发之间构成正相关关系。思想生产的能力越大，其传播、扩散速度越快，社会变革与革命越容易发生，越有助于新兴的社会生产力登上历史舞台。《新青年》为什么率先在上海创办？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在上海成立？现代出版业为什么在上海率先诞生？这与近代工业在上海提供的现代生产力相关。大规模机器印刷需要大规模能源动力的支持。上海近代能源工业的发展规模为这种大规模机器生产提供了发展的动力与可能，电影业、唱片业等文化产业在中国的早期发展速度和规模与此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这就使以上海为基地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走在了亚洲的前面，上海的社会变革与创新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农业、工业不同生产力文化形态的构成成分，影响和决定了其在今天的影响力。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小农经济思想及文化根深蒂固，并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很大影响。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既是中国社会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也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现代化发展的阻力，具有很强的历史惰性。这种惰性是文明型惰性，只有经过长时间现代文明的演化与改造才会消失。一方面，我们要发展文化生产力；另一方面，我们在很多时候又是用一种“跑马圈地”的落后方式来发展文化生产力。这就构成了发展文化生产力与发展方式不相适应的矛盾。这种矛盾与冲突，一方面造成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张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文化生产力发展内生需求的破坏。文化与科技相结合的重要战略价值就是要从根本上重塑和重建文化生产力形态，并在这个基础上推进新兴和新型文化产业业态和形态的出现。

2.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最重要的社会生产力形态之一，也是文化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文化生产力形态

一部文化产业发展史就是科学技术发展史的文化表现形态。印刷术催生了以印刷品为代表的出版物和出版产业；机器的发明、能源动力系统的应用和化学工业的出现，催生了“电”和“影”的结合——“电影”这一与文字符号截然不同的意义生产系统和表达系统，并最终形成了电影产业；无线电技术的发明，催生了广播、电视产品及广播电视业；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明，建构了一个与传统文化产业完全不同的产品形态与文化产业形态——网络文化产业。在欧洲，印刷术的“古登堡机器革命”使印刷品的大规模出版和印刷出版产业的兴起成为新教革命的直接动力，并最终帮助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实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次空前的社会革命。离开了印刷术传入欧洲和印刷出版产业在欧洲的兴起，人类社会发展史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是不会发生的。文化产业对社会生产力有着不可替代的革命性意义，不断把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文化产品形态的创造性生产，从而通过全新的文化产品形态和文化产业形态来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

科学技术是社会分工最重要的动因之一，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生产分工的直接制造者。传统、现代、新兴三种文化产业形态既互相影响，又互相区别，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现代从传统中生长出来，又不断与传统一道催生新兴的产业形态。创意产业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传统文化产业与现代文化产业催生的产物。他们之间构成了一个张力系统，既互相竞争与排斥，又互相补充与接受，以对方来丰富自己、强化和突出自己的存在。在这里，内在的现代性指向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信息文明社会的到来。以信息文明为基础，以数字技术与互联网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新兴文化生产力形态，正在成为文化产业发展全新的文化生产力特征，必将引发人类社会的“第三次文化生产力革命”，并将再一次重构文化发展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的文化生产力形态。

3.人是最根本的文化生产力

文化产业是由人的创造性文化生产建立起来的，没有人的地方就没有文化产业，当然也就没有文化生产力。人在空间上的分布及数量和质量构成状况，是文化产业作为文化生产力在空间分布及数量、质量构成状况方面的决定性因素。

“胡焕庸线”是一条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从云南腾冲直至黑龙江瑷珲（今称黑河），将中国划分为东、西两个人口分布空间形态。该线以东，在43%的国土上生活着94%的人口；该线以西，在57%的国土上仅生活着约6%的人口。这一人口地理分布的“胡焕庸结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土空间依据，也是今天中国文化产业国土空间结构的主要存在形态，即中国94%以上的文化产业分布在中国东部43%的土地上，只有不到6%（甚至更少）的文化产业分布在57%的国土上。这种国土空间的人口分布结构，决定了中国文化产业存在与发展的文化生产力构成及其数量与质量关系。原因极为简单：没有人口的地方是没有文化产品和文化的精神生产的；人口总量的多少影响着文化产品的社会生产能力和社会对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能力。作为文化生产力空间关系的文化市场，是由人和人的数量建构起来的。人口的基数越大，文化市场的规模越大；人口的基数越小，文化市场的规模越小。因此，对一个文化生产力空间资源相对狭小和有限的国家或地区来说，拓展空间就成为其文化扩张的重要动力。

生产力的构成包括自然条件所提供的物质能力，自然条件和环境的宜居性在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人口的集聚程度实际上是人与自然关系相宜程度的体现。中国人口地理构成的“胡焕庸结构”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文化关系性结构的典型表现，并由此锁定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生产力关系的空间构成。由此形成的中国文化产业国土空间分布结构，实际上反映了人与自然和社会文化生产力之间的空间构成性关系：东部集聚，西部分散。这就使得“胡焕庸线”不仅是一条中国人口地理的分布线，而且成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在国土空间关系上的文化生产力构成：东部集聚而西部分散，以及在文化产业空间发展关系处理上必须遵循的一条具有规律性的原则。任何对此原则发起挑战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都是反“胡焕庸线”的，即反中国文化产业在国土空间形态上的文化生产力布局规律。若执意在那些生态环境脆弱、人口稀少、文化市场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的地区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产业走廊”，则会造成对人与自然和社会文化生产力关系空间的破坏，进而造成对人与社会文化关系的破坏。这不应该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布局的选择。

西藏处于“胡焕庸线”以西，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已经有研究表明：藏民族的游牧文化是藏民族为适应青藏高原特殊的海拔及水土光热条件而形成的以游动放牧为主要特征的草原文化。这种游牧的生活方式不仅是确保藏民族及其他游牧民族生存的适应性生产战略，也是促进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千百年来，游牧文化促进了草场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使青藏高原不仅维系着中国的生态安全，甚至维系着整个人类的生态安全。草原牧区是一个具备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四元一体”的耦合体系统，而其生态系统绝非仅仅是自然形成的。一旦“四元一体”耦合系统的稳态关系被打破，带来的将不仅是文化的衰落，更是草原生态的退化和社会组织结构与关系的全面失衡。目前，全球荒漠化的趋势多与文化多样性的丧失有关。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不只存在于全球气候变暖之中，单纯地追求普遍的工业化带来的西方现代化文化取向，对文化多样性价值的蔑视，违背生态系统的演替规律，都是导致生态灾难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7]。

4.文化产业是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工具和支持系统，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任何政策本质上都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化产业作为政策工具和支持系统的文化生产力作用

1998年，英国布莱尔政府为了寻求对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文明负担的克服与超越，制定并提出了“创意产业政策”；2002年，中国政府为了寻求对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转型过程中所遭遇的结构性矛盾与体制性障碍的解决，提出的一个重要应对之策就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把发展文化产业看作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政策选择。近年来，中国文化产业之所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各地纷纷制定各种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并且将其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战略之中。由于文化产业有效地克服了文化和经济发展非均衡动态运动规律，以知识经济的形态实现了文化与经济的有机统一，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为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文明发展转型提供了有效的载体和形态，使文化产业发展成为社会转型与变革最有力的机制形态与体制形态。

金融资本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发展生产力形态，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健全和强大的金融资本作为对生产力形态的支持。“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就是中国政府为解决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出现的“文化生产力动力”不足——融资难的问题——而提出的文化产业政策。这是一种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特殊的问题而出台的具有临时性特征的文化产业政策。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政策导向而言，文化企业在发展文化产业过程中出现融资难的问题应该由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自身通过市场去获得解决，然而，由于中国的资本市场还处在一个不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中，原有的银行融资体系改革还不能完全满足文化产业发展的资本支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就是指，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融资难的解决过程中必须起到重要作用。但是，“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不是要把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资本直接投到资本市场，而是投资于文化产业，核心是文化内容和新产品的研发与创造，从而通过创新使之转化为可再生产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出现的“资本运作”，是从资本到资本，并没有实现从资本到文化资本。这显然不是“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政策的初衷。文化产业发展的账面利润增加了，文化产业发展的GDP占比也上去了，在拉动经济指标增长的同时，提升了多少国家文化软实力？衡量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否是有量化指标的，其中最简单的就是一国文化产品在全球文化市场的占有率。占有率就是影响力，影响力就是软实力。没有占有率就没有影响力，没有影响力就没有软实力。这是关于软实力理论最简单的公式。资本正在寻找一个又一个中国文化产业对象“为了席勒而忘记莎士比亚”——为了资本而忘记价值，进而从根本上摧毁中国文化产业的原创能力。因此，文化产业的发展不能只考虑和关注它的经济属性、经济价值与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关注它对人和社会精神秩序、精神质量的影响。

所谓“文化产业在金融危机下逆势上扬”的说法，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金融危机与文化产业成长关系”的文化生产力命题。文化资本市场的核心是要为文化内容战略工程和战略性项目生产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从根本上改善文化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文化生产力动能不足的问题，而不是要成为上市文化企业“漂亮的”账面盈利。如果文化资本市场不能为文化内容创造性生产提供支持，那么它就与一般的资本市场没有本质区别。资本市场只是一种融资机制、一种市场融资平台、一种风险投资工具，而创造不是其目的。

发展文化产业本身不是目的，其目的是多样的，有政治目的、经济目的、社会目的和文化目的。文化目的是其根本目的。文化产业具有调结构的功能。这个功能不仅反映在对经济的调结构上，而且反映在对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的调结构上。要发挥文化产业在经济运行中调结构的功能，就必须在政策上鼓励发展文化产业，对原有的文化产业政策进行调整。而原有的文化产业政策是与原有的文化体制和制度相一致、相适应的。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发挥文化产业在经济运行中的调结构的功能，就必须对原有的文化政策体系和文化制度体系进行改革。这种改革是政治性的，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文化产业发挥着在经济运行中调结构功能的同时，也对政治运行结构进行了调整，使文化体制改革具有解放文化生产力的意义。

5.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是全球史运动在中国的表现，离开了全球史也就无所谓文化生产力和文化产业

文化生产力既是地区性、民族性和国家性的概念，更是全球性概念。尤其在世界进入全球性时代之后，文化生产力就成为一个对全球化进程与演化的书写与表达方式。全球化的程度成为衡量文化生产力进步的一个指标。因此，文化生产力不是哪个国家的文化生产力，而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文明进化的体现，反映着人类历史文明的演进，被应用于文化产业更新与发展的每一项科学技术，都是人类进化和全球史进化的结果。那些没有自己完备的自成体系的文化产业的国家和地区，一般来说，是受发达的文化产业国家支配的。它所享有的是全球性文化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结果，因而，也转化成相应的文化生产力形态，从而具有全球史特征。一般来说，越是远离全球文明进化的核心地带的国家和地区，其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进化越慢，对新文化生产力形态的接受与发展越具有阻隔性。这是形成文化生产力发展现代性程度和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圈层结构——核心、边缘、半边缘^[8]——的重要原因。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产业，不同时代的文化产业代表着不同时代精神与世界关系的书写。文化产业的全球发展是在全球史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没有全球史的出现，也就没有文化产业的全球发展与全球文化市场的形成。全球史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机制，也是当今中国文化生产力构成的重要机制与方式。中国加入WTO是这一机制与方式的集中体现，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化产业全球化进程。这是中国文化产业作为社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来源。如果说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还只是一般地表现了全球史在宏观物质空间上的中国进程，那么，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则突出地表现了全球史在宏观精神空间上的中国展开。城市更新运动和城乡一体化运动把全球史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表现统一在当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全球史进程中，“创意产业园区”和“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在中国的迅速扩张是它的典型表现。

“创意产业”是由英国在工业结构调整、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提出后被引入中国的，原本具有“拯救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的意义，避免了在城市更新（“旧城改造”）过程中对城市文明——旧仓库、旧厂房、旧码头、旧街区的摧毁，从而赋予了城市更新以新的内涵和价值——在城市更新中延续城市文明的价值实现；这种价值被应用于农村，运用于农村新一轮的改革发展，对“拯救乡村”具有特别重要的文明意义。这是全球史进程在中国最近的反映，建构了中国的“创意产业园区”建设与全球化进程的全球史关系，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文化生产力形式：全球史意义的文化生产力，从而使中国文化产业产生了一种可以与世界对话的机制。也正是在这种全球史的进程中，中国做出了“文化产业走出去”与“国际接轨”的政策行为。文化产业作为全球史的实现方式，正在深刻地影响和重构全球史的场景。一个国家和地区文化产业的繁荣与兴盛，建构了它在全球史进程中的地位，构成了当下全球性文化产业新业态争夺的博弈逻辑：文化产业新业态的成长与全球史的演进关系。而这也许正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关于“中国与世界的电视机和思想”关系命题的深刻性：中国只能向世界出口电视机而不能向世界输出思想^[9]。“电视机”和“思想”建构了文化产业与世界不同的全球关系。然而，在“文化地产”的误导之下，随着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如同当年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园区一样，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人们（政府与资本）从来没有发现，“文化创意产业”居然能带来如此丰厚的经济效益和经济价值。特别是随着“跨界”“融合”等一系列新概念不断涌入文化产业，并被用来阐释、解释、再定义文化产业创意发展的时候，文化产业的现代灵魂被消解了。文化产业在“创意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下被消解了，“创意无所不在”，当然也就没有什么产业不是“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了。于是，利用和借助“文化产业政策”提供的资本“发展空间”，各种资本力量蜂拥而入，文化产业演变发展成为资本并购的对象和资本范畴的“文化资本”，而非布迪厄所阐述的文化意义上的“文化资本”。

文化产业的本质是精神内容生产，是对世界解释的生产，它的产品涉及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与接受，文化产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获得了全球史的价值，成为全球史的一种表现和存在方式。因此，必须深刻认识文化产业在建构世界史和全球史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借助现代出版物在中国的传播，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生产力的内在结构，实现了从传统文化生产力向现代文化生产力转移所需要的精神革命的转移。这种文化生产力结构的转移以及转移的实现，是通过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人类社会全球史进化成果——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并且把它自觉地转化为改造中国的力量完成的。从新教伦理的形成与建立到马克思主义的全球传播，文化产业作为全球史的折射与书写，深刻揭示了文化产业发展在改变和重塑全球史进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这就使对文化产业的掌握、控制和改变，成为资本的对象。资本，同样是全球史存在和运动的一种方式。在这里，资本与内容展开了深层的价值博弈。当不剥夺文化产业的精神生产功能不能有效实现资本目的的时候，“借钟馗打鬼”便成为“资本运作”的市场配置：剥夺文化产业的这种功能只能通过对文化产业边界的解构与消融开始。这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全球史矛盾”：背离文化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