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1.国外研究概况

（1）苏东以及当前俄罗斯的研究状况

列宁是最早研究普列汉诺夫思想的代表之一。他曾在国家与革命、俄国革命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党的组织原则及策略等问题上，同普列汉诺夫进行过思想上的交锋，主要体现在《第二国际的破产》《国家与革命》《论冒险主义》《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斗争》等著述中。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严厉斥责普列汉诺夫等人将马克思主义作了庸俗化的理解，以至于他们在国家问题上“保持缄默、躲躲闪闪”，但列宁在批判普列汉诺夫的同时，也肯定了其一元论历史观思想的深刻性、科学性，认为他“精通唯物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观点是了然于心的。其著作“是全俄国社会主义民主党的牢固的成果”，以至于不研究他的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不知道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言论，就不可能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向前进”。^[10]

普列汉诺夫著作在苏联的出版状况。在列宁的倡导下，苏联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开始重视起来，1923～1927年，《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24卷陆续出版，1928年，普列汉诺夫纪念馆于列宁格勒落成，并成为普列汉诺夫思想的研究中心。1934～1940年，《普列汉诺夫遗著》8卷本相继出版，20世纪40年代，普列汉诺夫的一些脍炙人口的名著单行本也相继问世，诸如《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以及论文集《文学与艺术》。为纪念普列汉诺夫100周年诞辰，苏联于1956～1958年出版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5卷本，《普列汉诺夫哲学文学遗产》3卷本，《论文学和美学》2卷本，《普列汉诺夫与阿克雪里罗得通讯集》3卷本。1999年11月30日，俄罗斯《独立报》在编发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的同时，还发表了关于遗嘱写作过程、真伪考辨等的文章。

关于普列汉诺夫思想在苏联的研究情况。第一，普列汉诺夫的哲学地位。自普列汉诺夫逝世后，整个20世纪20年代都是普列汉诺夫正统论时期，主要代表人物为德波林、戈烈夫、阿克雪里罗德以及沃尔夫逊等。他们在哲学思想上没有成为列宁主义者，而一直将普列汉诺夫奉为“精神上的父亲”。他们在这一时期主要是系统地整理了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肯定了他在捍卫及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重大贡献，并通过各种渠道在青年中宣传这些思想。但是，他们既没能科学评价普列汉诺夫在哲学上具有独创性的内容，也未能指出列宁同普列汉诺夫理论思想的关系。从1930年开始，以米丁、埃彼西特柯夫斯基为代表的理论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列宁阶段，必须联系列宁的哲学思想来评价普列汉诺夫。然而，米丁等人没有理解和运用列宁的哲学思想，甚至在很多问题上背离了列宁的思想，夸大了普列汉诺夫的哲学缺点，其中以米丁的《关于哲学辩论的总结》（1931年1月）为代表。随后许多学者仍然坚持这种看法，但是他们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见解，诸如福明娜的《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1955年）、西多罗夫的《普列汉诺夫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1956年10月）。此外，还有研究普列汉诺夫思想的著名学者恰金，他在诸多不同的论著中，不仅强调了普列汉诺夫在苏联哲学史上的地位，而且对他的许多思想给予了深入的阐发。

第二，关于普列汉诺夫生平传记的研究。自研究普列汉诺夫第一部传记《格·瓦·普列汉诺夫传略》（阿·叶尔尼茨基著，圣彼得堡，1906）问世以来，苏联已出版关于普列汉诺夫生平活动及传记共计60多篇。然而，这些传记多集中于列宁时期，列宁逝世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普列汉诺夫的传记几乎没有，这种现象与普列汉诺夫的声望极不相称。直到20世纪50年代，由谢德洛夫、米亚斯尼柯夫所著的《普列汉诺夫》（谢德洛夫、米亚斯尼柯夫著，王荫庭译，三联书店，1956）出版后，才开启了普列汉诺夫生平研究的新时期，70世代关于他的两部主要传记在莫斯科也相继出版，它们分别是恰根、库尔巴托娃所著的《普列汉诺夫》（1973），以及米·约夫楚克、伊·库尔巴托娃所著的《普列汉诺夫传》（1977）。

第三，关于普列汉诺夫的唯物史观贡献研究。20世纪30年代，学者们开始关注普列汉诺夫的一元论历史观，其中，以伊·加尼切夫的《普列汉诺夫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而斗争》（载《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1938年第6期，第159～166页）、莫·卡马里的《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载《无产阶级革命》1939年第1期）、斯·普·巴季谢夫的《格·瓦·普列汉诺夫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载《现代科学》1939年第8期，第84～101页）为代表，在20世纪50年代掀起了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研究的高潮，其中颇具影响的有维·亚·福明娜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作用》（《俄国哲学史》，1951）、《普列汉诺夫的哲学遗产》（郭从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阿·伊·别尔德曼的《论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观点》（莫斯科市师范学院，1950），尤·兹·波列沃伊的《论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观点》（载《历史问题》1954年第8期，第48～64页），鲍·亚·恰根的《普列汉诺夫及其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作用》（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捍卫、论证和发展》（列宁格勒，1957）、《格·瓦·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一般社会学理论的探究》（列宁格勒，1977）。这些著作都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普列汉诺夫思想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关于思想体系的产生和历史问题以及对于美学的唯物主义论证。

第四，关于普列汉诺夫的经济思想研究。苏联学者波梁斯基所著的《普列汉诺夫的经济观点》（波梁斯基著，季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认为，普列汉诺夫关于政治经济学一些基本问题的言论具有重要意义。普列汉诺夫经济观点的性质不单表现于对政敌的斗争，也表现于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同时，作者也指出了普列汉诺夫研究经济思想时在哲学方法论上的错误，认为普列汉诺夫擅长在逻辑的诡辩方面探求理论问题的解决，而规避对实际材料及原始资料的细心处理。

第五，关于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研究。福明娜在《普列汉诺夫的文学和艺术观》（福明娜著，张祺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中指出，普列汉诺夫在反对资产阶级艺术、反对资产阶级艺术的反现实主义倾向时，论证了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强调了用历史的观点来指导文学和艺术的方法，即只有依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才能够顺利发展。

在东欧的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波兰、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普列汉诺夫的主要著作曾被译作当地文字，东欧学者也对其思想展开了研究。其中，在保加利亚，1924年，有学者发表了题为《普列汉诺夫在保加利亚》的论文，从而掀起了研究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理论的热潮。在南斯拉夫，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在其《马克思主义史》一书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一章中，不仅介绍了当时研究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而且论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独特看法”，并认为普列汉诺夫“特别是恩格斯在晚期著作中所提出的观点的彻底继承者”^[11]。此外，东欧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科拉科夫斯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第2卷的“黄金时代”中，对普列汉诺夫的思想、生平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2）其他国家的研究情况

普列汉诺夫著作的广泛传播，对西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理解上，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关于莫泽斯·赫斯的论文中，表达了反对普列汉诺夫将费尔巴哈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的中介的思想，此外，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葛兰西的《狱中札记》都表达了与卢卡奇相似的观点。此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梅洛-庞蒂、列斐伏尔、萨特等在其主要代表作中，都将普列汉诺夫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主义的中介环节来评述。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在《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也充分肯定了普列汉诺夫的地位及作用，指出“普列汉诺夫最重要的贡献是对俄国革命发展提出了一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看法”^[12]。在美国，塞缪尔·H.巴伦教授（Samuel H. Baron）在《普列汉诺夫：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Plekhanov：the Father of Russian Marxism，1963）、《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美国国际学术出版社，1982）及一些文章中，例如Plekhanov’s Russia：The Impact of the West Upon an “Oriental” Society和Plekhanov and the Origins of Russian Marxism系统地研究了普列汉诺夫的生平及重要思想。另外，Steila在《普列汉诺夫理论知识的起源与发展》（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Plekhanov’s Theory of Knowledge）一书中，不仅详尽介绍了普列汉诺夫的生平，而且对其理论知识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理论的贡献作了细致的分析。在法国，éd.du Sandre在2008年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经典名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Les Questions Fondamentales du Marxisme）。在日本，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普列汉诺夫的一大批经典著作被翻译成了日语。20世纪20～30年代，日本学者藏原惟人、外村史郎、川内唯彦、平林初之辅等将普列汉诺夫的代表作如《战斗的唯物主义》译为日文出版。1973年，日本大月书店还出版了内村有三译的普列汉诺夫名著《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书后还附有普列汉诺夫传记。

总体来看，国外关于普列汉诺夫的研究呈现如下特点。

其一，参与的国际性。从事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的研究者，既有俄国、苏联、俄罗斯的学者，也包括中国、日本、美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学者。普列汉诺夫作为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其思想影响之大，已经远远超出了本国范围。尤其是2006年12月11日召开的为纪念普列汉诺夫诞生15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的100多名学者。

其二，研究范围的广泛性。这些国外学者的研究涉及普列汉诺夫思想的各个方面，包括他的生平、哲学思想、伦理学、政治经济学思想、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理论、文艺美学思想，普列汉诺夫著作对于其他国家的影响，普列汉诺夫与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生活道路的比较研究，对19世纪、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等等。

其三，对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的研究趋于淡化。从以上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对于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的研究多集中在20世纪50～80年代这个时间段，而近几十年，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受到冷落，譬如，在1999年俄罗斯哲学学会曾就人们最关注的20世纪俄罗斯哲学家和哲学著作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普列汉诺夫的名字仅仅列第18位，其哲学著作没有一本能进入前十。此外，在普列汉诺夫理论思想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国外学者更多的是关注其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在十月革命道路问题上的分歧，譬如有学者甚至通过分析马克斯·韦伯关于西方社会资本主义伦理与普列汉诺夫提出的俄国东方式伦理精神和资本主义的联系，来拔高普列汉诺夫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进而言之，他们只是借助普列汉诺夫的某个理论主张来论证自己所关心的问题，而忽略了其思想的精髓。因此，勾勒与还原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这一项前提性和基础性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2.国内研究现状

结合我国政治形势的有关变化，依据国内学术界的有关成果，我们认为，国内对普列汉诺夫思想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以前）。当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如李达、李大钊便公开在一些报刊上撰文，介绍普列汉诺夫的事迹。随后，普列汉诺夫的一些社会主义、哲学及文艺美学著述被一批仁人志士翻译成了中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鲁迅、伍国桢的《蒲力汉诺夫与艺术问题》，郑超麟译的《辩证法与逻辑》，一鸿译的《社会改造中之两大思潮》，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前的20年内，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已出版了14余部，包括有文章摘录文集3部，以及论文3篇。”^[13]其中，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出版次数最多。总之，普列汉诺夫这些著作的出版意义深远，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提供了“助推器”，而且其本身也具有思想启蒙的意蕴。

第二阶段（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主张“以苏为师”，坚持“一边倒”的政策。因此，与苏联一样，中国共产党奉行着否定第二国际的错误主张，使对普列汉诺夫思想的研究出现了一个真空期。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苏联关系进一步恶化，我国理论界掀起了一股批判修正主义的热潮，矛头直指伯恩施坦与考茨基。在此情形下，诸多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的著述及文章，开始以“灰皮书”的形式集中编译及出版。与此同时，作为第二国际左派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也开始被关注。其中，三联书店从1959年起，陆续出版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4卷，另外，《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1903年-1908年）》《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论战争》《唯物论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传》《我们的意见分歧》《论西欧文学》等单行本也相继问世。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普列汉诺夫思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因为对普列汉诺夫思想的研究受到了以批判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及“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形势的影响，故而难以深入发掘普列汉诺夫思想的精华，公允评价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地位。

第三阶段（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逐渐深入人心，人们不断冲破各种思维定式的禁锢，对那些久居“冷宫”的第二国际理论家、“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思想开始重新进行反思，翻开那些封存已久、布满灰尘的卷宗，重新探寻其思想理论中的“珍珠”。一方面，理论界继续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原著，诸如《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在祖国的一年》、《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另一方面，研究普列汉诺夫生平的高潮开始涌现。譬如，高放、高敬增教授的《普列汉诺夫评传》、《普列汉诺夫年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1986），陈启能的《普列汉诺夫》（商务印书馆，1981）。值得注意的是，一批系统研究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的专著也相继问世。1984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清崑、王秀芳同志合著的《普列汉诺夫与唯物史观》，这是中国第一部深入研究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的论著。此后，又有何梓焜的《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述评》（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王荫庭的《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北京出版社，1988）、李清崑的《唯物史观与哲学史：普列汉诺夫哲学史研究述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等从整体上系统研究了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并对其中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范畴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剖析，从而科学评价了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认为他全面系统地传播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链条上的重要环节。虽然普列汉诺夫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及运用上存在诸多缺陷，但这些都无法磨灭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除这些专著外，学术界还出现了大量研究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的学术论文，如陈启能的《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安延明、吴晓明的《试论普列汉诺夫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基本理论》，王荫庭的《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的重大贡献》，等等。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个时期可谓普列汉诺夫思想研究的“春天”，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势。

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对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的研究表现为“从历史向当代的转向”。理论界试图深挖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中的宝贵遗产，以此来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它们主要聚焦于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学说、地理环境学说、社会结构学说。例如，张艳涛、杨发玉的《论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思想的当代价值——基于社会心理视角的分析》（《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廖楚平的《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再认识》（《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强调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作用。第二，注重对普列汉诺夫哲学体系的研究。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了《普列汉诺夫与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一书，是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俄苏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一书，这些著作不仅深入研究了普列汉诺夫哲学的体系，而且将其放置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长河中加以思考。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与前一阶段比起来，尽管这一时期对普列汉诺夫思想的研究走向了深入，但是关于研究普列汉诺夫思想的学术专著、文章的数量呈现明显的下降态势，在研究方法上也显得有些单一，一些新的研究著述在关照俄罗斯文化传统时，却摒弃了其作为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历史与理论情境。另外，一些论著虽然对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脉络、特征及评价等问题在学理上作出了系统的分析与梳理，但是对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的一些细节的阐释存在“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