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北京农民培训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北京市依托人才、科技、资金等各方面优势，农民教育培训工作一直服务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在体系建设、资源投入、培训方法改进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具有北京地方特色的培训模式，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一）北京市农民教育培训现状

1.领导重视，有政策保障

北京市在农民培训上有很好的资金保障，在体系建设、组织管理上的体系比较完善，鼓励农业科技人员、教师、其他相关利益主体开展多元参与，有一定的激励政策，这些为农民培训奠定了良好基础，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2.构建了四级教育培训体系

为了保证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开展，北京市基本实现了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三者的统筹，建立以市属农业院校、农业广播学校和各区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为主体，以区县成人教育中心、中等职业学校、乡镇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为骨干，以乡镇成人学校为基础，其他各类社会力量办学机构参与补充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

3.服务郊区发展，改进培训内容，不断提升农民素质

农民教育培训活动与经济生活的变迁相契合。在京郊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作为农民培训的相关部门能够及时回应社会需要、农民需求，把握教育培训重点，及时做出调整；社会在变化，农民遇到的问题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教育培训能够较为有效地帮助农民解决问题。如在2007年，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34个部门共同组建了“北京市新型农民培养工作协调小组”，出台了《北京市新型农民培养工作行动方案》，根据北京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七大类的培养对象：一是培养从农业转向非农就业和从事制造业、服务业的“技能型农民”；二是培养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的“专业型农民”；三是培养自主经营农产品深加工、特色商业、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项目的“创业型农民”；四是培养具有技术专长、人格魅力和群众威望的“带动型农民”；五是培养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园区经营管理者、农村经纪人、农资销售者、乡村旅游经营者的“管理经营型农民”；六是培养具有北京农村户籍，有志于农村从业的“储备型农民”；七是培养在政府开发的公益性岗位就业的生态管护园、农村管水员、乡村公路养护员、农村健康助理员等“公益服务型农民”。在确定这七类培养对象后，展开了一系列的具体培训措施，虽然这七类培养对象并不完全等同于新型职业农民群体，但也实实在在地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做出了一定的基础性工作。

4.注重整合资源，形成了多元化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

北京的各种资源非常丰富，农业技术推广、农民教育提升、农业科技相互配合，较好做到了农科教的结合，整合了资源。

近些年来，北京市在农民培训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积极探索出了很多行之有效且广受欢迎的培训模式。这些培训模式也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训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农民田间学校模式。2004年末，北京在全国较早引进了农民田间学校培训模式，总结出一套具有北京特色的农民田间学校培训模式，效果显著。更新了农业技术推广培训模式，极大提高了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素质推动，促进了北京郊区优势产业的发展，增强了农民学习使用科学的意识和能力，满足了农民多元化的培训需求，提高了农民培训的管理水平，也赢得了社会各界对农民培训的支持与关注。目前建立农民田间学校800所，年培训农民学员2万人以上。

骨干农民培养模式。形成了一套境内与境外研修相结合的骨干农民培养模式。2008年以来，有1210人经考核达到骨干农民培养标准。

农村科技协调员模式是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探索出的一种农业技术推广培训模式。分为四类人员：一是在北京农村信息化工程中担负着农民信息采集、整理和发布职责的信息员；二是在农村科技服务港为农民开展科技服务的科技需求调研员；三是在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合作组织、农村企业中进行科技服务的技术员；四是活跃在农村经济领域，从事农产品收购、储运、销售以及销售代理、服务等中介活动的具有科技成果推广作用的推销员。这四类人员各司其职，为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服务。

农村科技服务港模式是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打造的公益性农业技术服务平台。以挖掘和解决“三农”领域的科技需求为出发点，实现科技咨询、成果推广、技术服务、科技培训、项目设计等多种功能，服务于“三农”。

林果乡土专家培养模式是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实践探索的一种农业技术推广培训模式。将土生土长的农民培养成技术能手，并通过他们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新技术的推广。

远程教育信息模式是利用卫星技术、互联网技术、通信技术、电视广播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实时或非实时地传递音频、视频或数据等信息，进行可视的、交互的远程教育。北京市利用远程教育信息体系，不但为农民打开了更广阔的学习窗口，还大大节省了培训成本。

不断探索农民培训的新设计、新教学方法，采用新手段提升教学效果。如开展田间学校、实施参与式教学、双师型互助教学、新媒体教育等，注重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在农民教育和培训领域均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问题

1.管理体制亟待创新

一是北京现有的农科教体系中，农业科研部门、农业教育部门和农业推广部门各有优势，相互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三位一体”关系，因而扬长避短、互利合作是“三农”自身发展和农业科技进步的客观要求与基本保障。但是三个体系缺乏有机联合与横向交叉，农业科研经费的投资去向过分集中在公共研究所，农业院校所占比例过低，三个体系的合作主要是通过项目为纽带进行的，尚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问题。二是政策的相关主体责任不清，体制机制尚待完善。国内事关农民教育培训的相关政策方案设计，大多笼统提到了农民培训的重要性以及农业职业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但对具体如何落实、如何体现相关利益主体的责任尤其是政府与行业企业的责任并没有明确界定，导致政策难以落实执行。三是缺乏对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扶持政策。

2.教育资源亟待整合

总体来看，北京面向农民的各级各类农业职业教育体系资源数量不足、相对分散。培训资源隶属不同部门和地区，各自为政，互不相通，难以有效统筹形成合力，教育培训效果并不理想。首先，农村农民培训形成了初步的体系，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教育培训资源，也基本形成了供给途径多元化的特点，但是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多渠道、多层次、多结构的供给途径。其次，农民培训具有了一定的层次结构性，但与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再次，局部有序，而在整体上仍然处于混乱状态。最后，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农民培训队伍的稳定性不强、素质较低，教育培训质量不高。

3.资金使用效率亟待提升

北京现在每年以农民培训为由申请的资金看似不少，但培训效果比较让农民满意的有效培训资金不足。农民教育的资金投入，大部分是依靠各级财政的支持。一是政府补贴的相关政策尚未出台，经费拮据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在市财政局的户头上，有些机构只有人员经费，无公用经费，承担农民教育已经成为公益事业，政府埋单，管理费无从收取，同时物价部门也不允许再收。由于事业不断发展，办学规模逐年扩大，管理成本日益增高。市校在既无“公用经费”，又无政府财力支持的情况下，只能由其所隶属的农职院予以补贴。长此以往，难以为继，制约各级培训机构的持续发展。二是培训经费标准偏低。实际培训中，采用集中封闭式培训，每人每天的住宿费为180元，餐费为每人每天100元，再加上会议场地的租赁费、接送学员交通费、专家费、专家接送和食宿费，每人每天综合培训费用在400元以上，存在较大资金缺口。三是经费使用范围需要扩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中，培训只是其中的一项内容，其他还有基础调研、认定管理、奖励扶持等。目前中央经费规定支出范围相对狭小。

4.培训动能亟待激发

从北京市务农人员看，未来培养现代职业农民的主体将是现有务农人员，同时，也会有一些青年人转向从事农业，但人数不多，比例低。

（1）现有农民对培训不积极。

北京市现有务农人员数量可观，虽然平均文化程度低，年龄偏大，但一是其中有一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中青年，二是现有务农人员对农村有一定感情，也有较强的务农意愿，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农业技术素质，这部分人是未来北京市现代职业农民的主体，这些人大约占到培养对象的96%左右。他们渴望得到具体先进技术的指导，特别需要解决在生产实际中遇到的问题，其中部分人还有一定的自学能力，自行寻求有关专家的帮助，探索解决所遇问题的办法。

（2）有意愿回乡务农的青年少，农业生产的新生力量不足。

目前北京市基本普及了大专教育，因此未来有务农意愿的青年人多数都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

从抽样调查的情况看，目前务农的青年人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在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的就业者。主要是在企业或合作社中从事销售、技术、文秘、会计、机械、检验等技术工作。这些人部分是农业院校的毕业生，同时也有其他院校的毕业生。从抽样调查的情况看，这部分人中的大部分并非一直有务农的意愿，多数是毕业后找工作时认为有些农业企业、合作社提供的条件能够符合自己的要求，同时也认为在农业企业、合作社中会有较好的发展前景。由于就业时能够满足接收单位的要求，证明这些人的知识能力和专业能力较好；就业后，接收单位多数通过以老带新的方式增强这部分人的职业能力，使他们有可能在不长的时间里成为能力较强的现代职业农民。初步计算，近几年全市每年这部分人有几百人。二是愿意在农业领域创业的青年人。近几年农业创业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开始有部分青年人，有些是当年的大专毕业生，有些是毕业几年，已经在城市工作，但认为农业创业有良好前景的人。从调查看，这些人的专业分布并无一定规律，其中学农的居多，同时也有部分其他专业的毕业生。这些人文化知识较高，对农业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能够找到农业创业的机遇。但专业知识和实际能力不足，是特别需要进一步培养的现代职业农民中的“潜力股”。目前这部分人在北京的数量不多，尚不能形成规模。三是部分继承家庭农业承包项目，或农业企业的青年人。目前北京市有少量私人农业企业，部分经济效益较好的家庭农场等，这些家庭中的部分子女愿意继承家庭的农业项目，他们在学习时有明确的目的，有清楚的专业选择；在学习前、学习时和毕业后有家长的培养和教育，有丰富的实践，是专业知识和文化能力较强的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符合现代职业农民的标准。这部分人的数量很少，目前在北京市只存在于畜牧、水产、农机等少数行业。如果能够为这一渠道创造更好的条件，未来源于这一渠道的现代职业农民有可能增加。

5.培养模式亟待开发

农民教育的模式是在长期的农民教育过程中总结得出的，是广大农民教育工作者、农民群体和农民教育机构共同智慧的结晶，如“绿色证书培训工程”“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阳光工程”等。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与传统农民培训存在较大差别，无论是教育目的，还是教育内容与方法，都应该适应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需求。农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农民教育内容的不断更新，但是目前农民教育在内容上还比较单一和陈旧，对现代农业发展方略、管理与营销知识的开发还十分薄弱，农民教育供给与需求存在较大差距，教育资源浪费严重。实践证明，目前的学校教育难以培养出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内容和方法需要创新。

6.培训师资亟待强化

在现有培训中，师资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有各部门的专业人员，这部分人员的专业性很强，对部门工作内容了解透彻，但部分人员授课技巧不足，有些则离不开工作岗位，用于授课的时间有限；还有从科研单位、院校等部门聘请的师资，这部分人员授课能力强，但部分人员实践知识和专业了解不足，有些优秀师资参与培训的时间非常有限。

而各级组织对能够承担农民培训的师资缺乏整体认识，各单位培训时教师聘请的随意性比较大，就是初步建成的师资库，使用效率也不高。这就需要：一是建立起培训师资库，不仅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还能有效地激励师资教学水平，准确介绍相关师资的情况，供有关单位参考；二是强化效果评价，目前培训完成后，有些单位会对学员进行培训质量调查，有些单位在培训后对所开展的培训是否对工作有所帮助，个人技能是否有所提高有一定的总结，以搞好下一步培训，这些对培训的改进有重大意义。培训机构不能只是为完成工作任务，更要及时公布调查结果给社会，以便于认定培训效果，这将有利于促进培训质量的提高。

7.农民培训绩效有待提高

调查发现，农民培训的主体主要有政府、科研院所、社会机构和商业机构等，但对农民培训资源整合不够，高层次培训不多，培训投入大，但产出很低，效率和效益都比较低。现有的教育政策没有真正惠及农民，培训能力不足，培训针对性不强。“认真作秀，扎实坑人”“以农民的旗号做了盛宴，要农民收拾残羹冷炙”，类似的语言道出了农民对很多培训工作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