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献回顾

相对价格与相对价值并不完全一致。李嘉图和马克思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不过，李嘉图只持有“93%的劳动价值论”，他认为少数情形下才会有不一致的现象（Stigler，1958）。马克思则在完全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通过价值-价格转形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认为，平均利润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差异必然导致价值与价格在个别商品上不一致，但社会总体上二者是一致的。利润率平均化过程中，资本从低利润率部门向高利润率部门流动，最终导致长期所有行业获得平均利润率，商品以生产价格交换。结果，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

对马克思转形理论的批评从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就开始了。例如，庞巴维克认为，马克思转形理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尽管产出价格已经转形，但投入价格没有转形；二是利润率仍然按价值而非价格计算。按照德国柏林大学教授冯·鲍特凯维茨（Von Bortkiewicz，1949）的解决办法，即使纠正庞巴维克提出的这两个问题，仍然无法使得马克思上述两个“总量一致”等式同时成立，更经常的是，其中往往只有一个等式能够成立。

上述命题通常被称为有关马克思转形问题的标准解释。它受到以斯蒂德曼（Steedman，1977）为代表的斯拉法主义者的批评。批评的主要内容是，不需要考虑价值为何许，只要给出投入、产出及生产所需社会必要劳动的技术和实际工资数据，就可以计算出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故而劳动价值论是多余的、不必要的。这实际上同更早时期萨缪尔森（Samuelson，1971）的见解大致相同。这种见解，构成斯拉法主义剩余分析方法的重要基础。

检验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就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者面对斯拉法主义批评做出的众多反应之一。^[6]这种反应，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那时Shaikh（1984）的研究开创了一般的价值-价格偏离讨论方法，而转形问题只被当作其中的一个特例。不像斯蒂德曼等斯拉法主义者，Shaikh认为，区分价值与价格是有必要的，马克思事实上提出了一个很出色的问题，也做出了出色的解答。同样采用斯拉法主义的数理方法，Shaikh的经验研究使用意大利和美国的投入-产出表数据估计劳动价值，并用以研究价值与价格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相对价格几乎完全取决于劳动价值，二者的相关程度高达90%以上。这就表明，价格同价值在数量上近似相等，即使有偏离，也很小。Wolff（1979）几乎同时，但只是在研究利润率下降规律时顺带提到了价格对价值的偏离，他分别用美国1947年、1958年、1963年和1967年生产价格对劳动价值做回归，拟合优度依次高达0.97、0.93、0.92和0.91，他的结论是相对价格接近相对价值。

显然，Shaikh和Wolff的结论呼应了李嘉图的洞察。前两位学者的研究都使用了斯拉法主义者阐释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一些概念，例如投入-产出表、总劳动时间公式，并就相对市场价格（或生产价格）与相对价值进行了简单的回归，以回归系数或拟合优度来衡量价格-价值的偏离情况。

Shaikh的方法得到了一批学者的追随。^[7]这些追随者的研究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扩大所研究经济体的范围，从意大利、美国扩展到其他发达经济体，并包括了更为广泛的历史年度；二是讨论衡量价值-价格偏离的指标的不足，发展新的度量方法。

从第一个方向来看，具有代表性的，如Petrović（1987）研究前南斯拉夫经济，Ochoa（1989）研究美国工业经济，Cockshott等（1995）研究英国经济，结果基本上一致。市场价格对劳动价值的回归关系，拟合优度在0.96以上。生产价格对劳动价值的回归，拟合优度更高，这些结果同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有关从价值到生产价格再到市场价格的论述相吻合。之后，Nakajima（2007）研究了1951～2000年日本32部门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所有部门都出现程度不同的差异情况，并不存在市场价格向自然价格的收敛，不过排除了农业之后，这种收敛出现了。只考虑范围比较窄的机器制造业，也出现了这种收敛现象。

从第二个方向来看，除了传统上的回归系数或拟合优度指标外，统计学上度量变量之间偏离情况的指标也得到大量应用，如平均绝对偏差、平均绝对加权偏差、均方根误差、归一化向量距离等传统指标；同时，无量纲的d距离、变量间的向量夹角及其正切值等新指标也得到发展。不过，这些指标对价值-价格偏离程度的度量并没有统一起来，各自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偏离的程度，而没有采取相同的参照系。

总体看来，两个方向的研究绝大部分发现价格同价值之间的偏离甚小，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和拟合优度都高达0.9以上，市场价格大约95%的变动是以价值为基础的。这就进一步支持了劳动价值论。

学者们也对上述结果提供了一些理论支持。例如，Shaikh（1984）认为，马克思的交换过程具有二重性，既是资本主义市场价格的运动，同时也是调控这些市场价格的社会劳动时间的配置运动，由于资本家竞争趋于把利润率平均化，生产价格就成为令价格趋于价值的驱动力。Cockshott等（1995）认为，市场价格对生产价格的偏离，只不过就市场价格根本上由劳动价值决定做了很细微的修改，并且由于它们的偏离很小，出于实用目的可以忽略这种修改。例如，尤其是讨论剩余价值率M/V这种比例关系时，由于变量M或V都是诸多行业各种不同类型商品剩余价值或可变资本的加总，生产价格对价值的细微修正，在加总过程中会不断相互抵消。他们的结论是，使用国民收入统计中的价格数据来估计各种马克思价值比例变量并不会导致严重的偏差。Baeza（1997）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新理解表明，马克思是把市场价格当作价值的测度指标，价格与价值的偏离则可视作市场调控生产的信号机制，要实现价格对社会劳动的调控，则价格必须同价值相接近。Guerrero（1998）表示，劳动价值是市场价格的最终决定者，直接价格（它与劳动价值成比例）是市场价格的主要决定者，生产价格则是实现这种决定的中介。生产价格更为接近市场价格。

本文以上述研究为基础，为直接价格（价值）和生产价格的测度提供了一个方法论的说明，并结合中国的数据进行了应用。由于现有文献经常以发达经济体为研究对象，而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型国家的研究还很少，即使有，也只是对中国经济个别年份进行了研究，如Zachariah（2006）、Mariolis和Tsoulfidis（2009）研究了1997年，Sánchez和Montibeler（2015）研究了2002年，荣兆梓、陈旸（2014）研究了2007年，而没有从一种转型历史的眼光来研究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过程中的价值-价格偏离现象，本文充分利用现有可以得到的不同年份的投入-产出表，对这种偏离进行了系统研究。

同时，在生产价格估计方面，西方学者的文献基本上否定马克思转形两个“总量一致”等式同时成立的可能，本文则根据张忠任（2004）的研究，以及荣兆梓、陈旸（2014）的马克思转形A、B体系的区分，在价值-价格偏离方面对两个体系进行了对比研究，考察并确认了马克思转形两个“总量一致”等式的经验吻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