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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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战争时期的艺术》（1943年5月11日），转引自《凯恩斯社会、政治和文学论集》，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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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出处，《上海财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1～24、128页。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文化产业社会效益研究”（14AKS01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后管理’研究——以农田水利为例”（71473126）；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后管理’优化研究——以江苏为例”（2014M561676）。
[2]单世联，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特聘教授；刘述良，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3]布瓦洛：《诗的艺术》，任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第67页。“白美斯”（Permesse）与“巴那斯”（Parnasse）是希腊神话中是阿波罗（Apollo）手下各司一种文艺的9个缪斯（muses）的徜徉之地，此处代表诗坛、文坛。
[4]西格弗里德·翁泽尔德：《歌德与出版商》，张世广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弗里茨·拉达茨：《海因里希·海涅》，胡其鼎译，东方出版社，2001。
[5]高更：《致安德烈·丰丹纳》（1899年3月），转引自赫谢尔·B.奇谱：《塞尚、凡·高、高更书信选》，吕澎译，四川美术出版社，1984，第80页。
[6]高更：《致妻子曼特》（约1890年2月），《致威留姆森》（1890年秋），转引自赫谢尔·B.奇谱：《塞尚、凡·高、高更书信选》，吕澎译，四川美术出版社，1984，第88～89页。
[7]贝尔纳·古奈：《反思文化例外论》，李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4页。
[8]关于艺术公共性这一议题，本文作者拟另文研究，此处不深入探讨。
[9]泰勒·考恩：《商业文化礼赞》，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145～146页。引文中的卢梭、德拉克洛瓦、米勒、柯罗、库尔贝、马奈均为法国画家。
[10]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伦敦艺术家协会：起源和宗旨》（1925年），转引自《凯恩斯社会、政治和文学论集》，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303页。
[11]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政府与艺术》（1936年8月26日），转引自《凯恩斯社会、政治和文学论集》，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412页。
[12]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政府与艺术》，转引自《凯恩斯社会、政治和文学论集》，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417、418、417、414页。
[13]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政府与艺术》，转引自《凯恩斯社会、政治和文学论集》，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417、418、417、414页。
[14]单世联：《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
[15]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给〈新政治家与国家〉编辑的信》（1938年8月22日），转引自《凯恩斯社会、政治和文学论集》，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431页。
[16]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政府与艺术》，转引自《凯恩斯社会、政治和文学论集》，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417、418、417、414页。
[17]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给JR爱克利的信》（1936年5月28日），转引自《凯恩斯社会、政治和文学论集》，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405页。
[18]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政府与艺术》，转引自《凯恩斯社会、政治和文学论集》，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417、418、417、414页。
[19]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政府与艺术》，转引自《凯恩斯社会、政治和文学论集》，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415页。
[20]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战争时期的艺术》（1943年5月11日），转引自《凯恩斯社会、政治和文学论集》，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417页。
[21]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艺术委员会的政策与希望》（1945年7月12日），转引自《凯恩斯社会、政治和文学论集》，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442页。
[22]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艺术委员会的政策与希望》（1945年7月12日），转引自《凯恩斯社会、政治和文学论集》，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442页。
[23]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艺术委员会的政策与希望》（1945年7月12日），转引自《凯恩斯社会、政治和文学论集》，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443、444页。
[24]雷蒙·威廉斯：《艺术委员会》（1979年），转引自《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祈阿红等译，译林出版社，2014，第47页。
[25]雷蒙·威廉斯：《政治与政策：艺术委员会的实例》（1981年），转引自《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205页。
[26]雷蒙·威廉斯：《政治与政策：艺术委员会的实例》（1981年），转引自《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207页。
[27]雷蒙·威廉斯：《艺术委员会》（1979年），转引自《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47页。
[28]雷蒙·威廉斯：《政治与政策：艺术委员会的实例》（1981年），转引自《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210、212页。
[29]雷蒙·威廉斯：《政治与政策：艺术委员会的实例》（1981年），转引自《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210、212页。
[30]詹姆斯·海尔布伦、查尔斯·M.格雷：《艺术文化经济学》第二版，詹正茂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251～252、227页。
[31]Kevin Vincent Mulcahy，“The Rationale for Public Culture”.In K.V.Mulcahy ＆ C.R.Swaim（Eds.），Public Policy and the Arts.Boulder，CO：West view Press，1982，pp.302～322.
[32]詹姆斯·海尔布伦、查尔斯·M.格雷：《艺术文化经济学》第二版，詹正茂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251～252、227页。
[33]詹姆斯·海尔布伦、查尔斯·M.格雷：《艺术文化经济学》第二版，詹正茂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231、233页。
[34]詹姆斯·海尔布伦、查尔斯·M.格雷：《艺术文化经济学》第二版，詹正茂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231、233页。
[35]詹姆斯·海尔布伦、查尔斯·M.格雷：《艺术文化经济学》第二版，詹正茂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242页。
[36]詹姆斯·海尔布伦、查尔斯·M.格雷：《艺术文化经济学》第二版，詹正茂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246～247页。
[37]詹姆斯·海尔布伦、查尔斯·M.格雷：《艺术文化经济学》第二版，詹正茂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250页。
[38]贾斯汀·奥康诺：《艺术与创意产业》，王斌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第219～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