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1世纪以来，国际体系正急速地发生着变革。当今国际体系不仅表现出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性，还在环境问题、气候变化、流行性传染病以及恐怖主义等跨国课题面前同具脆弱性。在这场变革中，美国的霸权衰退迹象明显。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与2008年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世界结构性矛盾之集中表现，更是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占据优势的世界开始转变的标志。^[1]而以中国为代表的非欧美新兴工业国家正逐步崛起，成为国际政策调整不可或缺的存在，二十国集团峰会（G20峰会）的召开正代表了这样的趋势。与此同时，这个世界还要依靠大大小小、多种多样的国际机制网络体系来应对全球威胁。因此，曾经的单极、两极或多极世界的观点已经无法准确定义当今国际秩序，被称为“复合世界”的新秩序正在形成之中。^[2]

然而在历史学家的眼中，当今国际体系的大部分特征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表现出来，这些特征标志着国际关系自彼时起便已进入了新阶段。^[3]首先，从大国关系上看，中美建交、中苏对抗以及美苏间的紧张缓和（Détente），表明美苏两极结构开始瓦解，冷战逐渐失去曾经的内涵。其次，越南战争后，美国的实力被大大削弱，以致它决定不再将美元与黄金挂钩，世界货币制度从固定汇率制转向浮动汇率制，稳定战后经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与此同时，1973年与1979年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印证了低端政治（Low Politics）“高端化”的过程。再次，1974年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及《行动纲领》的决议，标志着南北问题等全球性课题被正式提上国际社会的议事日程。以上事实均表明，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便呈现出当今世界的样态，唯一不同的是彼时的世界并未预知中国会以如此惊人之速度崛起，并成为决定国际秩序和公共事务的最重要变量之一。

在当时的世界，成为经济大国后的日本一直在寻求机遇，渴望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政治影响力。借助美苏冷战的紧张缓和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国际秩序变革，日本一方面快速实现了日中建交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取得了双边关系的实质性突破；另一方面利用了越南战争后美国留下的政治真空，以经济为手段推进了对东南亚的外交，以此来构建地区新秩序。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正是在这样的战略延长线上，由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任期：1978～1980年）于1978年提出的亚太地区合作构想。日本与澳大利亚联手推动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并最终促成了准政府间合作机制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nference，PECC）的诞生。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将“太平洋”作为地区框架，以经济与文化交流等为合作内容，将中美两国囊括其中，是亚太国家构建摆脱冷战的地区秩序的尝试。冷战临近结束的1989年，以PECC为蓝本，亚太地区成立了第一个政府间合作机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

在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形成与推进过程中，日本的大平正芳政权在稳固美日同盟的基础上，主导了整个构想的制定与实践过程。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提出之后，日本还将亚太地区合作作为外交“财产”保留，在PECC、APEC、东亚共同体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的推动过程中，日本政府所拥有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提出以来其在亚太地区合作中的持续努力。虽然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并未对“宪法九条-日美安保体制”这一战后制约日本外交主体性的基本结构做任何变更，但与现在安倍晋三政权对美军事从属政策的狭隘视野完全不同，扩展了日本“自主”外交的空间与可能性。

作为英联邦国家的澳大利亚，一直困扰于“距离的暴政”（Tyranny of Distance），即与西欧的地理距离太远所造成的不安全感。^[4]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面对日本“南进”政策带来的威胁，澳大利亚开始在安全上完全依赖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继续追随美国奉行“亲美反共”的对外政策，并与新西兰、美国结成了《澳新美安全条约》（Australia，New Zea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Pacific Security Treat ，ANZUS）。然而，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剧烈变革迫使澳大利亚重新修正了与美国的“距离”，决定从越南撤军及与中国建交，并将澳大利亚的国家转型方向定为“太平洋中等力量”。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为澳大利亚的转型提供了契机，澳大利亚通过参与亚太地区合作进程，实现了其转变为“太平洋中等力量”国家的目标。此后，亚太地区合作亦成为澳大利亚外交的核心，正是由于澳大利亚政府的提议，APEC才得以诞生。

在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提出的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总路线，这也是中国崛起的开端。当时“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对于这一新生的地区性国际机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好奇”。1986年，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一起以“奥林匹克方式”加入PECC。1991年，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共同加入PECC的“奥林匹克方式”被APEC沿用，影响到APEC的组织结构。中国加入PECC正好与中国深化对外开放政策的时期重叠，作为中国最早加入的地区合作机制，PECC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区域性舞台。中国的加入使PECC超越了冷战结构，成为涵盖中日美三大国的最初的地区合作机制，同时也助力了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与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实施。

对于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美国政府当初并未表现出太多的热情。毕竟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提出时，世界政治正处于从美苏紧张缓和向新冷战过渡的过程中。面对美苏对抗的新局势，美国的政策聚焦于政治与安全课题，特别是亚太地区的轴辐同盟体系（Hub and Spoke System），而非主张经济与文化合作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然而，美国国务院意识到了构建美国与亚太地区国家间对话机制的重要性，因此对亚太地区合作采取了“不牵头但不拒绝”的态度。随着冷战结束，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任期：1993～2001年）政府开始将目光投向亚太经济合作，为此美国还主导了APEC峰会的召开，这也标志着美国的外交重心向经济领域、向亚太地区转移，而APEC的创建也正是缘起于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换言之，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为冷战后美国的亚太战略转型搭建了“前期平台”。

综上，本书旨在通过研究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提出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背景与理由，探究其具体内容及推进过程，阐释日本与澳大利亚的外交倡议对构建地区秩序的意义，并揭示其对地区性大国中国与美国的影响。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既是亚太国家对摆脱冷战的亚太地区秩序的一次探索，也是唯一涵盖中美日俄的地区性政府间合作机制APEC存在的根源。当然，亚太地区各国间并不存在单一的目标，其在地区合作中所寻求的利益亦不尽相同，然而正是它们在“同床异梦”中寻求妥协，通过协商逐步构建互信，才最终促成了亚太地区的形成。

[1]高原明生「序論：東アジア秩序論の諸問題」、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東アジア新秩序への道程』（国際政治158号）、有斐閣、2009年、1-2頁。

[2]根据国际政治学者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的定义，“复合世界”指的是由文化和政治上多元但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多个行为体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单个国家的霸权主义是不可行的。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袁正清、肖莹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1～3页。

[3]〔美〕入江昭：《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颜子龙、李静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31～158页。

[4]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杰弗里·布莱尼（Geoffrey Blainey）指出，澳大利亚史的形成主要源于它对远距离国家的深入且广泛的依赖而产生的矛盾。Geoffrey Blainey，The Tyranny of Distance：How Distance Shaped Australia's History （Macmillan，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