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异质文化的新鲜血液
近代以来的东北地区较多地接受了外来文化，由于地缘的关系，东北地区传入的外来文化主要来自日本和俄国。日俄两国都对东北进行过殖民侵略，两国在1907年签订的《日俄协约》和《日俄密约》，划定了两国在东北的势力范围，从此，日俄分据南北满的格局被完全确定下来。这一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以后近现代东北文学接受外来文化的选择倾向，北满较多接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而南满更多地吸收了日韩文化。不过，日本文化的影响是比较外在化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在东三省的学校中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妄图奴化东北人民，使东北成为日本永久的殖民地。这种奴化政策势必激起东北仁人志士的反击，范政的《夏红秋》、刘黑枷的《奴化教育下》等都揭露了这种奴化教育的卑鄙。在东北文学中，日本人也大多是被否定和批判的对象。仓夷的《“无住地带”》描写了日本人怎样用残酷的烧杀造成了“无住地带”几百里无人烟的悲惨情景；林珏的《铡头》写日本人怎样用铡刀铡掉了四个人头，挂在十字街头的电线杆上示众；白朗的《生与死》写老伯母的儿媳妇怎样怀着身孕被日本人奸污，服毒自杀，儿子怎样当了土匪被日本人杀死，她看管的八个女政治犯怎样被日本人打得遍体鳞伤，她终于愤怒了，放走了八个姑娘，换来了被日本人枪毙的命运。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日本人烧杀抢掠的侵略者性质遮蔽了日本文化的传入，而且，日本自古以来就受到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的影响，其文化品质与中国文化具有相近的一面，难以与东北地域文化形成异质交流。与日本文化类似，朝韩文化也具有这种相近的性质，而且，朝鲜半岛受日本长期殖民统治，朝鲜人流入东北或作为日本人的爪牙或与东北人民同病相怜，都缺乏独立的文化品格，完全不能与今天的“韩流来袭”相提并论。相比之下，俄罗斯文化更具有异域风格，对近代以来的东北地域文化的影响也更大。
老沙俄的侵略扩张，清王朝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使俄国在东北境内拥有广泛的涉外法权，他们可以在东北境内建军港、修铁路、开学校、盖教堂，俨然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在日俄大战、十月革命等战争之后，大量白俄涌入东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百万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各地，对东北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俄化’痕迹遍布城市街道、建筑风格、人民的语言词汇、生活方式、家庭装饰、家具餐具、餐饮习惯等方方面面。二三十年代的哈尔滨曾被称为‘东方莫斯科’，就像上海是‘东方小巴黎’一样，城市里充满了异国风情和异国风俗”[22]。东北方言中的“列巴”“素波”“布拉吉”等都是来自俄语的音译词，只有生活在东北的人才知道它的确切含义。这些物质的、外在的文化因素必然对东北人民的内在性格、审美情趣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具体到文学表现上，东北作家由于在生活中经常接触俄国文化因素和俄国人，所以作品中经常会出现俄国人形象。例如萧军的小说《第三代》里出现了与中国人结婚的俄国妇女形象，《下等人》中的小酒馆主人就是高加索人；萧红的《索非亚的愁苦》描写了有教养的旧俄国贵族流亡生涯的悲苦；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中的中国儿童，与苏联女教师和苏联儿童共同度过童年生活。这些作家的描写基本反映了俄国人的民族性格：萧军笔下的俄国人豪放爽朗；萧红笔下的俄国人有一种浓重的俄罗斯式的忧郁；舒群笔下的苏联教师和儿童正直、诚恳。俄国人的这些特点无疑影响了东北人的性格，尤其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以通婚的方式进入了东北人真实的生活环境中，他们的热情好客、喜欢喝酒、及时行乐都成为东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俄罗斯文化深厚、博大的精神世界对东北文化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很多东北作家自觉地学习俄苏文学。例如，山丁的《绿色的谷》在创作方法上对《死魂灵》和《静静的顿河》多有借鉴；骆宾基笔下的小人物“近于无事的悲剧”与契诃夫的表现风格密切相关；端木蕻良从托尔斯泰作品的宏大结构和道德观念上汲取养料；金人、塞克等人翻译了大量的俄苏文学作品，疑迟翻译了多部苏联电影。这些都说明了东北作家的精神取向，这一方面与自然环境的相似所造成的精神气质的相似性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与俄苏文学在中国的兴盛也有很大的关系。从自然环境的因素来看，我国东北地区与俄国的东西伯利亚地区有诸多相似之处：两地都处于高纬度的寒带地区，气候寒冷，地广人稀；都是萨满教的重要发源地；都是中央政权的罪犯流放地；等等。这些自然环境和原始文化的相似之处为东北人与俄罗斯人的交流和沟通提供了契合点，使得东北人更容易接受俄罗斯人的某些精神产品和思想观念。
俄苏文学在中国的兴衰则与中俄之间20世纪的政治文化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在20世纪上半叶，比较清楚的“有两个层面，一是寻求革命的社会政治理想，一是寻求为人生的文学艺术。为人生的文学，最终也以服务社会政治理想为指归。因此，在这里离开政治层面难以看清文化层面，忽视普遍而强烈的功利考量，就无法解释文化交流中的许多现象。这压倒一切的救亡图存的诉求，是世纪初中国独特历史环境决定了的，它不能不对跨民族交际的走向产生广泛的影响”[23]。在现代的东北，“救亡图存的诉求”更为强烈，因此也决定了现代的东北作家从俄苏文学中汲取养料时的选择。在文学的民族接受中，接受者民族的主观因素发挥着极其重大的作用。阐释学派根据荣格文化心理积淀理论所提出的阅读者主观意识的“前结构”问题，对于作为接受者的整个民族来说，也大体上是适用的。“一个接受者，无论是个人或者一个民族，都必有其先在的文化习惯，概念系统和对事物的判断与假定，这些都构成他在接受新知识时的主观上的前提，当他在接受外来影响时，总是尽力地把自己接触到的东西纳入自己的‘前结构’中，以满足自己心理上的期待或求知的需要。”[24]在这种“前结构”的规约下，现代的东北文学把旧俄的古典写实主义和苏联的革命现实主义引为同调，复杂多元的俄国文化在救亡图存的目标指引下不知不觉地简化了，表现在文学作品的译介上，就“出现了高尔基、托尔斯泰等大家的作品曾活跃一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影响较小的现象”[25]。这反映出东北现代文学对俄罗斯文化的吸收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从俄苏方面来看，自20世纪20年代起，苏联的文化专制便逐渐扭曲了俄罗斯文学乃至文化的面貌。外人所见，只是“有用”和“允许”的一面。这种文化政策，后来又同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取向相契合。东北作为最早解放的地区，抗战胜利以后，苏联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就成为文坛的主流。“当时的主要报刊如《东北日报》、《东北文艺》、《前进报》、《群众文艺》都有介绍苏联文艺的专栏，经常发表苏联作家卫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作品。《东北日报》还数次以多半版篇幅译发过苏联《真理报》有关革命现实主义文学问题的长篇文章。”[26]到50年代初，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诸多政治因素，由苏联移植过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且“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被确定为我国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成为此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国文艺发展的方向和纲领。其实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30年代的苏联出现之后，苏联文学创作就出现了相对冷落萧条的局面，但这一切似乎并未引起我们的反思，相反它在20年后的中国仍被不加选择地移植过来，其后果自然可想而知。[27]这一时期的东北文学创作虽然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个性，但总的说来都是在政治方向的指引下进行的。而从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中国因为与苏联交恶，对苏联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完全采取了拒绝的态度，苏联的形象在中国由高峰一下跌入谷底。及至80年代以后，“中国对俄国经历了重新接受和基本上漠视的转变，而学术界主要是在做不断补充过去想象俄罗斯所欠缺的部分（如翻译白银时代的文本）、试图还原更全面的俄罗斯形象，但这个过程被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所淹没，外加大众传媒制造的苏联解体后不断崩溃的俄国形象又进一步弱化了学界工作的成效”[28]。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东北文学对俄罗斯文化的接受恰恰是在新时期以后进入了一个自主而又较为全面的阶段。阿成对俄苏文化的关注、洪峰关于“罪与罚”的思索、迟子建忧伤的自然乡土气息等都显示了俄罗斯文化对当代东北文学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思想文化相对解放，在摆脱了功利目的和政治意识的局限之后，东北文学能够较为自由地吸纳外来文化。在主流文化大量接受西方现代派和拉美魔幻主义的时候，东北文学更多地汲取了俄罗斯文化的营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性深度和心理解析受到了读者的重视，艾特玛托夫、帕斯捷尔纳克、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等现当代文学巨匠的作品大量传入。尤其是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中俄边贸进一步发展，在21世纪全球化的背景下，中俄进入了历史上文化交流最为频繁、热烈、广泛的时期。东北作为与俄罗斯毗邻的地区，以近水楼台之利，更多地接受了俄风的侵袭。
应该说，近现代东北文学对俄罗斯文化的接受，是一个由单一肤浅到复杂全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文化给近现代东北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为近现代东北文学注入了强壮的斯拉夫民族的新鲜血液。不过，俄罗斯文化虽然给近现代东北文化与文学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但是并没有改变这块黑土地的颜色。无论东北文化中具有怎样浓烈的俄罗斯情结，其文化内核依然是原始萨满教文化与移民群体的儒家文化。这一点可以用基督教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来证明。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宗教性很强的民族，格雷厄姆说：“俄国人永远走在他们可能找到上帝的地方的途中。”[29]别尔嘉耶夫在其著作《俄罗斯思想》中声称：“俄罗斯民族——就其类型和其精神结构而言，是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30]可以说，俄罗斯文化的基本命题是宗教，俄罗斯文化的首要特质是宗教性。沙俄入侵东北后，在东北各地修建了许多教堂，大批传教士来到这片土地上，传扬基督福音。基督教逐渐为东北的百姓所熟悉，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群众成为教徒，东北文学中描写这种现象的作品也很多，一些作家的创作中也表现出基督教文化的意味。不过，这并不能说明基督教文化在东北地区已经深入人心。中国人的宗教感历来都是不强的，缺乏宗教传统和宗教意识，他们敬佛也好，崇敬基督也罢，大多是为了求平安健康等功利目的，而宗教的精髓在于给予而不是索取，这一点很多学者都有论述。基督教在东北的传播也是如此，大量的教堂和教徒并未使基督教文化深入到东北人民的精神深处，乐天知命、安于现状仍是大多数东北民众的生活信条。
综上所述，多元文化撞击下的近现代东北文学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既呈现出原始萨满教文化神秘、跳荡不羁的文化特色，又包含了移民儒家文化的内涵，还具备了俄罗斯文化的异域风格。近代以来的东北文学以其承载的丰富而又独特的文化心理和民俗风情，成为主流文学必不可少的补充。作为整个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近现代东北文学以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和个性丰富了整个近现代中国文学。不过，应该看到，近现代东北文学在蕴含了多元文化因素的同时，也存在着文化思考浅层次化、缺乏理性深度的弱点。文化资源丰富却流于泛化，文学作品数量多却质量不高，这是近现代东北文学的突出特点，这与东北地区文化积淀较为薄弱、历史发展进程较为曲折有很大的关系，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状况会有所改变。
[1] 从人文生态和地理环境上看，人们习惯于将山海关以外的区域统称为东北或关东。它不仅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还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地区，即东蒙。这是一块多民族杂居的土地，在这片浩瀚无边的大平原上居住着满人、蒙古人、高丽人、俄罗斯人和汉人等。在清朝，满人的势力最大。嘉庆年间，东北包括了三个行政区，分别为奉天（1929年以后改称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这三个行政区包含了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地区（参见谭启祥《中国历史地图》第8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第3～4页）。事实上，由于东蒙毗邻黑吉辽三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交融过程中，无论是在自然地貌、气候特点还是语言习惯、行为方式等方面，东蒙与黑吉辽三省均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从地理范围上说，本书中的东北地区即指这四省区。
[2] 〔英〕C.W.沃特森：《多元文化主义》，叶兴艺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第6页。
[3] 本书所使用的近现代东北文学的概念，从时间范围上说，是从晚清到21世纪。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界定，在很长时期内都是限定为1919年至1949年这三十年，不过近年来学界有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如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等著作都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性和持续性，本书较为赞同这种强调“整体性和持续性”的观点。从作品内涵上说，是看作品是否反映了东北地域风情和文化特色，是否表现了东北文化精神。从创作主体的构成上说，近现代东北文学所涵盖的作家不仅包括土生土长的东北作家，也包括那些非东北籍，但在东北生活过，并创作出富有东北地域文化特色作品的作家，以及那些虽客居他乡但仍描绘着东北地域风情的东北籍作家。
[4] 闫秋红：《现代东北文学与萨满教文化》，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03，第4页。
[5]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第4页。
[6] 富育光：《萨满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第4页。
[7] 〔苏〕洛帕廷著：《果尔特人的萨满教》，孙运来译，《萨满教文化研究》第2辑，吉林省民族研究所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第76页。
[8] 〔苏〕博戈拉兹：《论东北亚民族的萨满教心理学》，载郑天星《国外萨满教研究概况》，《世界宗教资料》1983年第3期。
[9] 端木蕻良：《大江》，《端木蕻良文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9，第363页。
[10] 茅盾：《〈呼兰河传〉序》，《萧红全集》下册，哈尔滨出版社，1991，第702页。
[11] 郑万隆：《我的根》，《生命的图腾·代后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第313页。
[12] 郑万隆：《生命的图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第217页。
[13] 戈滨：《谁是叛逃者》，《剧作家》2016年第2期，第88页。
[14] 薛虹、李澍田主编《中国东北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第448页。
[15] 李雨潼、王咏：《唐朝至清朝东北地区人口迁移》，《人口学刊》2004年第2期，第59页。
[16] 汪之成：《上海俄侨史》，上海三联书店，1993，第60页。
[17] 阿成：《哈尔滨人·当代人的土穴与土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第24页。
[18] 阿成：《哈尔滨人·流人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第83页。
[19] 张毓茂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大系·总序》，沈阳出版社，1996，第4～6页。
[20] 许宁、李成主编《别样的白山黑水：东北地域文化边缘解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第176页。
[21] 刘国平、杨春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视界中的东北地域文化》，《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5期。
[22] 许宁、李成主编《别样的白山黑水：东北地域文化边缘解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第158页。
[23] 白春仁：《误读的教益》，《俄罗斯文艺》2005年第2期，第43页。
[24] 智量：《俄国文学与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第11页。
[25] 孟伯：《译文十四年小记》，载张毓茂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沈阳出版社，1996，第640页。
[26] 张毓茂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大系·总序》，沈阳出版社，1996，第13页。
[27] 何青志：《十七年东北文学论》，《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第105页。
[28] 林精华：《误读俄罗斯——中国现代性问题中的俄国因素》，商务印书馆，2005，第57页。
[29] 转引自康澄《对二十世纪前叶俄国文学中基督形象的解析》，《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
[30] 转引自文池主编《俄罗斯文化之旅》，新世界出版社，2002，第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