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概念界定

一 出生性别比

出生性别比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个时期内平均100个出生女婴人口对应的出生男婴人口的数量，联合国认定的正常出生性别比应该是100个活产女婴对应103～107个活产男婴，超过107的上限即认为出生性别比偏高^［9］。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在随后的30年间，出生性别比水平持续在较高位徘徊，中国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程度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覆盖地域最广的国家。1982年进行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首次得到的出生性别比数据为108.47，稍高于国际通认的正常值域上限。之后，出生性别比出现持续的偏高态势，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分别达到113.89、116.86和117.94^{［10，11］}。性别失衡问题在中国不仅表现为出生性别比偏高，还表现出城乡性别失衡、分孩次性别比失衡和全国普遍失衡的特点。城乡差异方面，1982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城乡出生性别比均接近正常水平，并未出现失衡现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乡出生性别比均呈现上升趋势，且农村出生性别比上升趋势明显高于城市。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城镇出生性别比已经升至117.1，而农村出生性别比更是达到122.8的水平^［12］。而“六普”数据显示，镇、县、市出生性别比呈现逐级升高的趋势，城镇取代农村成为性别失衡的重灾区^［13］。孩次差异方面，“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出生性别比为121.21，其中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分别为113.73、130.29和158.41，可见，各孩次出生性别比都处于偏高状态，而且偏高水平与孩次呈正相关关系，孩次越高，出生性别比越高^［13］。此外，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具有普遍失衡的特点，除西藏、新疆外，其他省份都处于不同程度的性别失衡状态^［13-14］。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不仅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其中以奉行男孩偏好文化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最为普遍，比如中国台湾、韩国、印度、巴基斯坦。出生性别比问题是重要的社会人口问题，性别失衡将造成女性短缺、男性失婚等人口问题，继而引发严重的社会后果，因此，出生性别比问题是国内外政府和学者高度关注的关系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问题。

二 出生性别比治理

治理一词源于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主要用来概括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15］。治理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含义，最早的治理几乎与“统治”同义，而最新的治理与传统的含义相去甚远，最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全球治理委员会将治理定义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可见，治理的含义并不固定，而是当提到权威在某一特定领域的实践时，治理根据权威的性质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种观念，治理的实质就是创造一种环境（条件）^［16］。传统的治理更多的是以统治权威为唯一合法性主体的治理，手段以控制、约束为主，而最新的治理则涵盖了诸多要素，包括权力分散、主体多元、结构网络化、过程互动化等关键概念^［17］。中国的公共治理介于传统治理和最新的公共治理之间，相比于传统的治理，我国的治理不拘泥于权力的一维性和对公民的绝对控制性，而是通过分权改革、公民社会培养、政府职能转变以及市场导向等一系列的改革超越传统行政模式。而相比于全新的公共治理模式，中国的现有治理模式又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治理，本质在于“强政府-弱社会”的模式短期内无法改变，导致权力分散、主体多元、公民社会等公共治理所要求的治理环境难以形成，因此，我国的治理更多的是政府治理或被称为“以执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18］。通过对治理概念的考察，可以将我国的治理界定为以政府为主导，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包括正式制度和规则以及非正式制度安排，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达成共识和合作，以实现公共治理目标的过程。在这样的界定下，我国的“治理”具有以下外延：第一，“治理”手段的多元性，包括一切能够促进治理目标实现的合法性条件、措施和手段；第二，治理对象的复杂性，包括所有能够对治理结果产生影响的人群、活动和事务。首先，人是主要的治理对象，包括两类人群，一类是治理主体，他们既是治理主体，也是治理的对象，他们需要在一定的治理规则和机制约束下实施治理行为；另一类是与具体治理事务相关的民众。其次，组织作为治理实施的载体也是重要的治理对象，组织通过对职权-职责关系结构的制度化来保证治理的合法性。最后，政府治理体系下的相关制度设计和安排为治理目标的实现创造了有利的或不利的条件和背景，因此也是治理的对象之一。综上所述，人、组织和环境是构成治理对象的三个部分。

依据我们对中国公共治理的概念界定，可以将出生性别比治理界定为以政府为主导，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达成共识和合作，以实现出生性别比治理绩效的过程。出生性别比治理中，治理对象包括以下三个部分：一是治理中的人，既包括实施具体的出生性别比治理行为的治理主体，又包括对出生性别比产生影响的民众；二是治理中的组织，主要是围绕出生性别比问题而形成的政府组织及其行为机制；三是治理的环境，包括对出生性别比治理问题产生或存在潜在影响的宏观条件和环境。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治理始于1986年，早期以出台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对“两非”等行为进行约束为主。进入21世纪，面对持续偏高的出生性别比态势，中国政府开展了“关爱女孩行动”，主要是在党委、政府领导下，由相关政府部门共同参与来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该项战略行动在手段上除了继续保持查处“两非”的高压态势，同时也注重通过一系列的利益导向性制度安排从根本上引导群众改变男孩偏好，而制度安排反映在治理措施上主要为直接和间接治理措施两种类型，前者主要包括针对性的立法、查处性别选择案例等约束手段^［19-20］，后者主要包括改变男孩偏好文化^［21-22］和改善女性经济地位等引导性措施^［23-25］。

三 出生性别比治理绩效

绩效一词来源于公司治理，主要指行为过程的结果^［26-27］，指通过治理行为而达到的治理效果。而随着绩效研究的深入，对绩效的界定更为全面、科学，形成了结果绩效与过程绩效兼顾、主观绩效和客观绩效并重的立体化、多维度的绩效界定，其中，结果绩效指行为过程的结果，过程绩效则强调行为过程以及个体对行为的评价、反馈。同时，在绩效评估中，所有绩效又可以分为客观绩效和主观绩效。前者立足于经验、观察或记录，而后者则依据个人的认知、态度和主观感受。出生性别比治理绩效即通过政府为主导的一系列治理出生性别比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所达到的治理效果。按照对绩效的多维度划分，出生性别比治理绩效也存在多个维度，既包括治理的结果绩效，也包括治理实施过程的绩效，同时还包括治理对象中的人，即出生性别比治理主体和民众的认知、态度和主观感受所构成的主观绩效。但是，当前的研究和使用中多将出生性别比治理绩效划分为宏观绩效和微观绩效两个维度，宏观的治理绩效包括出生性别比水平，微观绩效主要指群众生育意愿，具体到性别失衡治理中即男孩偏好的改变程度。对于出生性别比治理绩效的测量是比较困难的，目前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治理是否有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如果有效，又是哪些治理措施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学界对这些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原因在于导致性别失衡的原因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性别失衡态势的改变，受到环境因素、个人观念和意愿因素以及治理的综合影响。

四 影响机制

关于机制，《现代汉语词典》将其界定为一个系统中各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功能，社会科学中，机制通常被理解为社会系统中影响或作用于具体事务的结构、制度或方法，但不同于一般的方式、方法，机制建立在对通常的方式和方法的提炼基础上，较为系统化和理论化，因此，在社会科学中，机制被进一步界定为制度化了的方法。具体到治理中，机制本质上是治理体系的内在联系、功能及运行原理，主要包括运行机制、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三类。运行机制是组织基本职能的活动方式，动力机制是指治理系统动力的产生与运作机理，而约束机制是对系统行为进行修订与限定的功能与机理。结合社会科学对机制的一般界定，对于出生性别比治理而言，出生性别比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即是对出生性别比治理体系内要素的联系、功能及运行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由于出生性别比问题形成的复杂性，决定出生性别比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相应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

五 制度分析

制度分析是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分析方法。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则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科斯、威廉姆森、奥尔森等。制度是制度分析的逻辑起点，所谓的制度分析方法就是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制度与人的行为关系的理论与方法，也就是说制度与行为的关系是影响绩效的重要变量。制度分析与主流的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存在很大不同，主流经济学主要运用抽象的演绎法和数量分析法去研究现实问题，而制度分析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一种新的、有别于近代工具理性思维方式的、强调历史分析、总体分析和人文传统的分析框架和方法论原则”。^［28］制度分析主要关注制度与行为、制度结构、制度环境与制度变迁等问题，它们共同构成了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