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章太炎政治思想的双重结构
戊戌时期章太炎的政治思想是双重的，“革政”与“革命”的政治理念并存于他的心中，这一点长期以来一直为学界所忽视。并且，他的“革政”主张也有别于维新派主流，这些都值得我们重新进行探讨。
革政论：温和的改良建议
戊戌时期，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主流，主张“尽革旧俗，一意维新”，[1]将“设议院”与“致宪政”[2]确立为当下政治奋斗目标，致力于建立一个合理化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政体。[3]这一主张，由于关注现政权在政治更新过程中的领导作用，表面上看去显得相当温和，但在价值取向上已经触及制度的转型，因此，它实际上带有浓厚的政治革命意味。章太炎当时虽然也列名维新派，但他对康、梁的主张并不赞同，认为它太激进了，犯有“猝暴之病”。[4]章氏声称当时中国的变法，“不可苛效宪政而迎致之”。[5]对政治革新，他持着一种更为谨慎的态度，并提出了一套有别于维新派主流的独特政治主张。
当时，章氏虽然也讲“三统”，但并不讲“三世”。他认为：“公羊三统指三代，三世指一代，三统文质迭变，如连环也，三世自乱进平，如发镞也，二者本异。”并把将“三统”与“三世”混为一谈者斥为“妄人”。[6] “损益政令，九变复贯，若是曰通三统。”[7]显然，章氏特别强调的是历史发展的一贯连续性。既然这样，那么在进行政治革新时就应该要考虑到历史因袭的重要意义，不能将历史截然斩断。因此，他对康氏“大变”乃至“全变”[8]的维新主张便极表反感，指出中国的变法应根据中国历史的内在发展逻辑“随俗雅化”，[9] “积渐行之”。[10]
章氏政治主张的提出，是奠定在坚实的历史研究基础之上的。这一时期，他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发现历朝历代的变革都是在因袭前代历史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因此，所谓政治革新，也即是在关注历史因袭的基础之上进行“政令”的损益。“因”“损”“益”的内容要根据变法领导者的睿识去作决断。“益”，即是要提供当时历史所没有的新内容，这就需要确立一个参照系。由于章氏反对康、梁维新派主流将西方的宪政政制确立为变法的参照系，这就决定了章氏只能从传统中寻找。为此，他将中国历史分为逻辑意义上的“太古”与“近古”两个时期：“近古曰古，太古曰新。”[11]认为“近古”的文物、典章、制度对于时人来说是耳熟目惯的，有很多已经不适应时代需要，显得陈旧过时了，是“古”，需要进行更张；但“太古”的文物、典章、制度，对于时人来说却是陌生的，反而是“新”；变法维新（变“近古”之法），只能以“太古”作为变法的参照系（复“太古”之“新”）。这种“复古”论调，当然不是想让历史倒退到“太古”时代去，他只是想借用“太古”时代的价值、符号，来为政治革新提供一个参照系，从而为政治的更张注入新的活力。
在康有为的变法主张里，将建立一个合理化的政制结构提到至为重要的地位，这说明康氏对“民众参与”在政治生活中的意义体认是相当深刻的。章太炎虽然也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但在审慎思考之后，他还是将“民众参与”逐出他的政治蓝图。因为，在章氏看来，政治革新之初即将“民众参与”纳入政治机制，非但不利于政治的革新，反而还会起到阻碍作用。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历代统治者均奉行文化专制主义，推行愚民政策，“钳语烧书、坑杀学士”，[12]造成了中国人对政治的普遍麻木，广大普通国民几千年来一直被排斥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13]中国没有“民众参与”政治的传统。从现实来看，当时虽然出现了一股强烈要求变法的维新浪潮，但仍不过是一小部分人的愿望，广大普通国民甚至连“开矿治道”[14]等一些枝节变革都要反对，基本上还处在未觉醒的蒙昧状态。再从国民的教育程度来看，当时中国人口大约有4亿，受过教育的仅约60万人，[15]且那些受过教育的所谓读书人，又都是由传统的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大多“拘于成俗”。[16]由此，章氏认为当时全国真正能赞同变法的实属寥寥。如果在变法之初即将“民众参与”纳入政治运行的机制中去，因宪政政制的权力中心是在“议院”，那么，通过选举产生出来的“议员”，一定多是“守故之士”，[17]以这些“守故之士”组成的“议院”来议决国家大政，章氏认为只会导致中国政治陷入“噂沓纷起”[18]的混乱局面，使中国政治的革新“益濡缓无期会”。[19]
由上可看出，章氏之所以要在变法之初将“民众参与”逐出他的政治蓝图，主要是考虑到了政治运作的效率，他认为议会政制的运作效率并不太高。为了证实这一点，这一时期他还比较研究了拿破仑时代英、法两国的政体，认为拿破仑式的帝制比之英国式的议会政治的效率要高得多。[20]为了能够雷厉风行地推行政治的革新，中国只能仿效法国拿破仑式的帝制，将政治革新的大任托付给一个拿破仑式的英明君主。因此，章氏在强调关注历史因袭的同时，对君权在政治革新中的重要作用便也十分看重。其云：“政平而无威，则不行”；[21]又云：“古之持大命者，不决于墨食，不诹于外朝，盱衡厉色而定其事。”[22]为了保证政治革新的效率，他宁愿付于变法君主以独揽的权力。
戊戌时期，康有为致力于建立一个合理化政制结构，将政治的更新寄托于体制本身；而章太炎则仍在强调英明君主在体制变革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且仍旧在挥舞着传统“因革损益”政治理论的宝幡。这说明，这一时期章氏的变法思想较康有为要保守得多，康氏的思想已经染上了浓厚的近代色彩，而章氏则仍在传统圣王理想的圈子里打转。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将章氏划到保守派当中去。但问题是，章太炎认为：“议院者，定法之后之所尚，而非取于法之始变也。”[23]在制度转型上，他不过是比康有为滞后了一点，他并不反对最终在中国确立宪政政制。因此，我们认为，章太炎仍然属于维新阵营中的进步思想家，他的政治规设，较之康有为也更加富于理性色彩。
革命论：激烈的排满主张
当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维新运动时，偏居广东一隅的孙中山则正在密谋举行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孙中山比康有为走得更远，他主张用武力推翻朝廷，建立一个类似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共和政体。章太炎由于将政治革新的希望寄托在拿破仑式的英明君主身上，从逻辑上来说，他就不可能得出推翻朝廷的结论。不巧的是，当时统治中国的是落后并愚顽不化的满洲贵族，章氏认为满族无统治中国的资格，在他心灵深处还蕴藏着一股强烈的种族革命思想。如果由他的种族革命思想推衍开去，其结果就会同孙中山一样，势必要得出推翻朝廷的结论，这样一来，就同他的“革政”主张产生了深刻矛盾。
章太炎的种族革命思想萌芽于少年时代，这主要是由他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及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所致。章氏出生于余杭，濒近浙东，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曾进行过激烈的抗清斗争，反满思想几百年来也一直流传未息。他的祖先有的虽然供职于清廷，但其历代祖先，“殁，皆用深衣殓，……无加清时章服”，[24]同清王朝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处在这样一个家庭、社会环境里，使章氏从少年时代起对清王朝就没有好感，因此，在他十一二岁的时候，即有过“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25]的骇世之论。除了社会环境的影响外，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则坚定了他的反满志向。他在十一二岁时，开始跟随外祖父朱有虔习经，从外祖父那儿他知道了“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26]的道理，并知道了在汉人心中仍然隐藏着一股强烈的反满思想。稍长，他读了蒋良骥的《东华录》，得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中第一恨事”。[27]其后，他又读了王船山的《黄书》、全祖望的《鲒埼亭集》以及《明季稗史》17种等著作，这些著作里所讲的大多是排满及保卫汉种的话。受其影响，在他20岁左右的时候，排满革命思想便基本上成熟了。[28]这一时期，为了证明排满的合理性，他还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阐释。
他认为人类是从无机物→微生物→低等动物→猿渐渐进化而形成的，人类的本始虽然都是一样的，但在进化过程中却渐渐出现了分化，形成了一个个不同的种族。各个种族在其形成过程中，由于他们所处自然环境的不同、婚姻制度的差异以及风教语言的不一等，渐渐便产生了文明的高下之分。为了区分种族文明的高低，章氏使用“文”、“野”或“夏”、“戎”这样的概念来加以界定，他将进而为“夏”的种族称为“人”或“民”，仍停留在戎狄地位的种族，他则称之为“兽”。[29]中国境内只有汉族进而为“夏”，其他各族仍旧停留在野蛮的戎狄世界里。[30]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一些落后种族统治过汉族的事实，有的甚至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但章氏认为不能因此就改变了它们“兽”的地位，它们仍然没有进而为“民”，侪入“夏”族的行列。那些处于戎狄地位的种族统治比自己文明高的种族不具有合理性，他称这种统治为“篡窃”，并将它看成是最“大逆无道”的。[31]从这种理论出发，自然就会得出满族无统治中国合理性的结论。况且，历史上满族在入主中国之初，曾奉行过残暴的民族屠杀政策，现实中又推行严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反满情绪一旦同他的种族理论相结合，就使章氏发出一种激烈的排满革命呼声：“兴复旧物，虽耕夫红女将与有责焉！异国之不忍，安忍异种？异教之不偶俱，奚偶俱无教之狼鹿？”[32]
由上看来，这一时期章太炎的排满革命思想是相当激烈的，令人觉得有点按捺不住。可是，由于当时中国内忧外患深重，在进行政治革新时，章氏又特别害怕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状态，他认为如果“内乱不已，外寇间之”，[33]中国就会出现土崩瓦解的局面。因此，章氏当时便将他激烈的排满主张压抑在心中，他虽命笔作文，但却秘不外宣，只不过对其二三好友时一倾吐，公开场合他仍然主张“以革政挽革命”，[34]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他政治思想的双重结构，即隐性层次的激烈的排满革命论与显性层次的温和的政治改良论。但章氏将他的“革命”思想压抑在心底，并不等于问题就解决了，它只会使章氏的内在冲突进一步加剧。因为，如果要“革政”，即通过君权来变法，就意味着要承认清王朝统治的合理性，就不容有“革命”思想存在的余地，就会使章氏种族革命的目标永无实现之可能；如果要“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通过君权进行变法的期望就会化为泡影，并且还必然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康有为与孙中山各执一端，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所以，康、孙二人就不会像章太炎那样内心冲突而陷入两难境地。
调合论：客帝玄想与借权之谋
如果能在政治革新的过程中同时完成种族革命，对章氏来说是再好也不过的了。怎样才能解决“革政”与“革命”思想的矛盾冲突呢？章氏曾提出过下面两套设想，试图以“客帝”或“分镇”来融释他双重政治思想的矛盾。
1.客帝论。章氏主张奉孔子的后代“衍圣公”为天下之“共主”。“共主”是名义上的国家最高统治者，世代相袭，不掌实权，仅具有象征意义，但他是法理上的国家一切权力的来源。满族虽无统治中国的合理性，但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用外人为“客卿”的先例，因此，可仿此先例“聘”满人为中国的“客帝”。章氏认为光绪皇帝是一个圣明的君主，[35]仍可“聘”光绪皇帝为中国的“客帝”来领导政治的革新。“客帝”掌握国家实权，是国家权力中心之所在，但在法理上他的权力要来自于“共主”，靠“会推”产生，[36]且不可世袭。在政治革新的具体措施里，章氏特别提出了废除满族特权，将八旗散归郡县等主张。[37]并且，由于他所规设的“客帝”已无世袭之权，这样一来，“客帝”在领导进行政治革新时，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必然是满族主宰中国政治权力的丧失。这是一种和平的种族革命，由此，章氏“革政”与“革命”双重政治思想的矛盾，便也自然而然地化解了。
2.分镇论。“客帝”主张如果行不通，章氏认为“则莫若分镇”。[38]当时章氏虽然将中国政治革新的希望寄托在拿破仑式的英明君主身上，但衡诸当时的现实，这种主张究竟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这在章氏自己也是深表疑虑的。因此，他在对光绪皇帝抱有不切实际幻想的同时，对一些汉族实力派督抚也抱有莫大的期望。希望通过一些汉族实力派督抚来完成中国政治的革新，这是他“分镇”构想得以确立的原因。综观他的“分镇”论，主要有下面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将天下分为“王畿”与五个“道”，[39] “王畿”仍归中央政府管辖，“道”分别交给有才能的督抚去管理。各“道”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是松散的，对外，中央政权则将各“道”视作自己的“封建之国”。[40]第二，增强“道”的权力。中央政府仅保有对各“道”形式上的册封权，各“道”内部的“行政署吏”等一切大权，皆由各“道”自专。[41] “道”对中央仅有两项义务：一是每年向中央进贡数十万，二是得保有其统辖的土地，不得有寸土丧失。各“道”首脑一经中央任命，只要他能很好地履行对中央的义务，即可终身担任此职。“死则代以其属吏，荐于故帅而锡命于朝。”[42]章氏认为如果各“道”的权力得到了增强，那么，各“道”通过变革内政，不仅可以使“外人不得挟政府以制九域”，而且使“人人亲其大吏，争为效命”，[43]不仅可以完成中国政治的革新，还可以将中国从深重的民族危机中解救出来。第三，“道”虽然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不是独立的国家，“始于建功，终于纳土”，[44]最终仍要像日本的萨、长二藩那样返政于中央。将国家政治革新的希望寄托在二三汉族实力派督抚身上，这在当时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呢？对此，章氏虽然也抱有疑虑，但他认为当时中国为列强瓜分之形已露，如果被列强瓜分，还不如被“方镇”瓜分，督抚未必皆贤，如果实行“分镇”，至少可得三四个贤明的督抚，这仍可为中国的复兴存下一线希望。[45]
这种“分镇”论同他的“客帝”论一样，是章氏出于“不得已”[46]所进行的政治规设，这两个政治主张虽然有别，但其思路，即其内在精神却是完全一致的。“客帝”论虽无排满之名，但已有排满之实，也符合他君主变法的政治主张；“分镇”论虽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但将中国政治革新的大任交给地方实力派督抚，与他君权变法的主张也不矛盾，在此他只不过是将他所期望的英明君主换成了各“道”的英明督抚而已。各“道”通过政治革新，架空中央政权（由满族掌握）的统治权力，渐次也可以达到完成种族革命的目的，章氏称他的这种规设是“借权之谋”。[47]如果说这一时期章氏注重历史变革的一贯连续性，在推行政治革新时，关注本国的特别国情，主张通过强有力的君权来进行变法，尚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他旨在调和双重政治思想矛盾的“客帝”论与“分镇”论，则纯属空想。这种“客帝”玄想与“借权之谋”，根本无实现之可能。因此，他的调合奇谈仍然不能解决他内心的剧烈矛盾冲突。
戊戌以后，章太炎对现政权彻底失望。1900年，他在上海“解辫发”，公开与清政府决裂，公开打起“排满”的旗号，认为“提挈方夏在新圣，不沾沾可以媮取”，[48]作《客帝匡谬》、《分镇匡谬》以自警，主张推翻清政府，完成种族革命之后，再由新政权来领导中国政治的革新，并将自己汇入到二十世纪初的滚滚革命洪流之中去。至此，他“革政”与“革命”双重政治思想的矛盾，才获得了彻底解决，章太炎也才真正从多年来内心剧烈冲突的困扰之中解放出来。
（注：本文原刊于《历史教学》1996年第8期。）
[1]《戊戌变法》（二），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194页。
[2]《戊戌变法》（二），第176、194页。
[3]参阅萧公权《行政制度现代化——康有为之主张及其意义》，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重庆出版社，1987。
[4]章太炎：《变法箴言》，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
[5]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第87页。
[6]章太炎：《尊史》，《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按：1900年章氏亲自校订《訄书》，在其手校本《訄书》里有《尊史》篇目，因此，此篇应作于戊戌时期，参阅《章太炎年谱长编》（上），第112页。
[7]章太炎：《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8]《戊戌变法》（二），第197、215页。
[9]章太炎：《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10]章太炎：《对二宗》，《检论》，《章太炎全集》（三）。
[11]章太炎：《尊荀》，《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三）。
[12]章太炎：《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13]章太炎：《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14]章太炎：《明群》，《訄书》（初刻本）。
[15]章太炎：《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16]章太炎：《答学究》，《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17]章太炎：《明群》，《訄书》（初刻本）。
[18]章太炎：《明群》，《訄书》（初刻本）。
[19]章太炎：《明群》，《訄书》（初刻本）。
[20]章太炎：《明群》，《訄书》（初刻本）。
[21]章太炎：《平等难》，《訄书》（初刻本）。
[22]章太炎：《明群》，《訄书》（初刻本）。
[23]章太炎：《明群》，《訄书》（初刻本）。
[24]章太炎：《先曾祖训导君、先祖国子君、先考知县君事略》，《太炎文录续编》，《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5]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第5页。
[26]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第5页。
[27]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第6页。
[28]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第9页。
[29]章太炎：《原人》，《訄书》（初刻本）。
[30]章太炎：《原人》，《訄书》（初刻本）。
[31]章太炎：《原人》，《訄书》（初刻本）。
[32]章太炎：《原人》，《訄书》（初刻本）。
[33]章太炎：《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34]章太炎：《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35]章太炎：《客帝》，《訄书》（初刻本）。
[36]章太炎：《客帝论》，《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37]章太炎：《客帝》，《訄书》（初刻本）。
[38]章太炎：《分镇》，《訄书》（初刻本）。
[39]章太炎：《分镇》，《訄书》（初刻本）。
[40]章太炎：《分镇》，《訄书》（初刻本）。
[41]章太炎：《分镇》，《訄书》（初刻本）。
[42]章太炎：《分镇》，《訄书》（初刻本）。
[43]章太炎：《分镇》，《訄书》（初刻本）。
[44]章太炎：《藩镇论》，《章太炎政论选集》（上）。
[45]章太炎：《分镇》，《訄书》（初刻本）。
[46]章太炎：《分镇》，《訄书》（初刻本）。
[47]章太炎：《分镇匡谬》，《訄书》（重订本）。
[48]章太炎：《分镇匡谬》，《訄书》（重订本）。