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研究意义
19世纪，在俄罗斯这片文化净土上，巍然屹立着诸多大师，如别林斯基、巴枯宁、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其中，普列汉诺夫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从1856年出生到1918年去世，短短的62年中，以其深邃、博大、辽远的思想独树一帜、自成风景。他上承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老一辈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下启列宁、布哈林、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他不仅濡染了自由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又脱胎于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不仅以卓越的革命家身份闪耀于政治舞台，而且以哲学家的英姿傲然长空，驰骋于历史观、辩证法、唯物论、哲学史、文艺美学等诸多领域。俄国马克思主义由他肇始，因其而盛，经他不懈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枝繁叶茂、生机勃勃，与现实政治革命活动交相辉映。
虽然普列汉诺夫晚年上演了“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等剧目，但其诸多理论与政治实践活动的“主旋律”却始终回荡在人们的耳边。他始终紧贴俄国大地，紧跟时代脉搏，紧扣群众诉求，围绕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没有、是什么、能否用、怎样用等问题，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助马克思主义哲学赓续有继，促马克思主义哲学深植俄国。这些成就使他得到了诸多褒奖，恩格斯在1885年4月23日给查苏利奇的信中写道：“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有一点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1]列宁评价道，“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这些著作“应当成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2]梅林指出，谁要想切切实实地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研读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指出，“普列汉诺夫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民粹派错误观点的第一人”，他给民粹派以“一针见血的打击”，“光辉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此外，即便是坚决反对普列汉诺夫思想主张的政敌也时常被其高深的学术造诣所折服，伯恩施坦在其修正主义宣言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写道：“即使在我写下这些反驳的话时，我从未有任何一刻否认过普列汉诺夫在俄国传播马克思学说方面所立下的巨大功绩，我对于他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忘我活动是以非常感激的心情纪念着的。”[3]的确，普列汉诺夫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诸多问题有很多独到的看法及见解，提出了诸多经过深思熟虑的创见，需要我们进行系统化的梳理、甄别与阐发。此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阐明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的学术价值。第一，重新认识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的地位。普列汉诺夫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研究、宣传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是其“毕生的任务”，因而他担负了接续历史唯物主义“香火”的重要任务。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人们都希冀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走近”普列汉诺夫，试图勾勒、描画出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的逻辑体系。但是，传统评价的基调，以及研究方法、理论旨趣、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制约，使人们在考察普列汉诺夫思想时，难以全面、客观地把握其总貌，无法估摸普列汉诺夫的独到见解和真正局限。例如，霍布斯鲍姆认为，普列汉诺夫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僵化的拥护者”[4]，拉克劳与墨菲也指出，普列汉诺夫将历史唯物主义仅仅解释为“工具—技术决定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奥伊泽尔曼更是认为，普列汉诺夫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经济唯物主义”，其“将经济基础的决定地位夸大到极致”[5]，另外，更有甚者将普列汉诺夫看作“比伯恩施坦的危害还大百倍”的大机会主义者和大叛徒[6]。虽然这些否定性的观点对于深化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然而，它们是建立在对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的误解之上，是不符合实际的。因此，在吸收和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及其相关问题重新进行一番探讨，对于澄清这些误解、重新科学认识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有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因其独特的时空境遇、深远的影响力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链条上不容小觑的“最为关键的一环”。从其时代境遇来看，资本主义已从自由竞争时期过渡到垄断阶段，在理论发展指向上，开启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史”时代。然而，国际上对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一直有争议，譬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致将其标榜为“庸俗化、实证化、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更是在《论列宁主义的基础》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独占统治的整个时代。”对于国内而言，20世纪60年代，由于受政治的影响，特别是当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潮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之后，学者们普遍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持否定性态度，直到改革的春风吹遍中华大地，国内学界对于第二国际的研究也开始复苏，但研究成果的数量微乎其微。从研究内容来看，则主要聚焦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社会主义理论史以及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而第二国际的哲学思想研究却仍然是薄弱环节。因此，系统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意义十分重大。
第三，开掘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大厦中的“珍宝”。对作为哲学中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反思、运用和发展，构成了普列汉诺夫人生旅程中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他几乎凭一己之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具备了“创派规模”，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阐发，始于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个方面其贡献大，创见深，不仅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而且根据俄国国情，结合时代特征进行了出色发挥。虽然他的一元论历史观带有一些不足，甚至不乏错乱粗糙之处，却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承接了充沛的地气。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有若干个“第一”，诸如第一次运用唯物史观具体地分析地理环境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第一次系统论述社会心理学说，第一次从学理上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并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史观的最高发展”[7]。而这些概念及研究方法已成为当前学术话语体系中重要的研究域界，其独到的见解，为后学提供了广博的学术视野与理论空间。
另一方面，凸显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的当代意义。普列汉诺夫曾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研究领域。要清理这个领域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就需要更多的工作，更多的耐心和更大的对真理的爱好。但是它是属于我们的，基础已经得到了，工作已经在无可比拟的大师手里开始了，我们只需继续下去。如果我们不愿使马克思的天才观念在我们脑子里变成一些‘灰色的’、‘暗淡的’、‘死气沉沉’的东西，我们就必须这样做。”[8]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既不是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固守旧结论、旧论断“以不变应万变”的教条，也非时代主题转换下，“已被超越”的“过时”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恰是在迎接挑战的艰难探索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学说。习近平同志反复重申：“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9]因而，对于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也为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