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组织学视野中的政党组织逻辑

古洪能^[1]

摘要：政党组织研究是政党政治学的经典题目，但是长期缺乏对政党组织逻辑的深入挖掘，致使一些重大问题得不到有效解释，故引入集体行动组织学有其必要。从集体行动组织学的角度来看，政党是持有一定政见的政治精英为了执政治国而与他人合作的一种集体行动组织形态。政治精英需要与他人合作（开展集体行动）才能实现执政治国的目标，但合作不会自发产生，需要组织，也就是政治精英需要针对目标，结合具体情境条件，制定任务和分派任务并进行控制协调，使所有合作者均按照统一部署来开展行动，从而发挥出集体行动的整体功效，推动目标的实现。政党就是由此形成的一种组织体系。政治精英组织合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所以这个组织逻辑不能保证所有政治精英都能成功地组织或改变政党。但是由于所有政治精英都必然要遵从这个逻辑，故该逻辑可以用来解释政党组织形态的多样性和变化性。

关键词：集体行动组织学 政党 组织逻辑 政党政治学 政治精英

自俄国人奥斯特罗果尔斯基（Moisey Y.Ostrogorski）开创性地出版第一部政党政治学专著《民主与政党组织》（1902）^[2]以来，政党组织研究就成了政党政治学的经典题目。法国政治学家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那部塑造了政党政治学体系框架的名著《论政党》（1951），更是以政党组织为其主要的研究目标和内容。^[3]此后，政党组织问题一直是政党政治学研究的“保留节目”。

为什么政党政治学界一直重视和坚持政党组织研究？对此尚无一个比较明确的解释，估计原因是，人们认为政党作为一种组织形态（organization）是不言而喻的直观事实，所以研究政党就必然要研究政党组织问题。但是过去的政党组织研究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大多局限于静态研究，一直习惯于把政党看成是一种实体，即团体（group）^[4]，迪韦尔热甚至把政党比作生物体^[5]，然后在此基础上去研究其组成和结构以及类型划分，进而比较和解释政党组织的差异和变化。这样的研究方式当然有其价值所在，但稍嫌肤浅。因为第一，即使政党作为一种组织形态是直观的事实，但显然这不是天生的，何以会产生这种组织形态，这需要深入解释。第二，政党作为一种组织形态也只是表象，总不能说随便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就是一个组织形态，那么其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也需要深入解释。第三，在前两个问题都没有得到有效解释的情况下，政党组织的差异和变化问题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解释。然而对于这些问题，静态研究方式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所以非常有必要从动态的角度，深挖作为一种组织形态的政党，其背后的组织逻辑（机制）是什么，这样才有可能解释为什么政党会是一种组织形态，为何和如何形成，以及为何和如何变化等重大问题。这就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常有必要引入集体行动组织学。总的来说，迄今为止，政党组织研究中运用集体行动组织学的程度较低。英国政治学者韦尔（Alan Ware）把政党组织研究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以迪韦尔热和美国政治学者爱泼斯坦（Leon Epstein）为代表的“选举竞争模式”，用选举竞争中争取资源的需要来解释群众型政党和干部型政党在组织形态上的差异；二是以意大利政治学者帕尼卞科（Angelo Panebianco）为代表的“制度模式”，认为影响政党组织形态的因素是政党的起始条件及其自主性和系统性情况；三是社会学传统，用政党所能获得的资源类型来解释政党的组织形态，韦尔本人就持这种观点。^[6]显然，这三种研究都没有运用集体行动组织学的理论和方法。韦尔本人尽管关注过美国学者奥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理论，试图用它来说明政党成员是如何受到激励的。^[7]但很遗憾，他对集体行动组织学的运用仅限于此。真正运用集体行动组织学的政党组织研究，主要是建议把政党界定为用来解决集体选择难题的制度（institution）设计，包括把政党看成是用来解决选民投票难题、政治领导人选择和继承难题以及政府决策难题的手段。^[8]但是这些研究存在不足，主要是机械套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坚持共同目标的假定，对组织逻辑解释不清。比如，美国政治学者艾尔瑞奇（John Aldrich）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他试图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来解释美国政党的产生和变化。但他说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国会中组建政党是为了解决政府的决策难题，却用被迫模仿来解释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麦迪逊（James Madison）组建反对党。^[9]这里的逻辑显然是不一致的，说明没有真正把握政党的组织逻辑。有鉴于上述种种情况，引入集体行动组织学来开展政党组织研究仍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