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一
“偏师争与撼长城”
——戊戌时期章太炎变法思想研究
十九世纪末，中华民族灾难深重，随着甲午战争的惨败，中国的思想界被进一步唤醒了，中国社会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政治变革。时中国政治改进的进路主要有两条：一是主张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政政制作为中国政治改进的参照系，致力于设议院、致宪政，维新派持此主张；一是主张继续在传统政制的范围内寻找出路，顽固派与洋务派均持此观点，他们是“中体”的坚决拥护者。戊戌时期，章太炎虽积极投身于维新运动，但他并不赞同维新派设议院、致宪政的政治主张，他也主张在传统政制的范围内谋求中国政治的改进；但他又不同于顽固派与洋务派，他并不反对将设议院、致宪政作为中国政治改进的最终目标，并不顽固地维护“中体”。他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当时，他只是作为“偏师”在为维新变法摇旗呐喊，但他对中国政治改进的思考，这时却已具足了一个系统，并一直影响到他辛亥时期。关于戊戌时期章太炎的变法思想，论者向来是将其当作康有为改良主义思想的翻版来看待的，[1]这其实是一个重大的误解，本文即试图对这一向来为人们所曲解的问题重新作一探讨。
一
设议院、致宪政，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渐渐形成的一股政治改良思潮，最早提倡者为早期改良派，后为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所接受。从早期改良派到维新派，均将设议院、致宪政当作振兴中国的不二法门。如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曾经说道：“中国……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动辄称戈？”[2]戊戌时期，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则将设立议院、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确立为自己的当下政治奋斗目标。康有为曾明确表示过要“设议院以通下情”[3]，“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4]设议院、致宪政，实际上成了戊戌时期判别维新与守旧的一个重要标志。
章太炎是戊戌时期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曾说过：“化有进退，时有险易，其世不同者，其法未可以一也。”[5]他是主张变法的。他又说道：“法者，制度之大名。”[6]变法，当然是指政治制度的变革。怎样变法呢？康有为认为：“方经外患之来，天下亦知旧法之敝，思变计图存矣，然变其甲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二，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末偏端而举之，无其本原，……必至无功。”[7]康氏主张“全变”，[8]主张对传统的中国政制作一次全面的革新，他的政制改进路向则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政政制作为参照系，致力于设议院、致宪政。然而，章太炎却对这种变法主张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认为这种变法主张是犯了“猝暴之病”。章氏云：“彼见西法之效，以为驰骋上下，无曲折可以径行也。……若夫后王之政，未遭百六阳九，而于今日望之，一则晞民主，一则张议院，此无异于行未三十里而责其行百里也。”[9]认为当时的中国“不可苟效宪政而迎致之”。[10]章氏反对“全变”、骤变，主张政治制度的变革应该“积渐行之”[11]、“随俗雅化”[12]。
那么，戊戌时期，章太炎为什么要反对设立议院、反对建立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政体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章太炎认为：政治制度的变革，应该符合历史发展之“势”的要求，也即要符合历史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不能人为斩断，从旁楔入。
众所周知，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主要来自传统的今文经学，康有为当时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主要是以今文经学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而进行变法的。这一学派将人类社会的历史视为据乱、升平、太平的三世相迁，经康有为加工改造，结合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学说，它成了君主专制、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三世相迁。康有为认为：“人道进化皆有定位，……由君主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验之万国，莫不同风。”[13]显然，他将这种进化视为一种铁则，是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一致进路。在此，康氏更多地强调了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同一性”原则。而章太炎则似乎更加强调了历史发展的“民族性”特性，认为政治制度的变革应该系于本国的历史来展开。章氏曾经说道：“昔墨子之作经，履端而道曰：‘故，所得而后成也’，‘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今之国命，亦杂大小故而已。”[14]很明显，章太炎认为政治制度的变革不能与本国历史发展的因果联系相脱节。这一时期，他提出了一个“势”的概念，这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名词，指的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它有“推迁”与“相因”两种属性。因之，章太炎的政治变革主张便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因袭，一是变革。他反对康有为的“全变”论，主张应该随着历史发展之“势”的要求对政治制度进行“因革损益”。这种主张，我们可称为“因革损益”论。章太炎说：“汉因于秦，唐因于周、隋，宋因于周，因之，日以其法为金锡，而己形范之，或益而宜，或损而宜。损益曰变，因之曰不变。仲尼、荀卿之于周法，视此矣。”[15]这种主张，一方面注重传统的承继性，讲因袭；另一方面，它又赋予传统以开张的能力，讲变革（或损或益）。在他看来，政制的变革恰如一辆战车，而“因”与“革”则是车的两轮，缺一不可。他主张政制的变革应该基于传统、接着传统来进行，既不能胶于传统，又不能斩断传统。胶于传统的是“泥古”，斩断传统、以他国之法横行楔入的是“骛新”，这两者他都是要反对的。而以上两个方面，在当时中国政制的变革中，恰恰就是顽固派、洋务派与维新派两极对立的主张。章太炎处在他们中间，重古但不泥古，开新但不骛新，所以，他的这种主张我们实又可称为“重古开新”论。
“重古开新”论，也即“渐变”论，它与顽固派、洋务派的“不变”论、维新派的“全变”论主要区别为何？“不变”论与“全变”论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即均将历史的发展定位化、静态化：“不变”论无须多言，“全变”论者将历史发展划为井然相序的三个阶梯，每一阶梯都是固定、静止的。章太炎的“渐变”论，虽讲因袭，但历史发展之“势”却永远处于变动之中，所以，他所说的“因袭”、“不变”，实际上便具有相对性，“变”是绝对的，也是主要的。这样，他所设计的那辆中国政制变革的战车，虽然是建立在“因”与“革”的两轮之上，但“革”却是主动轮，“因”只是从动轮，这也就使他的变法理论突破了顽固派、洋务派与维新派将社会发展定位化、静态化的倾向，给他的变法理论注入了一种指向未来的无限张力。因此，他的“渐变”论便获得了一种流动的属性，成为一种动态的政治变革理论。
议院、宪政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东西，现在要对中国政制进行全面革新，以宪政政制来代替它，这便斩断了中国历史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在章氏看来即是“骛新”，所以他要反对。“顾势也，浸久而浸文明。”[16]章太炎承认历史的发展是进化的，议院、宪政虽非中国传统所固有，但不等于说未来的中国就不能建立宪政政制。章太炎说：“事势之决塞，必有先后，皆出于几。自有地球三十九期以来，石刀铜刀铁刀之变，非由政令发征，而民靡然从之，其几迫也。”[17]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但人在历史发展之“势”面前又不是丝毫不能有所作为的，“圣人”的伟大之处，即在于他能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因其几而导之入”。[18]所以，章氏认为中国的政制变革，虽不能将设议院、致宪政确立为当下的奋斗目标，但在中国的大政维新开始后，可将其确立为未来政治发展的进路，可将其确立为长远的奋斗目标。维新派的任务应该是把握历史发展之“势”，“因其几而导之入”，以使未来的宪政大业顺利完成。
第二，章太炎认为，将设议院、致宪政确立为当下的政治奋斗目标，不利于大政的维新，又容易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并且还会延误变法的机遇。
首先，他认为宪政的推行，应该与国民开化的程度相适应。当时中国国民开化的程度又是如何呢？章太炎认为当时社会上虽然有人要求维新、要求设议院、致宪政，但那只是极少数人的愿望，国民水准就其总体来说还处在未开化、未觉醒的状态。“中国自互市以来，更岁五十而赢矣，召彼故老而询之开矿治道，犹愀然以为伤地脉，其他曲制时举，有造于二十二行省，独不利于数万千人者，握觚而不可计也，是其推行也，又非直伤地脉之比也。”[19]国民尚大多停留在“开矿治道”会“伤地脉”的水平，连枝枝节节的变革都会遇到阻扰、反对，遑论设议院、致宪政呢？
其次，当时中国人口总数约有四亿，但大多数国人不识字，没有受过教育。根据章太炎的估算，当时中国受过教育的所谓读书人“其知文义者，上逮举贡，下至学校”，大约有六十万人，[20]但他们都是由传统的科举制培养出来的，尚大多“拘于成俗”。[21]其中，“诵习史传，通达古今者，百人而一；审谛时务，深识形便者，千人而一”。[22]若按这种估算加以统计，则可知当时能赞成维新变法的至多有六千人，其数目当是极少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便开设议院，那么经选举而产生的“议员”，一定大多数是“守故之士”。[23]按照宪政政制的要求，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是在“议院”，若以这些“守故之士”充当议员，组成议院，由他们来议决国家大政，就会“噂沓纷起”，[24]就会使大政的维新“益濡缓无期会”，[25]显然，这是很不利于维新大政的推行的，它很可能还会导致对中国政制变革的延误。所以，章太炎认为这种设议院、致宪政的主张，“其傃新也，禔以害新也”，[26]不但达不到建立宪政政制的目的，反而还会妨害它。
再次，宪政政制，以议院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它又与政党政治相为表里。对于这一点，章太炎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他认为“一国有两群，则不可以出政令”，[27]对政党政治明确表示反对，这反映了章氏的政治思想一开始便受到了传统法家学说的影响。章氏认为：“士登九流，议政于廷，言各从其党，……徒长乱以为民害。”[28]这样，它不但不能保证大政维新的顺利推行，反而容易使社会秩序发生混乱，甚至还会导致“域内抢攘、漂血流橹”[29]的可怕局面。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原因，章氏以为中国历史发展之“势”还未达到设议院、致宪政的阶段，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便要将设议院、致宪政确立为当下的政治奋斗目标，在他看来是不适时宜的。“议院者，定法之后之所尚，而非取于法之始变也。”[30]所以，他认为如果将设议院、致宪政确立为当下的政治奋斗目标，无异于 “取夫后王之政而暴施之于百年以前也”。[31]
二
“今夫民主，至公也。”[32]章太炎也将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政政制视为理想的政治模式，但他并不主张立即搬来中国实行。相反，他认为要想在中国建立宪政政制，眼下只能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权威政府以作过渡。章氏云：“政平而无威，则不行。”[33]对“权威”的追求，主张集权，建立一个有权威的政府来推行大政的维新，可谓是他戊戌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主张。
按照章太炎的创设，新的权威政府将主要由两种人组成：一是“国君”，一是“秀才”（或曰“俊民”）。“国君”是推行维新大政权威政府的首脑，由“睿哲仁强”者充任；[34] “秀才”指的是“通达古今”、“审谛时务、深识形便”的知识分子，当时主要是指维新志士或赞成维新变法的人。在此，章太炎所创设的权威政府的首脑，虽然仍沿用了“国君”这一旧的名称，但它与封建政体下的国君已有着巨大差别：首先，“国君”已不能声称“朕之言即是法律”，不再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王权，他必须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进行政治的运作；第二，“国君”与“辅相”的关系也不同于旧式的君臣关系，“犹县令之于臣尉，非夐高无等，如天之不可以阶级升也”[35]；第三，“国君”不是世及的，而是由“会推”或“拥戴”产生。[36]此时，章太炎还是一个具有浓厚种族主义思想的人，从他的种族主义出发，他认为满族无统治中国的资格。但当时他对光绪帝仍抱有希望，认为光绪帝“椎胸啮臂，以悔二百五十年之过矣”，[37]是一个“圣明”的君主。这种思想与他的权威政治主张相结合，便产生了他的“客帝”论。他主张奉孔子的后代“衍圣公”为中国的“共主”，以光绪帝为“客帝”：“客帝诚圣明，则必取谟于陆贽，引咎降名，以方伯自处，禘郊之祭，鸡次之典，天智之玉，东序之宝，一切受之于孔氏；彤弓黄钺，纳陛矩鬯，一切受之于孔氏；……大政即定，奏一尺书，以告成于孔氏。”[38]奉“衍圣公”为中国的“共主”，也仅仅将他当作国家的象征，国家政权其实仍掌握在“客帝”手里。章太炎的意思很明显，即是要以光绪帝（“国君”）及维新志士（“秀才”）组成新的权威政府来雷厉风行地推行大政的维新。经他重新创设之后，光绪帝虽仍为权威政府的首脑，但已不再是世代相传的封建帝王了。
“秀才”除了“通达古今”、“审谛时务、深识形便”外，章太炎理想的“秀才”还具备以下两种品质。一是要有“大独”的精神。“夫大独必群，不群非独也。”“大独，大群之母也。”[39]这种“独”，同一般离群索居的“独”不一样，它要求人们特立独行，以天下为己任，为了天下事公而忘身，“夫至性恫天下，博爱尚同，軥录以任之，虽贾怨不悔，其群至矣，岂可谓独欤？”[40]这很类于孟子所说的“大丈夫”人格。二是要有务实的精神。章太炎说：“空不足持世，惟实乃可以持世。”[41]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仍沉浸在“时文小楷”的务虚空气里，即使是一部分新学之士也大多数“韪梧鼠，非螣蛇，涉猎五枝，不忍攻苦”，[42]仅骛新炫奇；“闻格至矣，以希腊、巴比伦之古教炫之，闻古教矣，以佛说炫之”，[43]大多数仍效晚明谈禅之风，对此，章太炎曾著文给予了诚恳的针砭。“国君”是由“会推”或“拥戴”产生的，“秀才”则主要是通过荐引的方式来征集的，“夫遭时阽危，则薮泽之才者，又盛于平世”，[44]章太炎估计这样的人全国有六百至六千人。[45]
那么，在章氏看来，权威政府怎样推行大政的维新呢？
第一，通过对历史发展之“势”的把握，对现行政制进行“因革损益”。
章太炎将历史的发展分为“太古”与“近古”两个阶段，这种划分仅仅是指时间的前后相承，是一时间上的逻辑关系，并不确指某个具体的历史时期，它是相对而言的。根据他的“因革损益”论，他虽讲变革、开新，但他又注重对传统的因袭，“因”于什么？又怎样变革呢？他曾说道：“近古曰古，太古曰新，綦文理于新，不能无因近古。”[46]因为变革不能斩断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现在的历史是承接“近古”而来的，所以，现在的变法，就要“因”于“近古”来进行。但传统之法已弊窦重重，有些已经不能适应时代之需要了，对此，就需要加以变革，或损或益。此外，因为章太炎反对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政政制作为参照系，所以，这就决定了他只能在传统政制的范围内回旋。既然变法要“因”于“近古”来进行，那么变革只能取资于“近古”以前，也即要取资于“太古”了。[47]因此，章太炎主张以“太古”的政制作为参照系，以更旧法之弊，创制新法。
第二，大政的维新要循法治的轨道进行运作，并且还要顺从民意。
如前所说，章太炎赋予领导维新变法的中央政府以权威，但这种权威并不像传统的绝对王权，它不是至高无上的，在推行新法时，必须以“宪度而为治本”，[48]即要循法治的精神进行政治的运作，不可干犯国家的宪典。为此，他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分权学说，另辟一套独立的司法系统，在权威政府之外设立独立的“刑官”，“刑官独与政府抗衡，苟傅于辟，虽人主得行其罚”，[49]以监督政府。除此之外，大政的维新还要顺从民意。其云：“上不酌民言，而酌其意，曲制时举，润之如夏云，使无顿萃，则抱钟陈茅蕝而治。”[50]民意可通过上书等方式达于政府。这一时期，他虽然反对设立议院、反对政党政治，但他主张应广开言路，让在野的士人自由议政，他们可通过上书等方式，表达对大政维新的看法，以供当政的“国君”及“秀才”们甄择行之。[51]
以上即是戊戌时期章太炎的主要政治主张，关于大政维新的节目，他在《訄书》（初刻本）里作了具体的规划，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刑律、教育及军事等各个方面，此不备述。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章太炎的政治思想有以下几个显著特色。
第一，这一时期章太炎的政治思想，就其实质来说并未脱出传统贤人政治思想的窠臼，并留有传统法家学说的深刻烙印。章太炎曾经说过：“时余所操儒术，以孙卿为宗，不熹持空论言捷径者。……余所持论，不出《通典》、《通考》、《资治通鉴》诸书，归宿则在孙卿、韩非。”[52]此时他反对设议院、致宪政，反对政党政治，崇尚权威，强调政令的统一，以及政制的变革讲“因革损益”等，这些都是传统政治思想的精华；并且，位于他政制创设核心的“国君”及“秀才”，都是德才兼备的人，这正是贤人政治的理想模式。但这一时期，章太炎也开始采入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宪政政制的内容，如“刑官”的创设及“国君”由“会推”产生等，这些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思想的属性，但毕竟使他的思想多少染上了近代的色彩，使他的创设不完全等同于传统的贤人政治。
第二，这一时期，章太炎虽然比较重视政制结构的合理性，但从他的政制创设来看，他更加关注的毋宁是政治运作效率的提高。当时他虽然主张对政制结构或益或损，作某些适时的调整，但他政制创设的中心却放在权威政府的建立上。他反对设议院、致宪政，主张集权于权威政府，即是为了保证维新大政得到有效推行。他认为如果有了一个“议院”，就会“噂沓纷起”，使“发政益濡缓无期会”。他之反对政党政治，认为“一国有两群，则不可以出政令”，主张政令的统一，也是为了保证使权威政府发布的政令得到有效推行。过去王朝时代，高踞权力之巅的帝王为了能够牢牢地控制国家的政权，往往通过建立叠床架屋式的行政机构，靠牺牲行政效率来换取国家政治稳定。这种状况，发展到十九世纪末，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时清制已非常混乱，冗衙冗官充斥，政治的运作已毫无效率可言，它在西方的挑战面前，已经完全失去了更张适应的能力。在此，章太炎企图重新唤醒已经濒于死亡的儒家政治理想，以实现中国政制的更张。从这一点来看，他似乎是一个保守的儒家政治思想家；但他之注重对政治运作效率的追求，目的是使维新大政能够顺利地推行，并且，最终他还是将宪政政制作为奋斗目标。由此看来，章太炎虽然受传统思想濡染过重，非常注重传统的承续性，但他并不归于保守。他是一个过渡时代的人物，他是在为过渡时代创设一个过渡时代的政制。
第三，章太炎强调政制的变革，应该基于传统，接着传统来进行。主张“积渐行之”、“随俗雅化”，反对“全变”、骤变，反对一下手即以西方的宪政政制代替中国的传统政制；他强调政制的变革应该根据历史发展之“势”的要求进行“因革损益”，且其变革的参照系又主要取资于国人比较熟悉的古代政制；同时，他还要求权威政府在推行大政革新时，要“酌民意”而行之。这些说明，他在考虑怎样进行政制的变革时，已将国人的承受能力纳入了他的视野。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在传统政制下面生活，其行为范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无不与之密切相连。宪政政制非中国传统所固有，现在要实现传统政制向宪政政制的转换，无疑会对国人的行为范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构成剧烈冲击。而一个民族在它的变革过程中，这一层次又是最难以变动的。所以，采取快刀斩乱麻，“全变”、骤变的方式来完成这种转换，国人的心理是很难承受的。章太炎主张“渐变”，将政制的变革同国民素质及国人对变革的承受能力联系起来考虑，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比较稳健的做法。
三
戊戌时期，章太炎主要是想建立一个权威政府，对传统政制进行“因革损益”，以实行大政的维新，但他并没有局限于此。“议院者，定法之后之所尚”，[53]他也将宪政政制当作中国未来政制改进的路向。当时中国历史发展之“势”，虽然还没有达到设议院、致宪政的阶段，但在历史发展之“势”面前，人们又不是完全束手无为的，人们可以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加速这一“势”的发展进程。所以，戊戌时期，章太炎除了极力主张建立权威政府外，还特别强调启民智：一方面减轻国人对政治变革的抵拒心理，增强国人对变革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也为未来创建宪政政制做好准备。关于如何开启民智，他的主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立学会。传统政制下，除了为官作吏者外，国人很少参与国家政治。并且，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奉行文化专制主义，推行愚民政策，“钳语烧书，坑杀学士”，[54]造成了国人对国家政治的普遍麻木状态。“皋门有政，庶人所不议，疆易有事，乡校所不闻，虽有豪杰，不在官位，则娖娖无所长短。”[55]章太炎认为这是导致中国衰弱，“小雅尽废，四夷交侵”[56]的重要原因。因此，这一时期他便极力呼吁国人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人之乐群，其天性然也”，[57]不合群，无论人类，就是动物界也难以在天演之中生存下去。他曾举例说：“物不知群，益州之金马、碧鸡，太古有其畜矣，沾沾以自喜，踽踽以丧其群，而亡其种，今仅征其枯腊。”[58]今中国“卷勇股肱之力，经画取与之智，不及俄罗斯；居奇操赢，使天下敛袂，不及英吉利；弭兵善邻，折冲樽俎，不及美利坚”，[59]并不是中国的“六艺之学、四术之数，无益于生民”，[60]其原因即在于“不能合群以张吾学故”。[61]所以，他呼吁聚集各种人才，广立学会，“处农就田野，处商就市井，处工就官府，处士就间燕，……政府不能任，而士民任之。于是奔走展转，搜徒索偶，以立学会。……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所谓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者。此诚豪俊成学之任，而非童龀彪蒙所与能也，宜有以纠之合之礼之养之宣之布之，使比于宾萌，上说下教，以昌吾学，以强吾类”。[62]
第二，建学堂。时国家主要是靠科举制得人才，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虽起过积极作用，但到这时它已完全僵化，很难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了。严复说科举制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弊病。[63]章太炎认为：“科举制则不可以得人材”，[64]他主张立即废除科举制，代之以新式学堂，以培养新式知识分子。他建议在新式学堂里应主要开设四科：“一曰政治，再曰法令，三曰武备，四曰工艺。”[65]洋务运动中，洋务派虽曾开设过一些新式学堂，但主要是“以算术、化、重为臬极”，[66]章太炎认为，让这些学堂培养出来的人才来管理国家是很难胜任的。“政治之学不修，使僝功审曲者议之，其势将妄凿垣墙而植葭苇。”[67]章太炎将政治、法令当作新式学堂的主要课程，其目的即是要以这些新式学堂为中国造就懂政治学的新式人才，以服务于未来的宪政大业。他曾说过：“学堂未建，不可以设议院。”[68]显然，建立新式学堂、培养新式的懂政治学的人才，是直接为将来开设议院，建立宪政政制作准备的。
第三，广宣传。如果说立学会、建学堂主要是为了开启知识分子之智，培养新式知识分子，那么，他之主张广宣传，则是直接面向全体国民的。当时进行宣传的主要工具是报纸，章太炎对此十分重视，戊戌时期，他本人即直接参与了《时务报》、《实学报》及《正学报》的工作，为变法维新的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关于办报，他提出了“宜驰骋百家，掎摭子史，旁及西史，近在百年，引古鉴今，推见至隐”[69]的主张，并且崇尚“实学”，反对骛新炫奇、华而不实的学风。时国人主要生活在传统社会里，传统思想在国人心中占有主导地位，守旧思想极为严重，只有一小部分人乐于知新。针对这种情况，章太炎主张在宣传上应灵活处理：对于乐于知新的人，就以新学对之进行启蒙；对于守旧的人，就以旧学（指加工改造过的旧学）对之进行教育。譬如，当时流行“西学源于中国说”，章太炎认为，“以为人之长技皆出于我，则适以助学者之虚憍自满也”，[70]坚决反对这种说法，但他主张可姑且听之，以之为工具，减少国人对新学的抵拒心理。“民不知变……必合中西之言以喻之，喻人之术，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纵说之则以《金版》、《六弢》，其一曰宙极之史，其一曰六合之成事。人莫信其覭髳阔略之声，而信其目睹，是故陈古而阂，不如道今；有独喜其覭髳阔略之声者，与道今而不信，则又与之委蛇以道古。故合中西之言以喻民，斯犹慈石之引铁，与树之相近而靡也。”[71]总之，针对不同的对象，应采用不同手段进行宣传，目的是使民智早开，以济维新大业。
大政的维新，在对传统政制“因革损益”的同时，又特别注重启民智，为未来建立宪政政制做好准备。由此看来，章太炎对中国政制变革的思考，实际上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权威政府，对传统政制进行“因革损益”；时机成熟以后，过渡到第二步：在中国建立全新的宪政政制。
四
章太炎曾经说过：“议变法者，吾党之责也。”[72]他是将自己归入维新派的。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戊戌时期他的政治主张是独具一格、自成体系的，同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有着很大的差距。康有为是维新派的灵魂，这一时期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实际上就是康有为的政治主张。那么，引起章、康二人政见分歧的原因何在呢？
首先，笔者认为这一时期他们二人的政见分歧，主要来自他们对文化认识的差异。康有为将文化看成是世界性的，认为各国文化的发展是“同一”的，各国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它们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他更加强调的是各国文化的“同一性”。从政制的演进来说，各国一律都是按照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世演进，用他的话来说，即是：“人道进化皆有定位，……由君主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渐为共和，……验之万国，莫不同风。”[73]既然这样，则中国也不能例外，中国现在是“君主”之国，那么下个阶段应要“渐为立宪”，这是毫无疑问的了。所以，康有为确信，完全可以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政政制来替代中国的传统政制，实行“全变”，“尽革旧俗，一意维新”。[74]他是一个“大同”主义者。章太炎则恰恰与之相反，终其一生，他始终是个民族主义者，他虽然也承认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但他更加强调文化发展的“民族性”和“特殊性”。“燥湿沧热之异而理色变，牝牡接构之异而颅骨变，社会阶级之异而风教变，号令契约之异而语言变。”[75]辛亥之后，他以弘扬“国粹”为己任，也旨在以此培育中国的民族主义。既然文化有“民族性”的差异，那么，就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宪政政制来替代中国的传统政制，而应该根据中国本身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进行创制，只能“随俗雅化”并“积渐行之”。这一时期，章太炎虽然也认为宪政政制是理想的政治模式，并将其确立为未来的奋斗目标，但他并不主张照搬西方，而是强调要对之加以改造，使之符合中国的国情。如他在辛亥时期曾说：“民主立宪，起于法，昌于美，中国当继起为第三种，宁能一意刻划，施不可行之术于域中耶？”[76]这实也是他一贯的政治主张。
基于以上文化认识上的差异，章、康二人的政见便自然地产生分歧，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一点，也反映在他二人对“托古改制”认识的歧异上。章、康二人均是主张“托古改制”的，但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实际上是“假托”，并非真正的是以“古”为参照系进行变法。康有为曾经说过：“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77]康有为只不过是借孔子这块招牌，减弱国人对变法的阻力，以行其变法之志。而章太炎则是真“托古”，他主张政制的变革应该“因”于“近古”来进行，并将“太古”的政制当作变革的参照系，以变更旧法，创制新法，他的变法确实是依托于“古”来进行的。康有为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政政制为参照系来变更中国政制，不过，他在他的变法主张上裹上了一层古代中国的袍服。
导致他们政见分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怎样才能提高政治运作效率的理解不同。二人都致力于提高政制运作的效率，章太炎主要是将希望寄托在统治者品格与才能的完备上，他对政制结构的合理化虽也颇为关注，但这同他对政治运作效率的追求相比，要逊色得多。康有为则刚好与他相反，康有为主张“加强效能经由合理化获得”，[78]所以，康有为变法的重点便放在政制结构的调整上，将设立议院、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确立为当下奋斗的目标。从这一点来看，康有为思想近代化的程度要远较章太炎为高。章太炎虽将目光投向了近代，并开始启动脚步向近代迈进，但他的双腿及整个身体却仍然停留在中世纪。康有为已经步入了近代，而章太炎则尚跨在中世纪与近代的门槛上。
戊戌时期，由于政见的分歧，章太炎虽然列名维新派，并为之付出遭受清廷通缉的代价，但他与康梁师弟代表的维新派并不是同路人。1898年夏，“康有为以工部主事筦朝政，变更法度”，[79]海内维新志士，人心振奋，“北向望风采，以为雪国耻，起民谟有日”，[80]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但此时的章太炎却心情沉重，对前途充满了忧虑，并写有《董逃歌》一首，其中有“秦帝不蹈海，归莳千竹竿”[81]之句，遽萌退隐之志。这种政见上的歧异，实也是戊戌以后章太炎同维新派分手、同康有为分道扬镳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本文的部分内容8000余字曾以《戊戌变法时期章太炎变法思想评议》为题，发表于《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按：本文为笔者研究“章学”的早期代表性论文之一，今按手稿全文发表于此，以飨读者。本文厘清了戊戌时期康章二人变法思想的歧异，并以“同一性”、“民族性”分别对康章思想的歧异进行了界定，即是强调了康章二人分别重视“共性”与“殊性”的思维特点。其时，由于笔者尚未读到汪荣祖先生的著作，尚不能像汪先生那样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以“一元主义”、“多元主义”探讨康章思想的歧异，但这篇文章与汪荣祖先生对康章思想分歧的看法异曲同工，实也是笔者其后撬动整个太炎思想研究，走上自己独特“章学”研究之路的奠基之作。）
[1]请参阅赵金钰《论章炳麟的政治思想》，《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唐文权《戊戌变法时期的章太炎》，《中国哲学》1980年第8期；朱维铮先生1982年10月为《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写的“本卷前言”。
[2]郑观应：《议院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3]《戊戌变法》，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176页。
[4]《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第194页。
[5]章太炎：《藩镇论》，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
[6]章太炎：《商鞅》，《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7]《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第215页。
[8]《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第197页。
[9]章太炎：《变法箴言》，《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10]章太炎：《对二宋》，《检论》《章太炎全集》（三）。
[11]章太炎：《变法箴言》，《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12]章太炎：《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13]康有为：《论语注》卷二，楼宇烈整理，中华书局，1984，第28页。
[14]章太炎：《播种》，《訄书》（初刻本）。
[15]章太炎：《尊荀》，《訄书》（初刻本）。
[16]章太炎：《喻侈靡》，《訄书》（初刻本）。
[17]章太炎：《变法箴言》，《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18]章太炎：《变法箴言》，《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19]章太炎：《明群》，《訄书》（初刻本）。
[20]章太炎：《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21]章太炎：《答学究》，《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22]章太炎：《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23]章太炎：《明群》，《訄书》（初刻本）。
[24]章太炎：《明群》，《訄书》（初刻本）。
[25]章太炎：《明群》，《訄书》（初刻本）。
[26]章太炎：《尊荀》，《訄书》（初刻本）。
[27]章太炎：《明群》，《訄书》（初刻本）。
[28]《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第55页。
[29]章太炎：《变法箴言》，《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30]章太炎：《明群》，《訄书》（初刻本）。
[31]章太炎：《变法箴言》，《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32]章太炎：《变法箴言》，《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33]章太炎：《平等难》，《訄书》（初刻本）。
[34]章太炎：《明群》，《訄书》（初刻本）。
[35]章太炎：《冥契》，《訄书》（初刻本）。
[36]章太炎：《客帝》，《訄书》（初刻本）。
[37]章太炎：《客帝》，《訄书》（初刻本）。
[38]章太炎：《客帝》，《訄书》（初刻本）。
[39]章太炎：《明独》，《訄书》（初刻本）。
[40]章太炎：《明独》，《訄书》（初刻本）。
[41]章太炎：《实学报序》，《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42]章太炎：《实学报序》，《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43]章太炎：《实学报序》，《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44]章太炎：《官统》，《訄书》（初刻本）。
[45]章太炎：《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46]章太炎：《尊荀》，《訄书》（初刻本）。
[47]章太炎：《尊荀》，《訄书》（初刻本）。
[48]章太炎：《商鞅》，《訄书》（初刻本）。
[49]章太炎：《刑官》，《訄书》（初刻本）
[50]《章太炎年谱长编》（上），第55页。
[51]章太炎：《官统》，《訄书》（初刻本）。
[52]章太炎：《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三年，香港龙门书店，1965。
[53]章太炎：《明群》，《訄书》（初刻本）。
[54]章太炎：《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55]章太炎：《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56]章太炎：《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57]章太炎：《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58]章太炎：《原变》，《訄书》（初刻本）。
[59]章太炎：《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60]章太炎：《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61]章太炎：《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62]章太炎：《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63]严复：《救亡决论》，王栻编《严复集》第一册（上），中华书局，1986。
[64]章太炎：《官统》，《訄书》（初刻本）。
[65]章太炎：《改学》，《訄书》（初刻本）。
[66]章太炎：《改学》，《訄书》（初刻本）。
[67]章太炎：《改学》，《訄书》（初刻本）。
[68]章太炎：《变法箴言》，《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69]章太炎：《致汪康年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70]章太炎：《变法箴言》，《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71]章太炎：《变法箴言》，《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72]章太炎：《变法箴言》，《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73]康有为：《论语注》卷二，第28页。
[74]《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第194页。
[75]章太炎：《序种姓上》，《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
[76]章太炎：《大共和日报发刊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下）。
[77]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第267页。
[78]参阅萧公权《行政制度现代化——康有为之主张及其意义》，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重庆出版社，1987。
[79]《艾如张董逃歌》，《章太炎年谱长编》（上），第64页。
[80]《艾如张董逃歌》，《章太炎年谱长编》（上），第64页。
[81]《艾如张董逃歌》，《章太炎年谱长编》（上），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