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史回顾
科举作为影响中国历史一千余年的制度，一直是中国史学研究中的重点问题之一，中国及国外的大量学者在这个研究领域留下了为数甚巨的研究成果。由于国内外关于科举的研究日益升温，以“科举”为主题的论著不断出版，甚至有学者已经提出了“科举学”的名目。[54]仅就本书所涉及的清代而言，不同语种的学术研究也已是硕果累累。其中，商衍鎏撰作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1958年）一直是基础性的研究著作。作为清末最后几年的科举考试的亲历者，商衍鎏的这部著作既是对清代科举的学术研究，也含有许多亲历者的回忆资料，至今依然是任何一位研究清代科举的研究者必须参考的论著。[55]随后，时在美国任教的何炳棣以其社会史取向明显的《帝制中国成功的阶梯》（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1962）一书，在欧美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56]此外，在早期的清代科举研究中，另外一部值得重视的专著是王德昭的《清代科举制度研究》（1982年）。[57]商衍鎏、王德昭等人的研究，在对整个清代科举做通贯研究的同时，都论及了晚清时期的情况，但都并非其书的重点内容，因而论述较为简略。在关于晚清科举的研究中，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的《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1960）是最早的一部聚焦于科举改革与废除的专著，只是篇幅较短，偏重于在制度史的视角下对此问题加以简要梳理。[58]
（一）制度史之外：晚清科举研究的拓展
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科举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它一直在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将文化、社会、经济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形成一多面互动的整体。”[59]因而，关于科举的研究，除了制度史的维度以外，也需要注意社会、文化、经济等维度。由于受到社会科学概念工具与研究方法的启发，在西方汉学界的早期研究中，科举与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关系是一个引发诸多学者讨论的重大话题，何炳棣的《帝制中国成功的阶梯》一书也多着意于此。正是学者们在制度史之外，对科举做了多种不同维度的阐释，关于科举的研究才呈现日渐多元化的态势。
进入1990年代以后，关于晚清科举的研究有明显升温之势。在研究的主题上，中文学术界对于清末“废科举”的关注，要先于对“科举改革”的关注。其中，余英时关于“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讨论，具有一定的先导意义。1991年，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中，余英时将“士”向“知识分子”转变的“象征的年份”定在了1905年，即将“科举制度的废止”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出现的标志。[60]在该文中，余英时还论证了“士”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中处于“中心的地位”，由此也彰显了“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边缘化”的趋向。1995年，罗志田以山西士子刘大鹏的日记为主要资料，分析了废除科举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在文中，罗志田指出，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institution）”[61]。由此，罗志田的研究回应并补充了余英时关于“废科举”意义的阐发，也对废科举的“社会影响”这一研究路向做出了进一步的完善与推进。[62]此后，在从“科举制的废除”回溯至“科举改革”的过程中，罗志田另有多篇论文论及清末科举制度的变革所造成的社会影响。[63]在罗志田的部分研究成果发表后，科举变革、科举废除等造成的“社会影响”，逐渐成为晚清科举研究中的重要话题，可谓影响深远。
除了罗志田继续对这一话题做进一步讨论之外，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加以阐释。如，赵利栋的《1905年前后的科举废止、学堂与士绅阶层》一文，即从科举废止前后各地士绅阶层在参与兴办学堂中的表现，揭示科举废止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64]关晓红的《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一文，则以近代中国两位乡村士子的日记为核心资料，考察科举停废对士子命运与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提出了不少新见。[65]杨齐福的《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王日根的《中国科举考试与社会影响》等专著，涉及晚清科举从改革到废止的这一时段，并且也都论及了科举改革、科举停废等产生的社会影响。[66]2013年，在整合先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关晓红出版了专著《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对晚清时期科举改革乃至停废的过程做了系统的论述，并对科举停废带来的社会影响做出综合性的探讨，洵为近年来研究晚清科举的一部重要著作。[67]
如果将戊戌年（1898）维新运动时期推行的科举改革视为晚清时期首次实质意义上的科举改制，那么，对比此前半个多世纪的“议改科举”阶段，从科举改制推行至1905年科举停废，科举变革的整体进程无疑是大大“加速”了。清廷首次推行的科举改制由于戊戌维新的失败而中辍，并且由于该年会试在维新运动开展前即已完毕，戊戌年的科举新章并没有得到实践的机会。至辛丑年（1901）举办“新政”时又旧事重提，科举新章才在实际的科举考试中付诸实践。然而，科举新章仅仅实践了大约4年时间，废科举这一严复所称的“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即告发生。这些历史现象的背后，除了制度、思想、文化等因素的复杂纠葛之外，还有着诸多人事因素。随着近年来档案、日记、书信等新史料的丛出与发掘，晚清时期科举改制、科举停废等问题背后的人事因素，也被研究者逐渐揭示。对于晚清时期推进科举改制的大体过程，以及戊戌年、辛丑年两度推行科举改制的出台过程、官员群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学界已经做了较为深入的探究，厘清了许多关键问题。如，周振鹤利用《时报》对于停科举一事的连续报道，简要分析过“当时几位最重要的封疆大吏”参与推动停科举的大体过程。[68]再如，李细珠在研究张之洞的专著中，就对张之洞在晚清科举改制、学制厘定等问题上扮演的角色做了一番梳理与分析。[69]关晓红的《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晚清议改科举新探》《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等多篇论文，对晚清时期促成科举改革、科举停废的整体过程做出了深入、系统的揭示，尤其还分析了疆臣、枢臣等群体在废科举中的实际作为，推进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70]此后，贾小叶也在其探讨晚清大变局中督抚历史角色的专著中，论及了晚清督抚在各省变章书院、兴办学堂以及科举改制之中所扮演的角色。[71]茅海建在《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一书中，对戊戌年科举改制在清廷高层的决策过程做了细致的考证与叙述。[72]2014年，茅海建在以“张之洞档案”为基础而完成的专著中，对张之洞在晚清科举改制中的角色及具体作为做了进一步揭示。[73]
近年来，又有多位学者将研究的目光聚焦于晚清时期的科举改制、科举停废等问题，除了以上所举关晓红的多篇论文及专著外，还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李林的研究最初主要关注清末科举改制后的进士馆，继而也对癸卯（1903）、甲辰（1904）两科会试的考试实践进行了研究。[74]韩策于2017年出版的专著《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则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科举考试最后两科癸卯、甲辰会试及进士群体之上，对1901年科举新章的出台过程及其在癸卯、甲辰两科会试中的实践，均做了深入的分析。[75]随后，李林的新著《最后的天子门生——晚清进士馆及其进士群体研究》出版，依然延续并扩展了其对进士馆的研究，书中系统论及了进士馆的来龙去脉，以及肄业于此的最后进士群体的际遇与沉浮。[76]贾琳最近的研究也与科举改制以后的最后几科科举考试相关。如，以《癸卯汴试日记》的作者孔昭晋为个案，探讨了清末民初士人的生存模式。[77]此后，贾琳对清代科举的“展期”现象做出探讨，还从“区分度/文体”的角度讨论了晚清科举的制度危机与考试改革的应对失措等问题。[78]
除了最为重要的乡试、会试之外，科举制度还包括参加乡试以前的各种考试。京官若为乡、会试的考官，一般称作“试差”；若为各省的学政，一般称作“学差”。“试差”主要涉及的乡、会试，加上此后的殿试、朝考，构成了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学差”的职责则为从各地遴选出具有生员（俗称“秀才”）这一初级功名的人才，并通过考试授予生员群体参加乡试的资格。此外，学政还主持考选优贡、拔贡、岁贡、恩贡等“贡生”（“五贡”中的副贡不由学政考选），也属于“正途”铨选。因此，作为科举制度的基层考试体系，层级居于乡试之下的童试（包括县试、府试与院试）、岁试与科试等不同考试也值得系统地研究。[79]其中，由学政主持的院试、岁试、科试等项考试，对于读书人群体也十分重要。通常三年一任的学政属于“钦差”，在各省履职时地位较为尊崇，往往还会介入地方文教事业，如除了主持各项考试之外，还多以创设书院、发布文告或刊刻书籍等方式督促士子，继而影响一地的学风。最近几年，也有一些学者将目光聚焦到学政这一官员群体。尤育号以担任过江苏学政且在任上多有建树的温州人黄体芳为例，讨论了学政与晚清地方教育、学风变迁等的关系。[80]安东强的专著《清代学政规制与皇权体制》，着重梳理了清代学政的制度设置、实际运作及其变革等。[81]徐世博的研究则以晚清时期的江苏学政为例，关注学政主持的各项考试，尤其关注经古场的考试表现对士子获取“低阶功名”的意义。[82]
此外，关于科举的制度史研究，依然在与社会史、文化史等视角下的研究齐头并进，近几年也有不少新的论著问世，如胡平的《清代科举考试的考务管理制度研究》以及李世愉、胡平合著的《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等。[83]
（二）转向文本、书籍与知识
除了应注意到清末科举改制、科举停废等问题所具有的重要社会影响外，涉及晚清科举的众多出版物（如考试用书、西学汇编等）乃至考试题目、答卷等文本性的内容同样值得重视与深究。瞿骏注意到，清末的科举改革对“民主、共和观念浅层次普及”具有显著的作用，并且还通过科举考试内容的变化来探讨“现代国家观念的普及”，认为从科举改制到废科举、兴学堂的过程也是现代国家观念逐渐普及的过程。[84]阿梅龙（Iwo Amelung）也指出，“科举考试的制度改革，不应该像大部分的研究所说的那样是绝望和无用的”，相反，清末的科举改革“值得放入中国晚清知识转型这一框架中加以审视”。[85]这些判断，既是基于研究者自己的研究主题，也清晰地把握住了近些年关于晚清科举的研究趋势。
近年来，关于清代科举研究的一个显著趋向是研究者越来越注重对科举考试内容（如试题与答卷）、与科举考试相关的各类出版物（如策问类出版物、西学汇编类出版物等）及其所承载的各种知识等进行深入的研究。当然，早在1990年代，就有多位研究者在这一研究路径上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1992年，艾尔曼（Benjamin A.Elman）就利用南方各省（主要是浙江、江南、福建和广东等省）的乡试录中所存留的策问题及答卷来研究史学知识在明清时期乡试中的变化。[86]1993年，范沛潍的《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述论》一文简述了清末最后两科会试的举办情况，并对最后两科会试的试题做了简要的分析。[87]同一时期，周振鹤在《读书》上所刊《书中自有富强术？》《问策与对策》等文，较为简要地讨论了科举制度下用于应对乡、会试第三场策问题的多种书籍，其中还论及了晚清时期出版的诸如《西学大成》《西学三通》《时务通考》《万国政治艺学丛考》《中外文献策论汇海》等多种图书，指出学界对这类书籍研究太少，而此类书籍的史料价值应该引起重视。[88]进入21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转向了对科举考试相关文本、书籍与知识等内容的研究，从而将相关研究大为推进。艾尔曼出版于2000年的专著《帝制中国晚期的科举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利用策论类出版物和乡试答卷等内容来研究诸如自然学（Natural Studies）、史学、汉学与宋学等知识在科举考试中的体现。[89]刘海峰在论及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科乡试与最后一榜进士时，也对乡、会试的试题做了分析。[90]此后，多位学者利用与晚清科举考试密切相关的策论类出版物，就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知识转型”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章清的《“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策问”与科举体制下对“西学”的接引——以〈中外策问大观〉为中心》等论文，以《中外策问大观》这一策论类出版物为中心，探讨了“策问”中历史记忆的延续方式，以及“策问”对于西学新知的接引。[91]刘龙心《从科举到学堂——策论与晚清的知识转型（1901～1905）》一文，则关注“策论”所反映的晚清中国的知识转型。[92]侯美珍通过对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场次分布与考试实践的分析，简要论述了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重首场”的现象，并且近来的研究亦偏重明清科举的考试内容。[93]日本学者水上雅晴近年来的研究也关注到了清代科举中的“策问”，对于乾嘉时期乡、会试第三场的策问题及其反映的学术风尚做了探究。[94]刘海峰则撰有《“策学”与科举学》一文，探讨了“策学”类出版物在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功用。[95]李兵也通过对考试内容的分析，来研究科举考试与书院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96]关晓红的论文及专著利用部分考试题目与应考士子的答题内容，对清末最后几届科举考试的知识内容和趋新倾向做了讨论。[97]孙青的《引渡“新知”的特殊津梁——清末射策新学选本初探》一文，梳理了晚清时期的多种“新学选本”，指出其出现和流行与科举内容的变化相关，是晚清时期“引渡新知的特殊津梁”。[98]阿梅龙的研究，则尤其重视清末科举改制后的考试内容所反映的西学/新学知识。[99]由于“最后的进士”群体在科举新章下经历了历史上的最后两科会试，后又进入进士馆肄业，李林、韩策都对癸卯、甲辰两科的会试做了细致的分析。[100]安东强从科举考试场次安排、考试内容等角度，分析了清代科举选才标准的变化及其与晚清科举改革之间的联系。[101]杨念群的《痛打“时文鬼”——科举废止百年后的省思》一文，旨在“揭示科举制被近代妖魔化的历史成因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后果”，希望能够“摆脱晚清以来改革群体对科举制批判所造成的刻板印象，特别是出于变革的目的有意妖魔化科举功能的倾向”，该文尤其指出“科举制绝不是仅仅通过八股测试考生对古典知识的掌握情况，而是还通过策问等形式考察士人对具体‘经世’问题的熟悉程度”。[102]这篇论文颇有给科举制“翻案”的意味，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的现实关怀。然而，该文对“策问”及“经世”类文本、知识等在清代士子间的流行与普及程度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
此外，晚清的一些汇编类书籍还多被学者放在“百科全书”（encyclopedia）的名目下加以审视，其中不少也是适用于晚清科举的考试用书。钟少华较早开展关于中、日“百科全书”的比较研究。[103]21世纪初，以米列娜（Milena Doleelová-Velingerová）、瓦格纳（Rudolf G.Wagner）等为代表的几位德国学者，联合中国、日本等国的多位学者，持续开展了关于近代中国“百科全书”的研究。2007年，陈平原与米列娜合编了《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收有多位学者为这一主题撰就的论文。其中，除了系统讨论晚清中国出版的百科全书之外，阿梅龙的论文也注意到了《新学备纂》与科举考试的关系。[104]此后，李孝悌也有专文论及晚清的“百科全书家”。[105]2014年，米列娜、瓦格纳等学者还组织出版了英文专书《中文百科全书中的新全球知识（1870～1930）：思维方式的变革》（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1870-1930）：Changing Ways of Thought）。[106]这些学者关于“百科全书”的研究，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新的知识系统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形成与完善。[107]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学者从出版史、书籍史等角度，对与科举考试相关的各类考试用书做了研究。台湾学者王福寿以《科举的参考书》为题，梳理了从科举制度初立的隋唐时期至清代的主要科举参考书，但是，这篇论文的篇幅较短，只是较为粗略地列举了每个朝代比较重要的一些科举参考书。[108]此后，刘祥光的研究注意到了科举时代的“时文稿”，并将研究重点放在宋代的“考试用参考书”上。[109]沈俊平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于明代“坊刻制举用书”，近几年也将关注的时段后移，撰有多篇涉及清代“举业用书”的论文，其研究偏重“举业用书”的出版史。[110]由于明代后期是科举考试用书出版勃兴的时期之一，故大陆学者近几年也有一些论著涉及明代后期的科举考试用书。[111]此外，杨丽莹对清代著名书坊扫叶山房所做的专题研究，也涉及扫叶山房出版科举考试用书的一些情况。[112]
海外中国研究界近年来的一些以出版史、印刷史、书籍史为主题的著作也大多对科举考试用书有所涉及。[113]相对而言，可能是由于“明清之后的中国在史料上较能支撑对阅读实践的深入研究”，故学术界对于这一历史时期出版史、书籍史的研究成果较多，且多集中在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两个时段。[114]周启荣（Kai-wing Chow）的《早期现代中国的印刷、文化与权力》（Publishing，Culture，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一书，主要探讨了明代后期科举考试用书的印刷文化史。[115]周绍明（Joseph P.McDermott）的《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对科举考试用书略有涉及。[116]另外，日本学者井上进的《中国出版文化史》一书，也有专门章节涉及“举业书”，但基本上描述的是明代中晚期的情况，而且分析不够深入。[117]芮哲非（Christopher A.Reed）的《古腾堡在上海：中国的印刷资本主义，1876～1937》（Gutenberg in Shanghai：Chinese Print Capitalism，1876-1937）一书，则对“印刷资本主义”在近代上海的兴起与发展做了系统论述，并且书中部分内容也论及晚清上海石印业对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118]包筠雅在研究福建四堡地区出版史的专著中，对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地区出版的教育类书籍（educational works）做了历时性、概观性的描述。由于缺乏对此类书籍实际使用状况（actual use）的了解，书中只是按照主题对此类书籍做了大致划分，对于科举考试用书的种类、名目等探讨还不深入，对于这类书籍如何被阅读、被使用等也没有做进一步的探究与分析。[119]
近年来，中文学术界关于近代中国书籍史、阅读史等的研究日渐升温，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从2005年开始，潘光哲在这一领域陆续发表多篇论文，对阅读史这一取径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运用，做出了积极的推进。[120]李仁渊的《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一书，主要论及了晚清新式传播媒体的影响。[121]张仲民的《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一书从书籍史、阅读史的角度，对晚清中国的“卫生”类书籍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122]章清关于近代中国“思想界”的研究，也引入了阅读史的视角。[123]2014年，潘光哲的专著《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出版。[124]此后，卞冬磊的研究则展现了晚清中国的“报刊阅读史”。[125]此外，还有不少研究借鉴了书籍史、阅读史的视角。如，尤育号以温州士子张棡的日记为主要资料，揭示了晚清至民国时期一位乡村士绅的阅读世界。[126]徐佳贵的研究以温州地方士子为中心，展现了部分温州士子（如张棡、林骏、刘绍宽等）在科举变革过程中阅读行为的变化。[127]贾琳也探讨了清末科举改制以后考官、媒体及士子群体的“书籍应对”，指出科举新章下各省多出现了“房官录用不敷”的情形，促使考官、媒体与士子三方在书籍层面对科举新章做出应对。[128]
在关于晚清科举的制度史梳理与分析之外，研究者业已充分讨论的废科举、科举改制的社会影响是对晚清科举研究的一大拓展。近年来，在深度发掘各种新资料的基础上，不少研究者对晚清科举改制、停废科举背后的高层人事也做了深入揭示，进一步增进了学界对晚清科举的整体认知。此外，对与晚清科举相关的各类文本（如科举考题与答题内容）、书籍等的研究尝试，将晚清科举研究进一步引入知识史的范畴。这类文本与书籍，作为知识的承载物，是观察晚清时期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转型等问题的绝佳资料。本书对晚清时期的科举考试用书展开研究，期待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另一个视角与维度，进一步丰富对晚清科举改制、停废科举乃至学制变革等问题的理解，同时，也希望能够对晚清读书人群体的阅读世界与知识世界做出一定的揭示。
[1]陈独秀：《实庵自传》，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205页。
[2]鲍祖宣：《国难时期的妇女教育》，《女子月刊》第4卷第1期，1936年1月，第26页。相关的讨论参见王奇生《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557～565页。
[3]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pp.86-91.
[4]士子为求得志科场而悉心阅读、揣摩的各类参考书籍，在历代书目中多称为“举业类”“制科艺”“制举类”等，研究者也多用“制举书”“制举用书”等名目加以指称。参见周彦文《论历代书目中的制举类书籍》，《书目季刊》第31卷第1期，1997年6月。本书以“科举考试用书”笼统称之，以使其涵盖面更广一些，特此说明。
[5]Cynthia Brokaw，“Book History in Premodern China：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 Book History，Vol.10（2007），pp.253-254.
[6]关于西方史学界书籍史、阅读史的研究综述，参见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史林》2007年第5期。另可参见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新星出版社，2017。关于西方史、中国史领域阅读史研究的比较，参见李仁渊《阅读史的课题与观点：实践、过程、效应》，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研究集刊》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213～254页。
[7]Peter Burke，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the Annales School，1929-2014（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90.
[8]Maria Lúcia G.Pallares-Burke，The New History：Confessions and Conversations（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p.158-159.
[9]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10～26页。
[10]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兼论思想史的层次》，《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第19～52页。
[11]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第17～18页。
[12]王汎森：《序》，《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第6页。
[13]此处科举制度条文的“表达”与科举考试活动的“实践”等表述，源自黄宗智的研究。参见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14]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第404～406页。
[15]刘祥光：《时文稿：科举时代的考生必读》，《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2期，1996年9月；刘祥光：《印刷与考试：宋代考试用参考书初探》，《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17期，2000年5月；刘祥光：《宋代的时文刊本与考试文化》，《台大文史哲学报》第75期，2011年11月。
[16]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3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410页；康有为：《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2集，第208页。
[17]王定保：《唐摭言》，三秦出版社，2011，第4页。
[18]张之洞：《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一日），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4册，武汉出版社，2008，第93页。
[19]无涯生（欧榘甲）：《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清议报》第27册，1899年9月15日，“本馆论说”，第3页。
[20]沈洁的研究也指出，功名观念对于清末民初的士人具有很大的影响。参见沈洁《科举、功名与清末民初知识人社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1]Angela Ki Che Leung，“E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Benjamin A.Elman and Alexander Woodside，eds.，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1600-190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pp.381-416.
[22]Cynthia Brokaw，Commerce in Culture：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325-326.
[23]魏光奇：《晚清州县官任职制度的紊乱——透视中国传统政治的深层矛盾》，《清代民国县制和财政论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55～68页。
[24]朱峙三：《朱峙三日记（1893～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54页。此语为朱峙三1952年“复阅”日记时所记。
[25]夏曾佑：《论政府把持科举之故》，杨琥编《夏曾佑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79页。该文刊于1903年9月16日的《中外日报》。
[26]刘愚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97，第6页。
[27]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80页。
[28]夏曾佑：《论科举之多弊》，杨琥编《夏曾佑集》上册，第222页。此文刊于1904年8月4日的《中外日报》。
[29]陈独秀：《实庵自传》，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第205页。
[30]傅增湘：《藏园居士六十自述》，卞孝萱、唐文权编著《辛亥人物碑传集》，凤凰出版社，2011，第375页。
[31]叶景葵：《叶景葵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9页。另参见柳和城编著《叶景葵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第94～101页。
[32]刘愚生：《世载堂杂忆》，第8页。
[33]李钟珏：《且顽七十岁自叙》，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第310页。
[34]孙锵鸣：《孙锵鸣致孙诒钧等儿》（1889年6月24日），谢作拳、陈伟欢编注《瑞安孙家往来信札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第99页。《瑞安孙家往来信札集》未给每封信札拟定标题，故本书皆据实际往来信札的情况加以标注。
[35]游百川：《请崇尚经术书》，陈弢辑《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第366页。
[36]王清穆：《知耻斋日记》，1894年9月20日，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1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372页。
[37]《论八股存亡之关系续前稿》，《国闻报》1898年7月5日。该文作者为夏曾佑，另见杨琥编《夏曾佑集》上册，第33～34页。
[38]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3册，中华书局，2010，第1409页。
[39]邹晓燕整理《张百熙、瞿鸿禨往来书札（下）·一五八》（1904年），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2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第259页。
[40]夏曾佑：《保存国粹说》（1906年1月4日），杨琥编《夏曾佑集》上册，第399页。
[41]罗功武：《罗功武遗稿〈粤故求野记〉选辑》，高明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高明文史》第9辑，出版年月不详，第27页。
[42]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第79页。
[43]钟毓龙：《说杭州》（增订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第389页。
[44]温州市图书馆编《刘绍宽日记》第1册，光绪三十年四月初十日，中华书局，2018，第367页。
[45]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436页。
[46]刘愚生：《世载堂杂忆》，第3页。
[47]朱峙三：《朱峙三日记（1893～1919）》，1899年10月23日，第54页。
[48]此语出自乾隆四十四年（1779）的一道上谕，参见《钦定科场条例》，《续修四库全书》第8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402页。《钦定科场条例》亦收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8辑，与《续修四库全书》所收为不同的版本，该版未见这道上谕。
[49]关于科举的“再生产”功能的讨论，参见Benjamin A.Elman，“Political，Social，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0，No.1（February 1991），pp.7-28.另可参见Benjamin A.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xxix，pp.xxxvii-xxxviii。
[50]《道学外传》，《国闻报》1898年6月5日。该文另见于王栻编《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第483～485页。
[51]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23页。关晓红书中对祁奏折的时间考辨略误，应为道光二十三年。参见祁《奏为选拔真才请变通考选制度事》（道光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宫中档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01-0806-020。
[52]独立山人：《考试出题议》，《香港华字日报》1897年9月6日。
[53]《近日考试不足得人才说》，《新闻报》1902年7月29日。
[54]刘海峰：《“科举学”刍议》，《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刘海峰：《“科举学”发凡》，《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刘海峰：《科举制与科举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5]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初版于1958年，本书所引为2003年再版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
[56]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
[57]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一书初版于1982年，本书所引为1984年中华书局影印版。
[58]Wolfgang Franke，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Cambridge，MA：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Havard University，1960）.
[59]余英时：《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二十一世纪》（香港）2005年6月号，第4页。
[60]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香港）1991年8月号。另可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新版序第5～6页。
[61]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清华学报》（新竹）新25卷第4期，1995年12月。
[62]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第89～128页。
[63]罗志田：《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罗志田：《数千年中大举动——科举制的废除及其部分社会后果》，《二十一世纪》（香港）2005年6月号；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64]赵利栋：《1905年前后的科举废止、学堂与士绅阶层》，《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65]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需要指出的是，关晓红研究晚清科举的多篇论文，后多被收进2013年出版的专著《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因而论文的内容与专著有不少重合之处，以下引用时对此不再赘述。
[66]杨齐福：《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人民出版社，2003；王日根：《中国科举考试与社会影响》，岳麓书社，2007。
[67]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关晓红此书初版于2013年，本书在引用时以2017年的修订版为准。
[68]周振鹤：《官绅新一轮默契的成立——论清末的废科举兴学堂的社会文化背景》，《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69]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李细珠此书初版于2003年，本书在引用时以2015年的增订版为准。
[70]关晓红：《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关晓红：《晚清议改科举新探》，《史学月刊》2007年第10期；关晓红：《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
[71]贾小叶：《晚清大变局中督抚的历史角色：以中东部若干督抚为中心的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72]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73]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74]李林：《晚清进士的考选与教育——以进士馆为中心的研究（1898～1911）》，硕士学位论文，香港中文大学，2011；李林：《从经史八股到政艺策论：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论析》，《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5期，2012年7月；李林：《晚清进士馆研究：天子门生的转型困境与契机》，《清华学报》（新竹）新44卷第1期，2014年3月。后两文均由李林硕士论文的一部分改写、增补而来。
[75]韩策：《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76]李林：《最后的天子门生——晚清进士馆及其进士群体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
[77]贾琳：《清末民初士人的一种生存模式——以〈癸卯汴试日记〉作者为个案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贾琳引用多种乡、会试同年齿录，考证出《癸卯汴试日记》的作者“澹庵”就是孔昭晋。需要指出的是，李林在2011年的硕士论文及2012年公开发表的论文中，都已指出“澹庵”即孔昭晋，只是未列明考证过程。事实上，孔昭晋之子孔叔慎（1899～1985）的回忆文字已经明确指出，《癸卯汴试日记》的作者即其父孔昭晋。参见孔叔慎《我的回忆（节录）》，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苏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苏州史志资料选辑》总第29辑，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编辑部，2004，第206页。
[78]贾琳：《时间延展与制度变迁——清代科举“展期”考论》，《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贾琳：《晚清科举的制度危机与考试改革的应对失措——以“区分度/文体”互动关系为视角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79]关于乡试以下层级的各种考试，参见刘兆瑸《清代科举》，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7，第4～16页。清代科举制度条文较为烦琐，各项考试类别多有不同的别称。清代基层考试中的各项考试名称，往往“考”“试”并用，如县试（又称“县考”）、府试（又称“府考”）、院试（又称“院考”）等；此外，童试又称“小试”“小考”“童生试”等，院试又称“道试”“道考”等。在此做统一说明，以下不再赘述。
[80]尤育号：《学政与晚清教育、学风的变迁——以黄体芳为例》，《浙江学刊》2010年第5期。
[81]安东强：《清代学政规制与皇权体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82]徐世博：《清末江苏学政的考试与选拔：以经古考试和南菁书院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6期，2018年1月。
[83]胡平：《清代科举考试的考务管理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李世愉、胡平：《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84]瞿骏：《重大问题的再历史化——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些思考》，《学术月刊》2011年第6期；瞿骏：《历史的底色——清末民初教育变革与现代国家观念的普及》，余伟民、刘昶主编《文化和教育视野中的国民意识：历史演进与国际比较》，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第124～161页。
[85]阿梅龙：《晚清科举制度与西学东渐》，沙培德（Peter Zarrow）、张哲嘉主编《近代中国新知识的建构》，台北：中研院，2013，第205～229页。
[86]Benjamin A.Elman，“The Changing Rol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in Southern Provencial Civil Examinations During the Ming and 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Philosophy（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Vol.5，No.1（November，1992）.
[87]范沛潍：《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述论》，《历史档案》1993年第3期。
[88]周振鹤：《书中自有富强术？》，《读书》1992年第12期；周振鹤：《问策与对策》，《读书》1993年第3期。
[89]Benjamin A.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460-520.
[90]刘海峰：《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科乡试》，《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刘海峰：《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91]章清：《“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章清：《“策问”与科举体制下对“西学”的接引——以〈中外策问大观〉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8期，2007年12月；章清：《晚清西学“汇编”与本土回应》，《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92]刘龙心：《从科举到学堂——策论与晚清的知识转型（1901～190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8期，2007年12月。
[93]侯美珍：《明清科举取士“重首场”现象的探讨》，《台大中文学报》第23期，2005年12月；侯美珍：《明清科举八股小题文研究》，《台大中文学报》第25期，2006年12月。侯美珍另有多篇专题论文论及明清科举的考试内容，在此仅举其要。关于台湾地区学者对于科举的研究，参见侯美珍《近六十年来台湾科举研究综述——以专书、学位论文为主》，陈益源、郑大主编《科举制度在台湾》，台北：里仁书局，2014，第325～347页。
[94]水上雅晴：《清代科举中的策问：以乾嘉期重视策问的现象为考察中心》，刘海峰主编《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605～621页；水上雅晴：《清代科举与策问：考官重视策问的实态以及汉学家官员的“再生产”》，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上海嘉定博物馆编《科举学论丛》2010年第1辑，第2～11页；水上雅晴：《乾嘉之学与八股文的关系初探》，天一阁博物馆编《科举与科举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第250～264页。
[95]刘海峰：《“策学”与科举学》，《教育学报》2009年第6期。
[96]李兵：《18世纪汉学书院与科举关系新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李兵、许静：《论清代科举考试内容对书院教学的影响》，《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97]关晓红：《清季科举改章与停废科举》，《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72～86页。
[98]孙青：《引渡“新知”的特殊津梁——清末射策新学选本初探》，《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5期。
[99]阿梅龙：《晚清科举制度与西学东渐》，沙培德、张哲嘉主编《近代中国新知识的构建》，第205～229页。
[100]李林：《从经史八股到政艺策论：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论析》，《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5期，2012年7月；韩策：《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第125～160页。
[101]安东强：《晚清科举的场次与选才》，《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102]杨念群：《痛打“时文鬼”——科举废止百年后的省思》，《清史研究》2017年第1期。
[103]钟少华：《人类知识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书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钟少华此后出版的论著中，也有不少文字论及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如钟少华《中国近代新词语谈薮》，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此外，钟少华涉及这一主题的文章还有数篇，在此仅举其要。
[104]陈平原、米列娜主编《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05]李孝悌：《建立新事业——晚清的百科全书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1本第3分，2010年9月。
[106]Milena Doleelová-Velingerová and Rudolf G.Wagner，eds.，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1870-1930）：Changing Ways of Thought（Heidelberg：Springer-Verlag，2014）.其中所收的8篇论文，中文版已见于《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一书。
[107]参见米列娜、瓦格纳《思维方式的转型与新知识的普及——清末民初中国百科全书的发展历程》，林盼译，《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类似取径的研究，另可参见Michael Lackner，Iwo Amelung and Joachim Kurtz，eds.，New Terms for New Ideas：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eiden：Brill，2001）； Natascha Vittinghoff and Michael Lackner，eds.，Mapping Meanings：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Leiden：Brill，2004）； Rudolf G.Wagner，ed.，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Word，Image and City in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1870-1910（Albany：SUNY Press，2007）.
[108]王福寿：《科举的参考书》，《故宫文物月刊》第8卷第4期，1990年6月。
[109]刘祥光：《时文稿：科举时代的考生必读》，《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2期，1996年9月；刘祥光：《印刷与考试：宋代考试用参考书初探》，《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17期，2000年5月；刘祥光：《宋代的时文刊本与考试文化》，《台大文史哲学报》第75期，2011年11月。
[110]沈俊平：《举业津梁：明中叶以后坊刻制举用书的生产与流通》，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9；沈俊平：《清代坊刻考试用书的影响与朝廷的回应》，《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4期，2012年1月；沈俊平：《清代坊刻四书举业用书的生产活动》，《汉学研究》第30卷第3期，2012年9月；沈俊平：《清代坊刻四书应举用书探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第5期；沈俊平：《晚清石印举业用书的生产与流通：以1880～1905年的上海民营石印书局为中心的考察》，《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7期，2013年7月；沈俊平：《点石斋石印书局及其举业用书的生产活动》，《故宫学术季刊》第31卷第2期，2013年12月。
[111]张献忠：《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版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岳鸳鸯：《明代科举图书的出版传播》，《寻根》2011年第5期。
[112]杨丽莹：《扫叶山房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113]Cynthia Brokaw，“Book History in Premodern China：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 Book History，Vol.10（2007）：253-290.
[114]李仁渊：《阅读史的课题与观点：实践、过程、效应》，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研究集刊》第4辑，第224页。另可参见Tobie Meyer-Fong，“The Printed World：Books，Publishing Culture，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66，No.3（2007），pp.793-797.
[115]Kai-wing Chow，Publishing，Culture，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116]Joseph P.McDermott，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6）.
[117]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書物世界と知の風景』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230～233頁。参见Cynthia Brokaw，“Publishing，Society and Culture in Pre-Modern China：the Evolution of Print Cul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2005），pp.135-165。
[118]Christopher A.Reed，Gutenberg in Shanghai：Chinese Print Capitalism，1876-1937（Vancouver：UBC Press，2004）.
[119]Cynthia Brokaw，Commerce in Culture：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
[120]潘光哲：《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知识仓库”、“思想资源”与“概念变迁”》，《新史学》第16卷第3期，2005年9月；潘光哲：《〈时务报〉和它的读者》，《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121]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
[122]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张仲民在该书中对阅读史、书籍史等研究取径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应用情况做了细致的梳理，参见该书第24～37页。
[123]章清：《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章清：《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24]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
[125]卞冬磊：《古典心灵的现实转向：晚清报刊阅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126]尤育号：《在新学与旧知之间：一个乡村士绅的阅读世界——以张棡〈杜隐园日记〉为中心》，《历史教学问题》2011年第4期。
[127]徐佳贵：《废科举、兴学堂与晚清地方士子——以林骏〈颇宜茨室日记〉为例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4期；徐佳贵：《乡国之际：晚清温州府士人与地方知识转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128]贾琳：《科举改章与考官、媒体及士子的书籍应对——基于阶层分析的晚清书籍社会史考察》，《安徽史学》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